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兒童文學翻譯的發展歷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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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顧名思義，是指為兒童服務的文學。中外不少學者都曾為兒童文學下過定義。瑞典兒童文學專家GoteKlingberg就曾將兒童文學定義為專門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中國學者鄭振鐸認為“兒童文學是兒童的——便是以兒童為本位，兒童所喜所能看的文學”（鄭振鐸，1984）。中國兒童文學家魯兵將兒童文學定義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魯兵，1981）。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初始時期，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始于時期，但是以胡從經為首的學者認為“五四”時期只是兒童文學發展史上的第一次發展高潮，而中國兒童文學事實上始于晚清時期，總共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1）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2）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3）；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兒童文學；4）改革開放以來的兒童文學。（胡從經，1982）盡管眾多學者對兒童文學下過不同程度的定義，但由于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起步較晚，以及兒童本身就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兒童文學在中國長期處于文學范疇的邊緣地位。兒童文學翻譯的地位則更不言自明。為促進中國兒童文學翻譯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本文將以胡從經對兒童文學在中國發展階段的劃分為框架，試圖在選材、翻譯方法和翻譯語言風格三個層面上對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的發展做一個淺嘗性的回顧。

一、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1.1.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胡從經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始于晚清時期。但由于這一時期人民大眾長期受到封建思想的壓迫束縛，因而兒童文學只是零散的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并且絕大多數都是對西方兒童文學作品的編譯，幾乎沒有自主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1）選材：學者李麗曾對晚清時期兒童文學譯作的數量做過一個統計。據她統計，在晚清總共只有120部兒童文學的譯作，從事兒童文學翻譯的譯者也只有寥寥59人。在如此小面積的范圍內對兒童文學進行翻譯活動，選材自然十分局限。這一時期主要以科幻類的兒童文學小說為譯介對象，其中尤以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和日本作家押川春浪的兒童小說譯介得最多。除此以外，對諸如《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話》等西方各國的童話著作也有所譯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晚清時期，中國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形態之中，且受到西方列強的殘忍壓迫。因此，這一時期的譯者在選擇譯介對象時更加傾向于內容積極向上，能激勵兒童奮發圖強的兒童文學作品。（2）翻譯方法：由于晚清時期，中國整個翻譯事業還十分脆弱，能從事翻譯事業的專業人員十分稀缺。因此，就宏觀而言，晚清時期中國的翻譯方法與理論還尚未成熟。而對于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自然也會受到這一大背景的影響。同時，受“成人本位”兒童觀的影響，為達到啟蒙、鼓勵、教化兒童的目的，譯者常常隨意刪減原文內容，且在文中隨意添加自己的評注，將譯文都注入愛國主義情懷。事實上，這一時期，譯者對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實則只能稱之為編譯。（3）翻譯語言與風格：晚清時期，士大夫、文人大都崇尚文言文，章回小說在晚清時期也十分流行。因此，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作大都是章回小說的形式結構，語言多是文言文。自然，譯作的語言也就十分古板，毫無童趣可言。而受晚清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作的風格大都勵志向上、具有愛國主義情懷。晚清時期對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只能算是中國兒童文學翻譯事業的一個初探。因為，在翻譯的選材上單一局限；翻譯方法上過于活譯，以至于根本沒有產生適合于兒童文學翻譯的有效方法；在翻譯的語言和風格上都尚未做到忠實于原作。

1.2.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通常被視作中國兒童翻譯史上的第一次高潮。由于，和新文化運動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以及對人性與思想的解放，兒童文學翻譯事業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與繁榮。（1）選材：由于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譯者逐漸認識和確立了兒童是獨立的個體。因此，由“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替代了晚清時期的“成人本位”的觀點。因而，這一時期的選材十分豐富多樣。學者秦弓曾對五四時期兒童文學體裁多樣化的選擇，做出過如下的評價：“五四時期可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秦弓，2004）。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譯者開始根據不同年齡層次兒童的閱讀需要，而選擇不同的兒童文學作品進行翻譯。選材更加貼近兒童的喜好，而非以成人的喜好進行選材。（2）翻譯方法：為充分尊重原著和保留原文中的童趣，譯者開始逐漸由隨意增刪的過分活譯轉向忠實于原作的直譯。當然，除直譯之外，偶也有譯者采用譯述也稱重述的方法進行翻譯。中國著名的兒童文學家鄭振鐸就偏愛譯述這種翻譯方法，他對此給予了以下定義：“所謂重述，不是直譯，而是譯述，比意譯還要通俗、口語化還有一些創作成分。”（鄭振鐸，1925）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作，除文字之外，譯者還在書中增加了插畫，以此適合兒童的閱讀習慣。（3）翻譯語言與風格：由于五四時期，有識之士對白話文的倡導，因此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作的語言已完全由文言文轉換為白話文，語言也更加豐富生動。譯作風格也活潑生動，忠實于原作的語言風格。值得一提的是，標點符號在譯作中開始被使用，大量的擬聲詞和擬態詞被廣泛的使用于譯作之中，大大地增加了譯作的童趣。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可謂是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步入正軌的階段。兒童文學在這一時期開始被真正的認識和接受。無論實在選材還是翻譯方法亦或是翻譯語言與風格上，這一時期的譯作相較于晚清時期發展十分迅猛。

