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與學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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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學似乎從來就不是純粹的書齋學術。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文藝學就和意識形態乃至政治斗爭結下了不解之緣，對文學的研究常常變成了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政治與歷史批判，也就是所謂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在改革開放初起的八十年代，文藝學曾經出現了所謂“向內轉”的趨勢，研究方向從意識形態化的“庸俗社會學”傾向轉向了“文學本體論”傾向，即以文學作品內部的審美特征特別是文學形式為中心的研究方向。到了九十年代，文藝學研究似乎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又轉向了對文學外部的文化語境的研究。在這個“外—內—外”三段式的發展中，每一階段都可以看到外國學術思潮影響的印記：早先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受到過蘇聯的影響，而后的“文學本體論”則是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等的影響，再往后的文化語境研究可以看出蘇聯文化學派、巴赫金的文化詩學以及西方當代闡釋學和接受美學等多方面理論的影響，而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文化批判思潮的影響則更為突出，如“文化工業”、“消費主義”、“霸權”、“意識形態”、“邊緣化”、“編碼”、“合謀”、“策略”等等術語都標記著這方面的影響。文藝學好像在轉向“文化學”乃至文化批判。文藝學該不該轉向文化批判？有一位美國學者雅各比《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的觀點似乎傾向于肯定。這本書中對美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狀況提出了批評。他的一個觀點是：美國的知識分子正在消失。所謂“消失”不是說不存在了，而是說從公眾視野中的消失——過去的學者中有很多面向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而現在都進了大學變成專業化的學者。他們不再為公眾寫作，而只是給基金和資格評審委員會寫作。他認為這種消失意味著美國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的缺失。我們可以想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會存在同樣的問題——從社會關懷轉向專業化研究和寫作時，學術是不是也會變成僅僅為各個方面的評審專家們負責的事業？從這個角度來看，文藝學向文化學和文化批判的轉向是否可以理解為知識分子對公共社會的關心和責任感？但當我們肯定文藝學對社會文化的關注時，恐怕還不得不注意這種關注與真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正與我們所接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影響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理論觀念和實踐雖然很復雜，但有些方面是共同的，也是基本的出發點。簡單說來，就是都以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秩序為批判對象，而且基本上都是把這種文化秩序理解為統一的意志和實踐，即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權力的實現。這種意識形態權力的實現手段，按照霍爾的觀念是通過“編碼”進行的，即在表面上無害的信息中編入了操控接受者的“密碼”，使接受者在不知不覺的“解碼”過程中接受了意識形態的影響。根據這種理論，文化批判的任務就是破解意識形態“密碼”。比如從一則洗衣粉商品廣告中，羅蘭•巴特就破解出了其中隱含著的意識形態意義編碼——商人通過廣告形象制造了一個消費主義的“安樂鄉”，誘使消費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種意識形態的操控。