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對文化意境的把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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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通常被認為是記錄文化的語言符號,凝結著各民族的經驗和智慧,會產生獨特的心理感受和審美情趣。文化意象是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作品中常見而又非常重要的審美形象,是文學翻譯特別是詩歌翻譯的基本單位。近年來,基于各種理論與實踐的文化意象翻譯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學界通過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的研究不斷深入,例如,對詩歌翻譯中的文化意象處理研究[1]70-74、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及其翻譯研究[2]58-60以及文化意象翻譯中的文化虧損研究[3]40-43等都具有代表性。

對于在翻譯中文化意象到底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學者有各自的看法,基本上可分為三類:直入法、重構法和協調式異化法,其中后兩種都涉及到文化意象在語際遷移中的改變和重構,只是改變的程度有所不同罷了。那么,在文學翻譯中,文化意象改變和重構的理論基礎是什么?這種改變和重構有無合理性和必要性?譯者在這一改變和重構中的角色怎樣?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回答。

一、意象改變的認知語言學基礎

認知語言學認為,意象是指外部客觀世界在人類體驗過程中在人的心理上所產生形成的表征,是一種心理事件,可以用語言來表述,因其具有文化差異性,故稱文化意象。雖然外部客觀世界在不同人的體驗過程中會形成不同的表征,但共同性是占大多數的,差異性相對較少。形成于不同文化中的意象往往帶有文化的特色,給人的心理感受會有所不同,有的可以為多數的接受者所領悟,但也有一些超出了人們的體驗或經驗,給人帶來或清晰或模糊、或正確或錯誤的心理感受。這種獨特的心理體驗反映在文字上會有不同的表達,給人的心理上帶來不太一致的刺激和反應。

用文化意象的概念來描述翻譯的過程,已經成為將認知語言學引入翻譯研究的重要方面,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視。宋德生就認為,認知意義上的翻譯過程是:源語語碼產生意象,從而融入對具體意象及其關系抽象之后的意象圖式,然后在譯語中尋找與源語意象相匹配的意象再進行語碼轉換工作[4]22。這種工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譯語中要找到完全匹配的意象談何容易。

實際上,翻譯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文化意象改變甚至失落的問題。胡悅宏就嘗試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分析引起文化意象改變或失落的原因,并提出采用創造性叛逆的理念來指導翻譯的途徑。他認為,在翻譯中引起文化意象改變或失落的主觀原因主要是情感因素,而客觀因素包括概念空缺、習語的獨特性和典型性等;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打破了語言上的阻礙,彌補了文化上的代溝,是對原文忠實的一種表現形式[5]48-50。

在文學翻譯中,由于文化意象無處不在,給不同語言的讀者造成“知性”和“感性”的反應不同,所以對于文化意象是保留吸收,還是改變重構,甚至于視之不顧、信手棄之,都是譯者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意象在文學翻譯中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改變是有一定的理論上的必然性的。

二、文學翻譯中文化意象的改變

對于文化意象的處理,學者們認為通常有五種模式,即:直入、詮釋、融合、阻斷和歸化。前三種模式被認為能夠促成文化間的交流和溝通,能強行輸出源語文化模式,而后兩種更能迎合目標語民族的文化心態,而將源語文化阻隔在目標語文化之外[6]74。以上五種模式的解釋和應用是以目標語文化的開放程度、對應詞語的存在或缺省、源語文化意義和形式上的獨特性為理據的[7]123-124。因此在翻譯中就產生了意象保留、意象改變和意象失去的情況。

文學中的意象保留或重構非常重要,這是和文學的本質與功能密不可分的。就文學而言,文本要帶給人們一種審美歡悅(即“美感”),要以其意象、境界、氣韻、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等打動讀者;文學的語言應該是“突出”的,其語言結構要使文學不同于其它目的的語言[8]4-6。文學中創造性的意象可以顛覆人們習以為常的觀看或感覺事物的方式,所以文學文本具有獨特性、趣味性,語言結構具有創造性和陌生性,語言所構造的意象也就有其目的性和詩性。因此,文學翻譯中對意象的處理不可不著力應對,最好是保留,但在無法全部保留的情況下,要進行適合讀者社會文化心理的調整、改變以及重構。

以卞之琳翻譯的英國18世紀“墓園派”詩人托馬斯·格雷的著名詩歌《墓園挽歌》的第一節為例:

Thecurfewtollstheknellofpartingday,

Thelowingherdwindslowlyo’erthelea,

Theploughmanhomewardplodshiswearyway,

Andleavestheworldtodarknessandtome.

晚鐘響起來一陣陣給白晝報喪,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聲起落,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腳步踉蹌,

把整個世界留給了黃昏與我。

本節具有密集的意象組合,共同構成了一幅靜謐、和諧、肅穆的田園生活圖景,其中又有自然界的意象如partingday、lea、world、darkness,社會生活的意象如curfew、herd、ploughman、wearyway、me,視覺意象如herd、wind、lea、ploughman、wearyway、world、darkness,聽覺意象如toll、knell、lowing,動覺意象如toll、wind、slowly、plod、leave等。有些意象具有多維性,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放在不同的類別中,分類只能是相對的、相互滲透的。

