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揚雄對文學發展的貢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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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漢揚雄的文學創作甚豐，并取得了很大的文學成就。這一方面與他的儒家入世思想有關，另一方面又與他的學力高深、苦心創作分不開。揚雄還在文學理論方面取得一席之位，他對漢賦的批評標準一直影響著后人對漢賦的看法。無論是他的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理論，對文學發展都有一定的貢獻，并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揚雄；辭賦；文學發展；貢獻

西漢末年的揚雄是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文藝理論家,是學術巨子,對文學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揚雄所處的時代是西漢后期政局動蕩之時,王莽新朝初建未定之時,是揚雄文學著述活動的高峰期。社會的動亂不安和政治的黑暗深深影響著他的思想和創作,當時是一個儒學"經學化"的時代,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用來維護大一統中央集權下的政治統治。揚雄作為一個懷有濟世之功的儒者,明確將"明道、征圣、宗經"作為自己的文學主張,進一步豐富發展了儒家的文學思想;同時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強調因循革化,崇尚自然。他對文學價值的探討全面而辯證:尚"用"重諷諫,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教化作用;同時又不廢"麗"言,認識到了文學的本體意義。其文學思想集中于《法言》《太玄》等作品和《漢書•揚雄傳》之中,對于先秦以來一些重要的文學理論問題都有所闡釋,并形成了自己富有創建性的文學思想體系;他將"文"與"質"的關系問題引入到文學層面,強調"文質相副"、"事辭相稱";又探討了關于"言""能否盡"意"和解決言意矛盾的方法;發表"心畫心聲"、因循革化的見解。此外,他的"麗以則"、"文必艱深"等創作觀念,對后世文學理論發展與文學創作走向自覺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揚雄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辭賦方面,本論文旨在依托揚雄的創作實踐,作文學與史學的互相印證,從而將揚雄的文學思想落實到他的辭賦創作之中,探討其豐富的內涵。西漢揚雄的文學創作甚豐，并取得了很大的藝術成就。這一方面與他的儒家入世思想有關，另一方面又與他的學力高深、苦心創作分不開。揚雄還在文學理論方面取得一席之位，他對漢賦的批評標準一直影響著后人對漢賦的看法。無論是他的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理論，對文學發展都有一定的貢獻，并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擴大了漢大賦的題材領域

揚雄以前的漢大賦，通常描寫的天子或諸侯王的宮殿、林苑以及田獵、游宴、禮儀等生活場面，如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夸飾苑囿，摹山范水，描繪宮殿，排比物產，渲染田獵，這些題材為揚雄的《羽獵賦》、《長楊賦》所繼承，但揚雄又擴大了摹寫的領域，一是寫祭祀，如《甘泉》、《河東》二賦；二是把筆觸從京師移到外郡，從苑囿、田獵發展到都市、郡邑的繁華，如《蜀都賦》，其中寫道：“東西鱗集，南北并湊，馳逐相逢，周流往來……阓齊楚，而喉不感慨。萬物更湊，四時迭代。……財用饒贍，蓄積備具。”鋪寫出了成都這個西南最大城市的商貿繁華。在這片土地上，“蒼山隱天，岎崯回叢”，“漆水浡其匈，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洗，千湲萬谷，合流逆折，泌乎爭降”。翠木繁茂，覆岡蔽野，一望無際，“從風推集，循崖撮捼，淫淫溶溶，繽紛窈靡，泛閎野望，芒芒菲菲”。蜀錦等織品名揚天下：“系乃其人，自造其錦……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絺弱折，綿繭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還盛產銀鉛錫銅，丹砂石青，玉石鐘乳，還有“火井”（天然氣井）、“鹽泉”（鹽井）等。此賦以鋪張揚厲的筆法，盡情描繪了家鄉的富饒美麗，描寫了蜀郡的風土人情，寫出了蜀郡人民豐富多彩的生活。揚雄首先以文學的形式展示了蜀郡的獨特魅力，可以說一篇藝術化的方志，對于開拓辭賦創作空間，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積極嘗試。這篇賦在漢代都邑賦的創作演進過程中具有首開以都邑為創作題材先例的功績，成為“都邑賦”的濫觴。這對于后世京都大賦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對左思的《蜀都賦》影響更大。《文選》劉逵、李善諸注家多次引用揚雄的《蜀都賦》的材料，于此可見一斑。還有揚雄的賦跳出了宮廷生活的圈子，舉凡貴族生活，官僚的內幕，以及古代歷史人物等等，無不攝入賦內。如《長楊賦》中對漢高祖、文帝、武帝的功績所作生動、樸素、中肯的敘述，開創了敘事賦的端倪；又如《逐貧賦》、《解嘲》、《太玄》或大量注入哲理成分，或干脆用賦辯說哲理，是受到賈誼《鵩鳥賦》的影響而又有所發展，也是值得一提的。

