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序言何以成專著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是清學史經(jīng)典著述之一，該書的寫作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將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引入《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背景之中，揭示梁啟超寫作此書的緣由及其對新文化運動的呼應與引導，以此結論，該書不僅是論列清代考據(jù)學的學術史著述，更是一部反映五四思潮的思想史著述。探尋梁啟超將一篇序言寫成一部專著的緣由，應不失為我們解讀該書隱于學術背后思想的一個出發(fā)點。
關鍵詞《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五四新文化，胡適
《清代學術概論》是梁啟超寫于1920年的清學史著作，“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原，以《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為題，連載于1920年11和12月出版的《改造》雜志三卷
三、
四、五期。1921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改為今題。《清代學術概論》作為今天研究清代學術的入門之作。實由梁啟超所寫的一篇序言而起，時為192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梁啟超在此書中為人們勾勒的清學史畫卷，成為后人探討的主題，而他將一篇序言寫成一部專著的當下環(huán)境，則長久以來被人們忽略在視野之外，由此，梁啟超寫一篇序言何以下筆不能自休?半月之余的一揮而就何以成就了近百年經(jīng)久不衰的學術經(jīng)典?離開五四新文化的語境，以上疑問將無從解讀。本文擬將走近梁啟超創(chuàng)作此書的當下環(huán)境，考釋五四語境下《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緣由及其與五四新文化遙相呼應的關系。
一、蔣方震索序
1920年，歐游歸來的梁啟超盡管已告別政壇，但忙碌依舊，“是年所著手的事業(yè)有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發(fā)起講學社，整頓《改造》雜志，發(fā)起中比貿易公司和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等數(shù)事”。1920年10月正是梁啟超發(fā)起的講學社開張之際，所迎請的第一位外國學者、英國哲學家羅素已在來華途中，梁啟超卻仍在天津的家中按兵不動，為何?“本擬南下迎羅素，頃方為一文，題為《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頗得意，今方得半，一出游又恐中輟，決作罷矣”。1920年10月4日在給張東蓀信中提到的《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即是我們后來看到的一氣呵成的《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所以在百忙中就座于書案前提筆是應蔣方震所請，“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中國論文聯(lián)盟整理）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shù)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后，只得對于蔣書宣告獨立矣”。
眾所周知，梁啟超晚年諸多在計劃內的寫作均未完成，倒是這部無心插柳之作一揮而就，廣為流傳，成為標志他晚年學術思想轉向的重要著作，這要感謝蔣方震。蔣方震，字百里，“曾向梁啟超問學，終生對梁啟超執(zhí)弟子禮甚恭”。辛亥革命后成為梁啟超研究系的重要骨干，這時正接手主持《改造》雜志。蔣也是梁啟超歐游七人考察團成員之一。在一戰(zhàn)的廢墟面前，同行七人，各有所思，各有所得。梁啟超的所思所得此時已輯錄為《歐游心影錄》，于是年3月至6月同時連載于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在同年6和7月間方成一半，還曾就搜集資料一事求助于梁啟超，所以書成后向老師兼同道，更是同游歐洲的梁啟超征序，于梁啟超既是情理之中，也是義不容辭。“新會之序，量與原書埒，而復征序于震”，于蔣方震卻是意料之外了。
二、“胡適語我”
另一位與《清代學術概論》寫作緣起有關，盡管鼎鼎大名，但在提起《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契機時，在后人眼中反倒不如蔣方震來的鮮明與直接，他便是胡適。在單行本自序中，梁啟超開篇即云：“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于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如果說其二的蔣方震索序是促使梁啟超提筆的直接原因，那么其一的“胡適語我”怕才是梁啟超“下筆不能自休”的潛在動力。胡適具體于何時何地“語我”，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沒有提及，但梁啟超在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為題發(fā)表于《改造》雜志的文章中，開篇第一句便寫到：“舊歷中秋前十日在京師省胡適之病，適之日‘晚清‘今文學運動’……”由此可見，在《清代學術概論》寫作前夕，胡梁二人的交往頗為密切，而這一段密切的交往，據(jù)胡適日記所載，恰恰開始于梁啟超歐游歸來的1921年3月。長期以來學界一直將1918年11月23日作為梁胡初晤的時間，根據(jù)來自《梁啟超年譜》1918年11月的記載：“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識胡適之。”下面附有兩封寫給梁啟超的信。其一是徐振飛所寫的引見信：“任公年丈總長：胡適之先生現(xiàn)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志，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茲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介紹。”。其二是胡適的求見信：“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愿出以見示。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資料，唯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于《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已復理文字舊業(yè)，適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于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激。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zhàn)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介紹，擬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后，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但23日這一天，梁啟超放棄了與胡適的見面之約，而應北京政府徐世昌大總統(tǒng)的電請，入京商討巴黎和會事宜，故二人在這一天并未謀面。這兩封信盡管給后人造成梁胡初晤的時間上的誤解，但還是清楚地向我們傳達了如下信息：第一，1917年因倡導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已在梁啟超的注意之中，并愿與之就中國傳統(tǒng)學術進行切磋；第二，胡適的求見信語氣謙恭謹慎。排除禮節(jié)客套之解，求見信本身即揭示了胡適在即將面對梁啟超之時自居晚輩后學的心態(tài)。據(jù)此兩封信將梁胡的初晤時間由實際上的1920年3月21日誤為1918年11月23日，中間橫亙的一年又四個月的時間不容小覷，因為這期間，無論是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界還是梁胡本身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所以，糾正這一時間上的誤差，對于理解1920年《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與速成是必要且關鍵的。
