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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桑弘羊由于心算的特技被加官為侍中；關于其早年入宮即通過什么途徑入仕并成為侍中的原因問題；桑弘羊最早究竟怎樣走進官場，這在當時并非秘密，也肯定不是一個問題；桑弘羊如果是通過貲選入仕，那也就意味著這在當時并非是個別現象，而應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桑弘羊出身于商人家庭，如果說桑弘羊是以貲為郎，這與西漢前期推行的禁止商賈仕宦的政策也明顯矛盾對桑弘羊入宮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有許多學者都依據這條史料認為，桑弘羊是通過貲（訾）選為郎，然后由于心算的特技而被加官為侍中的，
摘要：對桑弘羊的入宮，人們大多認為，他是通過貲（訾）選為郎，然后由于心算的特技被加官為侍中的。然而證諸史實，此說顯然非是。無論是考察桑弘羊的家庭情況，還是從漢代的選官制度看，桑弘羊的入仕都不可能是通過貲選。考慮到桑弘羊當時還僅有十三歲，而且所謂“侍中”并非皆為加官，則桑弘羊很可能是由于其心算的特技被直接任為侍中的，桑弘羊從政六十余年，無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很多人都應該熟知他的經歷，桑弘羊的入仕應屬于特殊案例，而并不是通過貲選，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關鍵詞：桑弘羊；侍中；貲選
在桑弘羊研究中，關于其早年入宮即通過什么途徑入仕并成為侍中的原因問題，目前仍存在某些分歧。《史記·平準書》云：“（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從有關論述看，有許多學者都依據這條史料認為，桑弘羊是通過貲（訾）選為郎，然后由于心算的特技而被加官為侍中的。對這種觀點，筆者尚不敢茍同。
為了便于討論，我們即先從漢代郎官的“貲選”說起。
所謂“貲選”，實際就是“訾選”或“資選”。按漢代規定，凡擁有相當資產的富戶，均可以自備車馬衣服，到京城長安做郎官。《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云：“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以訾為騎郎。”[注]引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郎的職掌和設置亦比較特殊，雖有俸祿，卻無定職和定員，帶有見習和候補的性質。《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載：“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
除了貲選，西漢郎官的主要來源還有“任子”。所謂“任子”，即中央和地方二千石以上的高級官員，在任職滿三年后，可以保舉子弟一人為郎。《漢書·哀帝紀》注引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因為桑弘羊并非出身于官宦家庭，所以許多學者才推測他肯定是由貲選為郎。例如：
案桑弘羊乃洛陽賈人之子，既非儒者，又非貴子弟，何以乃能以十三之年，即獲得侍中之職？沈欽韓云：“《鹽鐵論》大夫曰：‘余結發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案其進，蓋亦‘入羊為郎’之類。”此說實大有可能。文帝時，用晁錯務農貴粟之策，即已實行入粟拜爵之法。景帝時，仍遵行未改。弘羊既出身于“財累萬金”之洛陽賈人家，則其得官之由，必與“富人蘇回為郎”(《漢書·趙廣漢傳》)及“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漢書·循吏傳》)相同。觀《鹽鐵論·除狹篇》賢良云：“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或即對于弘羊出身之諷刺，未可知也。[①]
但是這種看法顯然有很大的猜測成分，在論證上亦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桑弘羊最早究竟怎樣走進官場，這在當時并非秘密，也肯定不是一個問題。桑弘羊從政六十余年，無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很多人都應該熟知他的經歷。就司馬遷和班固而言，也根本沒有為他隱諱的必要。故如果桑弘羊真的是以貲為郎的話，那么按照《史記》和《漢書》的通常做法，例如張釋之、司馬相如[②]等，就應該留下這方面的明確記載。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這就不能不令人對此要產生懷疑了。
其次，桑弘羊出身于商人家庭，如果說桑弘羊是以貲為郎，這與西漢前期推行的禁止商賈仕宦的政策也明顯矛盾。稽諸史乘，在西漢建立后，為了維護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統治者即采取禁止商人入仕的政策。如《史記·平準書》載：“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就文景時期而言，這一政策也仍然被嚴格執行。“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③]景帝在詔書中還專門提到“有市籍不得宦”的問題，他說：“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④]所以，安作璋先生便總結說：“漢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選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內。”[⑤]西漢前期既然禁止商賈仕宦，那么桑弘羊又怎么能有資格參加貲選呢？
