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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1902-1985），湖北蘄春人，著名文藝理論家、評論家、詩人、作家。他一生著作甚多，收入《胡風全集》的文章有十卷，四百四十多萬字，在他的評論文章中，書評占有一定的分量。
關于書評，胡風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原則，要對進步的作者、進步的讀者負責，要批評落后的思想，要探索和反映時代精神。他1936年在《〈文藝筆談〉序》中說：“沒有人生就沒有文藝批評，離開了服務人生，文藝批評的存在價值也就失去了。”“健全的文藝批評卻是要隨著現實生活的發展和創作活動的發展而存在，而成長的。”評論要有明確的目的，是為了人生，要在現實生活中發展，這是胡風書評一貫堅持的原則。到20世紀40年代，這一思想更顯突出。1944年他在《試答〈青年生活〉問“怎樣作文藝批評？”》中說：“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被生活經驗所培養出來的銳敏的感應能力，要有堅貞的人生愿望，以及從人生愿望所產生的勇敢的突擊氣魄。批評家……得是認真的生活者，積極的戰斗者。”“文藝批評的戰斗任務一方面表現在對落后的心理意識及其美學特征的批判，一方面表現在對于進步的心理意識及其美學特征的發揚。批評家的任務是要和作家協力地發掘而且改造這時代的精神。”在他的書評理論中，這兩篇文章，比較有代表性，對書評問題闡述比較系統，所論有相當的深度，也有相當的水平。
他從1934年開始寫書評，第一篇是《林語堂論》，緊接著寫了《張天翼論》，還有《五四時代的一面側影——半農雜文》、《耶林》等。這些都是綜合性評論，將評人評書融為一體。他評論林語堂，是讀了他的作品之后，認為他的所謂“幽默”、“閑適”、“小品文”，影響了讀者，對讀者有害，為了消除他的消極影響，才寫了《論林語堂》。對張天翼，當時被看作左翼文學新的杰出作家，胡風認為他的作品沒有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爭。“實際上，他的唯物主義，不過是對歷史對人民采取旁觀態度，以為都不過如此，都一目了然，不過是他‘諷刺’或‘冷嘲’的對象而已。這是一種站在‘蕓蕓眾生’旁邊甚至上面的，冷眼旁觀的玩世不恭的態度，和唯物主義即現實主義貌似而非的。”《鬼土日記》、《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都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態度。他擔心他給讀者不好的影響，所以，他寫了《張天翼論》，肯定了他的成就，善意地指出了他的問題，希望張天翼克服對人民的旁觀態度，他評論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20世紀40年代，他的評論也不少，評了曹白的《呼吸》、曹禺的《北京人》、《蛻變》、《旗》等。他還評了戲劇、電影、兒童文學、木刻、漫畫等諸多的文藝品類。20世紀40年代的評論，可能是因為戰爭，流動性大，寫的評論比較匆忙，顯得短淺。
胡風評得最多、最集中的是魯迅的作品。他對魯迅感情極深。他不僅評書，還評其為人、為學，評其思想，其評論宏觀開闊，人文交融，是非分明，文情并茂。
胡風簡評了魯迅早年譯著，他認為這些作品，或歌頌為祖國自由而戰的燃燒熱情，或宣傳進化論，講科學的偉大力量，或呼吁被壓制的個性解放。他認為，魯迅深感社會的黑暗，相信科學的偉力，他站在改造社會的立場譯著這些作品。這種思想構成了魯迅后來戰斗生涯的基礎。
胡風認為魯迅是從進化論發展到階級論，但他不認同許多人認為的魯迅是20世紀20年代才從進化論轉變為革命者的評論。他認為魯迅1907年從“探求所源”的要求出發，提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人國”理想，這是空想的共產主義。中間他沉默了十年，到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魯迅受到啟發，他發現了“新源”就是“無產階級”，所以在1919年的《新青年》5月號上發表了雜感《圣武》，明確指出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由于“有主義的人民”帶來了“新世紀的曙光”，他號召中國人民向“新曙光”抬頭，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同一期發表的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代表了、陳獨秀、魯迅共同掌握的《新青年》的思想路線。所以，是十月革命使魯迅完成了從空想的共產主義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的轉變。
