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秀時代小說趨時附勢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作秀時代小說趨時附勢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自從《滄浪之水》之后，文壇上的官場小說蔚然成風。不是作家們趨時附勢，而是中國的當代官場“豐富”的生活，為作家提供了無限的藝術描寫和展示才華的空間。吳國恩長篇小說《宣傳部長》，從一個作秀的時代角度，寫了媒體與官場的曖昧，這是比他所寫的那些官場的各種潛規則更有審美價值的地方。

小說以主人公陳默在酉水縣縣長選舉時落選，調任隴水縣作正縣級宣傳部長，最后又越級擔任了隴水縣的縣委書記為線索，圍繞隴水縣參評“十大魅力縣”活動和縣內企業改制兩件大事，展開了對媒體和權力博奕的透視，將現實中的陰暗一隅鋪排在讀者的眼前。

一

《宣傳部長》以媒體與權力的相互依托和利用作為小說的第一個看點。省電視臺節目策劃人彭永跟隨省委副書記易為下鄉調研時，建議向中央臺學習，在省內搞一個“十大魅力縣”評比，以利招商引資。“當初不過是一個玩笑的話”，被從組織部長剛升到省委副書記的易為看中，作為他創造政績的機會，在全省實施開來。而地、市、縣的各級官員，也將躋身于“十大魅力縣”作為行政目標。用盡各種攻關手段去爭取，從而使媒體成為地方官員巴結、賄賂的對象。隴水縣縣委副書記彭一民在給記者送錢時憤慨道：“我們在縣里也是一個官，卻要給幾個狗日的制片人送禮。”說出了官員在與媒體博弈中的無奈。憤慨歸憤慨，他還是不得送給一人一萬元的辛苦費，不得不在豪華飯店請客，并陪幾個媒體人嫖妓。

小說緊針密線地描寫了隴水縣競爭“十大魅力縣”的全過程，一方面是地方官員運盡手段攻關，一方面是媒體運用權力斂財。為了深入揭示權力與媒體噯昧的關系。小說中刻畫了一個“文化掮客”馬寧的形象。這個出身高干一族的子弟，任(釣海雜志》的主編，被公認為省城“四大閑人”之一。上到省委領導，下到片警，他都有路子，“沒有他辦不成的事。”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密人物。酒后駕車，被交警檢查，看見是他，敬了禮就放行。他看透了當代媒體與官場的本質，不做官，也不從商，而是依靠牽線搭橋，收取“辛苦費”，過著從容奢華的生活。他不是什么壞人，也有正義感，在陳默托他為張子誠的女兒在省城找一所中學讀書時，他感于張子誠的為人，也用心相幫。但他“灰色”的掮客活動，無疑也為社會道德的滑落增加了潤滑劑。

在一個“作秀”的時代，媒體與官場的結合，敗壞了媒體的自身，也增加了官場的行政成本。同時，將宣傳的對象變成了政治與媒體綁架的對象。小說在這一點上，對現代媒體是持批評態度的，小說的覃嫂，關心留守兒童，本來是出于本自的善良，經媒體的參與，報道，政府的介入，要把她打造成“隴水名片”和“隴水精神”，要把她“典型化”。終于使她受不了村民的嘲笑而從報告團逃跑。可以說媒體和政治讓善良變成了政治包袱。

在“羅娜”臺風造成燈籠坪的滑坡災害和三個老人被埋的災難后，媒體與政治的再次聯手又造成七個搶險救災的人無辜犧牲。易為和市，縣領導不顧實際災情的“作秀”，成了強大的政治推手，把搶險救災者推向死亡。政治和媒體又一次當作綁架了救災的戰士和干部，使他們無法不在鏡頭前表演搶險救人的活劇。對制造“作秀”來說，人力、財力、物力都不算什么，只要媒體能火起來，收視率能提高，政治上不表現出無所作為，就不要問刨土“有沒有用”，也不要問救援有無希望。“活要見人，死要見尸，這是一個政治任務”。因此，媒體推動的作秀讓人變得瘋狂和失去理性，領導者、群眾都被鏡頭綁架著去當搶險救災的英雄。顯然，今天的官場不同于2、30年前的官場，那時是有災不報，災難對媒體是封鎖的：今天。災難是媒體樂于追逐的題材，也是官員樂于作秀的場所，收視率和曝光率對媒體和官員都有提升，各大歡喜，何樂不為。小說中的陳默正是在救災中以豐富的表情和完美的表演，撈足了政治資本，為他以后的升遷賺足了人氣。

