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導向的文化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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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理念的持續運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歐國家依據凱恩斯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公正價值觀，建立了福利國家，政府通過立法形式承擔起社會福利的職能。此時，民族國家的文化政策主要以國民福利和藝術普及為宗旨，目標集中在文化的精神層面，希望通過扶持高雅藝術、美學教育，恢復民族價值觀念和文化認同。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方國家社會運動的興起，文化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人人享有文化”（cultureforeveryone）和“文化的公民權利”（civilrightforculture）成為時代的口號。文化政策涉及的范圍獲得了拓寬，開始要求深入到民眾日常生活中，使文化藝術為社會全體成員所接近。文化政策重視地方性與社區性的文化價值，強調接觸文化的機會和文化活動的參與，因此地方性文化基礎設施以及社區文化活動獲得了發展。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經濟衰退使得以社會政治目的為主的文化政策轉向了文化的經濟效益，這段時期大型文化項目和文化旅游發展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文化產業日漸興起。同時，西方政府普遍面臨削減預算的壓力，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①與英語國家的“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措施開始逐步滲透到西方各國的公共文化藝術部門中。九十年代末以來，伴隨著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文化沖突與文化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文化開始被視為一種發展資源，除了其巨大的經濟潛力和社會整合力以外，文化更是被塑造成為地區積極而整體的社會重建（或結構轉型）的發展策略，甚至被上升到戰略地位——國家或地區的軟實力。以上主要是從西方民族國家內部政策發展脈絡來談的，尚未牽涉信息和通訊技術對該領域的深遠影響，而國際間的文化政策也未納入視野中……事實上，眾多復雜的社會因素影響并制約著當代民族國家文化政策的發展思路，各個國家應對策略也會有所不同。當代文化政策急速發展的現實背景，以及它所帶來的文化與社會的復雜關系，引發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對此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文化政策研究”這個詞在西方英語國家中被提出，它經由文化經濟協會和阿克倫（Akron）大學的都市研究中心的成立而開展學術活動。之后有固定舉辦會議探討經濟、社會理論和藝術等主題，以及關于政策及計劃評量等主要研究。[1]（P42-43）文化政策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一般意義上來說，它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個分支，通過運用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原理及模型，對國家、地方和團體層面文化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進行相關性研究，以期改進政策系統，提高文化政策質量。有人稱之為文化政策的工具研究路徑或者說是定位于政策的研究。同時，文化政策另一個不可忽略的研究范式即為文化研究范式，也有人稱之為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前者是運用“工具性知識”（instrumentalknowledge）②，以政策建構、政策的實施和評估相關內容為研究對象，偏重于實際操作層面的政策相關性的應用研究。后者則運用“批判性知識”（criticalknowledge），從人類文化藝術發展歷史中理解歷史上政策制定及其對后來的發展和應用的影響，分析各類文化政策可能導致的治理問題、文化與權力關系問題和身份以及意義相關內容在社會中的作用等等。兩種研究范式對文化政策研究來說同等重要。有學者認為，文化政策研究是建立在“實用”和“批判”兩種話語之上的，它既涉及藝術人文話語，同時又涉及政治經濟手段，因此，學科內部學術傳統有存在不一致的因素，甚至對抗的焦點。[2]本文重點介紹從文化研究路徑進入文化政策研究領域的幾位學者，他們與普通政策研究學者一樣，也關注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利益制衡，但他們探討問題的側重點則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理論和藝術生產之間的關系上。當看到文化與社會環境日益復雜化，他們開始不滿足于傳統文化研究領域，認為文化研究雖然具有文本的解構意義，但脫離了政策制定及行政，因此現實的“政治性”是有限的。他們希望拓展文化研究的視域，通過深入當今社會文化機制的研究，確立實踐上的學術建構價值。所以，他們把研究對象定位在文化政策領域，并以更積極的姿態介入政府政策議程的評議上。與政策研究不同，他們的關注點不在具體操作方法上，而更多地傾向于理論與政治方面的意義。政策導向的文化研究，其思想淵源主要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理論、福柯的話語分析和治理性理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以及后馬克思主義的接合理論等等。[3]他們致力于通過對文化政策歷史發展的梳理以及對文化機制運作的解析，進一步理解文化與社會的關系，通過認可或合作來干預文化領域。他們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積極參與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
