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童話翻譯現況及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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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翻譯有助于擴大兒童知識面,加深兒童對世界的理解,有助于培養孩子們包容并蓄的良好品質,較早地樹立跨文化交際意識。諸多西方經典童話故事,以及近年來風靡全球的暢銷兒童文學作品,如《哈利波特系列》、《雞皮疙瘩系列》等,均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成為了我國少年兒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國家教育部推薦的100部小學生課外讀物中,外國譯作共計38部,其中文學翻譯作品27部。[1]此外,翻譯讀物長久以來占據了我國少兒圖書市場的重要位置,比重呈不斷上升的趨勢。據官方統計,1995~1999年間,中國外文圖書版權貿易達2.07萬宗,1999年至2003年則達4.27萬宗;2003年當年的外文版權貿易額為1.94億美元。2005年全國引進或翻譯作品少兒讀物類43368種次,共計39.12萬冊。[2]和兒童翻譯圖書的出版熱度相比,兒童文學翻譯研究顯得甚為滯后,一直處于極其邊緣的位置,不論是文學研究領域還是翻譯研究領域都少有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特別關注。正如徐德榮在2004年刊載于《中國翻譯》的《兒童文學翻譯芻議》一文中指出的,“兒童文學的翻譯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發展很不平衡:兒童文學的譯作層出不窮,而針對兒童文學翻譯的專門研究卻少得可憐。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在國際上已經起步,但在中國這一領域的深入研究還暫付闕如。”[3]

一、2004年前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概述

據統計,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從1981年至2004年,以“兒童文學翻譯”為主題的文章共計16篇,除去2篇有關兒童文學引進與輸出的文章,2篇報道和1篇期刊目錄,涉及兒童文學翻譯的論文共10篇,分別是:王泉根《略論文學研究會翻譯外國兒童文學的工作》(1986)、金燕玉《茅盾的兒童文學翻譯》(1986)、徐家榮《兒童文學翻譯中形象再現的藝術手法》(1991)、張文萍《試論“信,達,雅”在兒童文學翻譯中的運用》(2002)、于天池《論李長之的童話譯著及其兒童創作論》(2003)、秦弓《“五四”時期的安徒生童話翻譯》(2004)、《五四時間兒童文學翻譯的特點》(2004)、《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上)》(2004)及《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下)》(2004)、徐德榮《兒童文學翻譯芻議》(2004)。1999年至2004年,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及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只有4篇相關論文:碩士論文包括夏歷的《“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的翻譯》(2000)、何靜《兒童文學翻譯中的審美過程》(2004)和譚晶的《兒童和成人的對話》(2004),博士論文為劉少勤的《盜火者的足跡與心跡———論魯迅與翻譯》(2003)。

上述14篇論文主要探討了兒童文學翻譯的以下幾個方面:兒童文學翻譯的策略或原則、個別譯者的翻譯活動和翻譯思想、“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翻譯活動的文獻梳理以及文學研究會對國外兒童文學作品的推介等。

二、2005~2010年間國內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現狀分析

2005~2010年間,國內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不僅在數量和質量上,而且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很大提高。

(一)公開出版的論著

201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麗博士的《生成與接受: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1898~1949)》。該書吸納描述性翻譯研究、兒童文學研究和比較文學的一些研究方法,對兒童文學翻譯活動的生成、接受與影響進行考察,厘清了50年中國所翻譯的兒童文學作品,描述了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概貌,探討了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的接受情形,闡述了兒童文學翻譯理論。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兒童文學翻譯的專著,是我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此外,《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2006)一書的編者在考察中國兒童文學的形成走向時,還著重介紹并梳理了我國翻譯外國兒童文學的歷史,分析和總結了外國兒童文學對我國兒童文學的深遠影響,這對我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大有裨益。

(二)學術期刊刊載的論文

2005~2010年間,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刊載的以“兒童文學翻譯”為主題的文章共101篇(除去書訊、書評、兒童讀物出版等不相關的報導文章)。此外,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及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以此為主題的論文共80篇(博士論文2篇),比2004年前有大幅增長,是之前的20倍。其中,張建青的博士論文《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2008)著重探討了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關系,指出“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與晚清外國兒童文學譯介密切相關,正是在晚清翻譯尤其是域外文學翻譯繁盛之下,晚清時期成人逐漸萌生了鮮明的‘兒童文學意識’,因之也催生了中國兒童文學”。吳鈞的博士論文《論中國譯介之魂》(2008)系統介紹了魯迅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以及魯迅對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態度和觀點等。