第一行的本意是:晚鐘敲響了即將逝去的白晝的喪鐘。譯文中既保留了“晚鐘”、“響起”、“白晝”等意象,但對于原本屬于自然界的意象“part-ingday”譯成了屬于社會生活意象的“報喪”,更加適應了漢語讀者的社會心理體驗。第二行可直譯為:吼叫著的牛群慢悠悠地繞著彎走過草地。譯文中基本保留了所有的意象,除了表示動覺意象的“slowly”,但“slowly”在“迂回”一詞所表達的意象中得到了內隱式體現。第三行:農夫拖著沉重的步伐疲憊地朝家里走去。譯文里用“腳步踉蹌”對源語中的“plod”這一動覺意象進行了改變和重構,展現了一種更偏向于視覺的意象,并且起到了押韻的功效。第四行完全是一種直譯,既保留了源語意象,而且保留了意向的寓意和結構,恰如其分。

試比較:

暮鐘鳴,晝已瞑

牛羊相呼,迂回草徑

農夫荷鋤歸,蹣跚而行

把全背叛世界剩給我與黃昏(郭沫若譯)相比之下,卞譯對源語意象的把握非常到位,對源語意象的處理既做到恰當、靈活地移入,又做到了協調性地改變和重構,音韻優美,氣韻生動,意象和諧,給人以很強的美學沖擊和美感歡悅。可見,在文學翻譯中,在重視文學意象保留以顛覆讀者的常規性和“自動化”認知及感受、展現不同語言的文化視角和語言結構無限的可能性的同時,也得考慮目標語讀者的社會心理文化因素的差異,做出既不違背文學的詩性要求,又能激發目標語讀者在認知上對現實世界及可能世界的最佳關聯,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認知體驗。

三、譯者操控下的動態對應

無論是文化意象的保留還是改變以及重構,都反映出譯者一系列的心理過程。譯者首先對原文本從語義、語法、句法、語用等方面分析,從而形成原文本所展現的意義和意象的表征并存儲于記憶之中,通過思維判斷、分析和組織,綜合成具有系統性和符合目標語讀者社會心理規范的目標語文本。上述文化意象處理手法都有著譯者主體操控的印跡。曾利沙曾對譯文文本特征及其內在規約性與主體性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研究,指出譯者的主體操作及其思維特征在譯文中是有“跡”可循的,其藝術創造性受到文本內在的關聯性規約,是一種主—客體互動基礎上的藝術創造性[9]7。在文學翻譯中,對文化意象的處理既有移植,又有失落和改變及重構,這是隨著文化交流的程度的廣泛性而展開的,也考慮到讀者的認知能力和體驗差異,更為重要的是,反映了譯者在文本內關聯性制約的基礎上進行主體操控的能動性,譯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其操控下的一種動態對應。

再舉一個小說翻譯的例子:

……光耀門楣,也是孝子賢婿應有的承歡養志。(錢鐘書:《圍城》)

譯文:Everydutifulsonandworthyson-in-lawshouldseektopleasehiseldersbybringingglorytothefamily.(茅國權譯:FortressBesieged)

英譯中的成語翻譯采用了意譯,失去了源語中有關“門楣”對人的心理表征以及“門楣”與“家庭”的關系這一特有意象圖式,而將中國文化中的意象歸化為“家庭”,這也不失為譯者的刻意之作。

有學者指出,現代讀者的審美傾向日趨多元化,越是具有異域色彩和情調的文學文本對他們越充滿吸引力,其審美心理和文化心理具有一種“趨異性”[10]508。這為譯者更加直接地移入具有異域特色的文化意象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隨著對異域文化的了解的深入,對原作的表達方式,乃至意象都可以做極大的容忍,有時甚至是毫不費力地做到適應原作異域風格的心理調整,并輕松愉快的接受這種轉變。但這并不能說,譯者這一主體地位完全喪失,譯者不用去把握諸如意象等文學元素的調整和重構。實際上,譯者才是原作藝術性在目標語中的創造者,譯者對藝術風格和語言形式的操控性毋庸置疑。

再如:

“Andyousortofwalkingintoitwithoutthinkng?”

“Yes.Iseemedtohavebeenasleepnearlyallmylife.”(SonsandLovers,ChapterX)

譯文:“你沒多想就走入婚姻圈嗎?”“是啊。我好像睡了一生似的。”(勞倫斯:《兒子與情人》)

原文中直接說“走入婚姻”,是一種內隱的意象,譯文中加了字譯成“婚姻圈”,變成了外顯的意象,符合了現代讀者已有的背景圖式,即婚姻就是“圍城”、“藩籬”、“牢籠”、“束縛”和“陷阱”,具有了外顯的寓意;而對于“睡眠”這一意象沒有做什么調整或改變,因為中西文化中,都表現出“昏頭昏腦”、“昏昏欲睡”和“不清醒”的心理表征。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文化意象在文學翻譯中的改變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文學翻譯對于文化意象不能做簡單地移植,而應該是動態對應,即使譯語文化的讀者對異域風格和情調有很大的容忍,意象的處理也會在形式、結構和類別上做一定的改變。而對于既不符合譯語讀者心理和譯語社會規約的意象,最好做出協調性的異化。翻譯中意象的遺失或文化意象的文化虧損是不可避免的。

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主體,對于文化意象的處理具有不可避免的操控,乃至創造性背叛,這是譯者為讀者閱讀理解和認知能力考慮而進行藝術創造的充分表現形式。譯者的主體性表現為創造力、靈感和悟性,是譯者發現和再現美感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積極因素[11]112。譯者或者有意大幅度改變原文的語言表達形式(如文學意象和文學意境等),或者對源語的語言形式不做任何的改變,這些作法都是譯者故意為之,是為了達到謝天振所稱的“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態”和“強行引入異族文化模式”的目的[12]201。在翻譯中,文化意象總會遇到一番遺失、改變甚至“背叛”的情況,這取決于一系列客觀和主觀的因素,特別是譯者的態度、認知體驗和審美選擇,因而,反映了譯者的主體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