跨文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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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研究的跨文化視角

翻譯研究經歷了漫長的以感悟經驗為主的語文學時期之后，以專注語言層面機械對等的唯科學主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風靡一時，從70年代至今，經過理性回歸最終將視線轉移到翻譯背后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對翻譯過程和結果的不容忽視的作用與影響，翻譯研究從此得以“文化轉向”進入了文化學時期，其代表人物美國學者安德烈·勒弗維爾認為翻譯研究的著眼點不能只停留在探究兩種文本在語言形式上對不對等的問題，同時還要關注與翻譯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種種文化問題上去，如為什么翻譯外國文本，為什么選擇某個文本，誰選擇的，譯者自己、委托人，有沒有別的因素，譯文讀者什么反應又怎么去根據讀者反應去調整，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有沒有按當時社會、文學和意識形態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譯的跨文化性決定了以語言文化為載體的翻譯研究必然將學術的視角對準跨文化交流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行為和現象，其中既有對翻譯內部的微觀研究，如語言技術層面以及文體翻譯的總結，又有對外部因素的宏觀關注，可以概括為三種:“目的語文化中的各種規范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結果的影響;翻譯作品對目的語文化產生的影響;原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在地位上的差異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結果的影響。”［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與影響常常是跨文化翻譯研究的關注重點，所以這也是本文對兩個譯本進行跨文化比較的理論依據和主要探討內容。

二、《西游記》兩個英譯本的跨文化比較

截至目前，《西游記》有兩個最全的譯本。第一個將這項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華人、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和美國神學院教授余國藩(An-thony)。全譯本歷時14年，共分四卷，譯名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并同時在英國倫敦推出。而緊隨其后英國漢學家詹納爾(W．J．F．Jenner)的第二個全譯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著問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冊，再版時又分為四冊本和六冊本。兩個全譯本的連續問世可以說是世界范圍內的一項文化盛事，受到了當時的文學界、文化界、翻譯界乃至宗教界等多個領域的廣泛關注，在英語讀者中也得到了積極反響。

(一)兩個譯本的成書背景

在兩個全譯本成書之前，《西游記》英語譯介都是以節譯本、縮譯本或選譯本的形式出現的。“假如要詳細研究兩種文化對翻譯作品做成的引力，我們當然不能撇開其時代背景及譯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說要同時顧及宏觀的文化氛圍和微觀的個人背景。”［3］11全譯本推出的時候，中國已經實施改革開放，對外經濟的開放也意味著文化的開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謝天振在回顧中國20世紀文學翻譯史時總結說:“從1977—1979年，無論是重版舊譯還是新譯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認為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近現代作品。翻譯出版社選題基本上還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譯選擇規范為標準。”［4］“文學翻譯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由主管機關和各方面統一擬定計劃，有方法、有步驟地來進行。”［5］508這就是當時的規范標準。詹納爾版的全譯本是在1977年前后開始啟動的，無疑為成書的歷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腳。他于1962年從牛津大學中文學習結束以后就來到中國，連續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譯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國專家的身份為國家外文局從事翻譯服務。接受《西游記》翻譯任務之前，他在本國內已將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動畫片《大鬧天宮》的電影腳本翻譯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來他在《西游記》翻譯后記中說道:亞瑟·韋利的譯本《猴》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縮譯本，激發了他對《西游記》與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由此可見，詹譯本的出現是歷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訴求、政府的委托與個人興趣的共同結果。再來看余國藩的全譯本。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就是英國本土人士的翻譯作品在中國出版，而華人的翻譯作品在海外出版，這種現象恰恰說明全世界當時對中國是怎樣的一個關注度。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社來說，把住時代的脈搏是保障其商業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這個時候出版《西游記》全譯本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從余譯本的成書過程來看，出版社或其他機構并沒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國藩的全譯本的先決條件是他在香港長大的背景賦予他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傳統文化的修養，在美國求學教書的經歷成就了他在西方語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誘因是他從小就愛讀《西游記》，當看到亞瑟·韋利的縮譯本“對語言根本性的改寫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滿與痛心，并公開提出了批評與質疑。另外，余國藩在譯文的序言中說《西游記》是最受歡迎的中國小說之一，而且東西方學者也對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現諸多不同的譯本，但是譯者都是西方人沒有一個中國人，“除了1959年的一個俄文全譯本之外，還沒有一個全譯本適時地介紹給西方讀者”［7］40。由此看來，余國藩的全譯行為也是時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種個人選擇，而這種個人行為是基于他作為海外炎黃子孫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責任感和文化自覺。