這種文化批判對中國學者的影響相當大，從廣告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商業活動中破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操控消費者的“密碼”，幾乎成了文化批判的經典方法。這種批判對大眾具有一種警示的作用：使一般消費者不要盲目服從商業的引導而更多一點批判的、自主的意識。這當然是一種積極的社會作用。然而這種文化批判的理論和操作本身也存在著問題——在某種特定的價值觀念或社會理想引導下進行的批判是實事求是地認識和解決社會文化問題，還是僅僅為了表達一種意見或一種觀念體系？換句話說，文化批判能否真正成為具有知識意義或學術價值的研究？就拿上面提到的羅蘭•巴特對洗衣粉廣告的批判來說，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宣稱“第一屆世界清潔劑會議（巴黎）完成了授權全世界向Omo安樂鄉屈服的任務”，然后是具體地對廣告制造的消費“安樂鄉”意象進行的解碼，以揭示這個廣告引誘消費者“屈服”的意識形態意圖。在文章的最后作者點題說：“這個安樂鄉，卻不能令我們忘掉，Persil和Omo在某個行星上是同樣的東西：Unilever（聯合利華公司）。”意思是說，雖然兩種清潔劑的廣告形象不同，其實都是同一公司的產品；不同的形象不過是不同的宣傳手法而已。這篇文章的分析的確很精彩，但如果認真研究的話就可能產生一個疑問：這種洗衣粉的所宣傳的深層清潔和減少磨損的效果有沒有技術根據？如果沒有，那當然這種宣傳就是純粹的欺詐；但欺詐與意識形態編碼似乎并不能等同。反過來講，如果洗衣粉廣告宣傳的效果的確有技術根據又該如何理解？事實上這幾十年來清潔劑的清潔性能和降低磨損腐蝕的效果的確在提高，第一屆世界清潔劑會議是不是在替Omo洗衣粉撒謊還是個疑問。這樣一來，對廣告形象“編碼”的破解就出現了歧義：假如從技術上講，這種洗衣粉當真可以滲入到布料的深層、當真降低了磨損和腐蝕性，羅蘭·巴特的解碼還有效嗎？當然，羅蘭·巴特可以爭辯說這個符號具有多種意義編碼和解讀的可能性。然而這等于說意識形態編碼的觀點可能并不比其他的解讀方式更具優越性，這種解讀方式或許只是分析者個人觀點傾向的表現。當意識形態編碼的主導地位被取消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這種文化批判理論的效力變得可疑了起來。羅蘭•巴特對洗衣粉廣告的批判并不是個絕無僅有的例外。近年來深受意識形態批判影響的中國學術界同樣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前不久中央電視臺的一檔節目涉及了當今作為美容方式而流行的整容手術問題。現場的一位嘉賓提出，整容其實是商家制造出統一的關于“美”的標準，誘使消費者服從商家的意圖。換一種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表達方式，就是說整容手術被商業進行了意識形態“編碼”，使消費者們在不知不覺中按照商家制造的標準要求來修改自己的容貌；因此，對整容的愛好是接受商業在美容廣告中隱藏的對容貌標準和修改容貌必要性的密碼信息，也就是服從了商家的利益要求和價值觀念。這種觀點當然是我們近年來十分熟悉的文化批判立場。這種文化批判從邏輯上看也沒有什么問題。但另一位嘉賓當時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因為據她所知，古羅馬時期就已有了美容術，顯見這并非當代商業社會才發生的現象；既然如此，把美容解釋為資本主義商業意識形態的要求就難以成立了——即使古羅馬人對美容術的愛好是受當時的美容專家或廣告“編碼”影響的結果，那也已經成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而無法說成是今天的商人所制造的要求。這兩位嘉賓孰是孰非一時難以分清了。這里出現的麻煩在近年來的文化批判熱中應當說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問題。有許多當代文化現象被學者們拿來當作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特征的標志性文本，對其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密碼”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和破解。然而一旦變換一個角度就會發現，許多這樣的破解和批判可能是脫離了語境的誤讀。和上面所舉的整容的例子相似的其他很多商業文化現象都被作為意識形態操控受眾的文本而受到批判，比如當今的商業廣告以及其他各種大眾傳播媒介中，美女形象幾乎是無處不在——電影、電視、書報雜志等媒體中的形象自不必言，各種商業活動和其他公眾活動中同樣少不了美女作點綴，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女XX”、“身體XX”或更露骨的“下半身XX”更成為一種流行的商業性宣傳模式。