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學與文學翻譯審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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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學于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誕生于德國，它最主要的兩個代表人物是姚斯和伊瑟爾。該學派是在西方文論、美學的研究由19世紀以作者創作為重點轉向20世紀以作品文本，又由文本逐步轉向文本的接受者為重點的大環境下產生的，并深受以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為代表人物的現代闡釋學的影響。接受美學認為讀者作為文學作品的接受者,是文學研究中一個必要且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主張在研究文學和文學史時，必須重點研究讀者的接受過程。（孫淑芬，2007，12）在接受美學理論體系中有幾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如：“未定性”（indeterminacy）、“空白”（blanks）、“偏見”（prejudice）、“期待視域”（horizonofexpectations）及“視域融合”（fu-sionofhorizons）等。對這些概念的清晰把握對理解接受美學理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未定性”在伊瑟爾看來，是指文學文本中作描述的現象與真實世界里的事物之間準確對應關系的缺失。（姚斯、霍拉勃，1987）而文學作品里的“空白”指的是“各語義單位之間存在著連接的‘空缺’，以及對讀者習慣視界的否定會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朱立元，2004：179）。正是這些“未定性”和“空白”，使得文學文本成為一種被伊瑟爾稱作的“召喚結構”（theappealingstructure）。它激發、誘導讀者運用他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確定這些“未定性”，填補“空白”，由此在閱讀過程中形成各自對文本意義的理解，重構文學作品中的情景。讀者由于時代背景、生活經歷、知識水平、觀察角度、文學愛好、審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總是帶著一定的“偏見”進入文學作品的。也就是說，讀者無法完全客觀地，從一種純粹的透明的狀態開始對作品進行理解，他們的理解總是受到一定的歷史、社會及個人因素的制約。伽達默爾把“偏見”分成兩種:一種是“合法的偏見”，它是由歷史所賦予的，具有正面價值，是連接過去和未來的橋梁；另一種是“盲目的偏見”，它是個人在現實生活中不斷接收的見解，往往會妨礙正確理解的現實。（胡江寧，2005，6）“期待視域”是由“偏見”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它“指文學接受活動中，讀者原先各種經驗、趣味、素養、理想等綜合形成的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欣賞要求和欣賞水平，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朱立元，2004：61）。讀者帶著他們特有的“期待視域”開始對作品的理解，當作品與讀者的“期待視域”相符合，就很容易被讀者所接受，而當作品與讀者的“期待視域”不一致，甚至發生沖突時，讀者的對作品的接受就會受到阻礙，這時讀者需要更正或者是改變原有的“視域”，在閱讀過程中重建一個新的“視域”。（易鳴，2006）無論作品與讀者的“期待視域”相符與否，讀者都會通過和作品之間的對話，把過去的經驗和當前的文本閱讀結合起來，力圖實現“視域融合”。于是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只在于其本身，而更在于不同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它的增補和豐富，文本意義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得以實現。
2接受美學在文學翻譯中的體現
從接受美學的理論出發，文學翻譯活動應該是一個三元關系，它涉及到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三個因素。在這一活動中，譯者必然會受到兩次接受過程的影響。首先是譯者對原文學作品的接受過程，其次是譯者必須考慮的譯文讀者對譯文的接受過程。這兩個接受過程都會對譯者的翻譯活動產生影響。
2.1譯者對原作的接受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譯者首先對原作進行閱讀，他的翻譯是建立在這個閱讀理解接受基礎上的，在這個過程中原作的意義被譯者從文本中發掘出來，同時原作作為一個“召喚結構”，其中存在的許多“不定性”和“空白”，在譯者對原作的理解接受過程中得以連接和填補。譯者帶著自己的“偏見”和“期待視域”與作品交流，使原作的意義得以具體化。這些“偏見”和“期待視域”因譯者所處的時代不同而不同，也可能因受到譯者之前閱讀的其他譯作或相關評論的影響而各異，加之譯者各不相同的知識結構、生活經歷等因素的影響，使得被譯者具體化的原作的意義不再是原原本本的原作者的意義，當然也不會是譯者主觀創造的意義，而是兩種視域對話、融合后的產物。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譯者深入感悟原作人物的思想、情感，經歷他們身邊發生的事件，并把其作為翻譯表現的內容，盡力忠實并再現原作。另一方面，譯者在理解時又不自覺地融入了自己的“偏見”和“期待視域”，造成譯作與原作不可能“等值”。
2.2譯文讀者對譯作的接受翻譯的最終目的是為譯作讀者接受和理解，只有當一個譯本被譯作讀者普遍接受，這個翻譯才算是有效的，它使得原作在異域文化中得到了重生。而讀者的接受和理解必須建立在他們的“期待視域”與譯作文本相融合的基礎之上。同時，讀者的“期待視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因人而異，因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發展。因此譯者應對所處時代讀者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結構、審美傾向等進行了解，考慮他們的“期待視域”，考慮作品能否吸引讀者，被他們理解和接受。由于這些考慮，一方面，譯者在使原作的“未定性”和“空白”具體化的過程中，在忠實于原作的大原則下，盡可能使譯作接近譯語讀者的“期待視域”，便于他們接受；另一方面，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在不造成譯語讀者理解障礙的前提下，會有意保留原作的部分不確定因素，使得譯作本身也成為一種“召喚結構”，激勵讀者積極參與，重構文本意義。
2.3譯作與讀者審美的距離接受美學理論還強調，“審美距離”是衡量譯文質量的標準之一。從格林在《接受美學概論》中提出的審美距離與審美經驗制導作用的關系圖中，我們不難看出，當審美距離很小時，盡管不存在接受問題，但由于作品與讀者的期待視域幾乎一致，作品缺乏創新，讀者對文本的接受效果并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審美距離過大，作品的意識過于超前，讀者對文本的理解會出現極大障礙，從而讀者與作品很難實現“視域融合”；只有當審美距離適中時，讀者對文本的接受才能達到最理想的效果。（熊敏、范祥濤，2009，3）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還要把握恰當的審美距離，這樣才能既使譯文容易被讀者接受，又讓讀者不斷產生新的期待視域，在閱讀過程中獲得審美享受。
3結語
接受美學反對孤立、片面地研究文學作品，重視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參與賦予作品的意義。而作為既是原作品讀者，又是譯文作者的譯者，既要通過對話對原作品進行接受，又要考慮譯文讀者對譯作的期待和接受，還要把握恰當的審美距離。這樣創作出來的譯文，才能在忠實于原作品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再現原作品的藝術風格和美感，滿足譯文讀者的閱讀需要和審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