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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哲學與翻譯
哲學是一般文化的核心和最高表現所在，是一切活動的思想指南。20世紀的西方哲學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Turn)，即從認識論的主體哲學轉向了語言論的解釋哲學，這是繼哲學的本體論轉向認識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轉折。①“語言轉向”這個術語最初由早期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家古斯塔夫·伯格曼(G．Bergman)提出。②哲學的“語言轉向”后，語言的地位不斷上升，語言變成了某種固執己見的存在，而不僅僅是反映世界和斷定事態的工具以及人們表情達意的方式。史蒂芬·格奧爾格在一首題為《詞語》的詩中吟道:“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③哲學的“語言轉向”后，翻譯話題凸顯了出來，法國哲學家德里達認為:“哲學的中心問題是翻譯的概念問題。”④哲學的起源是翻譯，或者是意義傳譯的可能性這一基本命題。⑤古往今來，哲學家們都喜歡談論翻譯問題，如西塞羅、塞涅卡、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羅吉爾·培根、伊拉斯謨、托馬斯·莫爾、伏爾泰、萊布尼茨、施萊爾馬赫、叔本華、尼采等都對翻譯研究作出過重要貢獻。⑥20世紀西方語言轉向中的哲學家如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德里達、奎因等人也紛紛從哲學的角度來論述翻譯或從語言、翻譯的角度探討哲學。他們力圖通過對翻譯問題的研究來闡明他們的哲學思想、尤其是他們關于語言的本質和意義的觀點，因為哲學思想可以更加合理地闡明翻譯活動的一般規律和本質。
翻譯的根本規定是人的一種語言活動，這貫穿它的主體、對象、手段、目的、方式、結果，從而起點、中介、終點須臾離不開語言，離不開語言的活動。因此，考察翻譯必須考察語言的轉換活動(從原語到譯語)，也就是必須考察一般的語言活動。①翻譯與語言相遇，從而使蟄伏在語言上的物象被邊緣化，譯者把視線直接落在作為存在的語言身上，所以有關翻譯的話題成為20世紀哲學語言轉向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傳統的語言工具觀認為:語言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鏡子，因此，“語言符號與語言的意義之間則是一種自然的、一一對應的關系，語言是意義的載體，人們透過語言，對它背后的意義便能一目了然”②。人類的語言雖然形態各異，但在內涵上并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建立在這種語言工具論基礎上的傳統翻譯研究一直以來追求一致性，把原文文本當做一成不變的客體來看，認為文本的意義是語言通過規律去預先設定的，其意義具有確定性，人們只要在解讀原文的時候遵循語言規則，便能獲得一致的理解。翻譯成了一種簡單的語言轉換活動:只要精通兩國語言，整個轉換便顯得輕而易舉，就像把一個瓶里的液體倒入另一個形狀不同的容器，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無權對原文進行任何增減，翻譯是“再現”、是“摹本”、是“如翻錦綺，背面俱華”等。從古代到近代，從西方到東方，翻譯的核心概念是“忠實”，譯者的最終目的就是成為原作與譯作之間的透明導體，使意義毫無阻隔地從原作流向譯作，翻譯理論中，最知名的“信達雅”之說就是通過最大限度地抑制譯者的活動來求得具有某種客觀性的等值。
哲學的“語言轉向”使人們對語言的透明性和意義的確定性提出了強烈的質疑，語言不再僅僅是外部世界的再現和表征，意義也不再被視為客觀存在的自在物，譯者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把握、重構或再現意義，意義是開放的，沒有一種意義是固定不變的，每個時代的譯者都必須以嶄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因此許均提出:翻譯是以符號轉換為手段、意義再生為任務的一項跨文化的交際活動。③
二、文學翻譯中意義再生的語言哲學理據
文學翻譯以用文學語言寫作的作品為翻譯對象，強調譯作的文學性，而文學性最終體現在語言上，語言是文學作品存在的家園，語言使讀者心中成像，并產生與之相關的意義和情感。文學翻譯也是語言的藝術，它涉及兩種語言形式，是語言意義上的對話。任何翻譯實務的實質都是語際的“意義對應轉換”，意義在翻譯運作全過程中起著軸心作用。④而意義問題也是語言哲學的首要問題之一。語言哲學維度下的語言認知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的語言認知、翻譯觀念和忠實原則，為文學翻譯中的意義再生提供了強大的語言哲學理據。
1．語言的經驗性和精神創造性與文學翻譯中的意義再生
