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文學評論精神特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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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先生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標志性評論家，他是一位民族精神的時代同行者，是一位關注靈魂的文學經歷者、思想者和言說者，一位文學良知的闡發者和文學精神的探究者，更是一位文學責任與使命的主動擔當者和守望者。30余年來，他堅持文學立場和文學批評內在法理，探究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狀態，中正地闡發了其中可貴的精神品質。世紀之交，雷達在努力探究信仰基礎上的價值取向與精神指歸，焦急地發出了愛的、秩序的、肯定的、積極的、光明的、希望的、信仰的、正常的、永恒的呼吁。透過雷達的評論世界，可以看到新時期以來文學所展示的精神狀態的不同層面、不同色調、不同訴向和不同品質。他有關“農民與土地”“歷史的靈魂”“文化背景與哲學意識”“創作主體論”“尋根”“新寫實”“現實主義沖擊波”“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民族靈魂與精神生態”“終極關懷”等文學思潮和現象的論述，無一不在思考和發現一個時代民族的精神狀態，而這恰恰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命題。所以，反思這樣的文學評論世界就是反思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狀態，有助于當下文學汲取更健康的精神資源，更正面積極地進行當下文學理論建設。

一、質疑反叛中“人”的發現

與“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資源有關，新時期文學一開始指向反叛與質疑。不同時段有不同主義、理論，涌現了品類繁多的風格、流派和姿態，但基本精神中充滿太多否定和顛覆，質疑和反叛，甚至于放棄是非標準和正誤標準而把是否具有質疑與反叛看做衡量文學內在價值的重要標準。十年“”結束之后，中國當代文學出現了春天氣象，但橫掃天下的懷疑主義精神沒有改變。“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1）是當時眾多文本的精神定位。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有人生經驗和文化立場的正當性。這反映著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理論現象：中國當代文學的主要思想資源和理論依據不是來自永恒、絕對、無限的真理，不是源于與宇宙世界共存的法理、規則、律例、誡命，而是來源于隨時隨勢變化著的零碎的人生經歷和感受。杜亞泉之所以把中國社會定義為“游民社會”，是因為該社會“無恒業”、“無恒理”，無合乎人道的幸福健康人生。（2）在雷達的文學評論世界中，也可以看見中國當代文學呈現的一些實相。如《芙蓉鎮》里的王秋赦；如莫言之紅高粱系列；再如賈平凹制造的“廢都相”，在絕望中“逍遙”的“士”“儒”們。然而，在這個時刻，雷達卻將關注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人”的發現上。從新時期一開始，他“就抵制了那種從作品中抽出政治結論的武斷評論，而是從藝術規律的要求、從美學觀點的要求出發，對作品進行有說服力的藝術分析。他的評論不是從抽象的觀念出發的，而是從那個時代的生活和心靈的實際出發的，富有現實的和生活的氣息”（3）。當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等“傷痕文學”作品發表，文壇上批評的聲音很多，但《文藝報》和《文學評論》共同舉辦了正面研討“傷痕文學”的會議，雷達以《文藝報》記者名義發表的《短篇小說的新氣象，新突破》就是當代文壇上較早發現“人”的文章。1978年初,雷達指出，《班主任》“救救孩子”不僅是作品中張老師的吶喊，也是當時中國人民的吶喊。《人民的心聲——贊〈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現》一文是雷達對“人”的發現的進一步肯定。雷達認為，盡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說有不同程度的不足，但它們敢于大膽地“看取人生”，噴射著人民感情的熾熱巖漿，回蕩著時代精神的有力旋律。1980年4月，雷達寫下了《靈魂奧秘的揭示》，文中以《李順大造屋》《剪輯錯了的故事》《喬廠長上任記》《記憶》《重逢》等小說為例，詳細分析了文學如何深刻揭示人的靈魂的問題。這一時期的文章中，雷達始終關注文學作品中“人”、“人的靈魂”。這使他具備了進入宏闊視野的可能性，也使他能夠在接下來的文學評論中尋找到當代文學的主流，并留下了當代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串足跡。

