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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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以往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研究中，存在著“集體”(collectives)的意義指向模糊的問題(陳玲麗，金盛華，劉文，黃甜，2013)。雖然社會群體(so-cialgroups)是集體主義的內核，但是在集體主義理論和測量實踐中很少有研究者去關注“集體”的內涵。Oyserman等(2002)對以往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問卷內容編碼的結果發現集體主義的核心是“對內群體的責任和義務”。Brewer和Chen(2007)通過內容分析認為絕大多數文章沒有把泛集體—這一集體主義術語中的目標囊括在內，相反測量的主要目標是關系集體(內群體)。陳玲麗、金盛華、劉文和孫麗(2013)通過國內學者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概念的內容分析，發現國內學者主要是指向“大集體”，且在“大集體”的內涵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模糊集體為主，泛集體和模糊集體混雜在一起。由此可見國內外學者所認同的集體主義概念中“集體”的意義指向是不一致的，這種不一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西方學者在中國人是否集體主義的問題上持截然相反的觀點。此外，多數學者認為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傾向是和具體情境有關的，隨具體情境中參照對象(ref-erencetarget)的不同而改變。Hui和Triandis(1986)首次提出了集體主義是個多維的、與具體參照對象相關的觀點。一個人在面對關系中的人時可能很集體主義，而面對其他人時卻不盡然(Hui，1988)。而后一些研究者也認為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傾向依賴于對象(內群體還是外群體)、情境和具體行為(Tri-andis，2001;Triandisetal．，1988)，是種類似于人格特質和具體參照對象的混合體(Realo，Koido，Ceule-mans，＆Allik，2002;Realo，Allik，＆Vadi，1997)，是種文化癥候群或社會模式，有內外群體之分(Oyser-manetal．，2002)，在不同的內群體中表現不同(Rhee，Uleman，＆Lee，1996)。一些跨文化心理學研究者已經直接或間接地承認，集體主義的概念或許可以通過關系依存這個術語來界定:比如Kim(1994)區分了集體主義的形式:泛集體主義(“un-differentiated”collectivism)和關系集體主義(“rela-tional”collectivism)。綜上所述，學者對集體主義概念中“集體”指向的認識上存在模糊性和不一致性:國外學者指向關系群體，國內學者指向泛群體;且個體主義—集體主義隨具體情境中參照對象的不同而改變。因此要比較中西方被試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上的可能差異，需要區分參照對象。本文著眼于區分參照對象的視角探討中西方被試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上可能的差異及具體表現，將參照對象區分為親密關系群體、一般關系群體和泛群體。并且首次嘗試性地把“自己”設為參照對象之一，以期深入、細致地考察被試在“自己”與其他三個參照對象的權衡中所表現出的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上的可能差異，剝離出以往問卷中存在的“項目和參照對象混淆的效應”，深入揭示中西方被試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上的可能差異。

2研究方法

2．1研究工具

中英文版自編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問卷，共19題，每個項目要針對四個參照對象(自己、親密關系群體、一般關系群體、泛群體)分別進行作答，即有四個分問卷。每個分問卷都有兩個維度:行為理念和價值選擇。問卷采用Likert式6級評分。中文版四個分問卷的Cronbachα系數在0．91～0．95之間，各維度Cronbachα系數在0．83～0．92之間。該問卷信度和效度良好。馬洛—克羅恩社會贊許性量表(Crowne＆Mar-lowe，1960;汪向東，王希林，馬弘，1999)。英文版的Cronbachα系數為0．88，一個月的重測信度為0.89。

2．2研究對象

中國被試的數據收集采用傳統的紙質問卷調查和網絡版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共有有效數據453份(紙版問卷有效率為93．6%，網絡版問卷有效率為94%):其中男性171人，女性275人(性別信息缺失7人)。學生樣本的年齡范圍為13歲到28歲(M=19．91，SD=1．89)，成人樣本的年齡范圍為18歲到45歲(M=26．82，SD=5．69)。西方被試有效數據共180份，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在某大學就讀的留學生。采用個別施測，發出問卷40份，回收問卷32份(回收率80%)。男18人，女13人(性別信息缺失1人)。年齡范圍為20歲到39歲(M=25．97，SD=4．41)。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范圍從1個月到4年。另一部分是加拿大某大學的學生。采用團體施測，發出問卷148份，回收問卷148份(回收率100%)。男46人，女102人。年齡范圍為17歲到25歲(M=19．43，SD=3．21)，其中有1人54歲。

