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的哲學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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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續發展觀已經成為人類普世價值觀

隨著人類文明的繼續向前，隨著人類對這些全球性問題認知程度的加深，人類對生態問題的思考已滲透到社會科學的若干領域而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學范疇，生態學也不再局限于生物學而成為聯系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橋梁和紐帶。同時，人們也深刻地意識到人類再也無法更不可能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而應該全面地看待人類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重新審視人類在整個生物圈中的定位，協調人類與環境、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從而促進自然、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并最終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一些國際機構乃至各國政府和各專業學者，就資源環境危機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并就可持續發展戰略達成了很多共識。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現代生態學、環境科學、地理科學等學科領域最熟悉和最廣泛采用的術語之一，實現可持續發展日益成為資源環境管理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這不能不讓人們深入思考不可持續發展的真正根源究竟是什么？

首先，不可持續發展的外在發展模式與內在發展理念有其深厚的自然科學技術根源。辯證唯物主義認為，自然科學技術依賴于社會生產實踐。正如馬克思所說：“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后，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么，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于生產。”①自然科學技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尤其是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以后，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以至于我們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沒有自然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就沒有當今社會人類的福祉和幸福指數的提升。工業文明所展現的巨大生產力使人類仍然相信人類自身與自然科學技術的無限能力。但是，自然科學技術的過快發展和片面利用給人類生存、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危機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美國生態學家格林伍德和愛德華滋說：“當一項新技術破壞了人們大量需要的和不可再生、人類的和非人類的資的源時，那么所謂進步實際就是一項拙劣交易”。②美國科學哲學家布賴恩•斯溫認為：“我們的星球面臨著許多的麻煩：技術發明的后果是產生了5萬枚核彈頭；工業化經濟導致了各大洲的生態滅絕；財富和服務的社會分配產生了1億貧困而饑饉的眾生。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正處于可怕的境地。”③這不能不讓人類警醒：作為一個有機體的人類社會，第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與發展危機。

其次，不可持續發展更有其深厚的社會制度設計根源。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和美國、20世紀初法國、20世紀30年代德國、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和日本，以其現代工業化的先驅“創造”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世界紀錄。舉世聞名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就其本質而言，是現代資本邏輯敲響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濫用的警鐘。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如果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一方面創造出一個普遍的勞動體系——即剩余勞動，發明創造價值的勞動，那么，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的體系，甚至科學也同人的一切物質的和一切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體系的體現者，而且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在這個社會生產和交換的范圍之外表現為自在的、更高的東西，表現為自為的合理的東西。因此，只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并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文明的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它不再認為是自為的力量；而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理論認識本身不過表現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從于人的需要。”①“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與人的結合，只是由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來源——土地和工人”。②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加拿大哲學家威廉.萊斯認為：“盡管掌控自然本身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是該觀念與資本主義相當契合，在經濟生活中，首先在歐洲繼而在全球的其他地方，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對舊有制度形式的勝利，也鞏固了現代科學對自然哲學中競爭體系的勝利”。③再次，不可持續發展還有其深遠的哲學根源。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學家在研究自然現象時，不得不求助于理論思維，而要思維就必須運用邏輯范疇。“不管自然科學家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在于：他們是愿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愿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④因此，自然科學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哲學理論思想的影響和支配。威廉•萊斯指出：“環境問題的根源不在于科學本身，而在于一種意識形態，現代科學僅僅是控制自然這一更大謀劃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觀念才是環境問題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⑤美國哲學家大衛•格里芬認為，在祛魅的自然中，關于自然的現代科學導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這是由于，關于自然的機械論的、祛魅的哲學最終導致了整個世界乃到人類生存的祛魅，。由此可見，不可持續發展從哲學觀念更新和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理性化目標出發，都包含在整個時代演化的共同趨勢之中，必須解決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進而實現發展觀的歷史轉向，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創造必要條件。

二、可持續發展觀正在考問當下社會政績觀

卡倫巴赫之所以寫《生態烏托邦》，目的在于努力確保每一個讀者可以了解到什么是生態烏托邦，他們住的屋子是什么樣的，他們是如何旅行的，他們的學校和醫院是如何運轉的。通過這些烏托邦式的描述來啟示人們：人類與世界的關系應當納入倫理學視域，“可持續”與“發展”的關系問題應當成為倫理學考慮的重要課題。所謂可持續發展，按照目前人們公認的理解，即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或威脅的發展。從邏輯上分析，“可持續發展”是“需要發展”和“限制發展”的統一：“發展”是為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發展；“限制”是為滿足后代人的需要而“限制”，其張力歸根結蒂是生存權、發展權的爭奪問題——不僅是當代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而且是未來人乃至地球所有生命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

當年，卡倫巴赫也許尚無“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自覺和文化自覺，但借以《生態烏托邦》的名義揭示了“可持續發展”的哲學隱喻。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已經不再是對真理的無私而神圣的追尋，而變成了與政治共謀的權力，依靠金錢運轉的滑稽游戲，聽命于贊助人的工具和對自然進行無情壓榨的邪惡幫兇。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誤解與斗爭硝煙未盡，直到黒格爾和謝林去世的整整兩個世紀中，哲學實際上是在對科學自衛中被建構起來的。卡倫巴赫在《生態烏托邦》的序言中寫到：“在上世紀70年代，我們經歷了一個生態研究和技術創新的高潮，這個高潮無疑是令人振奮的，但卻極少有人去思考它們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影響。關于生態可持續的正確概念，就像我們現在的理解，僅僅剛開始走進人們的視野。”①實際上，自然是一個進化的生態系統，人類只是一個后來的加入者，地球生態系統的主要價值在人類出現以前早已各就各位。

