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生命觀差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儒道生命觀差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提要：本文以《論語》和《道德經》為例，從多方面對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所體現出來的特征進行了比較。在生命的產生方式上，體現了“天道無言”與“道生德成”的差異；在對生命過程的看法上，體現了“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的不同；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體現了“孔顏樂處”與“自然樸真”的區別；在人的生命價值的體現上，體現了“舍生取義”與“重身惜生”的迥異；在人生價值如何實現的問題上，體現了“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的分歧。
關鍵詞：儒；道；生命觀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主流的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具體體現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過程、人生的存在狀態、人生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此價值等幾個方面。本文以《論語》和《道德經》為例，從諸多方面對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所體現出來的特征進行了分析比較。
一、天道無言與道生德成
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的區別首先即體現在生命的產生方式上。關于宇宙之秩序、萬物之生長，乃至世間一切人事，儒家認為皆是“天命”所賦，系天地之氣和合而成。例如《詩經》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1]之句；《系辭·下》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2]《易經》也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3]這種思想被孔子繼承了下來，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孔子認為，四時運行，萬物生長，皆是天道自然之體現，勿須多言。在孔子的觀念里，上天玄奧難測，盡管無言，但是具有絕對的主宰地位，冥冥之中決定了世間萬物的生長、德行的流布、社會的治理等方面，并不是人力可違背的。他說：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5]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6]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孫寮其如命何！”[7]
可見，人的德性與社會的治亂，都來源于“天”、“命”或者“天命”，上天的這種安排不言而生物、隨機而莫測，人只能通過祭祀、禱告而待命。因此孔子將敬畏天命視為君子的美德，不語怪、力、亂、神。寧可談生，不去談死；寧可事人，不去事鬼。
與儒家將生命的本源歸結于“天命”不同，道家將生命產生的終結根源歸結為“道”，體現了一個“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論。“道”在老子《道德經》中凡73見，大部分均是指天地之本，生命之源。《道德經》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8]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9]道被視為“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先于天地萬物而存在，但又是天地萬物的本根，蘊涵著無窮的生命力。那么，此含藏了萬物產生可能性的“道”，是如何化生出有形的生命的呢？老子認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0]“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11]因此，“道”通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12]的運動生成了萬物，“德”通過“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行為蓄養了萬物，同時，此創造不含有任何的目的性與占有性，一切均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一幅“道生德成”的道家生命本源圖便產生了。
二、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
對于生與死的問題的思索，或謂對生命過程的看法，是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表現出來的又一重大區別，體現了一個“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的不同。
儒家一向秉持一個“樂生哀死”的傳統，對于生，則是欣喜與珍惜的。《論語》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13]馬廄失火了，夫子問人而不問馬，體現了對人的關心，對生命的珍惜與尊重，“仁愛”思想表露無疑。然對與死，儒家則是難以接受、悲痛不已的。《論語》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14]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15]
顏淵是孔子最為喜愛與器重的弟子，卻不幸英年早逝。對此，孔子悲痛得不能自己，說：“這是老天要我的命啊！”“我不為這樣的人傷心，還為誰傷心呢？”對于時光的流逝、歲月的穿梭，儒家也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哀傷與嘆息。孔子明白的站在大川上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16]一切都在消失和運動著，這是蘊涵著對過去所逝去的一切（包括生命）的無法回復，無法追逐的感嘆與體味。顯然，對于生死流轉、歲月更替，儒家表現的是一種“樂生哀死”、“歲不我與”的態度。