二.對漢大賦體制有所突破

過去的大賦，自枚乘《七發》以降，多用賓主問答形式，后來竟成定格，子云四篇大賦打破了這個陳規，他的四篇大賦都寫有序言，先在序中說明諷諫之意，開門見山，給人以清新之感。《羽獵賦》開頭設為或人之問，然后駁之以發議論，但這與賓主回答之體絕異。這是設問以為引起，從反面取勢而漸深入，這是司馬相如賦所沒有的。揚雄賦的諷諫之意也在加強。

三.對四言詩體賦的發展有促進作用

揚雄以前的賦家多寫騷體賦，故騷體賦較盛，而四言詩體賦望塵莫及。說理如《酒箴》、《逐貧賦》、《解嘲》、《解難》等，對四言小賦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酒賦》是一篇詠物賦，最早的詠物賦有屈原的《桔頌》，其后鮮有繼者。純以四言為體的賦，今見較早的有漢代劉安的《屏風賦》和孔臧的《鴞賦》，但因前者見于《古文苑》，后者見于《孔叢子•連叢上》，二書所出較晚，其可靠性多為后人所懷疑。即令是真的，其內容單薄，遠不如《酒箴》之托意弘深。因此，一般認為四言詩體賦始于揚雄的《逐貧賦》，如清人浦銑《復小齋賦話》謂“賦四字為句，起于子云《逐貧》”。揚雄《逐貧賦》設為揚子與貧問答，用以表現自己仕途失意、生活困頓的遭遇和安貧樂道的思想，此賦的表達方式是以四言為體而棄騷句特色的“兮”字不用，通篇以整齊的四字句構成，自始至終有規律的用韻。可見四言詩體賦的體式兼辭賦與騷賦的某些特點而有之，是漢賦家在探求賦的新體式時的一種創獲。賈誼《鵩鳥賦》與揚雄《逐貧賦》體制相類，然《鵩鳥賦》重在說理，《逐貧賦》則融說理、描寫、抒情于一體，手法多樣，內容也豐富得多。至于《解嘲》、《解難》，皆緣事而作，在形式上可能受了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是這兩篇皆語言清利，很少奇文怪字。因為是自由言志，便顯得特別生動活潑。揚雄的賦作，至少有兩種不同的風格體式，一種是莊重的帶有廟堂氣氛的大賦，另一種是自由抒情言志的小賦。大賦尚典雅古奧，小賦則淺近自然，幽默生動，二者都能極盡形容刻劃之能事，這較司馬相如以來，是賦體藝術的進步。自從揚雄以四言作《逐貧賦》和《酒賦》以后，四言詩體賦即代有所作，不絕于后。其中著名的，有蔡邕的《青衣賦》、曹植的《蝙蝠賦》、左思的《白發賦》、柳宗元的《牛賦》、李商隱的《蝎賦》等。這些作品以其獨特的體式在歷代賦中自成一已格。可見，他們受揚雄四言詩體賦的影響之深。揚雄創作四言詩體賦，對后來四言小賦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四.創造一種新文體──連珠揚雄是連珠體的首創者。梁沈約在《注制旨連珠表》中說：“竊聞連珠之作，始自子云，仿《易》像《論》，動規經誥。班固謂之命也，桓譚以為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劉勰《文心雕龍•雜文》篇說：“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為連珠。”任昉《文章緣起》亦云：“連珠，揚雄作，是連珠非始于班固也。嗣后，潘勖擬連珠，魏王粲仿連珠，晉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范連珠，齊王儉之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艷體連珠。”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謂：“蓋揚雄綜述碎語，肇為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他同時指出，連珠體的特點是“借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篇幅短小，語言凝煉，大多駢偶而有韻。從揚雄現存的幾首連珠來看，內容主要是闡述儒家仁政愛民的思想，都是為了規勸皇帝而作的。自揚雄之后，繼作者甚多，有演連珠、擬連珠、暢連珠、廣連珠等名稱。由此可見，“連珠”不但為揚雄始創，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建立漢大賦蘊藉的風格

在揚雄以前的大賦多抒情言志之作，故文筆比較恣肆。揚雄的四篇大賦是寫給皇帝看的，意存諷諫，故辭多隱約，旨意深婉。如前面所論述揚雄賦的藝術特點──運用多種多樣的諷諭手法，使屬辭委婉含蓄，表現出揚雄大賦的蘊藉之風。劉勰評論說：“理贍而辭堅。”我們可以稱之為賦的蘊藉派的濫觴。也正因為揚雄的文學創作如此之豐，又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因此，他在文學創作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擴大了賦的題材，特別是他的抒情小賦獨具一格，為東漢文學的發展起了示范作用，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技巧。可以說，揚雄是兩漢之際文學發展過程中起承前啟后作用的大文學家。