托尼•本尼特①是文化研究領域較早提出把“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并致力于解決現實問題，介入文化政策制定議程的學者。他批評傳統的文化研究并不像許多倡導對抗的激進主義者那樣具有變革和解放力量，更多時候它只是文本修辭上的幻影；他認為需要把文化研究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種種爭論，更深入地根植于各種現實環境之中，尤其要關注文化權力的制度層面。因此，他從傳統文化研究領域對葛蘭西式“文化霸權”的偏好，轉向以福柯式“治理性”分析，把文化政策研究作為行動實踐的入口，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疇。對文化的界定，是文化研究的起點。本尼特主張在給文化下定義時，需考慮政策問題，區分不同區域的文化，以辨析不同的治理技術、政治關系等，以確立適當的有針對性的研究方法。[4]（P157-158，166）本尼特在《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1992）提出：把“政策”理論地、實踐地、制度地引入“文化研究”，這樣可以糾正文化研究在機制領域中的缺失。本尼特將文化研究的路徑從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系轉向了文化的治理性問題。他指出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新社會管理領域的出現，使得在特定知識框架中組織和使用文化資源的方式構建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應被視為既是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本尼特在批判性評論“文化研究”所界定的具有豐富人類學意義的文化定義之后，指出“文化研究”忽視了某些研究領域的有機層面。譬如，文化也是一系列歷史特定的制度所形成的治理關系，目標是通過審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術和規則的社會體系實現廣大人口的思想行為的轉變。它可以被看作是現代化早期社會生活特有的日益治理化過程的一部分。[4]（P159、162、163）本尼特在《文化：改革者的科學》（1998）一書中進一步延伸了這個觀點，把文化政策放置于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帶，指出：政策是文化構成的重要部分，正是因為這種文化、政策和管制領域的聯結，才建構了我們所繼承的文化及知識分子所進行的活動。[5]（P197-198）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主要圍繞著兩個焦點進行組織的：一個是在文化研究范圍中，對文化政策研究領域進行分析和實際參與其中的總體理論背景的歷史研究，包括文化與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等，關注藝術、文化、政府如何行動作用于社會；另一個是探討作為文化技術的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在組織文化和統治的現代關系方面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以及一系列公共文化機構運作所構成的文化體制，它們對整體社會的發展所產生的深遠作用。[6]（P25-26）前者的代表作包括《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文化：改革者的科學》、《文化與治理性》等，后者的代表作包括：《文化功用的倍增》[7]、《博物館的誕生》[8]、《超越記憶的過去：進化、博物館和殖民主義》[9]等。在“文化研究”與“文化政策研究”兩者之間關系上，本尼特肯定了文化政策的界定和研究是有其自身的特性和歷史的，但他不是要探究一般性的政策范疇，而是要利用文化研究既有的成果和獨特的視角重新審察文化政策。對此，本尼特主要運用福柯的理論范式來探討博物館的歷史、文化管理的現代形式、文化政策等具體文化實踐領域，同時，也吸收了其他理論家的分析話語和科學研究。[10]（P199-216）因此，從本質上來說，政策只是本尼特探究文化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個切入點，其研究方法的起步及研究的最終歸宿還是文化研究，目的是對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產生積極作用。在本尼特看來，運用“文化研究”理論范式，可以批判性地去理解：文化政策在作為描述現代社會的政府與文化之間特殊的關系結構中的作用。反過來，文化在現代社會是處于被管理和經營的不斷變化的復雜形態之中的，如果文化研究脫離這樣的背景，必然會面臨理論和現實上的困境。所以，兩者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本尼特認為，文化研究在此之前也有關注過政策問題，但局限于文化研究所代表的理論敘述方式，沒有充分注意到制約文化不同領域的制度狀況，他試圖在批判分析和政策定位之間建立更加緊密的關系。[11]
三、米勒和尤帝斯的文化政策研究
喬治•尤帝斯、托比•米勒及賈斯汀•劉易斯①等人分別編著的《文化政策》[12]、《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讀本》[13]在文化政策研究領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走的也是文化研究路徑，強調知識分子獨立批判立場。他們運用話語和權力分析方法，歷史地揭示了文化政策和制度背后潛藏的規訓和控制技術；通過根本性的語境重建，從而以批判的立場有效地介入文化政策領域。他們批評傳統文化研究盡管有明確的推動社會運動的政治議程，但過度偏重于文本政治分析，是“革命修辭”（revolutionaryrhetoric）。認為文化研究如果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關注作為社會文化治理體系重要構成部分的文化政策，所以他們更期望通過文化政策研究的導入產生一種新的領導象征，即以“改革志業”（reformistvocation）促使社會發生改變。