二、多元并存中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

面對30余年來的中國文學，雷達說：“這三十年，中國文學有沒有貫穿性的思想靈魂的主線？”雷達認為，主線是有的，那就是尋找人、發現人、肯定人的主線，“若從文學的感性形態和社會形態來看，就是對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4）。雷達認為，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一直在尋找“人”，“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人性、人的權利、人的尊嚴被不斷重新提起和研究的時代”；到1990年代，“人”還沒有尋見，啟蒙工作才開始，尋找的工就開始收了，還沒有擁有神圣、莊嚴，就開始告別神圣、莊嚴而走向了世俗化、欲望化、商業化、消遣化時代。（5）至此，雷達開始了對民族靈魂發現與重鑄的細致探尋。首先，雷達對民族靈魂進行了深入的發掘與探究。雷達說，在《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可以明顯看見作家對民族文化精神的堅定的看法，看見民族偉大的凝聚力、寬厚、仁愛的人倫情感和道德情操。

1990年代的社會問題小說《抉擇》《天網》《中國制造》《大雪無痕》等“觸及該時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會問題和精神問題”，《一個人的戰爭》《私人生活》《左手》《桑煙為誰而起》《雙魚星座》《私奔》等女性主義長篇小說“隨女性意識的覺醒，對她們與男性、男權的對立沖突中所表現的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和平等等意識的吁求，是應該充分肯定的”（7）。進入新世紀以來如張潔的《無字》，寫“女性特有的痛苦，也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悲劇”。進入新世紀以來，“‘欲望化寫作’為核心的選材傾向直接導致了官場小說、犯罪小說、都市時尚小說、女性主義小說的盛行”（8）。此類文本對眼見感官的重視過于精神本身。《中國農民調查》《泥鰍》等直面“三農”問題，講述“歧視與屈辱”，“透露出作者在面對社會問題的龐然大物時的無力解決的困惑”（9）。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王蒙《尷尬風流》、阿來《空山》、余華《兄弟》、劉醒龍《圣天門口》、王安憶《遍地梟雄》、畢飛宇《平原》、北村《憤怒》、楊志軍《藏獒》、曹文軒《天瓢》等在人的內在精神的探究方面進入了一個比較沉穩的階段，所展示的空間也空闊了許多，“從家族、地域、鄉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對民族靈魂狀態進行多方位深究與考察，有的還試圖尋求民族靈魂的強健之路”。確實出現了一些精神價值高的作品，如宗璞的《南行記》《東藏記》，“對中國知識分子人格操守、道德理想、文化品質以至心靈歷程的探索和描繪”，對知識分子的學養、才情、氣質、心靈的探討有顯著的正面價值。（10）在有關民族靈魂的問題上，雷達對農民問題也有深刻發現。他說，比如《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方面，尊敬并推崇農業文化中的寬厚、溫情、純樸；另一方面，又持否定的態度，期待創造出新的精神。進入新世紀以來，陳應松、陳桂棣、遲子建、羅偉章、劉慶邦、荊永鳴、白連春等的作品基本上在演繹農民的困惑、緊張、漂泊，充滿“勞動與資本、生存與靈魂、金錢與尊嚴、人性與獸性的沖突”中。“城里人總是冷酷無情，審美是病態的，讓農村人進城后也染上這種病態”（11）。較多文本中，似乎在謳歌農民精神，但轉瞬之間，質疑悠然升起，希望的似乎又是另一種精神，一種不是現在的這種精神的精神。雷達認為莫言似乎在追尋一種精神，那似乎是一種“純種紅高粱”精神。余占鰲是個英雄，卻也無法無天，盲目混亂，把殺人當兒戲，“殺與其母通奸的和尚、殺單氏父子、殺土匪花脖子、殺日本騎兵、殺自己手下瀕臨死亡在苦苦掙扎的戰士、殺余大牙”（12）。這種精神不是我們要尋找的正面價值的農民精神。或許，想要的精神還沒有找到。在《〈花堡〉：對農民精神走向的深切思考》里，雷達考察了現代化農民。新的經濟體系中，人們期望在農民企業家身上看見物質之外的精神。但結果似乎是：計劃經濟與政治運動形成的思維方式基本上使這樣的農民擺脫不了固有的“慣性”，精神結構上邁不出既有框架。雖然說這樣的農民代表著中國現代化農民的主要方向，這樣的農民在精神方面要真正現代化，還有較長的路要走。（13）其次，雷達對于傳統文化的論述值得一提。雷達說：“莊之蝶絕不僅是我們時代獨特的產物，他的家譜源遠流長，他的血管里至今滯留著元稹、李煜、柳永、李漁、冒辟疆、沈三白們的血液，只是他所依靠的文化城堡到了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已崩潰如廢墟。”