胡風認真地評論了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他認為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影響。《狂人日記》“如炸彈一般地響遍了當時的讀書界”，它“用充滿燃燒的熱情的藝術語言向著數千年來的黑暗的封建勢力”，代表億萬人民發出的“洪大的吶喊”，“在思想革命上，這是一道鮮血淋漓的戰書，第一次宣布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判決了封建社會的死刑”，它是刺向封建社會的利劍。《阿Q正傳》不僅是暴露黑暗與諷刺之作，為全世界人士所諷誦，它將中國的民族性，給以典型的描出，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敗，寫出農民革命是不能勝利的。對各個階級分析得很深刻，是一篇優秀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作品。
胡風還對魯迅其他作品，尤其是雜文作了認真深入細致的評論。他認為魯迅的雜文可分為四個時期，雖都著眼現實，十分深刻，但每個時期各有側重，各有不同的特點。第一時期是1924年以前的作品，有《熱風》和《墳》的前半部。雜文體現了五四時期的特點，這一時期新文化運動內部有分歧，魯迅的雜文反映了革命派與改良派的不同思想，堅持了革命派的正確方向。第二時期是1925—1926年，有《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反動派殘酷鎮壓革命，有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有新文化與復古思想的斗爭。作為革命戰士，作為文化旗手，魯迅對陳腐的頑固勢力和黑暗現實進行猛烈的抨擊，對新的思想堅決支持，促進形成了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的對壘。第三時期是1927—1932年，這一時期的作品有《而已集》、《兩地書》前半部、《三閑集》、《二心集》。國民黨叛變了，革命形勢起了變化，十分險惡，魯迅堅持戰斗精神，與反動派斗爭，與同一戰線的不同思想斗爭。他受到圍剿和壓抑，處境困難。在兩面作戰中，他決不放棄原則，堅持戰斗。第四時期是1933年以后，作品有《偽自由書》、《準風月談》、《南腔北調集》、《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這是土地革命時期，斗爭更深入，他的雜文思想性、原則性更強了，斗爭對象更具體，內容更豐富，有思想斗爭、思想批評，也有文化批評。前兩個時期主要是和北洋軍閥斗爭，后兩個時期基本上是和國民黨政權斗爭。
胡風對外國文藝作品評論比較多。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閱讀翻譯了許多外國名著，也先后寫了許多書評。他在80年代回憶評論外國作品的往事時說：早年受了日本普羅文學的影響，后來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學的幾封信，逐漸形成和確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評論原則。他先后評論了托爾斯泰、契訶夫、羅曼·羅蘭等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評論了果戈理的《死魂靈》、高爾基的《人與文學》、法朗士的《企鵝島》、紀德的《田園交響曲》、賽珍珠的《大地》、盧那察爾斯基的《堂吉訶德的解放》、班臺萊耶夫的《表》、須井一的《棉花》《山靈》《洋鬼》等。胡風對作家的評論，多綜合評論，以人帶作品，人和作品并論，而對各類作品常用點睛之筆，點中其特色和要害，可見其評論之功力。
在胡風的書評生涯中，有一段與任何書評家不同的經歷：他從1955年到1979年的二十多年時間都是在獄中度過，在獄中他也沒有放棄書評，這種精神頗為感人。他將《紅樓夢》反復閱讀了五六遍，對《紅樓夢》認真閱讀、研究、探求、思索、分析，寫出一組書評詩文。1985年出獄后又寫了《〈石頭記〉附記幾個要點》，共約三萬多字。這是他在獄中讀書評書的心血結晶，有非凡的意義。
胡風對《紅樓夢》的評論，與歷代紅學家對《紅樓夢》的評論不同，不是作版本考證，不說原著是曹雪芹的自傳，不評藝術成就，只是從政治思想上，從歷史趨勢、社會發展史上來評論《紅樓夢》的價值。他認為《紅樓夢》是惟一一部“對幾千年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意識形態和生活道德，在血肉的風貌上做了你死我活的痛烈的大斗爭的作品。而寶玉就是進行這個斗爭的代表者”。曹雪芹是通過“為受剝削、受束縛、受凌辱、受迫害的女性呼冤”，來控訴整個舊歷史、舊社會，抒寫了對人生的整個體驗和愿望。胡風對《紅樓夢》的評論，有自成一家的獨特看法，有他自己的道理，是比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