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翻譯中美感傳達要求與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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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感與意象

“Aesthetic在西文中是指心知物的一種最單純最原始的活動，其意義與intutive極相近”［1］(P4)。人類的知識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直覺的(intutive)一是名理的(logical)”［1］(P4)，而“一切名理的知識都可以歸納到‘A為B’的公式，……這個‘A為B’公式中B必定是一個概念，……我們直覺A時，就把全副心神注在A本身上面，不旁牽他涉，不管它為某某。A在心中只是一個無沾無礙的獨立自足的意象(image)”［1］(P4)。這里出現了“直覺”“意象”和“概念”。“直覺”是人類共通的最原始的最單純的意識活動，具有普世性(universal)的特征;而理性的“概念”從屬于邏輯，邏輯是人類社會后天形成的，在形成過程中必然會加進去群居社會自己的規則，相比“直覺”和“意象”，它在交流上自然少了許多優勢。美感具有完整性、非依附性和自足性，而“A為B”的邏輯判斷式必須要把主客體生生地分裂開來，必須依附于概念才能達成正確性，而美感生來就是“真”的。由此說來，如果旨在翻譯中達到美感的傳遞，把精力放在詞A應該翻譯成詞A1，或B句式應該翻譯成B1等操作于語言層面的對等，有緣木求魚之嫌。而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就是從“意象”、“直覺”入手，從人類的最原初的獨立的知識入手。二、美感傳遞的內在要求與哲學闡釋學視閾下的“共同創作”翻譯觀的內在契合

(一)美感傳遞的內在要求

對于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而言，意象的鮮活性、貼切性，以及由意象的錯落有致所帶來的節奏和韻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它們的文學感染力，而且文中的情感也須要通過人的直覺所形成的意象才得到完整的表達。翻譯時，對美的追求需要譯者突破外在的藩籬，這是美作為生命力象征的一種由衷訴求。

(二)哲學闡釋學視閾下的“共同創作”翻譯觀

傳統中翻譯的理想是使文本形式的“譯本”=“原本”，把“原本”視為絕對的權威。作為“原本”的附庸，“譯本”對“原本”的忤逆被視為罪責，此時翻譯就成為一種烏托邦似的任務，譯者會永遠背負對“原本”的責任和愧疚。但是，如果翻譯能使“譯本”恒等于“原本”時，那么翻譯就會失去存在的價值，而正是差異性構成了翻譯的原初動力。伽達默爾從現象學出發，重新審視了原文與譯文的關系。“譯文并不是原文的簡單模仿，而是原文的表現(Darstellung)與再現(Reprsentation)，是一種以原文為基礎的再創造，是一種突出原文重點的解釋。譯文對于原文并不是一種附屬關系，而是原文自身存在的擴充，譯文作為原文所是的東西繼續存在”［2］(P55)。喬治·斯坦納也認為，高質量的翻譯活動是給予作品自主生命(autonomouslife)的“創造性的重復活動”(originalrepetition)，因為譯者同演員、鋼琴手和評論家一樣是闡釋者，通過自己對作品的透徹理解，通過自己的闡釋活動，將生命活力注入作品之中［3］(P27)。

三、通過意象傳遞美感

(一)翻譯“創作觀”下的意象

這里所討論的意象就是作品的核心，而作品則是意象被外化的一種方式。我們對這樣的核心有兩個類比:第一，我們將其比作自然界中的原子核，它可以產生鏈式反應，整個的反應是自成一體的，具有很強的主體性，當然其所產生的效果也是十分強大的。在翻譯的過程中，外表的相似(語言形式的相似)并不能代表其所傳達意象的相似，好的譯者會拋棄表象，而直接訴諸核心，一旦核心確定，以后的發展或者是擴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第二，我們還可以將意象比作“種子”，英國近代散文家兼評論家切斯特頓(GilbertK．Chesterton，1874－1936)在評價Fitzgerald和Pound對詩歌的翻譯時，曾有過貼切的比喻:“The‘best’translations，inthesenseofbeingthemostliteralandexact，arenotnecessarilythebestaspoetry．ScholarshavecriticizedFitzgerald’s‘OmarKhayyam’andPound’stranslationsfromtheChinese，yetineachcasethepoethassucceededinproducingsomethingthatisaccepbraspoetryinitsownright．…Ithasfarmoresatisfyingthanthoseversionswhere，insteadofafreshplantgrowingorganicallyfromseed，thetranslatorhasassembledaccuratereproductionsofitspetalsandstuckthemtogetherwithglue”［4］．

這些意象、情感是全世界共通的，它們在翻譯中既是傳遞美感的中介，又是催生譯文的基礎。所以，優秀的譯者會使自己的視閾與原作的視閾盡可能地融合，把握住原作的意象，然后運用自己非凡的才華把意象擴充起來，讓“譯文作為原文所是的東西繼續存在”［2］(P55)。

(二)譯者如何獲得原文中的意象

譯者首先是一個“細讀者”，他們通過自己的藝術直覺來到達形象核心，由于“美感的經驗就是形象的直覺”［1］(P10)，而“形象是直覺的對象，屬于物;直覺是心知物的活動，屬于我”［1］(P5)。“在美感經驗中，情感專注在物的形象上面，所以我忘其為我”［1］(P16)，“物我兩忘的結果是物我同一”［1］(P10)。