六.揚雄的文學理論對文學發展的貢獻

首先，揚雄從理論上奠定的明道、征圣、宗經的原則，上承孟荀，下開劉（勰）韓（愈），成為中國封建社會處于絕對統治地位的正統文學觀。先秦時期，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自稱他并非好辯，而是為了保衛和宣傳先圣之道，所言已有明道、征圣、宗經的意思，后來，荀子在《正名》、《正論》、《儒效》等篇中要求文學和言辭必須符合禮義和道，以圣人及其經典為準則，這些比孟子之言更加清楚，初步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經的思想。揚雄將這些主張加以系統化的論述。這以后，劉勰《文心雕龍》的《原道》、《征圣》、《宗經》等篇，明顯乃是對于揚雄這一創作原則的發揮。而韓愈闡述的“文”與“道”的關系，仍然可以看出揚雄的影響。其次，乃是其文質相副、以質為主的文質觀，成為儒家文學理論中的經典思想。揚雄文質副稱說改變了西漢重質輕文觀，為東漢重文思想創造了轉機。如王充《論衡》“大人君子以文為操”、有“好文之聲”（《佚文》）、“人無文德不為圣賢”、“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書解》）等觀點即是發展了揚雄的文質觀。到了劉勰，則從不同的角度闡發了質先于文、質文并重的文學主張，比較全面地說明文學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他在《文心雕龍•征圣》中說：“志足以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又在《文心雕龍•情采》篇中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成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很明顯，這種觀點和揚雄是一脈相承的。正是明道、征圣、宗經的原則和文質相副、以文為主的文質觀，構成了正統儒家文學理論的基干。此后中唐的李翱說：“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1]晚唐的杜牧說：“凡文以章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之兵衛。”[2]北宋的歐陽修說：“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后世。”[3]明末的陳子龍說：“蓋詞非意，則無所動蕩，而盼倩不生；意非詞，則無所附麗，而姿制不立。”[4]這些論述從不同的方面談到了情意事理和語言文辭，說明內容與形式的依存情況與主次關系，反對注重內容輕視形式和注重形式輕視內容的傾向，主張情文并茂，語意兩工，文章達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從而充分反映了古代文學理論關于文質問題的辯證見解。在這方面，揚雄華實相副、事辭相稱的文學主張吸取了前人的長處和當代的經驗，豐富了西漢文學思想的內容，有益于后世人們繼續研究和深入探討。揚雄對文學最重要的貢獻乃是他的賦論。當漢賦方興未艾之際，他根據前人的經驗和自身的實踐，就已經痛切地感覺到漢大賦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加以反對。因為按照漢大賦形式主義的要求，就必須“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閎奢巨衍，竟於使人不能加也”，但這樣一來，帝王們的注意力便完全被吸引到華美的辭藻和奇巧的結構上去了。雖然在賦的結尾處還稍微顯露出一絲諷諫之意，然而“覽者已過”，根本收不到諷諫的效果，反而是“勸而不止”，最多只能起到“欲諷反勸”、“勸百諷一”的作用。在《漢書•揚雄傳》中記載了司馬相如就是這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云之志。”揚雄本人也有親身體驗：“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云上《甘泉頌》，妙稱神仙，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5]揚雄從儒家文學尚用的觀點出發，深深認識到，形式的過分麗靡，辭藻過分的華麗，完全會損害到辭賦的思想內容。加之，揚雄還有恥于類似俳優的卑下地位，于是便輟而不復為。

他的主張是，寫賦要應“文質相副”，因此他提出了一條對辭賦進行批評的標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這個標準直接影響了后世文學家對辭賦的看法。當然，對于揚雄的賦論，后人或贊成或反對，無不受到影響。特別是他提出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原則，更為人注意與稱頌，清程廷祚就大為稱贊，發出“善乎”之嘆，認為“以理勝者，雖則弗麗；以詞勝者，雖麗弗則；不則不麗，作者不為”，指出“后之君子，詳其分合之由，察其升降之故，辨其邪正之歸，上祖風雅，中述《離騷》，下盡乎宋玉、相如、揚雄之美，先以理而后以詞，取其則而戒其淫，則可以繼詩人之末，而列于作者之林矣。”[6]由此可見，揚雄賦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揚雄及其文學理論，在兩漢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東漢文學理論發展影響不小。如他潛心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之言，言中包含文學見解，這常常為東漢的人們推崇。桓譚在《新論•閔友》中稱贊揚雄“才智開通，能入圣道，卓絕于眾，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強調“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圣人”。[7]王充也多次在《論衡》中稱贊揚雄；班固也在《漢書•揚雄傳》中指出“諸儒或譏以為雄非圣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他們都受到了揚雄的影響，并在研究揚雄的著作中繼承了他的許多文學理論。揚雄尚用的文學主張也在東漢文論中發展成更為詳明的理論，他的文質觀也不同程度地為桓譚、王充所繼承和發展，可以說，揚雄是兩漢之際文學及文學理論發展中起承前啟后作用之偉大文學家及學者，他對文學發展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參考文獻

[1]李翱.《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上海書店.1989年

[2]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三《答莊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十七《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北京市中國書店.1986年

[4]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佩月堂詩稿序》.簳山草堂.清嘉慶八年刊本

[5]王充.《論衡•譴告》[6]程廷祚.《青溪集》卷三《騷賦論》.金陵叢書本

[7]班固.《漢書•揚雄傳》，中華書局，2007-08-01

作者：廖紅 單位：重慶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