語言哲學維度下，語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驗性”。肯尼斯·伯克說:“一種語言形式就是一種經驗方式……它使我們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體驗。”⑤西方現代語言哲學的奠基人洪堡特也曾指出:“人們在語言中可以更明確、更生動地感覺和猜測到，遙遠的過去仍與現代的感情相維系，因為語言深深地滲透著歷代先人的經驗感受，保留著先人們的氣息。”⑥
文學翻譯中，這一特征體現在將意義從語境中解放出來，展現語言與物互為彼此的內蘊，通過解析譯者與之關聯的語言，語言和其他文本中先驗的存在就會顯露出來。
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以此強調語言和存在的本質關系:“哪里沒有語言，哪里就沒有存在者的敞開，從而也就沒有不存在者與空無的敞開。語言第一次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稱把存在者首次攜入語詞，攜入顯現。”⑦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園。如果說原作是將意義從物中解救出來，那么翻譯則是用語言將意義從語言中解放出來，譯者的任務就是對意一言多進行判斷，找出本意從而達到溝通。“純語言……在語言作品中負載著深邃的、不同的意義。使純語言從這種重負中解脫出來，將象征物轉化為被象征物，在語言的長流中重獲純語言。”這是“翻譯最了不起，也是唯一的功能”⑧。
語言具有“創造性”，洪堡特特別反對西方語言觀中把語言當做人類可以任意取舍的制品和任意分解的工具，在他看來，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創造性活動，“語言絕不是產品(Ergon)，而是一種創造活動和精神勞動(Energeia)。”①文學藝術作品只是人們使用語言的結果，語言的使用及其“產品”———文本表達和保存了在人類語言中蘊涵的創造性精神，這種精神絕非僵死不變的，它的真正意義在于語言使用者對它創造性的使用，需要人們重新把它具象為生動的語言，而語言的意義和實現就在于人類創造性的精神活動。
L·萊納斯曾說:“兩種不同的語言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可以說，每一個真正的翻譯都必須首先將思想剝離開陌生的語詞，然后用本己的語詞來重新裝扮它。”R·斯貝曼說:“再構意味著將一個思想再思考一次，但要思考得更好。”②保羅·德·曼指出:翻譯不是文學的附庸，“譯文不屬于原文的生命，原文已經死亡，但譯文屬于原文的來世生命”③。文學作品因經過翻譯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并獲得了永恒的來世。
2．語言的本體性和異質性與文學翻譯中的意義再生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用語言描述的事實之中存在著思想的真理性，語言是對現實的命名，是物質和思想的符號，是人們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人運用語言來指稱事實并將其抽象為普遍統一的邏輯概念。這個觀點一直延續到近代西方哲學，哲學家們對語言問題的討論也是在澄清思想和理解觀念意義的層面上展開的。
的確，語言的價值和意義在初始意義上存在于詞與物之中，即對事物的命名和表征構成了語言最重要的本質———工具性，類似于農民與鐮刀之間的關系:農民收割了小麥后便把鐮刀拋棄在麥田之中。但隨著人的意識與語言的發展，語言不再僅僅作為主體與對象之間的中介，語言上升到思想本體的地位:比如海德格爾將語言稱為“存在的家園”，維特根斯特將語言稱為“生活形式”，而伽達默爾將語言稱為“思維方式”等等。語言并不是某人按照某種意圖、為了某種用途而事先制造出來的東西，它不可擺弄，不可廢置，一旦人們用功能去定義事物，那么事物本體的存在就會淹沒在其功能性的定義之中。事實上，語言是人類交流和描述的重要載體，把語言僅僅當做傳情達意的工具無疑忽略了語言本身所具有的解構功能。語言具有本體性，而本體是不需要依附于他物而存在的，是絕對的、不變的，“載體”、“工具”之說意味著語言是可以離開承載物和使用者的，這顯然是荒謬可笑的。建立在本體論基礎上的語言體驗并澄明了生命本真的意義。
在語言思想本體意義上，語言之間的差異具有根本性，而不僅僅是形式的不同，語言提供了生成思維的方向，比如英語當中有一種反事實陳述的表達法，即“had…wouldhave”，這種句式在漢語中并不存在，當英語國家的人聽到這種結構時，會下意識地作出反事實的理解，而講漢語的人往往受漢語思維所困，要么意識到這是否定的情境前提，要么開始著力推導，布魯姆因此得出結論:英漢兩種語言在標記反事實性陳述方面的差別并不僅僅是語言形式上的差別，更是認知方式方面的差別。④無論是在反事實性的情形中，還是在類概念和特征與動作實體化的情形中，我們都有賴于認知圖式，而這種認知圖式接受語言所提供的指令，某種情形一旦被語言預先表述出來，該情形就要盡可能地去符合語言所表達的意義。