(三)研究的主要特點

1·研究理論的多元化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翻譯學的獨立地位得以確立,翻譯研究逐步走出了傳統語言學的模式,呈現出一派多元化的趨勢,文化學、哲學等新鮮血液和新的思維方式不斷注入,多門學科的理論成果紛紛為翻譯學界所借鑒和采用,翻譯理論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不斷蓬勃發展。這使得我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從起步之始就能借助諸多翻譯理論,其中包括功能主義理論、讀者反映論、目的論、操控理論、多元系統論、改寫論、交際翻譯理論、功能對等理論等。同時,某些文學理論、文化理論和哲學理論也被廣泛運用,如接受美學理論、文本類型理論、文化論、現象學、對話論、語體學、讀者本位論、主體性研究、闡釋學、關聯理論、順應論、選擇與順應論等。在所有上述理論中,功能主義理論、接受美學及目的論運用頻率最高。

2·研究內容的多樣化

一是此時段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對“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翻譯作品的介紹和翻譯策略的探討,研究者將歷史時段擴展至清末民初和抗戰時期。如李麗的《清末民初(1898~1919)兒童文學翻譯鳥瞰》(2005)及文軍《抗戰時期(1931-1945)外國兒童文學的譯介及其影響》(2008)。

二是研究文本不斷豐富,諸多西方經典兒童著作均有涉及。如《安徒生童話》(王蕾,2009)、《格林童話》(付玉群,2009)、《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劉媛,2007;于素芳,2009;王彥支,2009;商裴裴,2009)、《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李新朝,2008)、《小公主》(張迪,2007)、《快樂王子》(趙瓊,2010)、《柳林風聲》(孫張靜,2010)、《秘密花園》(徐曼曼,2010)、《夏洛的網》(周曉楓,2010;宋松巖,2010)、《皇帝的新裝》(范菁菁,2008)、《夜鶯與玫瑰》(杜亞芳,2010)、《哈利波特》(潘華方,2009)等。

此外,此時段的研究論文對我國早期著名兒童文學翻譯家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均有探討,如魯迅(叢立,2005;涂春梅,2009;程銀春,2010;侯計先,2010;李麗,2010)、周作人(張道振,2006;劉軍,2009)、茅盾(唐麗君,2009;2010)、趙元任(靳秀瑩,2009;郭亞星,2009)及任溶溶(王珊珊,2008)等。

同時,研究者對兒童文學翻譯的探討不再僅僅停留于宏觀層面,研究問題呈現出具體化和多極化的趨勢,其中涉及到的論題有:翻譯標準(劉佳,2009)、歸化與異化(袁毅,2010)、兒童文學作品的復譯(張景華,2006;李新朝,2008)、意識形態與兒童文學翻譯的關系(王巖,2009)、文化因素的處理(張魯艷,2008;楊巧南,2008)、諧音雙關語的翻譯(劉媛,2007)、成人譯者與兒童讀者的關系(高平,2007)、兒歌的翻譯(郭亞星,2009)、譯者的主體性研究(馬軼男,2008;付玉群,2009)、專有名詞的翻譯(臧光亞,2009)、圖畫故事書的翻譯(江潔儀,2009)等等。研究者對上述具體問題的探討和思考有助于對兒童文學翻譯本質的理解。

三、研究方法的合理化

雖然我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剛剛起步,但這有助于研究者借助翻譯學及其它學科業已成熟的研究方法來開展研究工作。根據筆者統計,目前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歷時研究、共時研究、定量研究等方法都得以運用于兒童文學翻譯研究。

