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哲學詮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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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德格爾的理解，哲學孕育了其他種種學科，是文明存在的最基本方式。哲學的高明之處，在于能夠化繁為簡，深刻地把握問題的核心、本質。哲學與翻譯聯姻是必然的。用哲學的帶有普遍性的方法論和認識論指導翻譯學科，有助于我們把握翻譯的實質，為翻譯學提供科學和理性的基礎，可以啟發譯者對所面臨問題作高屋建瓴的宏觀把握與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思考。從“非我”（哲學）的角度來認識詮釋“自我”（翻譯），可以對“自我”有更加清醒、深刻的認識。哲學中真善美的訴求在哲學發展史上，眾多哲學家都把追求真善美視為自己的最高理念。蘇格拉底畢生追求，最高目標就是生活中的善。蘇格拉底整日赤腳奔走于雅典大街小巷，引導規勸人們要真正懂得什么樣的生活是美好的、有道德的、有價值的。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重點研究真理的學說，探求實體的絕對唯一的真，認為倫理學最重要的范疇便是“至善”。

康德提出并研究了真、善、美三個方面的問題，其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能知者為何？探討如何求真。第二個問題：我們所應為者如何？闡釋如何為善。第三個問題：我們所可期望者為何？探討如何求美。黑格爾哲學重中之重是其美學思想，其中至要問題是討論美的概念及藝術理想。羅素哲學思想的真正主題是“求真”，并對真與善的關系做了詳細的分析和論說。馬克•奧勒留在《沉思錄》中說道：“不能使他成為一個人的東西，根本就不能成為人的東西。……不過事實上，一個人越是從容不迫地使自己排斥這些和其他這樣的東西，他也就越善。”所以說，尋真、求善、求美是人類的本質，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東西。哲學中的真善美是統一的，這三個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問題。人們求真的活動，不僅需要主體的知識和思路，更多需要的是主體追求真理的品格與意志，這就包含了追求心靈的凈化和品格升華的需求，也即是求善。反之，正是因為有了追求靈魂升華凈化之心，才會有不畏艱險、勇往直前渴求真知的信念和行動。所以，求善和求真是互為因果、不可分割的。哲學家是集倫理、反思和認識于一身的，在哲學家那里，知識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體。因此，哲學求真是基于事實基礎上的真善美統一的價值判斷。求真和求善的人就是具有內在美的人。真和善本身就包含有美的內涵，是判斷美是什么的標準。哲學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和諧統一。哲學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指導具體的學科，當然也完完全全適合于翻譯學，尤其是文學翻譯。下面我們嘗試從哲學追求真善美統一和主體與客體關系的角度來解讀文學翻譯。文學翻譯中的真善美的訴求翻譯處理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西方哲學家將人的理性和感性視為主體，主體具有主導性、主觀性和能動性；與主體相對的就是客體，客體具有客觀自身規定性和外在實在性。

對于翻譯主體來說，指的是譯者，翻譯客體指的是原文和譯文文本、原文作者和原文以及譯文讀者。文學翻譯是在真善美觀照下的主客體的統一。

（一）文學翻譯中的求真：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文學翻譯中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形式和內容，理解與表達，忠實和通順，直譯和意譯，歸化和異化，科學性和藝術性等。關于文學翻譯的標準中國歷代翻譯家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要包括：嚴復的信、達、雅，錢鐘書的“化境”，傅雷的“神似”和許淵沖的“三美”理論。歸根結底，種種翻譯的矛盾和標準都是要處理好翻譯主客體之間的關系。絕對的信和達是沒有的，如果勉強為之，肯定會影響讀者的接受，反而有害于客體。這就是主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劉宓慶認為，翻譯主體具有主導性，但并不具有無視客體可容性的凌駕性。中西方傳統譯論只談主體的運作，表現出無視文本的“主體中心論”，這是違背翻譯的基本職能的。而劉宓慶提出，不光翻譯主體是能動的，翻譯客體也是動態的、能動的，是由“文本、作者、讀者”構成的三元復合體。這里的文本指的是原文及譯文文本；作者是原文作者；讀者指的是原文和譯文的讀者。翻譯主體離不開原文，除了受原文的文體限制、意義限制、語法限制、風格限制、文化限制等，還要受原文作者和原文讀者的限制，同時還要受譯文語言和譯文讀者的限制。原文和譯文對應著兩個時間，對應著兩個空間。而語言是發展的，各個時代的文風各不相同，意義也是不斷發展的，語義的擴大、縮小、升格、降格以及詞義的轉換屬于恒常的現象。對原文文本的解讀同時也離不開原文作者對原文讀者的期待性，即文本的期待對象，這會決定作者的態度，也就會決定譯者的態度。譯者要把握原作者的價值、心理、情感和審美取向。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文本理解觀認為，文本是言語交際活動的動態實體，文本永遠是開放的，因為文本符號所指自由度很大，所以意義也就處于懸疑狀態。解讀文本即如“游戲”，需要運用解讀策略消解一切形式的禁錮，消解的結果也因人而異。正是因為譯者面對的是沉默的原文作者，所以，一切全憑譯者的慧眼慧心來解讀文本，結果自然因人而異。不光譯文作者擺脫不了原文的桎梏，即使是原文作者也擺脫不了語言的桎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說：“‘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震動著的空氣、聲音，簡言之，即語言。”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語言的制約，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言不盡意、詞不達意。主體要受到客體的制約，表現為原文作者思維與語言表現之間，譯文作者與語言之間的關系。現實的復雜性遠不是二元對立（客體是文本加作者）可以解決的，因為二元對立是一個平面，是靜止的，而三元對立是立體的，動態的。文學翻譯的求真活動是要意識到翻譯的復雜性、動態性和整體性，不能使之簡單化、靜止化和單一化。可以說，對客體的認識越深刻、越準確，翻譯的主張就越有道理。哲學的求真活動，啟示我們擺脫概念的束縛，因為世界上不存在恒定不變的翻譯標準。

