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者正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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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正統與異端王陽明王龍溪焦弱侯陽明學

如果說孟子時代儒家所面對的異端是楊、墨的話，認為在唐宋以降儒家傳統的自我意識之中，最大的異端是佛老，應當是一個基本不錯的判斷。至少自北宋理學興起以來，對大部分理學家而言，儒學與佛道二教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就是正統與異端的關系。儒學與佛道兩家之間的正統與異端之辨，也的確構成貫穿理學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之一。但是，自陽明學興起以來，相對于佛道兩家，盡管以儒學為正統的基調在儒者當中并未改變，但以陽明學者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儒家學者，在吸收佛道兩家思想并批判以僵化了的朱子學為象征符號的世俗儒學的過程中，將異端的所指開始由佛道兩家向功利世俗化了的儒學扭轉，從而使傳統的正統與異端之辨在中晚明顯示了新的動向。

本文主要以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1472-1528）、王龍溪（名畿，字汝中，號龍溪，1498-1583）以及焦弱侯（名竑，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1541-1620）的相關論說為代表和根據，來考察陽明學者在正統與異端這一問題上的看法。王陽明的活動主要在正德年間與嘉靖初年，王龍溪的活動主要在嘉靖、隆慶年間以及萬歷初年，焦弱侯的活動則主要在萬歷中后期。如果說從正德年間到嘉靖初年是陽明學的興起時期，從嘉靖經隆慶到萬歷初年是陽明學的全盛期，萬歷中后期至明末是陽明學衰落期的話，那么，這三人的活動時間恰好覆蓋了陽明學從興起到全盛再到衰落的整個時段。另外，作為陽明學的創始人，王陽明對于陽明學興起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而對于陽明學的全盛期和衰落期來說，王龍溪與焦弱侯又分別可以作為這兩個階段的代表人物。[1]因此，以這三位人物的相關論說為代表和取樣來考察陽明學者正統與異端的觀念，便決非任意的選擇，而顯然在方法學上具有充分的理據。

一、王陽明的論說

就理學傳統而言，儒家在總體上對佛老尤其佛教一直視為異端而采取較為嚴厲的排斥態度，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陽明學興起之前。明太祖時，大理寺卿李仕魯對朱元璋崇佛不滿，曾直言切諫說：“陛下方創業，凡意旨所向，即示子孫晚世法程，奈何舍圣學而崇異端乎？”并且“章數十上”，但朱元璋未予理睬。李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辟佛自任”，見朱元璋不以為意，便對朱元璋說：“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說完竟將笏板置于地下。以朱元璋之專制殘暴，自然大怒，于是“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2]當然，這是儒家學者辟佛的一個較為極端的事例，但明代陽明學興起之前的儒家學者的確大都深排佛老。如薛瑄（字德溫，號敬軒，1392-1464）曾說：“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3]胡居仁（字叔心，稱敬齋先生，1434-1484）也說：“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4]“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圣人之道。為害尤甚者，禪也。”[5]丘濬（字仲深，號瓊臺，稱瓊山先生，1421-1495）更是嚴厲指出：“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6]至于象曹端（字正夫，號月川，1376-1434）“朝夕以圣賢崇正辟邪之論”奉勸“勤行佛老之善”的父親，[7]何塘（字粹夫，號柏齋，1474-1543）“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8]則將對佛老的排斥進一步落實到了具體的行為之中。

然而，明代前期儒者對佛老的深排，恰恰反映出佛老尤其佛教在儒家知識分子中影響的深廣。上引薛瑄的話，其實也正透露了這一點。隨著中晚明三教融合的日益深入，儒家學者對佛老的態度也日漸開放。以佛老為異端的看法，在陽明學興起與發展的過程中，發生了明確而意義深遠的變化。當然，這種思想史的變化不可能突如其來，總是淵源有自、由積累而成。作為陽明學的先聲，陸象山曾經表達過他對“異端”的看法，所謂：

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為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9]

象山這里雖然并未推翻以佛老為異端這一理學傳統的基本看法，但對異端的理解，重點卻顯然已另有所指。

摘要：自理學興起以來，理學家幾乎無不以佛老為異端，在理學的話語中，異端亦成為佛老的代名詞。但在中晚明，隨著陽明學的興起和發展，儒家學者正統與異端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本文通過對王陽明、王龍溪和焦弱侯這三位陽明學不同時期代表人物正統與異端觀念的考察，揭示陽明學正統與異端觀念的演變，進而說明這種變化的原因與思想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