誠然，在西漢時期統治者確曾實行過納粟拜爵制度，也確有“入羊為郎”的現象，但這些都很難作為桑弘羊以貲為郎的依據。以前者為例，除了要解決財政困難外，漢代之所以實行納粟拜爵制度，其目的即在于“貴粟”即重農。因此，考慮到漢代推行禁止商賈仕宦的政策，這種納粟拜爵的對象恐怕大多還應是富有的農戶。更不用說，即使納粟拜爵的對象也包括商賈，由于漢代實行官、爵分離的政策，爵位僅具有身份和免役意義[⑥]，這與貲選也仍然是兩回事。否則的話，只要商人買到了爵位就能夠做官，那他們豈不是可以隨便仕宦，又怎么能出現“有市籍不得宦”的問題？至于“入羊為郎”，史書已明確記載，這是漢武帝中期的事情，所謂外攘夷狄，內興功業，因而“府庫并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⑦]。而黃霸和蘇回的事例，則是在武帝末年和宣帝時期。
有的學者提出，桑弘羊家應該屬于沒有市籍的商人，因而可以參加貲選[⑧]。這種說法也很難令人信服。且不說認為桑弘羊家沒有市籍還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據，就算是桑弘羊家沒有市籍，又怎么能證明漢代禁止商賈仕宦的政策僅僅是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如前所述，在高祖直到文帝時期，便都是籠統地規定市井子孫或賈人“禁錮不得為吏”。
第三，桑弘羊如果是通過貲選入仕，那也就意味著這在當時并非是個別現象，而應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換句話說，除非存在某些我們不知道的特殊條件，只要是桑弘羊能夠參加貲選，其他情況相類似的賈人之子也都應該能參加貲選。因為貲選的標準肯定是統一的，而且史書已明確記載，桑弘羊的入仕是在十三歲，所謂貲選“其實”也并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但這也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按照以上推論，在當時應該有許多同他年齡相仿的少年甚至兒童被貲選為郎，至少應不止桑弘羊一人。況且，如果當時真的出現了許多少年或兒童郎官，這在把用人的好壞視為國家興衰的漢儒看來恐怕也決不會是一件小事[⑨]。以任子和貲選為例，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即批評說：“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⑩]但令人費解的是，除了桑弘羊，在史書上卻找不到與這些少年或兒童郎官有關的任何記載[11]。顯而易見，這也只能有一種解釋，即當時并沒有出現過許多出身于商賈家庭的少年或兒童郎官，桑弘羊的入仕應屬于特殊案例，而并不是通過貲選。
那么，桑弘羊究竟是怎樣入宮的呢？我們認為：對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回答。因為如果僅僅是說桑弘羊何以能夠入宮的原因，這個問題實際上很容易回答。《史記》、《漢書》都曾經明確記載，桑弘羊之所以能夠入宮被任為侍中，就是由于他具有特殊的心算技能，即所謂“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一般來說，在兩漢時期，人們計算數字都要用一種被稱為“籌碼”或“籌算”的計算工具[12]。而桑弘羊由于計算已達到非常熟練的程度，在計算時則可以不用籌碼，只要“心計”即心算就能夠準確地得出答案。可以肯定說，正因為桑弘羊具有這種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會被征召入宮。可見，問題并不僅僅在于桑弘羊何以入宮的原因。問題乃在于：桑弘羊究竟是由于特技被直接任為侍中，還是通過某種途徑入仕而后又任為侍中的？且更為棘手的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證明，這兩種情況還都有可能。
先說前者。以往人們都很少注意到這一問題，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考慮到侍中屬于加官性質。《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載：“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這種考慮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卻忽略了對具體情況的分析。主要就是桑弘羊年僅十三歲，他不可能真正擔任官職。一則桑弘羊被任為侍中，這只是讓他有一個出入皇宮的名義和頭銜，而并非被真的作為加官。《史記·呂太后本紀》載：“留侯子張辟強為侍中，年十五。”即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先例。而且，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由于還是孩子，桑弘羊很可能連俸祿都沒有。否則的話，作為真正意義的侍中，其俸祿至少應該是千石。《后漢書·百官志》云：“侍中，比二千石。”[注]曰：“《漢官秩》云千石。”但對桑弘羊來說，卻無異于笑話。誠如吳慧先生所說：“桑弘羊十三歲侍中，如說此時已秩比二千石或千石，這是不可思議的。”[13]二則侍中雖為加官，卻也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情況，因為任何制度都可能存在例外規定。以郡守為例，其俸祿一般是二千石，但據《漢書·循吏傳》記載，黃霸任穎川太守時，即被宣帝明令規定為“秩比二千石”；后來升任守京兆尹，俸祿為二千石，又因多次失職“連貶秩，有詔歸穎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前”。