道家則不然，對于生與死過程的思考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智慧。在老子看來，萬物無有自求其生，一切均是任自然而已。“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17]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乃是因為它們的一切運作都不為自己，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但萬物之生也自然，其逝亦自然，老子有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18]“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19]萬物存亡符合自然之道，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人之生亦是如此，其生也柔弱，其死則僵硬。需要強調的是，老子認為，萬物及人是生是死，取決于是否合于“道”。一方面，合于道者，則能保持生命、持續生命，甚至即使生命機體已經消亡，生命精神卻可以超越時空，萬古長存，即老子所言“死而不亡者壽”。另一方面，萬物及人若不合于道，便會走向衰敗，直至消亡。所謂“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20]意即事物一旦發展到極盛之地步，便是對道的違背，不合于道則會很快消逝，老子“貴柔戒剛”之思想便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可見，“生死自然”才是最本真、最合于“道”的萬物及人的生命過程的存在狀態。
三、孔顏樂處與自然樸真
在人的生活態度和處世方式上，概言之，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儒家追求“孔顏樂處”的道德人生價值，道家則將“自然樸真”做為最本然、最應當追求的生活狀態。
儒家十分強調在貧困中樂觀對待人生，并能樂于行道。所謂“安貧樂道”、“憂道不憂貧。”此即儒家所提倡之“孔顏樂處”。何謂“孔顏樂處”？復“所樂何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21]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亦。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22]
儒家并不是一味的否定物質的享受，孔子也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23]然難得可貴的是在窘迫的生存條件下仍能笑對人生，賢哉孔子！賢哉顏回！粗食淡水居陋室，仍能不改其樂。孔顏之樂，并不是一種肉體的快樂，而是一種精神的平靜與滿足，是一種達觀的快樂情懷。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24]所謂“君子固窮”，此不僅透露出安貧樂道的忍耐力，更是一種對生命的安頓、精神的超越。儒家提倡個人盡力排除物質生活的窘迫與干擾，建立起“憂道不憂貧”的高尚信念，此即是儒家對于生命的存在方式在主觀精神層面的永恒追求，被后世所津津樂道。
道家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提倡“自然樸真”的無為而為。在老子看來，萬物與人的生命都根源于道，而道創生、養育萬物的過程是無意識、無目的的任自然的過程，不攙雜一絲后天的雕琢、偽飾與造作。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25]、“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26]，因此，只有最接近于“道”的狀態才是生命的本然狀態和本來面目。此狀態即老子所謂的“自然”、“質樸”、“純樸”、“樸真”等。老子說：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27]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29]
可見，道之本性決定了人或物之本性，道之樸決定了人或物之樸，人只有似“嬰孩”、“赤子”般天真無邪，質樸純潔，才是最符合于道之自然本性的。所謂“質真若渝”、“自然樸真”正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的最本然的存在狀態，從這一點出發，老子反對一切的人為的修飾與造作。他將治理大國形容為“若烹小鮮”，烹小魚時若不時翻動，便會煮得七零八落。同樣，為政之要也在于安靜無擾，擾則害民。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最符合道性與人性的。
四、舍生取義與重身惜生
人生價值體現在哪里？就儒家而言，儒家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30]儒家一方面承認人生存發展的各種原欲，一方面又巧妙地以道德仁義引導和規范之。首先，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儒家的一貫主張。儒家強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衛靈公曾向孔子請教軍旅之事,孔子頗為反感地拒絕道：“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31]，并且第二天就離開了衛國。
其次，在義利的取舍上，儒家強調然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32]又說“君子義以為上。”[33]可見，在儒者的眼里，“義”的價值是遠遠高于“利”的，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34]舍義而取利為儒者所不恥。
最后，“仁”是儒家人生價值觀的重要表現，是儒者為之奮斗終生的目標，是高于生命的信念。當生存、利欲與仁義、道德發生沖突而必須以生死來做抉擇時，求生而背仁是儒家所鄙棄的，只有殺生成仁、舍生取義才是對生命最大的珍惜與尊重。“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35]生命無疑是可貴的，然而，在儒者的眼里，實現仁義的理想比生命更可貴，甚至可以為了實現此“仁”的理想而付出生命。可見，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極端條件下為了實現人生價值，儒家主張殺生成仁、舍生取義，追求精神的永存。
道家極其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此集中反映在老子的“重身惜生”的思想中。首先，重身、貴身、愛身、惜身是老子對待個體生命的基本態度和一貫主張，他說：“名與身孰輕？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36]聲名、貨利的重要性和生命比起來顯得微乎其微。又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37]即如人能夠以貴身、愛身的態度有為天下，方可把天下托付與他。在老子看來，貴身則可清靜寡欲，無視外在的寵辱毀譽，如此才能遠離禍患、擔當大任。其次，老子對個體生命的重視還體現在其“惜生”的思想中。老子的“惜生”思想可概括為一下幾點：一，老子一貫珍生惜命，反對戰爭，他認為“兵者”乃“不祥之器”，即使打了勝仗，也應以喪禮處之。二，老子認為生的狀態就是柔弱，所謂“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因此主張“守柔”，力圖通過守柔而守生。三，老子認為，“治人事天，莫若吝。……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38]老子追求生命的長生久視，他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吝”，即重視個體生命的修煉，厚藏根基，純任自然。四，老子認為，人出世為“生”，入地為“死”，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做到清靜質樸，純任自然，善于保養自己的生命，其余之人卻一味追求貪欲，傷殘身體。所謂“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于死地，亦十有三。”[39]因此老子反對人為的“求生”、“厚生”、“益生”、“貪生”。可見，老子的“惜生”思想與其“重身”思想是一致的，體現了對個體生命的重視。