《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讀本》作為一本選輯，除了對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作了理論介紹以外，它還以不同學者在這一領域的代表性成果，建立起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領域的基本范式和研究方法。米勒和尤帝斯在《文化政策》一書中，首先從對文化與政策之間的關聯，以及文化政策的歷史與理論的探討開始，展開文化政策的宏觀和微觀研究。他們認為：文化與政策主要在美學和人類學兩方面產生關聯：從美學層面上看，美學的標準是歷史形塑的，文化起著指標作用，以區分品味和身份；從人類學層面上看，文化意指根植于語言、宗教、習慣、時代和空間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政策則是聯結美學創造力和集體生活方式的組織力量，它借助系統、規范的行動引導，通過資金分配（或補助）和民眾教育的方法來決定文化的走向，并由相關組織機構采納執行，以完成目標。[14]（P1、6）米勒和尤帝斯認為，決定文化政策形成的參數包括六個方面的要素：其一，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這個概念來源于福柯，本來是用于解釋現代性的行政設施，現代國家的興起及其對個人的社會調控權力，米勒和尤帝斯借此概念把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基礎從司法型逐漸向管理型與技術型轉變。[15]其二，品味性（standardsoftaste），在他們看來將品味哲學化的過程是與現代政府同時生發的，品味的形成就是文化管理或文化政策。其三，道德性，文化政策是把治理性和品味相結合，在個人或公眾層面上，形塑與管理倫理不完整的主體。其四，競爭性，它體現在與社會政治的競爭，國家所有的文化補助支出，都要有補助的借口。市場機制和政府管控機制都無法單一運作，將文化同時當作是樂趣（憑藉著市場）和進步（憑藉著政府）的觀念，在許多文化政策中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其五，認同性，政府的計劃要既符合國家認同又要符合超國家認同。通過文本解讀可以發現，許多國家的文化政策其實是源于在地化和全球化之間的特殊關系。其六，文化公民權，它經由教育、習俗、語言、藝術和宗教，達成“自身文化”譜系的保存與發展；它關系到文化多樣性背景下對差異的承認。[14]（P4-29）研究方法上，米勒和尤帝斯把文化政策作為一個轉變場域，通過批判理論尋求把知識結合到進步型的社會改變、社會運動，并以此位置思考權力、授權和責任問題。所以，他們的研究不是有關效率、效度和描述的政策研究，而是以理論、歷史和政治為起點的文化研究。[14]（P3-4）他們認為：了解文化政策并介入它，是參與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該途徑可以更深層次的接觸到文化的制度層面，拓展激進民主的文化政治。后來在劉易斯和米勒主編的《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讀本》序言中，這一思想得到了更為明確的論述：“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徑是一個改良工程，它既需要理解文化政策傳統上被采納的方式，又需要理解嚴謹而富有想象力的其他方式。它還意味著有必要將進步的社會文化運動和技術官僚聯系在一起。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徑既需要理論上的挖掘，又需要實用的其他選擇”。[16]
四、麥圭根的文化政策研究
如果說托尼•本尼特、托比•米勒和喬治•尤帝斯主要是從文化研究中的“治理性”問題涉入文化政策領域的話，那么吉姆•麥圭根①的文化政策研究則重新返回到傳統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文化與權力關系上。但是，麥圭根并沒有從歷史文本上闡述這一古老話題，而是把探討的側重點放置在了信息與傳播技術高速發展、社會經濟急遽變化以及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麥圭根認為以福柯的“治理性”觀念為起點的文化政策研究，主要聚焦于社會行為的調控和自我身份的形成機制，他們模糊了國家與市場、政治與經濟的歷史差異，因此對于諸如文化與跨國資本主義、國際性的文化與權力，以及民族國家與經濟力量在控制和失控中的博弈等實際問題就難以解決了。[17]（P15-17）對此，麥圭根指出政策導向的文化分析不能僅僅局限于民族國家的運行機制，更應該關注到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及政治本身，進而他提出了文化政策研究中需要特別關注的文化調控問題——從中可以考察動力和結構的復雜互動關系。麥圭根在《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書中，從國家話語、市場話語和市民/交流話語三方面追溯了文化政策話語的歷史變異和發展。國家話語源于“國家干預”理念，國家是文化領域的主要行動者，政策的重心是由政府來掌握資源和控制權，并決定文化補貼的領域。市場話語是受經濟理性和私營經濟的管理思維影響產生的，隨后出現了公共文化領域的管理化，文化機構運作必須符合市場和顧客滿意的標準。從國家話語向市場話語的轉變趨勢在當代許多國家文化政策中都有明顯的體現。市民/交流話語源于市民社會，獨立于國家與市場之外，關注交往和文化的民主化，并構成上述兩種話語的對立面。[17]（P44-60）事實上，國家、市場和市民/交流這三種話語及其代表的力量在民族國家內的不同層面上繼續發揮著作用。麥圭根也同時指出，當前市場理性和公共部門的市場化代表著一個無所不在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17]（P48），它正與文化政策日益糾纏在一起，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決定性的影響。麥圭根對此持批判態度。麥圭根的研究路徑是批判性和反身性文化政策分析，他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了新自由主義和文化政策的關系。他認為文化政策研究既然是應用研究，就更應該以實用的角度，介入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機制運作方式的探討，質疑由資本家的利益和狹義的政府利益決定的議程，對決策做出貢獻；而不能只限于對傳統的分析，當然文化政策研究也不能成為政府政策的工具，它必須要以獨立的立場維持并革新自己與進步運動的關系，以求得社會文化公正，使之符合公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