實際上，西漢侍中并非都是加官，在正史的記載中即可以找到證明。荀彘就是一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史記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再如，應劭《漢官儀》載：“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朝廷榮之。”顯然，像職掌“褻器虎子之屬”的侍中，由于必須日夜侍從皇帝，恐怕就很難說皆為加官，而多數應該是由宦官擔任的專職侍中。其實，侍中的本義也就是侍從皇帝。《史記·呂太后本紀》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更何況，桑弘羊才十三歲，他的入宮本身就是一種特例。三則按照常規，只要是重要的歷史人物，《史記》、《漢書》都會盡可能詳細地記載他的經歷。而對于在西漢歷史上影響重大的桑弘羊，在他擔任侍中以前，馬、班的記載卻都是語焉不詳。加之史書明確記載，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所以他也完全有可能是被直接任為侍中。
再看后者。這實際是傳統說法，在史書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證。僅據宋人徐天麟《西漢會要·選舉下》所輯，在“方伎”條下便列有多人以特技為官之事。例如：
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本《傳》。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本《傳》。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本《傳》。……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郊祠志》。
不僅如此，司馬遷還特別總結說：“至今上（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14]因此，對桑弘羊來說，既然他有著與眾不同的心算技能，也就存在著先以特技任官的可能。
我們認為：如果考慮到桑弘羊的特殊情況，從漢武帝接受的宮廷教育看，桑弘羊很可能是被直接任為侍中的。具體來說，則可以從兩個方面推測：一是桑弘羊聰穎過人，很小就具有心算的特殊技能，他在洛陽甚至附近地區都應該是一個頗有名氣的神童。二是漢武帝雖然是皇太子[15]，但他畢竟還是一個少年，還必須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尤其在算術或數學方面，這是古今所有中小學教育都必須學習的基礎知識。《漢書·律歷志上》云：“數者，
一、
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其法在算術。”柳詒徴先生也說：“漢代小學，兼重書算。”[16]因此，情況很可能就是這樣：在一次數學課中，年少的武帝聽說了洛陽神童桑弘羊的傳聞。盡管他自己也是聰明絕頂，在三四歲時就能背書數萬言，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七歲時因超常的領悟力而被景帝改名為“徹”[17]，但他對于在計算時竟然不用籌碼也仍然感到神奇。或許是授課老師的建議，或許是漢武帝自己的要求，他們決定征召桑弘羊來伴讀。考慮到桑弘羊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同時也為了讓他能夠出入皇宮，于是便像呂后對張辟強那樣[18]而破格給了他一個侍中的頭銜。
（原載《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新晨
[①]馬非百（元材）：《桑弘羊年譜訂補》，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17—18頁。
[②]《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可證。
[③]《漢書·貢禹傳》。
[④]《漢書·景帝紀》。
[⑤]安作璋：《學史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06—107頁。
[⑥]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四卷·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6頁。
[⑦]《漢書·食貨志下》。
[⑧]吳慧：《桑弘羊研究》，齊魯書社1981年版，第109—110頁。
[⑨]參看拙文《以經治國與漢代用人》，《齊魯學刊》1994年第6期。
[⑩]《漢書·董仲舒傳》。
[11]按：東漢時孝廉年幼試經者有“童子郎”（詳見《文獻通考》卷三十五《選舉考八》），但這與西漢前期的情況完全是兩回事。
[12]《漢書·律歷志上》云：“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
[13]吳慧：《桑弘羊研究》，齊魯書社1981年版，第112頁。
[14]《史記·龜策列傳》。
[15]參看拙文《桑弘羊生年考》，《中國農史》2005年第3期。
[16]柳詒徴：《中國文化史》，南京鐘山書局1935年版，第407頁。
[17]楊生民：《漢武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18]按：呂后之所以任張辟強為侍中，是因為其父張良在確保惠帝的太子地位上發揮過特殊作用，詳見《史記·留侯世家》。而作為對張良的回報和優寵，張辟強被任為侍中肯定在惠帝繼位之后。從《史記·呂太后本紀》看，惠帝共在位七年，張辟強十五歲時乃是在惠帝七年。因此，張辟強最早任侍中時當在其十歲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