隨著源語及源語文本神圣地位的瓦解,譯者地位的提高,以及兒童文學領域對“兒童本位”觀念的倡導和確立,我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從語言層面探討譯文是否忠實于原著的規約性(prescriptive)研究不多,多數研究者采用的是目前為翻譯界廣泛推崇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方法,以譯者、譯文文本以及譯文讀者群為導向,著重探討譯本與政治、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之間的關系,各種客觀因素對譯者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的影響,譯文對譯入語文化中的文學規范和文化規范的作用,以及兒童讀者對譯本的接受情況等。如對特定歷史時段的翻譯作品(晚清時期、“五四”時期、抗戰時期等)和譯者(魯迅、周作人、茅盾等)的研究,描述性研究方法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共時研究法主要用于對特定歷史時段的翻譯現象的探討,歷時研究法用于對同一源語文本的多譯本進行分析描述,通過考察每種譯本產生的歷史背景、譯本的特征及社會功能,闡釋譯本的文化地位。目前這兩種研究方法在兒童文學翻譯領域中使用較廣。此外,當今流行的是“實證”研究方法也開始應用于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如臧光亞的碩士論文《基于語料庫的兒童文學翻譯語言研究》(2010)就是一個很好地嘗試。語料庫研究方法是“數據驅動”的定量型分析,研究者能根據具體數據得出一定的翻譯規律理論性結論,可以有效彌補經驗性研究和單純定性分析的不足。

四、2005~2010年期間國內兒童文學翻譯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雖然我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比2004年前取得了較大進步,但該領域的研究在國內才剛剛起步,仍然處于初探階段,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同時,和國外同領域相比,我們在研究廣度、研究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一)國內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甚少

國內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著作寥寥無幾,有份量的文章甚少,特別是在國際性權威期刊中,少能聽到中國學者的聲音。2005~2010年間,只有李麗博士的文章“InfluencesofTranslatedChildren’sLiteratureUponCreated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得以刊載于ExplorationsintoChildren’sLiterature。此外,在我國從事兒童文學翻譯的眾多研究者中,少有翻譯學界或兒童文學領域的知名學者。

相比而言,2005~2010年,國外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專著和論文集不斷涌現,如JanVanCoillie的著作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ChallengesandStrategies(2006);論文集NoChildisanIsland:TheCasefor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2006);英國兒童文學研究專家GillianLathey編著的TheTranslationofChildren’sLiterature:AReader(2006),該書是SusanBassnettandEdwinGentzler主編的翻譯話題系列圖書中的一部,涉及世界兒童文學及其翻譯領域的方方面面,其中收錄了ZoharShavit,RiittaOittinen,andTiinaPuurtinen等知名兒童文學翻譯學者的文章。

同時,據筆者在EBSCO數據庫中對國際性翻譯研究期刊Meta、Babel、Target、TheTranslator及Perspectives所作的統計,探索兒童文學翻譯的論文約22篇,雖然在整個翻譯研究中所占比例不高,但研究范圍較廣。

(二)國內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廣度有待提高

從研究廣度上講,我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有待提高,如對除小說以外的其它類型的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研究在國內幾乎是一片空白,如圖畫書的翻譯、朗讀文本的翻譯、兒童電影字幕的翻譯、兒童詩歌和戲劇的翻譯等等,而這些在國外均早有研究。同時,對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功能(如跨文化教育功能、教學功能等)、兒童文學翻譯的出版策略、兒童文學翻譯規律和特點等層面的研究,我國學者也關注甚少,或者至今尚未涉足。在研究時段上,我國目前還沒有對1949年以后的兒童文學翻譯活動進行系統分析和探討。

此外,研究者對其它語種的兒童文學的翻譯問題關注不夠。除佀楠楠的《德語兒童文學漢譯策略初探》及《從<格林童話>看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歸化和異化》外,幾乎所有期刊論文的研究視角都是英漢翻譯。相比而言,國外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涉及的語種繁多,包括阿拉伯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希伯來語、希臘語、芬蘭語、丹麥語,以及國內的方言等。更為遺憾的是,至今國內還沒有對中國兒童文學作品海外翻譯的研究。

(三)國內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方法缺乏完整的科學體系

在研究方法上,我國相關論文多采用思辨式研究方法,論述寬泛,不夠深入。描述性研究僅僅停留在描述層面,為了描述而描述,不能進一步進行理論解釋和構建,從而減弱了研究的價值。例如,有關史的研究,我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大都停留于一些不完整的歷史事實的陳述,難成體系,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同時,實證研究法(如語料庫)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視,與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結合不夠。

五、結語

我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目前還是一個十分薄弱的領域,尚未得到翻譯學界和兒童文學研究領域的關注,一直處于極其邊緣的位置。雖然近幾年的研究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較大進步,但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參與的研究者尚無翻譯界的知名學者,研究廣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同時缺乏科學系統的方法,與國外同領域的研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