五、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
人生的價值如何實現？在這個生命觀的核心問題上，儒道兩家又給出了“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兩種不同的回答。
孔子并不反對出世，《論語》記載孔子遇到諸隱者如楚狂接輿、“耦而耕”的長沮、桀溺，荷條丈人等，均不敢怠慢。他甚至稱許寧武子和遽伯玉，“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40]“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41]然孔子對于入世的態度卻是迫切而堅定。子貢問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者而沽諸？”孔子毫不猶豫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42]孔子以“待沽者”自居，期望得到當政者重用，可見孔子積極用世的良苦之心與迫切之情。孔子對自己的治國才能也頗為自信：“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43]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孔子希望通過他的努力，力挽狂瀾，扶大廈于既傾，將堯、舜、禹、文武、周公之道傳下去。
《東周列國志》戲曰：“孔子周游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為權貴當事者所忌，竟無能用之者。”[44]甚至在自己曲高和寡、知己者鮮的時候，孔子仍然強調“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盡管最終孔子的政治生涯以失敗而告終，但他仍然給出了“出世”與“入世”的回答：“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45]孔子不反對世道混濁時的出世者，但對“達則兼濟天下”的儒者而言，出世是不得已的選擇，因此對于那些在“邦有道”時仍然隱身不出的人，孔子是竭力反對的，此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具體反映。
老子則認為，孔子儒家提出的那些道德禮義，都是對人自然之性的損害，是堅決要予以否定的，老子言：“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46]，“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混亂，有忠臣。”[47]因此，對于被儒家尊為“有道則見”的“入世”原則，老子則視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老子提出清靜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張以柔弱的姿態處世，淳樸無為。老子認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貌似柔弱，實則處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堅強者莫能勝之。”[48]水的這種謙柔、謙卑之德性實值得人效法。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49]深知雄強，卻安于雌柔，可為天下之溪。深知明亮，卻安于昧暗，可以為天下之谷。為天下之溪谷，則可常德充足，歸于真樸，因此，人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處柔守弱，唯如此，才是最符合人的自然之性。那些汲汲于功名，奔波于世間之徒，恰是對“人性自然”的最大的損害。為了遠離此紛爭俗世，老子甚至勾勒出了一副“小國寡民”的理想化的民間生活情景：“小國寡民。使有伯什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居，安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50]此單純質樸的生活，正是老子理想之桃源，也是對于儒家汲汲于入世之譏諷。
可見，在生命的產生上，儒家認為皆是“天命”所賦，是天道自然之體現；道家則將生命產生的終結根源歸結為“道”，體現了一個“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論。盡管二者的表述不同，但都將宇宙萬物的產生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天命”或“道”之周流與顯現，具有了生成論與本體論上的意義。在對生命過程的看法，儒、道也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兩者都以生為勞，以死為息，都能對死抱有不憂不患的平靜態度。所不同是儒家一向秉持“樂生哀死”的傳統，以對生的關注來回避對死的直面，并認為死是當哀的，十分注重喪禮；道家對此的思考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智慧，反對繁文縟節，重喪厚葬，以因順自然來守住生命的本然之“道”，此根源在于儒家重視社會性、道德性的人生，而道家重視自然主義的人生。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儒家追求“孔顏樂處”的道德人生價值，此是一種不為環境屈服的姿態，一種潔身自愛、傲然而立的“士君子”性格。道家則將“自然樸真”做為最本然、最應當追求的生活狀態，反對一切刻意的雕琢與偽飾，此是一種質樸無華、云淡風清的超凡脫俗。這也造就了其后幾千年中國人所追求的兩種生活理想。在人的生命價值的體現上，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極端條件下為了實現人生價值，儒家主張殺生成仁、舍生取義，追求精神的永存，此在于儒家把人是生命價值、生死意義都系于道德一身，認為追求仁義道德比保全個體生命還重要；道家則極其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重身、惜身、厚生、愛生是老子對待個體生命的基本態度和一貫主張，此在于道家把人的生命價值系于自然，認為順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狀態。最后，在人生價值如何實現的問題上，儒家秉持“積極入世”的情懷，以天下為己任。道家則提倡清靜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張以柔弱的姿態處世，甚至避世。一個積極進取，一個消極隱退，實際上相互補充而協調，表現在古代士子身上則為“得意則尊儒入世，失意則崇道避世”。
一言以蔽之，儒、道兩家盡管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過程、人生的存在狀態、人生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此價值等幾個方面有諸多的差異，但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儒家的社會理想、道德價值是其生命觀的主要支點和終極指向，而道家的自然主義是其生命觀的核心內容和根本旨趣。兩者互異互補，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生命哲學的主要內容。
參考文獻：
[1]周振甫：《詩經·大雅·烝民》，《詩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75頁