在這些商業行為文本中，女權主義批評家們看到了一種明顯的意識形態“編碼”——這些形象通過對美女的欣賞乃至性幻想把性別歧視傳輸到了接受這些形象的消費者大眾潛意識中，從而強化了男性的霸權。這種觀點首先來自西方的女權主義批評。在這些批評中，大眾媒介對婦女文化的表現被設想成要盡力維護流行的勞動性別分工，維護女人與男人的正統觀念，并使之繼續下去。因此大眾媒介是在進行著“對婦女象征性的殲滅”活動。這種文化批判從邏輯上講是成立的，如果考慮到當今世界上還存在著那樣多的包括性別歧視在內的各種不公平，這種批判的道德功用也是應當肯定的。然而如果把這種批判不是當作道義的宣傳而是作為學術研究，它的知識價值卻是可疑的。其實問題很簡單：性別歧視與美容術一樣，都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物，而是屬于一個比資本主義長久得多的男性中心的文化傳統。當代大眾傳媒所體現的商業活動的利益是否必須維護性別歧視？是否必須把女性象征性地殲滅掉？我們從商業資本運作的規律中無法發現這種必要性。文化發展的事實也無法提供這方面的充分根據。若干年前的女權主義批評認為媒體“象征性地殲滅”女性的重要證據是女性形象出現得很少而且主要表現為家庭婦女、消費者或傳統的女性工作（如秘書、接待員等等），相貌漂亮卻沒有多少教養。然而我們如果注意一下近年來媒體中的女性形象，就會發現這些批評論據的不充分和不可靠。因為首先，我們都知道如今媒體中的女性形象決不是很少，毋寧說倒是太多了點；其次，女性形象也并不都是家庭婦女、消費者和秘書等等，女性作為學者、生產者或某種技術的指導者出現在廣告中已不是什么奇怪的現象。這樣的反面例證當然不足以說明當代社會已消滅了性別歧視，但卻說明當代商業和媒體并不具有性別歧視的內在必然性——商業追求的是消費者的接受，媒體追求的是受眾的歡迎。在男女平等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文明發展理想的今天，沒有理由認為商業吸引或迎合大眾一定要通過鼓吹和加強男性霸權地位的途徑。廣告中的性別歧視其實是男權文化影響的產物而并非原因。女權主義批評把性別歧視歸咎于商業行為的意識形態動機，這種觀點更像是一種對抗的策略而不是學術研究。上面提到的這些例子是否具有代表性？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文化批判立場的學術基礎如何。簡單地說，文化批判者關于當代商業意識形態的見解究竟是一種學術性的知識還是僅屬于對抗性的意見？有的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商業有共同的運作機制并不意味著就必然具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這一觀點和我們所熟知的階級意識觀點似乎有差距，但在文化現實中往往可以發現這樣的情況：不同的商業勢力和媒體勢力雖然有相似的經營理念和方式，但可能在種族、宗教、性別、社會理想等意識形態方面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拿一個極端的例子來說，本•拉登家族不也是個經營得十分成功的商業集團嗎？難道能設想他們會和美國保守的商人和中產階級有共同的意識形態立場嗎？對消費主義、性別歧視、“文化帝國主義”等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批判經常建立在當代商業文化的意識形態共同性這一假想的基礎上。這種立場突出了批判者的文化激進主義對抗性色彩，卻可能損失了其觀點和論證的嚴密性。這樣的批判作為公共領域的一種輿論立場自有其積極的社會意義，但如果把它們當作學術研究看待，則可能產生知識性謬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又不得不懷疑文藝學向文化批判的轉向是否對這個學科的建設有益。也許雅各比的批評是對的，社會的確需要公共知識分子。但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立場并不簡單地等同于一種社會輿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建立在現實關懷和學術公心基礎上的知識探究活動。以批判性的意見取代科學研究的知識體系，學科就會變成文化沙龍或廣場，學術性也將衰退乃至消失。那么，學科性和學術性是否會導致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呢？雅各比對美國知識分子的分析和上面所舉的例子其實表明，嚴肅的學術態度并不意味著從公共領域消失，而缺乏學術基礎的文化批判恰恰因為失去了對社會問題的科學研究態度、失去了公眾經驗形成的可公度性知識標準，最容易流為脫離公共立場進行概念游戲的“專業化”寫作。而文藝學學科學術性的發展，，正是要從這種“專業化”寫作的想象性和任意性中解脫出來，回到現實社會的真實經驗、真實問題中，只有這樣，學科才會有充滿生機的學術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