傳統中國文化源流在當代中國文學的建構中提供的是負面的精神資源，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正面建設中乏善可陳。雷達認為，《白鹿原》《古船》“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但雷達發現這是一個“仁義文化與吃人文化并舉”的文化，“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觀察著不可解的人情和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殺人性的尖銳矛盾”（15）。因而對傳統文化“既在批判，又在贊賞；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傳統的宗法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農業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從中開出拯救和重鑄民族靈魂的靈丹妙藥”（16）。《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發現的是混亂、癡呆和不健康。雷達說，“有人要‘走進去’、以肯定的方式吸取傳統文化的精英，又有人在竭力‘走出來’，以否定的方式否定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17）雷達認為，“五四”精神的核心在批判，而“文化尋根”的核心在繼承。最后，雷達有關主體意識和精神能力的論述更是構成其文學評論世界的重要內容。雷達說，劉心武《班主任》《519長鏡頭》等“問題小說”充分表達了作者“對迷惘的靈魂與底層社會心理的不倦的追蹤和綜合審視”，“在傷痕累累的地平線上，我們突然窺見了民族靈魂的蠕動”，（18）王蒙的《陰錯陽差》表達了“廣闊的主體意識”，反映著“對現代價值觀的民族傳統心理缺陷的一些沉思”，王安憶的《小鮑莊》彰顯主體意識，張承志的《殘月》《晚潮》《九座宮殿》等“更能體現涌現在他心中的人民意識和自由意識”。雷達認為，主體意識“就是對當代意識的追求”（19）。多有評論者說，進入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淡化了人文關懷，喪失了主體意識。對精神能力的關注與主體意識的強化密切關聯。雷達指出，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張潔《無字》、熊召政《張居正》、王安憶《長恨歌》、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雪漠《大漠記》等深切關注了真實中國的真實人生和不安靈魂，但從中國當代文學的全貌看，精神能力有待提高。（20）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沒有精神能力的典型文本是《秦腔》。引生是《秦腔》的核心載體，引生想得到白雪而未果時，心想“老天！咋不來一場地震哩”，“白雪呀白雪，你為啥臉上不突然生出個疤呢？瘸了一條腿呢？”然后自己慪氣，割掉自己身體的一個部位。《秦腔》在展示病態和無能，無建設性精神能力可談。在有精神向度的作品里，讀者感受到的是愛與美好，是神圣陽光雨露的滋養。精神品質是正面積極的，美好與向善，可以直接成為滋養和培育人的力量。

三、紛亂無序中精神資源的探尋

進入新世紀以來，網絡文學、80后創作等因素的介入，使得文學的構成變得紛亂無序，在這種時刻，雷達關注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生態，提出了找尋精神資源的關鍵問題。《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現在的文學最缺少什么》《民族靈魂與精神生態》《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精神能力問題》《影響文學生態的三大原因》《對2011年中國長篇小說的觀察和質詢》等構成了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構的重要成果。雷達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主要缺失，“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的缺失”，“是肯定和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而這恰恰應該是民族文學精神能力的支柱型需求”，“缺少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能力”，“缺失寶貴的原創能力”。（21）而且，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主流沒有認識到秩序的重要性，不明白秩序比作亂好，不知道正常比奇怪好，不知道堅持比顛覆好，不知道信念比虛無好。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精神的方向需要歸正，需要宣揚善（而不是惡）、高舉愛（而不是恨）、欣賞和平（而不是暴力）、堅持真理（而不是謬誤）。而且，中國當代文學需要信仰，需要永恒的心靈根基。雷達說：“在根本上，文學即是靈魂的歷史。”關注2011年以來的優秀小說時，雷達認為，張煒的《你在高原》、格非的《春盡江南》、黃蓓佳的《家人們》、嚴歌苓的《陸犯焉識》等是偏向于精神的好作品。

雷達所說的“中國小說的精神能力亟待提高，中國作家的心靈資源、思想資源、靈魂資源亟待補充”（23），應該補充的。我以為，就是北村和華姿作品所傳達的正面的心靈資源、精神資源、思想資源、文化資源、生活資源，這些資源是健康人心的活水源頭。舍斯托夫說：“真理的真正源泉是信仰”（24）。信仰缺失不是一個社會理性發達的標志而是一個社會所有災難的根源。如果把物質看得高于精神，把知識看得高于靈魂，這樣的人或社會永遠不可能真正自由和幸福，因為“人的自由不是來自知識，而是來自信仰”（25）。與其揭示仇恨，不如傳播愛。愛是文學和人生的江河源頭。雷達說，“整個當代文學，都缺少信仰的力量、凈化的力量”（26）。應該說，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體系中，雷達的這一論述抓住了所有問題的癥結，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論建構中，其論述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