[2]周振甫：《系辭·下》，《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65頁
[3]周振甫：《易經·乾卦》，《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頁
[4][33]楊伯峻：《論語譯注·陽貨》[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7-188頁，第190頁
[5][22][34]楊伯峻：《論語譯注·述而》[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70-72頁
[6][16][42]楊伯峻：《論語譯注·子罕》[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8頁，第92頁，第91頁
[7]楊伯峻：《論語譯注·憲問》[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7頁
[8]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3頁
[9]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二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3頁
[10]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四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32頁
[11]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五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1頁
[12]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5頁
[13][23]楊伯峻：《論語譯注·鄉黨》[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05頁，第102頁
[14][15]楊伯峻：《論語譯注·先進》[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2頁
[17]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7頁
[18]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七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42頁
[19]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二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7頁
[20]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三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8頁
[21]楊伯峻：《論語譯注·雍也》[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9頁
[24][30][31][35][41]楊伯峻：《論語譯注·衛靈公》[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1-168頁
[25]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6頁
[26]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六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09頁
[27]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五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1頁
[28]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二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3頁
[29]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三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4頁
[32]楊伯峻：《論語譯注·里仁》[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9頁
[36]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四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39頁
[37]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9頁
[38]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五十九》[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95頁
[39]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五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57頁
[40]楊伯峻：《論語譯注·公冶長》[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0頁
[43]楊伯峻：《論語譯注·子路》[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7頁
[44]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七十八回》，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版
[45]楊伯峻：《論語譯注·泰伯》[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2頁
[46]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三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2頁
[47]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4頁
[48]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七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50頁
[49]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二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78頁
[50]陳鼓應：《老子譯注及評介·章八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5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