小說以善良的被扭曲和生命的代價，對當代媒體和權力結合產生的妖魔化效果予以了尖銳的批評。在小說批判現實的擴展上有積極意義。

二

當代官場小說的寫作大都以反腐倡廉的主流立場為寫作姿態，要么廉，要么貪，要么正，要么邪，從對立中表現主流思想意識。這種寫作立場固然沒有什么導向錯誤，但對于表現真實的官場生態而言，卻是有著先入為主的缺陷。

《宣傳部長》是想在官場小說的寫作上有所突破的。他以“作秀”這種現代官場的通病為底色，在所描寫的幾乎所有官員身上都展現出對官場潛規則的無奈和屈從來。從而寫出官場的現場感，真實感。作者有意放棄一些道德原則，放棄理想主義的官場人生觀，而以迎合、適應官場的行事原則，才能實現官場目標作為人物行動的依據。“心安理想”的介入成為小說的思想格調。

小說的思想傾向，總是要通過它所塑造的人物來體現的。要表現一個“作秀”的官場時代，就要成功塑造善于“作秀”的官場人物。陳默，這位因揭露酉水縣礦難腐敗，在縣長選舉時落選，被保護性地派往隴水縣任正縣級宣傳部長，在任上總結了官場失敗經驗，精心韜晦、運作，最終當了隴水縣委書記的人物，就成為作者表現時代特點的最佳人選。

在陳默身上，先入為主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形成的理想主義的作官理念。不貪、不妄，公道正派，關心民眾，忠于事業，不巴結獻媚……市委書記張嘯是他的楷模，因此，他有權之后，就想治腐反貪，成為一個清官。但事實上，在一個多數人都將反腐倡廉看作不過是“作秀”行為的當代官場，誰也不希望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有一個所謂的反腐倡廉的英雄。這就是陳默在酉水縣遭遇滑鐵盧的根本原因。陳默清醒地看到：“現在的官場，有些人太無恥了。”他“厭煩透了這種整日應付人際關系的官場世界”，他也不愿“尸位紊餐”，他有過“改變不了這個官場，而又不能接受官場對我的改變”的自我激勵。

但現實是殘酷的，你不能適應官場，官場就容不下你。除非是像張嘯那樣感到高處不勝寒，選擇退卻，以保持個人道德的完美。但張嘯也意識到，理想主義的人，在現實中是難以生存的，他自己可以退卻，卻不愿意有才能的陳默也因此誤了自己的前程。因此，他鼓勵陳默要奮起，要改變自己，要勇于向領導推銷自己，讓領導認識自己，重任自己，他向繼任市委書記的龍孝義以“政治交代”的方式推薦陳默。他是一個官場上的潔癖者，體現著優秀傳統官場道德的善美。雖然他被認為“企圖以自己的犧牲來換取官場的覺醒，這無異于堂·吉訶德與風車戰斗”。但他的存在，也是一種客觀，是知識分子不死的一種象征。

既然張嘯的路子對陳默是無助的，那么陳默就只能從改變自己入手去實現東山再起的愿望。理想主義行不通，那么現實主義就是陳默的唯一選擇。在保持自己基本價值觀，人格的前提下，通過順應官場的潛規則實現目的就成為陳默行動的方向。他一是小心奕奕地在縣委書記董巍和縣長林之風之間尋找平衡點，并最終以倒向董巍并送煙實現了與董巍的政治結盟；二是拉緊與市長蔡猛的關系，明里既演苦情戲，博得同情：又通過操辦生日，贏得歡心。暗地又通過送市長兒子的學費，用利益輸送來打動，這使他在與彭一民的競爭中，得到了先手。

在對關鍵人物龍孝義的爭取中，他借助張嘯先入為主的推薦，投其所好，學習費爾巴哈著作與龍孝義產生共同語言：又投其所好，送給其珍版古籍。在陪伴龍孝義的考察中，他暗里使勁，使烏巢鎮與烏龍鄉形成鮮明的對照，以搬倒“龐老虎”打敗了彭一民，又以烏龍鄉的救災成就了自己的政績。中國論文聯盟編輯。

陳默在這一切自感并不崇高的作秀中，重塑了自我。而貫穿小說始終的參評十大魅力縣的評選活動，又從側面將他一步步放棄崇高而追求現實成功展現出來。在同省電視臺的媒體人打道過程中，他與這些官場的局外人“身上看到了錢權的赤裸”的交易。在臺風“羅娜”帶來的災害面前，他明知“搶險”無望卻沒有張子誠那樣的勇氣挺身而出，而是隨著政治的需要假戲真作，成了搶險救災的英難，最終在媒體的“打造”下，用搶險救災的英雄行為掩蓋了災難，躋進了“十大魅力縣”的行列。

