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香港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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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內地讀者唯一知道的香港作家是寫蔣家王朝野史的唐人。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的1979年，隨著香港作家到內地訪問和香港文學作品的出版，香港文學的研究也被納入議事日程。

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最早是從得地利之便的粵閩兩省開展起來的。它先后經歷了下列階段：A、從作家介紹到作家作品研究。潘亞暾的《香港作家剪影》，是最早集中介紹香港作家的一本訪問記。易明善和梅子(香港)合編的《劉以鬯》，是內地出版的首部研究香港作家的論文集和有關資料匯編。其中論文作者內地占的比重不少。易明善后來又出版了《劉以鬯傳》，該書史料翔實，對傳主作品的評價客觀，是劉以鬯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后有北京桂冠工作室主創的《俠之大者—金庸評傳》。個人撰寫的有青年學者吳義勤的《漂泊的都市之魄——徐訐論》。此書與《劉以鬯傳》不同的是重在“論”而不史，論時新見迭出，體現了青年學者生氣勃勃的開創精神。B、從作品賞析到斷代文學史的編寫。作品賞析集中在金庸、劉以鬯、西西及詩人犁青等人身上。近年單獨結集出版的有筆者的《王一桃詩百首賞析》(港版)、張厚明的《藍海文新古典主義詩歌鑒賞》(港版)。斷代史的代表作是謝常青的《香港新文學簡史》。此書只寫到1949年為止，被稱為“半部”香港文學史。此書的缺陷是政治論述過于突出，對具體作品分析太少，文學史觀念顯得有些老套。C、從《香港文學概觀》到《香港文學史》的出版。前者由潘亞暾、汪義生合著，是潘亞暾主編的《臺港文學導論》香港部分的擴充。雖不稱史，其實帶有史的性質。“概觀”時間跨度長，從現寫作到當代，是后人編寫《香港文學史》的奠基之作。但由于是草創，留下不少缺陷，如把學生的文藝組織“文社”含義擴大，以至把香港作家組織當作“文社”，就有點離譜(新版的《香港文學史》仍沿襲了這一錯誤)。潘亞暾先生是最早研究香港文學的，資料比其他學者多得多，再加上他本人來自香港，研究條件可謂得天獨厚。許多研究香港文學的人，都受到過他的啟發。可惜他有些文章寫得過于粗糙。王劍叢的《香港文學史》，是第一本嚴格意義上的香港文學史，是作者治學多年的結晶，是他繼《香港作家傳略》、《臺灣香港文學研究論述》(4人合著)后又一新奉獻。該書的小說部分論述較深刻，不足之處是評判作品的標準過于狹窄，提供的原始史料較少，注釋太簡略。像曹聚仁這樣的大家沒單獨設節，也是一種遺憾。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是目前規模最大的一種。該書史論結合，突破了以往“史料長編”的寫法。把文學批評、兒童文學納入研究范疇，也有新意。但由于是集體編寫，各章節水平參差不齊，個別地方還前后有矛盾，有些論點也值得推敲，如說70年代以后“文壇政派分立界限的逐漸模糊乃至消除”(324頁)，說“模糊”可以，“消除”則絕對化了。有人說該書是“捧”某一作家組織貶另一作家組織，這是站在某一小圈子立場上立論的，其評價并不公正。D、從文學史的編寫到分類文學史的出現。分類史已出版的有筆者的《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近50萬字。該書分三編，孕育期：50至60年代；轉型期：70年代；蛻變期：80至90年代前半期，書后有五種附錄：《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大事記》、《香港當代文學批評書目》、《本書主要參考書目》、《澳門文學評論概況》等。此書有些判斷下得過于匆忙，如認為現代主義“是一種遠離政治的純文學派別”(61頁)，就不完全符合香港現代主義的實際。另方面，有些史實也有待核實，如趙聰的卒年。此外，還有何慧的《香港當代小說概論》、周文彬的《當代香港寫實小說散文概論》的出版。

正在撰寫中的有袁良駿的《香港小說史》，已在《香港文學》月刊發表過片斷。從“片斷”看，作者注意把自己的論述建立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寫得扎實。

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辭典，但大都附屬于《臺港澳及海外華文作家辭典》中，不像臺灣文學研究有單獨的《臺灣文學辭典》出版。

