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述評堅持正確指導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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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5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的雷達《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一文,對文學創作中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癥候”進行了觀照和分析。雖然其中不乏比較中肯的見解,但是由于作者是以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想作為理論視角觀察文學創作現狀,因此不僅有些提法空泛、抽象,而且不少觀點也是模糊、錯誤的。就像一個醫生由于缺少診斷疾病的先進器械和方法,因而不可能準確地判斷病情,也不可能正確地開出療治的藥方,這樣還可能加重“癥候”。對此,我們談些粗淺的看法,以與雷達同志商榷。

一、基本原則問題上的根本錯誤

我們認為,首先在繁榮和發展文學創作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上,雷達同志在《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一文中所持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

(一)如何看待我國文學的性質和方向探討文學創作問題的前提,首先是要弄清我們的文學究竟是什么性質的文學,應該堅持什么方向。擺不正這個大前提,不僅看不準問題,而且還會把問題看偏。我們知道,盡管文學藝術中有一些超越時代、民族、階級、階層的全人類性的非意識形態因素,但究其本質而言,文學卻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中的一種意識形態,是具有一定時代性、民族性、階級性、人民性的。據此,毫無疑義,我們的文學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中的一種意識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但是,雷達要我們繁榮和發展的是什么性質的文學?對此,他以肯定的語氣說:“現代以來至今,批判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等國外思潮和觀念已被中國作家所接受。雖未言明,中國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學主流和結合本國文學傳統的背景下,逐漸形成了心目中對偉大文學的看法?！辈⒁再澩目谖钦f:“一直以來,總有人不斷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在今天,我們還出現不了偉大的作家出現不了新的魯迅或者胡適式的大家。盡管有人抱著良好的愿望,一直斷言,說這是個應該而且必將出現文學巨匠的時代,可巨匠似乎遲遲不肯露面?！焙茱@然,雷達與我國某些學者和作家一樣,因為受了西方全球化理論中的“文化普遍主義”的影響,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必然導致世界各國的文化趨于同質化,我們就應該與資本主義的文化全球化“接軌”。十分明顯,他們在這里完全消解了文學的社會意識形態性質,把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與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學混為一談。他們要我們“融入”的“世界文學主流”,是盛行于歐美、流行于世界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學潮流,他們要我們參照的“偉大作家”竟然把胡適也包括在內。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指出的“方向”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文學藝術的社會意識形態性質,決定了文學藝術不同于物質產品、科學技術和體育競技,沒有什么統一的標準和公認的水平。一般說來,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由于它的本質特征所決定,不僅很難與資本主義文學藝術趨于同一,而且也很難“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文學主流”。因為兩種文學藝術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拔逅摹币詠?我國出現了那么多偉大和卓越的作家和作品,沒有一人或一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至于胡適,不說別的,單就藝術成就而言,也不能與魯迅等偉大作家相提并論。由此,我們認為,我們的文學當然也要以那些超越時代、民族、階級、階層的全人類性的非意識形態性的東西走向世界,但是主要的還是要以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特色走向世界。我們當然不能到世界上簡單地去進行兩種意識形態的斗爭,而是要藝術地和審美地展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意志。特別是要針對國際敵對勢力的“中國威脅論”,充分展示我們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強烈愿望。我們當然也要不斷增強和擴大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競爭力和影響力,但是在當前我們不可能也不屑于“融入世界文學主流”。因為作為當前“世界文學主流”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學,雖然其中不乏進步的有益的成分和因素,值得我們吸取和借鑒,但其思想體系與我們社會主義文學的指導思想是根本對立的。我們的文學如果“融入”這樣的“世界文學主流”,那就會失去社會主義文學的本質特性。今天有的“作品”不是已經為霸權主義者張目了嗎?這難道不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嗎?