1.3.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兒童文學翻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經歷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在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有不同于其他時期兒童文學翻譯的特點。“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暫被擱置一邊。類似于晚晴時期，譯者將兒童文學的譯作注入了愛國主義的情懷。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介數量在五四時期的基礎上持續上升，翻譯方法也更加成熟。同時，受譯介國外兒童文學著作的影響，中國已有學者在這一時期開始自主創作本國的兒童文學著作。（1）選材：學者文軍和王晨爽曾對抗戰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作的數量做過一個統計。據他們統計，在抗戰時期中國總共有369篇兒童文學譯作，其中蘇聯的兒童文學譯作最多，童話是被譯介得做多的體裁，譯者約為195人。之所以蘇聯兒童文學的作品在這一時期被譯介最多，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形態密不可分。當時，中國無產階級異軍突起，眾多知識分子也多是共產主義人士，向蘇聯這一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則是必然。因此，自然而然譯介蘇聯的兒童文學作品在這一時期最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當時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時期，因此譯者傾向于選擇政治性較強或愛國主義明顯的兒童文學作品。在這一點上，可謂與晚清時期略有相似。（2）翻譯方法：受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翻譯的影響，這一時期的翻譯方法繼承和發展了譯述（重述）的翻譯方法。翻譯方法更加系統全面。同時，這一時期也涌現了眾多著名的兒童文學翻譯家，如：鄭振鐸、沈冰燕、魯迅、周作人、魯兵等。值得一提的是，插畫在兒童文學譯作中的出現也越來越頻繁。據文軍和王晨爽統計,這一時期總共有43.6%的兒童文學譯作附有插圖。這也體現了，兒童文學逐漸受到大眾的關注和認可。（3）翻譯語言與風格：因為翻譯方法的趨于完善和成熟，因此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的語言也更加忠實于原作，語言文字都更加傾向于兒童的喜好。但，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兒童文學的譯者在這一時期就背負著傳遞愛國主義和促進革命勝利的歷史任務，因此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作翻譯風格上最大的特點則是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兒童文學翻譯雖將“兒童本位”觀稍稍擱置一邊，譯作也帶有某些政治色彩，但是在譯作數量，譯作質量和譯者人數方面仍是不可小覷。因此，這一時期仍可算作是中國兒童文學翻譯史上另一次發展高潮。

1.4.改革開放以來的兒童文學改革開放至今的兒童文學翻譯則是中國兒童文學翻譯史上的最大的一次發展高潮。由于政府的支持，國際學術交流的增多等因素，兒童文學翻譯在這一時期可謂是百花齊放。（1）選材：這一時期，由于國內外整體環境的穩定，以及信息科技技術的發展，兒童文學不再只以書面的形式呈現，許多兒童動畫，兒童音樂等競相出現于人們的視野之中。因此，譯者在選材方面更加多元化。（2）翻譯方法：由于選材的多元化，因此翻譯的體裁同樣也呈現出多元化和創新化的趨勢。同時，由于國際學術交流的增多，對研究兒童文學翻譯的方法也層出不窮。如從女性主義、敘事學、后殖民主義、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社會學、倫理學和語言學等視角出發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研究。因此，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方法也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3）翻譯語言與風格：這一時期，“兒童本位”的兒童觀被正式確立，翻譯的方法眾多且系統。因此，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的語言，更加貼近兒童的閱讀能力，風格也偏向兒童的喜好。童真和童趣在這一時期的翻譯語言和風格中得到了極大的保留和體現。改革開放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可謂是中國至今為止兒童文學翻譯史上的最大的一次發展高潮。不僅因為這一時期的譯介數量之龐大，更主要的是這一時期的翻譯方法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語言和風格不僅忠實于原作，更為主要的是童真和童趣的極大保留。最為突出的一點則是“兒童本位”觀的證實確立。

二、結語

本文從兒童文學在中國的四個發展階段出發，淺嘗性地對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顧，以期達到促進中國兒童文學翻譯事業發展的目的。通過以上的回顧論述，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發展受到每個發展階段的歷史背景、社會形態、國內外形勢和人民大眾的思想觀念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每個階段，中國兒童文學翻譯都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態勢。

作者：鄒雨娟 單位：蘭州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