小說緊緊扣住陳默的“順應”來寫，“順應”了一順百順，順了就應，仕途順暢。陳默作了官場的應聲蟲，成了理想主義的叛徒，道德的亡國奴。但作者并沒有將他寫成一個壞官，他沒有主動去貪，送了蔡猛市長兒子的錢是他接收的住院時各級官員的“慰問金”。送給龍孝義的書是縣文物館別人捐贈的圖書。他不過利用權力進行交換。他也未介入隴水縣的企業改制，從中分紅受利，這是他能逃過隴水縣腐敗窩案劫的根本原因。但他也未隴水縣做出什么真正意義上的貢獻。他是理想下移的受益者，是適應潛規則的生存者。他有善良正義的一面，如對張子誠的同情。對其女兒的關照，在臺風來臨之際，以百姓生命財產為重一線指揮抗災等等，是一個良心未泯滅的官員。這也是能得到龍孝義、蔡猛及其它官員和民眾認可的原因。

小說把握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官場雖污濁，但大都是身不自己，官員雖都有以權謀私之舉，但大節尚存。龍孝義如此，蔡猛如此，陳默更是如此。一方面是在“作秀”，另一方面也在“做事”，這是整個體制能夠運行的根本所在。

三

《宣傳部長》在創作的意義上說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小說的選材，謀篇布局和敘述都是精心的，用力的。但小說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它有明顯的缺失，這種缺失是當代官場小說及其它小說共有的。即作家批判精神的缺失，批判意識的淡漠。作家對建構民族精神擔當責任的擱置。他同他的主人公一起承認了現實的合理性，一起認同了那些背棄了理想主義的潛規則的有效性。他的人物在順應官場的規則時的心安理得的態度，臉不紅、心不虧、情不羞，運籌帷幄的老練，都透出了一種讓人窒息的可怕，但小說對此卻沒有絲毫反省和清算的意思，這是我們這個文學時代的精神頹靡的反應。我們缺少與強大的世俗抗爭的批評的勇氣，我們把五四以來文學樂于承擔的社會批評和國民精神重建的任務束之高擱。我們甚至認為這些障礙了文學走上圣潔的道路。這也正是作者放棄批判和反省精神而致于“純文學”創作的緣由。

歌德說過一句很能發人深省的話：如果判斷一個人藝術品出了問題，那往往不是他們的審美感而是他們的道德感出了問題。由于作家在道德感上容忍那些又悖背于公眾道德的潛規則的合法性。他就會容忍他的人物去適應那些而不進行道德的反省和譴責。亞當·斯密關于正義講過這么一段話：“對于一個文明社會來說，一個人的利己行為止于不對他人構成直接的傷害。在追求名譽、財富和顯赫地位的競爭中，為了超過一切對手，他可盡其所能地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他要擠掉或打倒對手，旁觀者對他的遷就會完全停止。”對陳默來說，他的競爭方式和手段盡管與彭一民不同，但與我們主流的道德仍然是格格不入的，寫作者給他的“遷就”是不應該的。寫作應該以正義為依據。“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筑必然會在傾刻間土崩瓦解。”

我們承認我們的官場被種種的潛規則所左右，我們也能理解陳默的采取的種種手段的現實性。但作家不能僅僅以欣賞的態度去進行描寫。作家應堅守自己的道德的底線和審美的原則，以自己的判斷(傾向性)讓讀者去愛去憎他所告訴給讀者的東西，而不是將一堆貨物雜亂地擺在地攤上，讓讀者各取所需的選擇。他要讓讀者從人性和靈魂的扭曲中理解哪些是應該放棄，那些是應該堅持的，那些是值得犧牲的，那些是不值得犧牲的。要讓人們感受到生活中尖銳的痛楚和堅守的崇高，看到污泥中的潔蓮，世俗中的神圣。作家應該以靈魂拷問方式，對人性品質進行審判般的深度追問，而不是被淹沒在深不見底的世俗的生活態度中。這是作品永恒的所在。

讓我們以李建軍先生的一句話為本文作結：

“它向上提升人，給人希望和力量，讓人變得更溫柔、更優雅、更有教養、更熱愛生活。它也寫丑惡，但以美好作底子；也寫黑暗，但以光明作背景。它強烈地愛一切值得愛的人和事物，因此，無論罹受多么嚴重的摧折和不幸，它從不徒逞一時之快地詛咒生活，貶低人類的尊嚴。它任何時候都信持寫作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和文化使命，那就是懷著溫柔的善念，向人類和世界表達祝福的情感。”

參考文獻：

①②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H]，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第103頁，第106頁。

③李建軍小說修辭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第3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