(二)如何看待我國現當代歷史和革命文藝傳統繁榮和發展文學創作,離不開對歷史文化傳統的繼承。提高我們文學創作的水平,必須以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為基礎,特別是不能脫離我國現當代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以及我國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傳統。而雷達同志顯然是受了西方現代主義“反傳統”思潮的影響,對這一切都采取了虛無主義的態度。他說“:若從社會意識形態和個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90年代的小說普遍告別了虛幻理性、政治烏托邦和浪漫激情,部分作家或者走向實惠主義的現實享樂,或者走向不問政治的經濟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義的人欲放縱如身體寫作。從文學審美的角度來看,由于自現當代以來,人們受到過去太多的偽崇高、偽宏大、偽權威、偽浪漫、偽美的欺騙和傷害,對于號稱神圣的東西心存疑義。90年代以來的小說便以較大規模和較快速度告別了神圣、莊嚴、豪邁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經驗陳述和個人化敘述。”這就把當前文學創作中存在的不良傾向,統統算在了我國現當代的革命歷史和我國革命文藝傳統的賬上。這是需要加以澄清的。我們認為,我們黨所領導的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以及我國革命文藝事業,盡管在發展過程中有過這樣那樣的缺欠和失誤,但其主流是正確的、進步的,其成就是巨大的、輝煌的。不知雷達同志以什么尺度評價歷史,竟然把新時期改革開放后的前12年也加以貶斥和否定。在他看來,“90年代以前”,我國作家所堅持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個人政治追求”,都是“虛幻理性、政治烏托邦和浪漫激情”;“自現當代以來”,我國作家所進行的“文學審美”創造,受到“太多的偽崇高、偽宏大、偽權威、偽浪漫、偽美的欺騙和傷害”。他一連用了那么多的貶義詞,那么多的“偽”,簡直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了!難道這不是對我國作家所堅持的信仰、信念和理想,對我們黨所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對我國革命文藝所形成的昂揚向上的光榮傳統,做了最徹底的否定嗎?如果像雷達同志所說的那樣,我國社會和我國文藝能有今天這樣的興旺景象和繁榮局面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我國文藝事業的發展不是要從一片虛墟上開始嗎?我們不禁要問:我國作家所信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難道不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而是縹緲的“虛幻理性”嗎?黨領導我國人民所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難道是不切合實際的“政治烏托邦”嗎?我們所堅持的宏偉壯麗的共產主義理想,難道只是虛浮的“浪漫激情”嗎?我國革命文藝所塑造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和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包括江姐、許云峰、、楊子榮、朱老忠、梁生寶、雷鋒、王鐵人、焦裕祿等等,所描繪的革命和建設的情節場面,包括長征、抗戰、大決戰、大進軍、開國大典、石油會戰、兩彈爆炸、衛星上天等等,所表現的崇高理想和宏偉目標,所創造的真和善的典型形象,難道不是真崇高、真宏大、真權威、真浪漫、真美嗎?為什么都要加個“偽”字予以否定呢?很明顯,雷達同志所否定的這一切,同李澤厚、劉再復等人所宣揚的“告別革命”,“拋卻理想”、“躲避崇高”、“拒絕壯烈”等等“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濫言,不是如出一轍嗎?

(三)如何看待黨對文藝的領導與馬克思主義對文藝的指導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對文藝工作的指導,是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根本保證。而這主要是通過黨的“政治性的導向”來體現的。在當前,這種“政治性的導向”的內涵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藝思想和鄧小平文藝思想,以及在上述理論基礎上制定的黨的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以及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等一系列文藝路線、方針、政策。此外,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全會的政治報告、公報、決議和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講話,以及我們黨的“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堅持團結鼓勁”的宣傳工作方針,也應視為黨對文藝工作的“政治性的導向”的內容。而雷達同志卻在闡述作為其立論的核心論點的所謂“正面精神價值”時,輕率地說什么:“所謂正面的價值聲音,并非如有人淺薄的理解,以為是指當下政治性的‘導向’,或表揚好人好事之類,它要廣闊得多?！彼J為我們黨對文藝工作的“政治性的導向”是“淺薄”的,不“廣闊”的,并在“導向”二字上面加了引號以示否定。對此,我們是很難茍同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又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論斷,這當然是正面精神價值聲音的最強音。按照雷達同志的邏輯,難道這種“政治性的‘導向’”也是“淺薄的”、不“廣闊”的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我們黨的領導人,從未簡單地要求過文藝創作僅僅“表彰好人好事”,而是深刻地指出文藝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要求文藝創作塑造“倔強的、叱咤風云的無產者”,“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特別要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贊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在同各種敵人和各種困難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應當在描寫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要塑造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創業者,表現他們那種有革命理想和科學態度,有高尚情操和創造能力,有寬闊眼界和求實精神的嶄新面貌”(鄧小平)。對于這些具體、實際、豐富、深刻的具有“政治性的導向”的論述,雷達卻借“有人”的“理解”歪曲為“淺薄”的“表揚好人好事之類”,以反襯和凸現他自己的所謂“正面精神價值”的空泛、抽象、不切實際的說教,其錯誤不是不言自明的嗎?

