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對唐代詠俠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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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記》中司馬遷塑造了一系列生動的俠客形象,贊頌了他們可貴的俠義精神,唐代詩人深受其影響,詩歌中出現了大量的詠俠詩,對《史記》中的形象和精神進行了繼承和發揚。本文試從“俠”的形象、“俠”的精神這兩點著手,分析《史記》對唐代詠俠詩的影響,并對李白的詠俠詩進行個案研究,從中解讀《史記》和唐代詠俠詩的關系。

關鍵詞:史記詠俠詩唐代

中國有著傳統的“俠”文化,從春秋到唐代,它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韓非子·五蠹》篇對“俠”作了最早的解釋:“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徐鉉也說:“任俠者,挾負氣力以任事自雄也”;而司馬遷則在《史記》中對“俠”這一群體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和定位,他使俠以正面的形象出現在正史之上。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肯定俠“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游俠列傳》中也說:“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他通過《游俠列傳》和《刺客列傳》等篇章對俠客形象和俠客精神進行了表彰,我們從《史記》中可見他對俠客持肯定的態度,也從此開始確立了“俠”的進步的文學傳統,并影響了后代的許多文人。在唐代的詩歌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關于“俠”的詩篇,詩人大力謳歌“俠”的形象和精神,用飽含激情的筆墨抒寫了他們的人生價值、人格理想,同時也將自己的感情和理想寄托在了這些俠客的身上,以至后代研究者將其歸類為唐代詠俠詩。“唐代詠俠詩,主要指唐詩中以游俠為對象,歌詠或表現其俠行、俠氣、俠情、俠節等內容的作品,或以俠、俠義精神為意象,通過詠史、懷古、贈別等來言志抒懷的作品。”[1](P249)本文試從《史記》對唐代詠俠詩的影響這一方面作簡要分析。

一、“俠”的形象

《史記》中塑造了眾多“俠”的形象,他列出了“布衣之俠”、“鄉曲之俠”、“閭巷之俠”、“匹夫之俠”、“卿相之俠”等不同的俠士,為唐代的詠俠詩準備了許多俠客的群像。

荊軻是司馬遷塑造的成功形象之一,“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作者展現了這樣一位在鬧市之中狂放不羈的俠客,然而荊軻在“旁若無人”的外表下卻有著一顆重諾守信之心。他知道刺秦王之行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悲劇結局,但為了信守自己的諾言,身不顧死,在“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歌聲中“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陶淵明《詠荊軻》云:“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余情。”他對荊軻此人大加贊賞。唐代詠俠詩中有許多吟詠荊軻的詩句,歌頌其人其事:

荊卿一去后,壯士多摧殘。

長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

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

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

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

——李白《贈友人其二》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

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

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李白《結客少年場行》

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駱賓王的《易水送別》

荊卿重虛死,節烈書前史。

我嘆方寸心,誰論一時事。

至今易水橋,寒風兮蕭蕭。

易水流得盡,荊卿名不消。

——賈島《易水懷古》

詩人們用詩歌的形式來頌揚荊軻的英雄事跡、高尚的品質,并通過他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刺客列傳》中也塑造了另一位俠客形象豫讓。晉人豫讓“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成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所以當智伯被趙襄子殺害后,豫讓即發誓為他報仇:“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幾度報仇,均未成功。趙襄子問他:“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反擊委質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仇之深也?”豫讓回答:“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唐人為他的知恩圖報,為知己者死的精神所感動,胡曾的詠史詩《豫讓橋》:“豫讓酬恩歲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橋上行人過,誰有當時國土心?”吳融《豫讓》、周曇《豫讓》等詩皆歌詠其事其人。

魯仲連是一位傳奇人物,司馬遷在《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中塑造他為集高士、俠士、隱士于一身的人物。他的智謀和高義,以及功成身退的高尚情操歷來是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模式。李白有《古風·齊有倜儻生》云:“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后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還有他的《別魯頌》、《五月東魯行》等詩對魯仲連的熱烈歌頌。另外,吳筠的《高士詠·魯仲連》、汪遵《聊城》、周曇《詠史·魯仲連》等都以魯仲連其人為題材,以他的“功成拂衣去”來寄寓自己的理想生活。

唐代詠俠詩中出現的《史記》中所塑造的人物還有很多,如侯嬴、田光、專諸、高漸離等均有贊頌的詩篇,另外他們對司馬遷筆下的戰國“卿相之俠”平原、信陵、孟嘗、春申四公子也頗為傾慕,有對他們俠行的贊譽,也有對他們命運的慨嘆,李賀的《浩歌》、王維的《夷門歌》、周曇的《田文》、杜牧的《春申君》等詩都是對四公子的書寫。

唐代詠俠詩不僅沿用了《史記》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重新塑造了許多游俠的形象,游俠少年是他們詩歌中的主角和富于時代感的人物。如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李白的“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這些俠客的形象體現著唐代的“任俠精神”,充滿著青春的氣息,樂觀奔放,豪放不羈,是大唐文化精神的體現。“唐代任俠被視作一種英雄的氣質或浪漫的生活情趣,成為唐人身上的重要習性和當時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俠的現實存在、形象寄托和精神張揚,成為提升文人人格品位的重要因素。”[2](P80)

二、“俠”的精神

司馬遷認為他們具有言必信,行必果;報知遇之恩,為知己者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俠義精神,故在《史記》中列《游俠列傳》、《刺客列傳》等篇章為他們鳴不平和歌詠,記述了他們的俠義之舉,歌頌了他們的俠義精神,使俠客第一次可以以一個完整的正面形象出現在正史上,并開啟了后世俠文學的先河。唐代詩人則對《史記》中所頌揚的“俠”的精神進行了繼承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新。