內地香港文學研究隊伍主要來自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教研室與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分布地點雖然遍布全國，但大本營在廣東。廣東學者出的論著和部分論文，曾引起某些香港學者的質疑，這集中表現在1988年在香港召開的“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廣州三位學者發表的論文。但有些香港作家對廣州學者的批評用詞過苛，不夠實事求是。如許翼心的論文體現了較好的理論素養，雖然有些概念(如“鄉土文學”)的界定值得商榷。潘亞暾研究香港文學，也不像戴天諷刺的那樣是在寫《南柯記》。他的研究成績是突出的。至于后來調到中山大學工作的艾曉明的西西研究和由她編選的《浮城志異—香港小說新選》，曾獲香港作家一致好評。

內地學者研究香港文學，是在香港即將回歸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不可諱言有政治功利因素在內，但對許多學者來說，主要出于教學工作的需要和整合中國當代文學的需要，并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上級專門指派的，都是借文學研究之名搞“統戰”工作的。

應該承認，內地學者由于掌握資料的限制，尤其是研究態度、觀念、方法的不同，引起某些香港作家、學者的非議，是很自然的。但不能由此抹殺內地學者在香港文學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成績。正如璧華所說：“如果沒有大陸對香港的重視，并進而注重到香港文學，看來香港文學可能停留在‘倍受冷落，無人問津’階段”。還有人借余光中在1988年一次會上提出“是否應該要有一篇論文先界定一下‘什么是香港文學’”，便引出“連‘香港文學’的界定都不明確，還開什么研討會”的質疑，這是很奇怪的邏輯。正因為“香港文學”無統一的界說，所以才有必要開研討會。如果都弄清了，研討會的意義就不復存在了。

內地學者研究香港文學，對提升香港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中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以前，香港普遍被認為是“文學沙漠”。內地學者通過香港文學史的撰寫和香港文學課的開設，有力地糾正了人們對香港文學的偏見，如認為香港沒有文學，或有文學卻水準極低等等。

內地學者研究香港文學另一特點是較為客觀。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文學派別多、圈子多。香港本地的文學批評，往往帶有圈子色彩，弄不好還黨同伐異。內地學者一般能跳出框框，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評價香港作家作品。不論是哪個山頭的，只要是好作品，大都能納入自己研究的視野。他們的研究注意到香港文學的多元性，不讓一種流派獨占文壇。

內地研究香港文學，是和研究臺灣文學同時起步的。可現在臺灣文學研究的成果遠遠超過香港文學的研究。香港回歸后，“香港文學”還成不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這是有爭議的話題。筆者認為，“九七”后“香港文學”還將單獨存在，不會等同于深圳的“特區文學”。“香港文學”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仍將存在，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內地學者研究香港文學，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一是資料搜集不易，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史料整理往往容易出錯。這里隨手舉兩個例子，如鷺江版《香港文學史》(1997年)第299頁說香港英文筆會為60年代影響最大的社團。其實該筆會當時未成立，1975年才誕生。“香港作家”1997年版《香港文學史》587頁說黃維梁沒有參與“香港專欄文字的生產”，其實黃氏較長時間內在《星島日報》有“三思篇”專欄。又如175頁把劉以鬯列為“因為大陸政權轉移”避居香港作家之列也不確切。劉氏來港日期為1948年12月5日，當時新中國未成立，他從上海來是想把停業的懷正出版社在港恢復，得知無法恢復后則想回上海，后因一家報紙找他編副刊他才留下。二是個別人抓到什么就研究什么，缺乏從全盤考慮的觀點。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研究對象選擇研究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不實現研究者選擇研究對象的轉化，研究水平就無法提高。三是未能充分照顧到香港文學的特殊性，用內地的文學觀點去套香港文學，用內地的文學標準去評判香港作家作品。如對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情有獨鐘，偏愛描寫下層社會苦困、暴露香港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對香港悼念魯迅的活動大書特書即是幾例。四是少部分文章有贊無彈，個別人甚至視“文學交流”為“文學交際”，這便引起部分香港作家的反感，以致在《香港作家報》上著文批評這一現象。又由于批評時面寬，便引來內地學者、海外學者的回應。這種爭論，從整體來說，對香港文學的發展和香港文學研究的開展，是有利的。至于什么時候才有“香港文學”及隨之而來的“香港文學”的界定和判定香港作家的標準、香港文學的分期、金庸算不算文學大師、“南來作家”在香港文學發展中是否起到了“領導”作用等問題，則還有待通過正常的學術爭論進一步厘清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