語言積極地介入到意義的創造過程中，語言不單單是現實之境，它還促成現實。梅洛·龐蒂說:語言有其內在意義，思想離不開語言，語言實現思想，思想內在于語言之中，語言就是思想，語言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整體。⑤洪堡特說: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⑥因為反映一個民族世界觀的詞匯都存在于這個民族文化長期發展所形成的語言體系之中，所以人類各民族的語言絕不僅僅只是一個符號體系或交際工具，更是該民族認知和闡釋世界的意義體系和價值體系。毫無疑問，現實世界只有一個，所有文化的人們都是能夠感知這個世界的，但是在不同的語言中，同一個現實卻被賦予了不同的概念體系。世界在語言中顯現，語言因世界而發音賦義。
翻譯可以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語言之間的差異性和各種語言特定的表達方式。翻譯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異”，翻譯本身是一種意指方式，而且是不同于原文的意指方式，翻譯使得一種語言賦予另一種語言它所缺乏的東西，從而實現了兩種語言之間的互補，保證了語言的成長，避免其中一種語言在孤獨中萎縮，其實任何言語都試圖從其他言語中得到自己的意義，而正是“翻譯點燃了原作永恒生命和語言不斷更新之火”①。
當歌德看到自己的譯作被譯成異語并獲得奇妙的效果時，情不自禁地贊嘆道:“我剛剛從芳草地采摘了一束鮮花，滿懷激情地手捧著鮮花。因手熱，把花冠熱蔫了;于是，我把花束插進一只盛有涼水的花瓶中，我眼前即刻出現了怎樣的奇跡!一只只小腦袋重又抬了起來，莖與葉重顯綠色，整個看去，像是仍生長在母土里，生機盎然，而當我聞到我的詩歌在異語中發出的奇妙的音響時，我體味到的也正是這一感覺。”②翻譯創造了另一個既不同于原文、又酷似原文的語言和文本世界，譯者與原文之間的對話使原文的意義得以再生，對一個文學作品真正意義的汲取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而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力也正依賴于新的同化和解釋。
譯作和原作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一種意義再生的對話關系:在自由的原則下，意義可以通過對話在譯作與原作之間進進出出;譯者在不同的語言的共同源泉深處通過應和原作的方式小心翼翼地進行翻譯;原作中不明顯的關聯通過對話在翻譯中得到彰顯;有了對話，作為主體的原作者和作為客體的譯者之間的界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主體之間的雙向交流和選擇。
3．語言的隱晦性和多義性與文學翻譯的意義再生
語言的隱晦性同樣決定了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和意義再生。語言對情境的命名或描述具有隱晦性，Whorf把語言比作一副或多或少變形的眼鏡，黑格爾也指出語言具有顛覆真理的本性。美國語言學家沃爾夫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用于回收鉛的燃煤的融化鍋里堆滿了廢鉛，“廢鉛”的意義使人們意識不到它還含有舊的收音機電容器中的鉛片，而鉛片中間夾著的石蠟紙很容易受熱燃燒:意義遮蔽了人的認識，一場火災發生了。沃爾夫因此得出結論:真實事象其實并不是直接進入人的認知領域的，它必須經過意義的范疇才能為人所理解和接受，而得到意義范疇必須首先分析事象，然后將事象歸類，最后將事象分配到世界格局中，經過這些環節，人們對世界的了解已然受到語言的規劃而部分失真。顯然，語言絕不是人們以為的那樣在忠實地反映現實。③
德里達特別反對索緒爾把所指和意義等同起來。在他看來，所指的呈現是一個過程，所指和意義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變的存在物，而是一種“痕跡”，既顯現，又不顯現，既存在，又不存在。④真實的語言意義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世界中，而語言一經在社會生活中使用，能指與所指就不只是簡單的對應關系，指稱的目的性必然產生，這樣語言很容易在轉換中喪失其原發的和初始的經驗意義。“意義并不是直接的和透明的，在經由表征化過程后絲毫未被觸動。它是隨語境、用法和歷史境遇的變化而變化的油滑的家伙。因而它從不固定下來。它一直在推遲和延緩與絕對真理會面。它始終處于協商和改變狀態，以對新的境遇做出反應。它常常被抵制，有時候被激烈地爭奪。”⑤
由于文學語言符號具有返回能指性，因此更不具有透明性，譯者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細讀原文，去追尋意義的蹤跡。翻譯要跨越兩種語言的阻礙，經歷兩次意義的轉移和變化:首先作為讀者的譯者要在閱讀中用自己的語言和相關知識解讀原文、籌劃意義，意義就是譯者從原文中挖掘出來的思想內容、感受、情趣和意境，這種被挖掘的意義不是鐵板一塊，還有許多空白點需要譯者想象、解讀和填補;意義的第二次變化是譯者在譯文文本中使用譯文語言來重構原文意義，而此時，由于譯語處在另一個語言系統之中，必然帶著一定的新意，更有甚者，在譯者追求“信”的過程中，往往會碰到一些模棱兩可的情況，比如譯者會發現自身與原文之間存在的不可逾越的時空差距，或者由于文字的疏離性和陌生性，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含糊不清之處，這時，譯者就需要作出選擇:“必須清楚地說明自己的理解。”⑥在反復的思考中尋找最佳答案，也就是在這個時刻，譯者隨著意義再生而融入譯文中，從而實現了語言哲學的終極目標———人與語言的合二為一。