2．3研究程序與數據處理

問卷的翻譯和內容效度的檢驗:將自編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問卷(19題)經過中譯英、仔細推敲形成英文版問卷，再經過英譯中、比較、討論、修改和請有跨文化研究經驗的研究者把關和檢查，最終確定英文版問卷。施測過程:對國內留學生采用個別施測，填答完畢送簽字筆一支。國外樣本采用團體施測，填答完畢后，被試獲得1個學分。數據處理:采用Epidata3．1軟件進行數據的雙錄，錄入完后導出為Spss分析文件。處理方法為:用Spss15．0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協方差分析。

3結果與分析

對中西方被試的社會贊許性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中國被試(17．07)的社會贊許性得分顯著高于西方被試(13．93)，t=6．79，p＜0．001，Co-hen’sd值為0．61。

3．1中西方被試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上的差異

對中西方被試在4個分問卷上的總分差異，以社會贊許性為協變量，分別進行協方差分析。未將社會贊許性作為協變量時，當參照對象是“自己”時，西方被試得分顯著高于中國被試，t=－2．50，df=620，p=0．013，Cohen’sd值為0．22;把社會贊許性作為協變量后，當參照對象是“自己”時，中西方被試沒有顯著差異;并且中西方被試在“自己”上的得分沒有顯著差異的結果，受協變量社會贊許性的影響顯著。從表1還可以看出，將社會贊許性作為協變量后，當參照對象是一般關系群體時，中西方被試的得分沒有顯著差異;中西方被試在一般關系群體上的得分沒有顯著差異的結果，受協變量社會贊許性的影響顯著。當參照對象是親密關系群體、泛群體時，中國被試的得分顯著高于西方被試，但是效應值并不高(分別為0．03和0．04);并且當參照對象是泛群體時，中國被試得分顯著高于西方被試的結果，受協變量社會贊許性的影響顯著。

3．2中西方被試在四個參照對象上的差異

中西方被試在四個參照對象上得分的描述統計如下:中國被試在“自己”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95．00，標準差為11．32，西方被試在“自己”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97．46，標準差為10．24;中國被試在親密關系群體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96．95，標準差為9．93，西方被試在親密關系群體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93．07，標準差為9．73;中國被試在一般關系群體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68．83，標準差為14．03，西方被試在一般關系群體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67．94，標準差為15．40;中國被試在泛群體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56．02，標準差為17．25，西方被試在泛群體分問卷上得分的均值為47．20，標準差為15．09。對中西方被試在四個參照對象上的差異，以社會贊許性為協變量進行協方差分析，結果見表2。參照對象對因變量的影響力強度達到0．33，而中西方之間差異雖然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水平，但在真實世界中的強度并不大，僅為0．02。以條件篩選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比較(吳明隆，2000)，結果如下:中國被試在不同參照對象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總分上存在顯著差異，其中親密關系群體的總分最高，“自己”總分排第二，一般關系群體總分排第三，泛群體總分排最后，且兩兩之間差異顯著。西方被試在不同參照對象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總分上存在顯著差異，“自己”的總分最高，親密關系群體總分排第二，一般關系群體總分排第三，泛群體總分排最后，且兩兩之間差異顯著。