(四)如何看待文學與時代和人民的關系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不同時代的文學有不同的時代特征。作家要創作反映時代特征的作品,應從歷史的高度把握這個時代的特征。正如列寧所說,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會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文學的歷史證明,古今中外所有進步的作家總是站在時代的前列,關注民族的命運,反映人民的心聲,抒寫時代的精神。在當前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文藝工作者自然就擔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對此,鄧小平同志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強調指出,文藝工作者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站在黨的積極的革命的立場上,用自己的作品提高群眾的認識,激發他們的熱情,堅定他們的信心,教育和引導人民群眾正確地對待歷史、認識現實,堅信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鼓舞人民群眾奮發努力、積極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為壯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英勇奮斗。但是,雷達同志雖然也說“作家不可能脫離他身處其間的時代空氣”,“是具體的時代的文化氣候決定著該時代一般作家的文學命運”,但卻毫不涉及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總體特征與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以及當前文學創作與時代要求和人民愿望之間的差距。只看到文學的商品屬性和市場價值,毫不涉及文學的社會意識形態屬性和審美認識教育功能。只看到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學創作與市場要求之間的矛盾:“一個是出產要多的市場需求與作家“庫存”不多的矛盾;另一個是市場要求的出手快與創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規律發生了劇烈的矛盾”。既不探討文學創作如何把意識形態屬性與商品屬性統一起來,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統一起來的問題,也不探討作家如何自覺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營養,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的問題。對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實際問題,雷達同志不僅避而不談,反倒贊同國外某大導演的說法,要我們的作家把作為讀者的人民群眾看作“對手”,“千方百計以藝術感染力征服對手”,“提供出使你的對手意想不到的新東西”。實際上“新東西”不一定就是對讀者有益的好東西。如果思想內容不好,藝術感染力越強,危害性會更大。這實際上只是教唆作家如何狡猾地做市儈,如何巧妙地從讀者口袋中騙錢而已。

二、不準確、不透徹的“癥候”分析

雷達同志在分析當前文學創作的“癥候”時,提出了四個方面的缺失。由于理論依據不當,這些判斷和分析有的是不準確的,有的還是錯誤的。

(一)雷達同志認為,現在文學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這種判斷首先是概念范疇就有錯誤。因為包括文學創作在內的人的一切有意識的生產實踐活動,一般都叫做生活活動而不是生命活動。動物的一切無意識的生存本能活動,才叫做生命活動。所謂“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這些都不是我們中國文學理論的概念范疇,我們不能從字面上理解為身心投入的寫作、觸及靈魂的寫作、甘于寂寞的寫作、富于獨創的寫作。這是指從西方引進的建立在生命哲學、生命美學基礎上的寫作。所謂生命哲學、生命美學這種現代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美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國的柏格森和德國的叔本華。他們認為世界在本質上是一個不間斷的“生命之流”,它不間斷地實現著“生命的沖動”,整個世界就是“生命”的不斷“沖動”的過程。而“生命的沖動”,則是內在于生命中的“生命欲望”、“生命意志”。“生命沖動”和“生命意志”是絕對自由的,沒有任何規律可循的。因而人無法借助于邏輯思維來認識,只有直覺才能發現生命之流的本質即世界的本源。而直覺純粹是內心的一種體驗,是一種神秘的和非理性的活動。由此便認為藝術的惟一源泉就是這種“生命之流”或“生命沖動”,藝術的惟一目的就是再現這種“生命欲望”或“生命意志”?？梢?這種建立在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基礎上的“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是一種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的,純粹表現個人的主觀的非理性非科學的生存本能和原始沖動,以及表現所謂“現代孤獨感”的獨創性寫作,而不是我們通常所進行的客體與主體統一、個體與群體統一、感性與理性統一、現象與本質統一的寫作。所謂“生命寫作”等等,實際上是把人降低到了動物水平的寫作。真正要分析當前文學創作的“癥候”就會發現,正是這種所謂“生命寫作”的文藝思潮傳入我國后,已在文藝界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一些學者把生命導入低級的感性活動和純直覺的無意識活動,把作家引向偏離生活的幻覺和自娛自樂的“游戲”,把文學引向對自然人性的過分張揚和對感官刺激的肆意渲染,把創作引向對自我表現的惡性膨脹和對人文精神的徹底消解,從而使文學創作沿著由“外宇宙”向“內宇宙”、由現實向非現實、由群體向個體、由理性向非理性、由社會屬性向自然屬性、由精神追求向肉欲橫流的軌跡發展,使文學創作越來越成為遠離社會公共領域的個人自戀式的隱私展覽。所謂“個人化寫作”“、私語化寫作”“、身體寫作”“、玩文學”、“性文學”等等,無不是這種寫作走向極端的怪胎。因此,這種寫作不僅不是缺少,而是泛濫成災了!試問雷達同志為何對此視而不見呢?