此外，由于譯文讀者對意義的闡釋各不相同，文學翻譯作品的內容因此變得更加絢麗多姿:“一部嚴肅認真的政治諷刺讀物，通過譯者的翻譯傳到了另一個國家，居然成了一部輕松愉快的兒童讀物，一部在自己的國家默默無聞的讀物，通過翻譯傳到另一個國家卻成了一部經典的著作。”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就是一個意義再生的過程，譯者的功能不再是文學作品的實現者，而是重構文學作品意義的藝術大師。但文學翻譯中的意義再生決不是胡亂翻譯，它是探測和勘定一切可能的翻譯之邊界線。
4．語言的動態意義觀與文學翻譯的意義再生
傳統意義觀認為:詞語是對事物的命名，每個詞語都有一個固定含義，含義與詞語呈一一對應的關系。語言哲學維度下，語言的一切功能只有在交際中才能形成和實現，語言即行動，語言具有動態性、規則性和開放性。維特根斯坦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語言游戲說”，他認為:“用語言來說話是某種行為舉止的一部分，或某種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命令、詢問、講述、聊天，這些都和吃喝、走路、玩鬧一樣，屬于我們的自然歷史。語言游戲包括‘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②你可以想象不同的語言游戲所體現出來的語言意蘊，語言是有靈魂、有思想、有感情并受人的認知、精神及社會因素影響而生長的有機體。
維特根斯坦說:“我們給事物命名，然后我們能夠談論事物:在談論中指涉它們……似乎一旦命名，下面再做什么就都給定了。似乎有一種事物叫做‘談論事物’。其實我們用句子做著各式各樣的事情。我們只須想一想各種呼叫。它們起著完全不同的作用。水!走開!哎喲!救命!好吧!不!你仍然要把這些詞稱‘為事物命名’嗎?”③
維特根斯坦對詞語使用的關注擴大了意義的維度，標志著意義理論研究從靜態轉向動態，強化了語境對語義的調節功能和限定作用，翻譯不再是單一的、靜止的結果，而被視為一個以譯者為中心，包含原作者、原文、譯文和讀者等諸多要素的動態的過程，這種動態的意義觀是翻譯學意義觀的重要體現。
三、結語
哲學的語言轉向使語言哲學得以產生，語言哲學對整個西方思想、文化等領域影響頗為深遠，它改變了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更改變了人類認知自身的方式，因此這個轉向被贊譽為“哥白尼式的革命”。語言哲學家對意義理論的深刻研究使譯論家頓悟妙理，豁然入一新國土，語言哲學對于翻譯活動的積極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它為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打破了傳統僵化的術語、概念和定義，啟發譯者對面臨的問題作多層次和多角度的思考，翻譯研究與哲學相互依存、協調重構，使得譯者能夠去蕪存菁、由表及里，在紛繁復雜的現象中發現真理。
翻譯是必然的，但翻譯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再像傳統所要求的那樣去“忠實地”翻譯，而是賦予翻譯以新的意義和新的追求。“忠實地轉述”被本雅明稱為“壞翻譯的標志”。④由于語言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種凝固與約定的關系，譯者在深刻地領悟到原文文本的意義和原作者的意圖之后，必須作出取舍，譯文是從原作衍生出來的，如果翻譯在本質上竭力求得與原作酷似，那么任何翻譯均是不可能的，在譯者朝著追求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文學性方向發展時，如果固守“忠實”原則只會導致與原作的貌離神散，反而會造成對原作本質的不忠。在原作的“來世”中———如果它不是一種質變和一種活生生的東西的再生的話，就不能稱之為“來世”———原作已經經歷了變化，甚至具有固定含義的詞語也會經歷一個成熟的過程。⑤在譯作中，原作升入了一個更高、更純粹的語言境界。
語言是人類歷史文化的水庫，人類有了語言，才會有敞亮的可能，人生存于世，便在不停地穿過詞語的密林，從而通往存在之家。關于語言的本質和意義問題，最終可能通過翻譯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而被揭示出來，因為翻譯最能揭示語言之間的差異性和互補性。翻譯是一個獨特的意義行為，它理解、闡釋、傳遞意義，同時也創生和賦予意義。總之，翻譯本身是一個充盈著意義的過程和結果，是一個富含意義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