人們通過移情作用把情感投射到“物”上，并再通過由“物”及人雙向的交融而使“我”和“物”幾相疊合，進而產生美感。而在美感的表達中，“感受和表現完全是兩回事。純粹的情感，剛從實際生活出爐的熾熱的情感，在表現于符號、語言、聲音或形象之先，都需經過一番返照。雷奴維埃(Renouvier)以為藝術家須先站在客位來觀照自己，然后才可以把自己描摹出來，表現出來，這是很精當的話。藝術家如果要描寫自己的切身情感，須先把它外射出來，他須變成一個自己的模仿者”［1］(P19)。這里的“觀照自己”就是觀照自己的意象與情感。“動物知覺事物時立刻就依本能的沖動，發為反應動作。從刺激到知覺，從知覺到反應動作，都是直率倉皇的，中間不容有片刻的停頓。人卻有反省的本領。所謂反省，就是把所知覺的事物懸在心眼里，當做一幅圖畫來觀照，人能反省，所以能鎮壓住本能的沖動，再從知覺到反應的懸崖上勒韁駐馬，去玩索心所知的物和物所感的心。這副反應的本領……用之于美感的方面則為康德所說的‘無所為而為的觀賞’(disinterestedcontemplation)”［1］(P7)。譯者在細讀原文時不會如普通讀者一樣，只停留于感受原文的意象和情緒時所獲得的“物我兩忘”和“物我同一”，而是在更高級的階段，以“無利害的靜觀”，把“我”與“物”擺在一個適當的距離。

(三)通過意象傳遞美感的幾種方法

擁有了對雙語較強的掌握能力，譯者出于對整個意象完整性、感染力的考量，在譯文中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處理的方法:

1．對原文意象的重新排列組合

姜秋霞在《文學翻譯中的審美過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一書中，給出了傅東華翻譯TheodoreDriser的JennieGerhardt中的一個例子:

Anyonecouldseewherethedaughterbehindhergotthetimidityandshamefacednesswhichnowcausedhertostandbackandlookindifferentlyaway．Shewasaproductofthefancy，thefeeling，theinnateaffectionoftheuntutoredbutpoeticmindofhermothercombinedwiththegravityandpoisewhichwerecharacteristicofherfather［5］(P124)．

跟在她后面的是他的女兒，一種畏懼和羞怯使她躲縮在后邊，眼睛不敢對面前正視，這種神情是誰都看得出來她從哪兒得來的。原來她的母親雖然沒有受過教育，卻有一種含有詩意的心情，具備著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親呢，又特具一種沉著和穩重的性格，兩下結合起來就造就她這樣一個人了［5］(P124)。傅東華的譯文中并沒有華麗的詞藻，但其中卻含有一種韻律和感染力。譯文和原文在語言結構上存在著差異，但卻很傳神地刻畫出了一個靦腆而很有教養的女孩子。傅東華在處理文中的意象時在順序上做了處理(見表1):譯文中，譯者打亂子意象的順序來適應存在結構差異的漢英兩種語言，進而來整體性地再現“心知”的原文中的意象，我們來看一下原文和譯文中的整體意象(見表2):正是譯者對原作意象做了整體性的精確把握，才有了譯文中表達的游刃有余和美感情趣。

2．衍生出合理的新意象

艾茲拉·龐德(EzraPound，1885－1973)曾把劉徹的一首《落葉哀蟬曲》譯成英文LiuChe［6］(見表3):原詩是劉徹為懷念自己寵愛的孝武皇后李夫人而作，乃“一首塵封在中國古典詩詞庫中的平庸之作”［7］(P75)。龐德作為意象派詩歌運動的一員悍將，他用高超的掌控能力描繪出幾個意象(見表4)，不做冗余的描述，但美感盡顯;幾個意象并非單列，你可以從幾個簡單的意象中感覺到那種空靈和意境;上面的譯詩中，你還可以感受得到“風”的意象，感覺得到那種涼意。譯詩沒有按照字面把意象和原文一一對應，但在譯者整體直覺的把握下，原詩意象和譯者意象發生視閾上的融和，譯者極富感染力地把自己的意象整體地描繪出來。龐德在譯詩的最后一句“wetleafthatclingstothethreshold”中又增添了一個意象:一片潮濕的落葉貼緊了門檻。一種寂寞中尋求依偎的意象躍然紙上，這樣一個安靜的意象襯托出了一種不安靜的心緒，從而有了一唱三嘆的凄美。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正是龐德不懂漢語，沒有接觸原詩，才能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翻譯中可以不為語言差異所擾，從而能達到通過意象傳遞美感的最大效果。

四、結語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曾說過的“從心所欲不逾矩”［8］(P42)，在筆者看來，正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文學翻譯作品除了擁有語言的邏輯成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學情趣。優秀的譯者往往不會執著于語言的表層，而會注意體驗文章中的美感因素，在翻譯中進行意象的轉換，進而實現美感因素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