（二）文學翻譯中的求善：目的論譯者既不能脫離原文，也不能不顧及譯文的讀者，譯文的讀者也屬于翻譯客體的范疇。我們認為，翻譯中的求善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主體對翻譯文本的選擇，要選擇善的文本；二是考慮譯文的讀者可接受性。馬建忠曾經提出“善譯”的標準，提出譯者應“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馬建忠作為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他要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要把西學的精髓譯介到中國來，以啟迪民智。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莫娜貝克指出，譯者應該翻譯“為善的”文本，做“有益的事”。譯文讀者總是樂于接受洋溢著本國文字氣息的翻譯作品，這就是“趨同性”。但是也要考慮到，讀者的審美觀也是發展的，由于文化的多元化，讀者的審美傾向日趨多元化，健康、清新、奇特的異域色彩對讀者的吸引力也是不可忽視的，這就是“趨異性”。真正的善譯應該兼顧兩者。正如魯迅先生所言，譯文要“力求易解”，又要保存“原作的豐姿”，使讀者不但“移情”，而且“益智”，這樣才能達到翻譯外國作品的目的。

（三）文學翻譯中的求美：藝術論翻譯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是成為翻譯文學。上乘的譯作本身就可以成為一部獨立的藝術作品。“好的文學翻譯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賦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與姿態，面對新的文化與讀者”。這樣，翻譯者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忠實”和“通順”這兩個基本要求而止步不前。翻譯主體對翻譯客體的審視中要摻入審美、咀嚼美、挽留美甚至創造美的意識。從玄奘的“文質統一，圓滿調和”，嚴復的“信、達、雅”到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以及錢鐘書的“化境”等，可以看出，中國傳統譯論是以藝術和美學為基礎的。正如劉宓慶所言，“翻譯與美學聯姻是中國翻譯理論的重要特色之一”。許淵沖提出文學翻譯的三美論，是傳統譯論的發展：意美、音美、形美。三美之中，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第二，形美第三。并且，許淵沖認為創造美是文學翻譯的本體論。求美雖是翻譯的藝術標準，卻不能脫離求真和求善，不能隨便地降低“忠實”的要求。朱光潛在《詩論》中說：“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藝術的成熟境界。”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說：“只有通過心靈而且由心靈活動創造出來，藝術作品才成其藝術作品。”翻譯也是一門藝術，這句話同樣完全適用。故此，翻譯中的求美是以真和善為前提的，凌駕于原文之上的譯作不足取，不顧讀者、只求唯美的譯者也不可效尤。雖然說翻譯也是一種主體的創造活動，但是這種主體的主導性和能動性并非無的放矢，而是受客體客觀自身規定性和外在實在性限制的，否則，主體就會消解客體的審美內涵。因為說到底，翻譯是對原文作者的心跡跟蹤。

求真是科學觀，這是翻譯哲學的方法論。求美是藝術觀，也是翻譯哲學的目的論。科學之為科學，關鍵是在方法。文學翻譯家也必須用一定的方法來討論、分析問題，這就使翻譯具有科學的一面。然文字運用之妙存乎于心，完全是個人的天分，這就使翻譯具有藝術性的一面。說翻譯具有科學性強調了共性，說翻譯具有藝術性彰顯了個性。翻譯的正誤關乎科學，翻譯的好壞涉及藝術，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互為補充，是一對矛盾統一體。漢語民族所固有的直覺性思維方式依賴感性經驗和悟性，通過哲學思考可以幫助我們體驗新的理性思維的成分，將更有助于翻譯學科的科學化發展。總之，翻譯主體求真、求善、求美于翻譯客體。譯者要求真求善于原文作者，還要求善求美于譯文讀者。文學翻譯中的求真是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統一，方法論和認識論是我們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角度，是為目的服務的。求真是文學翻譯的第一要義，這樣文學翻譯才能實現其對“原文作者心跡跟蹤”的原有和應有之意。也只有確立了正確的認識和方法，求善才能實現，求美才有意義。譯者求真和求美，就是求善于讀者，這三者具有互相包含的內涵。求真、求善、求美三者在哲學中是密切聯系的整體，在文學翻譯中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只有在真善美的平衡中，文學翻譯才能實現其無可替代的價值。

真善美的和諧統一是翻譯的理想狀態。然而，由于不同語言、文化和思維三者之間的異質性，譯者經常是難以兼顧、顧此失彼，從而不得不在真善美之間做出抉擇與割舍。就像哲學問題的不可解一樣，文學翻譯的問題也存在不可解性，這是由于人類不具有超越的智慧和現實的復雜性。這就是人類所處的困境。但是，人類又是有思想的存在。所以，我們會執著地去思考、求索，忍受并不由自主地對抗這種不確定性，不斷地向真理靠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認識到知識的不確定性不是要我們放棄對真知的探索，而是昭示我們在探索真知的過程中，不要流于教條、陷于專斷，要保持開放的心胸、辯證的態度，這正是哲學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