4討論

效果量是指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力程度。統計檢驗雖可決定自變量的統計意義，但是卻無法說明自變量效果在實務上的意義與價值。此時，即需根據效果量來反映自變量效果在真實世界的強度意義，亦即一種實務顯著性或臨床顯著性的指標(邱皓政，2013)。中西方被試社會贊許性的獨立樣本t檢驗的Cohen’sd值為0．61，處于0．30～0．50的區間內，表明效應值在中等水平，意味著中西方被試在社會贊許性上的顯著差異具有實務上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對中西方被試在其他變量上的差異檢驗需要以社會贊許性為協變量。當參照對象是“自己”時，未將社會贊許性作為協變量時，西方被試的個體主義得分顯著高于中國被試，但是其效應值(Cohen’sd值)僅為0．22，表明自變量效果的統計意義在真實世界中的強度并不大，還未達到實務顯著性水平。把社會贊許性作為協變量后，中西方被試在個體主義上沒有顯著差異，與前面得到的效應值低的結果是吻合的。但是，中西方被試在“自己”上的得分沒有顯著差異的結果，受協變量社會贊許性的影響顯著。這一結果表明，西方人是個體主義占主導，它與學者的觀點也是一致的。許烺光(2002)認為，美式作風是凡事靠自己。美國的立國精神就是徹底的個人主義，徹底個人主義最基本的要件就是自我依賴。世界上大部分社會中的人大概都能自給自足，個人能夠照顧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但美國的徹底個人主義是指:一個人不僅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自給自足，還要奮力拼命的去爭取。一個人應該經常告訴他自己和別人，他的命運是自己掌握的，不需要別人幫助。“笑的時候全世界跟著你笑，哭的時候你自己一個人哭。”中國被試在面對“自己”這個參照對象做評定時，容易受社會贊許性因素的影響;在剝離了社會贊許性因素后，中國被試也是個體主義的。當參照對象是親密關系群體時，中國被試的集體主義顯著高于西方被試的結果，在真實世界中的強度并不大，還未達到實務顯著性水平。也就是說，當參照對象是親密關系群體時，中西方被試的差異并不明顯。這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費孝通，1998)具有一致性:中國社會是“以‘己’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象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楊國樞(2004)概括說“以自我作為界定親疏關系的起點或參考點，是人類學家常用的辦法。”另外，與楊中芳(2001b)對中國人人己觀的解讀“以擴大界限的‘自己’為中心”也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然而，當參照對象是泛群體時，中國被試的集體主義顯著高于西方被試的結果，在真實世界中的強度并不大，還未達到實務顯著性水平。也就是說，當參照對象是泛群體時，中西方被試的差異并不明顯。這與以往學者的觀點也是一致的，比如集體主義者有強烈的內外群體之分(Triandisetal．，1988;Trian-disetal．，1990)。中國人的家族主義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應是一種“內團體的集體主義”(楊國樞，2004)，而不是一種“普遍性的集體主義”(Schwartz，1990)。本文結果同時也表明，中國被試在泛群體分問卷上的得分顯著高于西方被試的結果，受協變量社會贊許性的影響顯著。這可能意味著，中國人在社會主義意識導向的長期、正面地教化下，在看到本文自編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問卷指導語中對“泛群體”的界定時，可能強烈地啟動了經社會教化而積淀下來的浮于表面的“共同的成員身份”意識，尤其可能強烈地激發、啟動了“國家”意識，就類似于陸洛教授對中國人自我的概括一樣(陸洛，2003):“中國人的自我并非行為的指針，而是‘道德人’在行為考量中應盡力克服的‘我執’”;因此，這時中國人在問卷得分上的結果表現出來的可能僅僅是種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是社會參照的，價值取向才是一個人行為的最終指導力量)，而非源于其內化的價值取向。或者，依Yuki等(2005)的偏激觀點來看，中國人注重與泛群體的聯結，可能是種策略，這種策略通過維持這種聯結關系而使得個體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國人外表所顯現的行為，事實上可能并非是反映，卻是應對文化導向及要求的結果(楊中芳，2001c)。”對四個參照對象上的差異進行混合實驗設計的協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參照對象對因變量的影響力強度達到0．33，遠大于0．138的標準，屬于高效應值。而中西方之間差異雖然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水平，但在真實世界中的強度并不大，僅為0．02，屬于低效應值。這說明參照對象上的差異，比文化差異的強度要明顯;文化對被試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反應是有影響，但遠不及參照對象的區分所造成的影響那么強烈。以條件篩選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比較結果表明，在進行四個參照對象的權衡時，中國被試最重視親密關系群體，其次是“自己”，再次是一般關系群體，最后才是泛群體;西方被試最重視“自己”且趨向于將親密關系群體和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再次是一般關系群體，最后才是泛群體。因此本文認為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差異隨著參照對象的不同，其表現也有所不同;從人際距離由親到疏，集體主義表現越來越弱，個體主義表現越來越強。基于此結果本文嘗試做出這樣的推論: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實質是種人際距離的反映;隨著人際距離的增大人們越傾向于表現出個體主義。

5結論

文化間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上的差異并不明顯;參照對象對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影響顯著，隨著人際距離由親到疏中西方被試越傾向于個體主義。

作者：陳玲麗金盛華劉文孫麗單位：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教育科學系貴州大學心理健康教育咨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