(一)言必信,行必果。

司馬遷曾發出感慨:“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3](P3183)如《史記》中記載:燕國義士田光與燕太子丹在一起密謀對付秦國的辦法,太子對他說:“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愿行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諾。’”最后為了證明自己守信,竟“因遂自刎而死”。身為俠士,“言必信,行必果”是其重要的做人準則,才有司馬遷的“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而唐代詠俠詩中對豪俠守信重言,有諾必踐的精神也相當的推崇。如唐朝名相魏征《述懷》詩中云:

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此詩是魏征的代表作,他借此二人之行言志,表明自己重信義輕功名之心,來報答唐高祖的知遇之恩,表現了自己“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的胸襟懷抱和急欲建功立業的感情世界。

(二)報知遇之恩,為知己者死

《史記》中所注重的“士為知己者死”,報知遇之恩的心態在唐代也得到極大的回應,他們將冀知報恩作為古游俠的品質加以高詠,寄托自己對知己的渴望。如“初唐四杰”之一盧照鄰的《劉生》一詩:

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

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

翠羽裝刀鞘,黃金飾馬鈴。

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

詩中的俠士劉生,仗劍橫行,豪俠重義,為答知遇之恩,百死以報其恩。還有他的《結客少年場行》“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戎”,都表現了為知己甘愿赴死的豪情。

還有高適的《東平留贈狄司馬》:“古人無宿諾,茲道以為難。萬里赴知己,一言誠可嘆”;李頎的“黃云隴底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劉叉的“白虹千里氣,血頸一劍義。報恩不到頭,徒作輕生土”;詩人崔涯的“太行嶺上二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這些詩人或借俠客來抒情或直接以身明志,表明了為報知遇之恩,甘心以身謝知己的豪情和冀求知己,得遇明主的人生理想,他們都希望得遇名主賞識,以一腔肝膽報效國家,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司馬遷說:游俠“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他將游俠的行為上升到“仁”、“義”的高度,而唐代詩人更是在詠俠詩中把“義”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李德裕在《豪俠論》中說:

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

俠客是俠義的化身,面對強者欺凌弱者的不平事,俠客心中的正義被激起,所以荊軻為弱小的燕國報不平,挺身而出;朱家有“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全力以赴,急人之難。《史記》中的許多為國為民、舍生取義的俠之大者,他們不顧個人生死安危,一心為國,以一己之力為國家效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唐代詩人“把俠義精神結合愛國英雄主義理想而發揚光大,這不僅帶來了唐人詠俠詩創作的繁榮和高潮,而且也為詠俠詩提供了廣闊的視野,灌注了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詩人將附麗于游俠形象的青春豪邁,自由奔放的氣質視為熱烈追慕的審美象征,將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視作個體人格更為根本和更高層次的需要,形成了以少年游俠為歌詠對象的詠俠詩潮,俠的世界開闊了,精神也提升了”。[4](P57)

三、李白的詠俠詩

唐代俠風盛行,李白也好任俠。《新唐書·文藝列傳》中說李白“喜縱橫術、擊劍,好任俠”;《李翰林集序》也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他自己也有詩“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李白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詠俠詩,是唐代創作詠俠詩最多的一位,他在“俠”這一特殊的人物身上找到了寄托,表現了自己放蕩不羈,自由自在的個性和渴望建功立業,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在俠義觀上,李白的詠俠詩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史記》倡導的俠精神”“李白在繼承前代俠義精神的同時,能夠將游俠不屬于上層社會的道德規范與文人的家國功業理想結合起來,用詠俠詩闡釋了自己的俠義觀”。[5](P93)

李白的詠俠詩歌中出現了許多《史記》中塑造的俠客形象,如荊軻、魯仲連、劇孟、專諸、高漸離等。“托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托宿話胸襟”。而《俠客行》中則歌頌了侯嬴和朱亥的義舉,《結襪子》則贊揚了專諸、高漸離的俠行,他渴望自己能夠和他們一樣憑借自己的俠行建功立業,名垂后世。他最推崇的就是功成身退的魯仲連,他希望自己可以像魯仲連一樣在建功立業之后,拂衣而去,悄然隱退,這也是他理想的人生模式。

李白《結襪子》“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以《史記·刺客列傳》中的報恩酬主、代友雪恨的專諸和高漸離為典故,表明了自己的感恩知遇的心態。

而李白詠俠詩中最為生動的則是《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

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

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詩人的這一首《俠客行》古風以《史記》中記載的朱亥、侯嬴故事為典故,贊揚了俠客的重諾輕生,抒發了他對俠客的傾慕,對拯危濟難、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和功成身退的豪情。李白有“申管宴之談,謀帝王之術”、“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宏大理想,也一直在為這一理想而不懈努力。

結語

從漢代《史記》開始,魏晉六朝,到唐代的詠俠詩,乃至于以后的豪俠小說,文人都為游俠大唱贊歌,頌揚其高尚的節操和美好的德行,這也成了進步的文學傳統,文人們借俠客形象來寄寓自己的情感,抒發其人格寄托和人生理想。“司馬遷《史記》中所表現的游俠人格精神,六朝文人在詠俠詩中塑造的游俠形象和他們火熱的生命追求,就成為唐人詠俠詩的創作源頭和精神上可貴的資源”[6](P256)

注釋:

[1]汪聚應:《唐代俠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2]汪聚應:《唐代詩人及其詠俠詩創作——兼論唐代的詠俠詩派》,社會科學評論,2004年,第3期。

[3]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4]汪聚應:《唐人詠俠詩芻議》,文學遺產,2001年,第6期。

[5]侯長生:《李白詠俠詩述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6期。

[6]汪聚應:《唐代俠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