當年，卡倫巴赫也許尚無“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自覺和文化自覺，但借《生態烏托邦》的名義揭示了科學與道德對峙下的尖銳矛盾。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探討全球氣候變化的《難以忽視的真相》一書上引用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的名言：這不是一個成本與收益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的問題。”科學與道德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在人類歷史上，科技的進步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著人類道德的進步，以科學的“真”來促進道德的“善”，從而達到真善美的統一；反過來，科學技術的合理開發和利用，離不開道德的約束和引導，這不僅僅是科學家的科學道德，更是對人類對自身文明的高度負責。時至今日，科學家對于新發現、新發明的研究與利用盡管小心謹慎，但仍隨時面臨著被巨大的社會需求和利益驅動所吞噬的危險。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如何利用好這一把劍，使科技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社會，這就要求我們要牢牢地把握科學與道德的內在關系，從而實現科學發展的道德目標。卡倫巴赫的《生態烏托邦》及其可持續發展的哲學隱喻，實現了發展觀從“經濟”向“倫理”，從“利益”向“道德”的轉換。當年，卡倫巴赫尚無“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自覺和文化自覺，但借《生態烏托邦》的名義預言了GDP盲目崇拜的嚴重惡果。可持續發展意味著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之間不斷優化的前提下，實現社會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的有機結合，從而現實社會可持續性的發展。“可持續”與“發展”不僅體現了當前利益與未來利益的統一，還體現了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公平與效率、理性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在現實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導致過去一段時間里“可持續”與“發展”矛盾與沖突的根本原因是發展的饑渴、GDP的崇拜以及由此決定的傳統政績觀。從現實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實際狀況看，一些官員們往往更關心“經濟增長”，把“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把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全部追求，背離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目的。這種傳統的發展觀既反應了老百姓就業需要，更反應了官員們追求政績的需要。許多學者強調“可持續”，為生態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枯竭而奔走呼號，而有些官員則依舊在當眾為“外商投資項目”剪彩。這既是發展不可持續的真正根源，又是消解“可持續”與“發展”間矛盾所面臨的最大難題。這種GDP崇拜和傳統政績觀頑疾啟示我們：若想把卡倫巴赫的《生態烏托邦》所折射的“可持續”理念變成現實，大概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三、可持續發展觀的落實應當著眼科學和價值雙重維度

重讀卡倫巴赫的《生態烏托邦》，聯系我們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我們由衷地感到，包含可持續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發展觀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的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以人為本、實現人的發展，并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也不是一個單純的理念，而是要付諸科學發展的社會實踐過程。而這一實踐過程必須按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規則來推進。任何長官意志，任何主觀隨意，任何任意發展，短期內也會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但從長遠來看，則是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嚴重破壞；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能無視對人的發展價值的考慮，人們正是為了滿足一定的目的和需要，才提出科學發展問題，才注重尊重規律并主張的認識、把握和運用規律的問題，沒有人的發展的價值追求和價值引導，就無所謂可持續發展觀，也無所謂尊重什么客觀規律。之所以要協調發展，就是因為沒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建設，沒有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國內與國外之間的協調，社會就無法達到和諧，人就難以實現全面發展；之所以要強調可持續發展，就是因為沒有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當代人與后代人的永續發展將會受到嚴重威脅。所以“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本質就是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實現了“雙重尊重”：尊重客觀規律，尊重人的價值。具體地說，可持續發展觀是我們審時度勢，在經歷了種種考驗和磨練后探索并發展出的新哲學，其理論自覺在很大程度上是就科學發展觀的“合理性”的正確把握。這種合理性既有合乎規律性，又有合乎目性。

前者反映的是對客觀規律的尊重，后者反映的是對人的尊重；前者體現的是科學的維度，后者體現的是價值的維度。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是最大限度地體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科學的維度與價值的維度的有機統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黨緊密結合當代中國和世界發展實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點及目標進行戰略謀劃和部署，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創造性地回答了當代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問題。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重點和總體布局中，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進一步深化，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實現了由“四位一體”到“五位一體”的歷史性轉變，凸顯了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特點，順應了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有利于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肩負起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應盡的國際責任。

總之，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源自人類對過往文明成果的深入反思；可持續發展的實踐探索，展示了人類開辟新的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它已經突破了單純的概念范疇，并正以一種席卷全球的姿態影響著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已經不僅是經濟發展中的方法論指導，更成為了現代人類社會實現偉大轉型的精神符號。《生態烏托邦》這本著作凝練了深邃的哲學理性，煥發著嶄新的時代光芒，以文學的語言解釋著人類內心最深處的真實期望，把可持續發展的時念引入了生活的各個角落，并啟示我們堅定沿著可持續發展的嶄新理念，構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美麗中國”。

作者：田書為陳凡單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