1918年11月至1920年3月，梁啟超一行歐游，去國一載有余。這期間，以北大為中心，以《新青年》為陣地，以胡適為首的一班新文化人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大有席卷天下之勢。胡適不僅在通俗文化領域，以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領軍人物。在上層學術領域也創(chuàng)獲良多，因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而被蔡元培贊為當時中國既“稟有漢學的遺傳性，又于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的少數(shù)人之一。1920年3月21日歐游歸來的梁啟超在林長民家見到的胡適與1918年11月叩門問學的胡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此后，呈現(xiàn)在梁啟超面前的胡適著述不再是需要他獎掖提攜的后學之作，而成為讓梁啟超躍躍欲試，與之“上下其議論”的目標。1920年10月18日，《清代學術概論》脫稿僅四天，梁啟超即給胡適一封信：“公前責以宜為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歸即囑稿，通論清代學術，正宜[擬]鈔一副本，專乞公評騭。得百里書，知公已見矣。”很明顯，在寫作時，梁啟超已將胡適作為第一個讀者，而胡適也得以在第一時間閱讀此文。“關于此問題資料，公所知當比我尤多，見解亦必多獨到處，極欲得公一長函為之批評，既以裨益我，且使讀者增一層興味，若公病體未平復，則不敢請，倘可以從事筆墨，望弗吝教。”梁啟超之所以如是說，并非客套，其時胡適的《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正在《北京大學月刊》連載。“超對于白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其議論。對于公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閑當鼓勇致公一長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筆不能自休耳。”不消說，胡適風靡一時的《嘗試集》和《中國哲學史大綱》引起梁啟超濃厚的興趣。
對于這樣一個揮之不去的胡適，該做怎樣的評價?梁啟超自有說法：“而績溪諸胡之后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tǒng)派遺風。”對胡適的這則短評赫然出現(xiàn)在《清代學術概論》第二章，梁啟超對清學四期總括的段落中，對這寥寥25個字，梁啟超可謂是字斟句酌。參看于《改造》雜志中以《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為題刊出的文字，我們發(fā)現(xiàn)了梁對胡略有不同的評價：“績溪諸胡有胡適者，頗能守清儒治學方法，儼然正統(tǒng)派之碩果焉。”比較兩段文字可知，梁對胡的評價從極為推重到略顯平實。但在“頗能……儼然……碩果”之前，仍有一段未公諸于世的評價文字，左舜生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線索：“在梁著《清代學術概論》中亦有一處涉及胡者，則異常簡略。先是梁著在印單行本以前，曾以其初稿在當時中華書局所印行之《改造》雜志發(fā)表。時予在中華任編輯，兼理雜志事項。一日，任公忽自天津以快函抵予，予頗以為怪，盍予于任公僅有一面之雅，平日雖素敬其人，但從未以一書致候，在誼固不應由任公先施也。及拆閱，則親筆竟兩紙，首對上海一度晤面表示拳拳，次乃托予將其所寫《清代學術概論》中之一段有關胡先生者如另文代為改正……較其最初之原稿，已省略十余字。”
那省略的十余字，我們已無從猜測，但對胡適的這則短評，梁啟超如此慎之又慎，可作兩解：一則可見胡適在梁啟超心中的分量；二則大概源于梁啟超自知，他的文字不是寫給后人看的，而是寫給時人看的。此中透露出梁胡二人的交往，在1920年代的思想界，會引起充滿象征意味的解讀。從1920年10月梁啟超動筆寫作《清代學術概論》至同年11月以《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在《改造》刊出，再至1921年2月以《清代學術概論》為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此間正是新文化陣營內部出現(xiàn)分化，尤其是兩位領軍人物陳獨秀與胡適間的分歧，處于彰而未顯、內部調整的微妙復雜階段，新青年同人對胡適與梁啟超為代表的研究系過從甚密進行指責，他們據(jù)以指責的證據(jù)之一，恰是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由此亦可反證胡適對于梁啟超寫作該書所產(chǎn)生的不容忽視的影響。可就是這讓梁啟超字斟句酌的短評還是出現(xiàn)了差錯：胡適祖籍績溪，但并非“諸胡”之后。四十年之后，胡適在口述自傳里第一次予以澄清：“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溪城內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績溪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暈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很明顯，梁啟超對胡適家學淵源的判斷，既來自蔡元培的序，也來自胡適在考據(jù)學領域的一顯身手。胡適在當年對蔡梁二人于自己家學上的誤斷保持沉默，大概緣于舊派人物對他“以白話文藏拙”的譏諷，得蔡梁二人的肯定，則可以躋身舊學正統(tǒng)，為新思潮開拓新領域。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贊許胡適的“舊”，由此我們卻可以看到《清代學術概論》的“新”。
從序言開篇的“胡適語我”到脫稿之后的書信索評，加以書中對胡適矜慎持重的短評，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中，胡適的存在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外在影響。錢穆說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經(jīng)校譯》是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墨辯新詁》的刺激下而撰寫的。《清代學術概論》亦然。只不過在先秦學術方面二人意見相左之處甚多，對于這部《清代學術概論》，卻有著難得的默契。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成為《清代學術概論》速成的催化劑，而《清代學術概論》對五四新文化的呼應與引導，也成全了該書在五四時期的暢銷與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