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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差異
宗教和哲學是中西方在審視文化方面分歧的主要來源,儒、佛、道、釋合為一體的東方文化一直影響著中國人,中國人最原始的認知在于悟自身,從自身的道德修養出發,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釋家的“空”是它的思想核心。而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教義為思想核心,它包含一種徹底的批判性。西方文化認為獲取和解脫在于樂園和天國,而中方文化則認為是幻想和期待。以中西兩方著名的兩個文學作品《牡丹亭》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為例,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朱麗葉的結局是可怕的毀滅,是到天國去團聚,這種解脫同時也消除了兩個家族的仇恨和積怨。而湯顯祖筆下的男女主人公夢中鐘情,死生離合,沖破束縛,天人合一。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中外人都渴望的文學最終結局,但就這倆個具有深沉的歷史背景下的文學作品來說,同樣的悲劇卻有著不同樣的認知差異。在西方文化中悲劇和喜劇源于不同的認知理念,往往悲劇是主要的文學研究對象,它處在高高在上的一種位置,在一個人物,一件事情的悲劇中體現大自然的崇高,體現人類的偉大,這樣的結合在西方文化中叫做悲劇性。而喜劇是“從逆境與恐怖開始,但以幸福、歡樂與充滿魅力的情調結束。”喜劇經常以卑微的角度來展開事件,敘述主人公的日常瑣事。
雖不能算做是輕視,但多數的西方作品中喜劇慣于發生在小人物身上,而大悲大愛的主人公往往發生在帝國和英雄之中。人們也在不知不覺中更加青睞悲劇多于喜劇。西方人推崇悲劇的重要原因是悲劇莊嚴肅穆的氣氛,認為悲劇的本質是崇高、美、神圣的體現。正因如此,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莎士比亞并沒有滿足于羅、歐在現實生活中的結合,而是賦予了他們更重大的使命,讓他們以自身的完全毀滅來換取最后的反抗,以自身的生命來同封建家族勢力搏斗,直至流完最后一滴血。湯顯祖的《牡丹亭》是一個典型的帶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悲情故事,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特征.杜麗娘身居官衙之中,單調的生活迫使她在虛幻中尋找自己的所渴望的自由和愛情,卻因現實本無法滿足而死去.但中國的文學藝術本著傳統思想的束縛是不會就此結束,雖在現實中悲劇結局,杜麗娘幻化為魂與柳夢梅再次續緣。傳統的中國文學中,悲劇的數量鮮少,大都因讀者心里需求而轉悲劇為團員的結局。中國人喜歡看喜劇,圓滿成為人們最高的社會理想,因此中國的劇作家在創作中將現實生活中的悲劇改為喜劇,給人以光明和希望,同時也滿足了中國人善惡有報、因果輪回的審美心理,也體現了中國的老百姓對于現實社會的反抗和積極樂觀的民族性格。
二、價值觀差異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新事物往往是受到質疑甚至壓制的,這樣的壓力往往來自于那些威權主義者,他們具有話語權,擁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因此,新事物要在中國生發,就要能夠沖破這種大山一樣的壓制。傳統的價值觀影響甚至統治著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個體意識和集體意識是中西文化在價值觀念上的一大差異。個體意識指這樣一種社會認同:認為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是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的個人,強調個人自由與自我依賴。集體意識指另一種社會認同:集體的利益就是個人的利益,集體的榮譽就是個人的榮譽。個人的意志必須服從集體的共同意志。在這樣一種文化模式中,人們基本上被認為是相互依存的。它強調家庭與社區等相關團體內部的責任義務。這里舉具有代表性的兩個文學作品《愚公移山》和《老人與海》為例。
《老人與海》是典型的個人努力奮斗的作品,突出個體意識、強調個人價值作用的西方社會文化。雖然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不可能獨立存在,但在這部作品中,老人獨自一人禁受住孤獨、饑餓、疼痛等等一系列的痛苦折磨最終才得以打敗鯊魚,終得平安。在個人角度來看,老人的行為是成功的,他成功的打敗了鯊魚,平安而返,但對于周圍人來說,他以多日不得收獲,而長時間的出海最終帶回來的也不過是魚骨頭,老人的行動從其行動帶來的實際成果意義上來講無疑是失敗的,從那條大馬林魚遭到第一條鯊魚的襲擊時,老人的辛苦就注定是徒勞的了。但是老人堅決、勇敢地斗爭著,老人本身并不認為這種行為是失敗、愚蠢的,這可以從作品中對老人最后夢到獅子的描述中得到提示。顯然獅子作為力與勇的代表,它在小說中的不斷出現,構成了一種寓意十分明確的象征:象征著老人追求力與勇的搏擊精神。作品中那一位老人、一片海域、一條大魚、一群鯊魚的有機聯系和沖突,使老人的生命張力和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揭示,這無疑是對的唱和。而《愚公移山》中的“率眾挖山”則體現出我國民族強烈的集體意識。《愚公移山》產生的時代,生產力相當低下,人們采取集體的生活方式和勞動形式,任何人都不能離開集體而獨立生活,更談不上離開集體去謀求個人發展,實現獨立的人生價值,體現獨立的人格力量。后來隨著私有制的發展,個人和集體產生了分離,當人們開始考慮個人發展、個人作用的時候,儒教思想深入人心,大一統的政治統治和大一統的精神文化統治促使我國民族鮮明的集體意識的形成,而《愚公移山》中的集體意識則被凝固在這種意識發展進程的早期時段里,成為返觀該歷史發展進程的參照物。
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格局,從內容表達到形式選擇,都是在西方文學的影響下形成的。但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橫向移植。中國作家有著一種先在的心理結構,這種先在結構既表現在價值觀念方面,又表現在審美情趣方面。特別是,中國的作家由于其實用理性精神,其內心情結促使他對中國的現實高度關注,并在自己的創作中使這種價值敏感強烈地表現出來。由于這種先在結構的存在,他們對西方文學的接受就必然有一個價值上的重塑過程和審美表達上的改寫過程。價值重塑是為了與中國的現實有效對接,而審美改寫則是為了使作品更符合中國人的閱讀心理定勢。這種重塑和改寫在中西文化交融過程中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在文學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對比了四本中外名著之后,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在各自的文學作品中都體現的淋漓盡致,可以說文學作品就是文化的一面鏡子,它不僅是文化的反射,也是具體的體現。
作者:韓冰單位:沈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