(二)譯者翻譯策略的比較

語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譯的可能性，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導致了翻譯的必要性。文化專有項是翻譯中的主要問題，因此，選擇哪種翻譯策略來有效傳達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也直接關系到翻譯的結果，“翻譯已被越來越明確地視為一個決策的過程”［8］。《西游記》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說儒道釋三種宗教文化的綜合呈現，單是形形色色的各種制度文化、哲學神話、物質用具、風俗人情、習語方言、詩詞歌賦等等，匯聚一處就足以顯示該書翻譯的難度與高度了。兩位譯者在譯文中皆顯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轉換能力，而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也表現出不同特點與傾向。出于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國藩在照顧到一定程度的可讀性基礎上，翻譯策略的選擇總體是傾向于著名翻譯學研究專家、美籍意大利人勞倫斯·韋努蒂的異化策略的。他認為，隨著時間的遷移、交流的加深、知識的增加，許多不可譯的內容會變得可譯，那種只看重可讀性而舍棄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簡約主義，是“不可饒恕的歸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譯文中對文化內容大多采取忠實直譯加注釋的具體措施來拆除文化障礙，“每頁差不多都有半頁的篇幅作注解”［6］18，就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來歷也解釋的清清楚楚。另外，為了加強讀者對原書的了解，他在譯文的前言中敘寫了篇幅達62頁的導讀內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書過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紹以及研究現狀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錄中都標出注釋的參考出處，橫跨經史子集和一些學者的相關著作，足見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這樣一來，評、譯、注的結合就為余的全譯本添上了一層濃厚的學術色彩與人文關懷。詹納爾的全譯本是中國開放之初在政府部門委托下進行的，當時的初衷主要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外推出一些有進步意義的名著作品，在傳播文化的同時，作品的可讀性還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納爾的母語文化背景對英語讀者閱讀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呈現異化與歸化并重、可讀性與忠實性并存的特點，而不是過多地在學術性效果上下功夫。這可以從他的翻譯后記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對我來說不是擔心自己的翻譯怎么樣，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豐富無窮的觀察力與創造力就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了。我在翻譯中獲得的這種樂趣如果我的讀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9］2341-2343所以為了讀者閱讀的流暢性與愉悅性，詹納爾也沒有像余國藩那樣做出那么多的注釋，雖說他在附錄中也提供了一些原書有關的研究著作書目，可這不過是出版作品的一種常規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嚴肅創作態度，再者也是為感興趣的有心讀者進一步延伸閱讀提供幫助。

(三)譯本讀者接受的比較

“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在我們判斷一個譯作的價值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6］22兩個譯本的先后問世，既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也受到了普通讀者的廣泛歡迎。在余譯本的第一二兩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紐約書評》發文大力贊揚:“余用一種既忠實于原文又可使英語讀者理解的方法將精妙深奧的原文翻譯出來。他甚至將其中難以處理的詩詞也全數譯出，借助這本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那些熟悉亞瑟·韋利縮譯版的讀者終于能夠領略到原小說的博大豐富，定會驚嘆不已的。”［10］西游記研究專家、哥倫比業大學夏志清教授給予余本充分贊譽，認為是對英語世界文學的豐富和補充。普林斯頓大學普萊克斯·安德魯教授(PlaksAndrew)認為詹的譯本“沒有學術機械感，非常具有可讀性”［11］283。由于學術條件與區域范圍的限制，筆者沒有找到確切的西方讀者對兩譯本的評價資料，但是借助互聯網查到了美國最大的圖書銷售網站亞馬遜網關于兩譯本當前的銷售情況，并且看到了讀者的評價。西方人的良好的學術習慣使得他們在網站上的評價往往不是三言兩語而是以不少的篇幅嚴肅、客觀地寫下自己的想法。筆者認為這就是描述兩譯本在海外接受情況的最直接最鮮活的數據。從網站上提供的數據看，余譯本的銷售排行第53399名，遠遠超出比詹的譯本的第224822名，這里要說明的是后者的譯本是亞馬遜的引進版，所以上架時間不同這里不作為比較依據。從譯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從寫評價人數的活躍度看，余版27人遠低于詹版的60人。購書的讀者大多都給予兩譯本肯定的評價，其中一個叫Luke的讀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長達732字的關于這兩個譯本的評價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簡單介紹了兩譯本的出版與譯者的情況，然后評價說詹本語言地道易懂，注釋不多可讀性強，高中水平就可以閱讀;余譯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實，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隸)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犧牲譯文的可讀性，不過余本更嚴肅、更有學術性。他最后總結說，兩個譯本翻譯水平不相上下，難分高低都值得推薦，如果讀者傾向于忠實性，余本是首選;如果讀者傾向于語言地道故事流暢性，詹本是首選。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讀者對待中國文學的態度已經“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不聞不問”［6］17改變為熱情而又理性的接受，當然這既要歸功于《西游記》自身非凡的藝術魅力，也要歸功于兩位譯者的嘔心瀝血的付出。若從比較的角度來說，兩個譯本在學者中的認同度與讀者中的受歡迎度確實是各有千秋、難分伯仲。

三、全球化語境下經典翻譯的跨文化視野

當前全球化的速度與廣度已經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再加上與互聯網信息傳播即時性，兩者相互作用的巨大推動力使得從前的地域限制被徹底超越，文化交流與傳播不再是局部的偶發的，而是全方位的無時不在的，由此導致世界各文化間互動的空前活躍，翻譯活動也可謂是盛況空前，達到了從未有過的新高潮，也為全世界的讀者提供了一個增進相互了解的最佳機會。要想讓世界真正客觀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的經典翻譯是一條最高效便捷的快車道，而且“文學翻譯試圖把兩種文化的閱讀體驗有機聯系起來，這種嘗試能有效加強文化間的相互關系，促進對文化差異性的尊重”［6］20，所以經典翻譯的使命任重而道遠。《西游記》的翻譯不能因為有了兩個全譯本就到此為止，新的歷史語境有新的文化需求，經典新譯、重譯要更加具備跨文化視野，根據讀者的不同文化需求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多樣性并存讓譯入語讀者擁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從而更全面深刻地了解源語文化，提升中國的文化形象。而相關的翻譯研究也要緊隨其后源源不斷提供理論動力，這樣中國的翻譯事業才能欣欣向榮。將《西游記》的兩個全譯本置于跨文化視野內進行比較，不是要評出孰優孰劣，而是通過對譯本成書背景、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以及譯入語讀者的接受等這些語言外的文化因素進行比較分析，探究翻譯實踐背后的互動因素對譯本結果的影響，從而就如何進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了解譯入語讀者的閱讀期待以及客觀對待文化差異進行初步的描寫性探索，也為當前不斷升溫的經典翻譯帶來一些思考和啟示。

作者：謝曉禪單位：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外語與經管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