(二)雷達同志認為,現在文學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他在否定了“當下政治性的‘導向’”之后,抽象地、空泛地、孤立地、片面地說:“它應該是民族精神的高揚,偉大人性的禮贊,應該是人類某些普世價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創造、樂觀、寬容等等,有了這些,對文學而言,才有了魂魄”。我們認為,精神是對物質而言,正面是對反面而言,價值是客體對主體而言。精神作為反映客觀實在的人的意識活動,是由客觀存在的物質因素特別是社會存在所決定的。價值作為客體屬性和功能滿足主體需要和發展的一種效應關系,是由主體的發展需要和客體的本質屬性兩個基本方面構成的。促進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積極的正面精神價值,與阻礙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反面精神價值,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貫穿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以真善美為內涵的正面精神價值,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代的具體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中,在與形形色色的假惡丑的斗爭中形成的。一定社會的時代精神就是正面精神價值的集中體現。正面精神價值是歷史的、具體的,而不是空泛的、抽象的。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體現和內涵。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我國歷史新時期,正面精神價值的集中體現就是社會主義時代精神。它既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也是社會主義新人偉大人性的集中體現,更是具有全人類性的普世價值和永恒意義的精神力量。關于正面精神價值和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具體內涵,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我們黨的幾代領導人都有精辟論述,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更是把正面精神價值和反面精神價值辯證統一起來的典范。而雷達同志卻撇開這些被他認為是“淺薄”的“政治性‘導向’”的深刻論述,脫離一定時代具體的時代精神,空談“民族精神的高揚”;脫離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進行具體的社會實踐的人,空談“偉大人性的禮贊”;脫離一定時代、民族、階級、階層,空談什么“普世價值的肯定”,什么“人格、尊嚴、正義寬容”等等;脫離對反面精神價值的批判和否定,空談對“正面精神價值的弘揚和肯定”。這種空泛的抽象的說教,只能把文學創作引向歧途。對此,鄧小平同志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有這樣一段精辟言論“:我沒有想到,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揚起人道主義、人的價值等等來了。他們不了解,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因為我們的社會內部還有壞人,還有舊的社會渣滓和新的社會渣滓,還有反社會主義分子,還有外國和臺灣的間諜。我們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還不高,這也不能靠談論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來解決,主要地只能靠積極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解決”。雷達同志的說法錯在何處,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三)雷達同志認為,現在文學的缺失,“第三是缺少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的能力”。這種判斷有些道理,但是卻沒有指出問題的實質,也沒有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更沒有提出克服這種缺欠的辦法。我們認為,“缺少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其實質主要是缺少對崇高理想的積極追求;“缺少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能力”,實質是缺少用先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和分析生活的能力。這種現象的產生,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認識原因,主要是由于過去“左”的錯誤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受到損失,以及由于蘇東劇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加之“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告別革命”、“拋卻理想”、“躲避崇高”、“拒絕壯烈”等“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錯誤思潮的影響,致使一些人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信念發生了動搖,放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沒有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缺少從宏觀上和微觀上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現象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這才是當前文學創作存在問題的癥結所在。此外,在文藝創作的典型化和表現革命理想等方面,曾經出現過某些違背審美創造規律的簡單化做法,特別是新時期在批判這些簡單化做法以后,一些人卻錯誤地對典型化的創作原則和“兩結合”的創作方法也表示了淡漠,這些都影響著從藝術上對時代生活的理想追求和整體把握。我們認為,掌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關于文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唯物辯證法,具體個性化與普遍概括化相統一的典型化創作原則,以及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基礎、以革命浪漫主義為主導的兩結合的創作方法,今天仍然是我們的作家實現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和提高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把握能力的最好途徑。正是這些被創作實踐所證明了的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不斷遭到非議和否定,才導致我們的文學創作中出現了目光短淺、視野偏狹、認識膚淺、思想畏縮等現象,才導致一些作家缺乏高瞻遠矚、深謀遠慮地觀察認識生活、駕馭創作題材的能力。對于這些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雷達顯然是忽視了!

(四)雷達同志認為,現在文學的缺失,“第四是缺少寶貴的原創能力,卻增大了畸形的復制能力”。這個判斷也還比較中肯,但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因而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我們認為,所謂“寶貴的原創能力”,包括在思想內容方面能獨具慧眼地提供新題材、新主題、新人物、新情節、新角度、新意象、新啟示,而在藝術形式方面則是能適應表現新的思想內容的需要提供新體裁、新結構、新語言、新方法、新技巧。一句話,能夠創造前人未曾創造過的新東西的藝術獨創能力。創新是文藝創作的生命,推陳出新是文藝發展的規律。成功的改編也是一種創新,并不是簡單的復制?？墒莿撔码x不開生活源泉與文化傳統,要從生活源泉中吸取營養和從文化遺產中獲得借鑒。只有深入生活實踐和刻苦學習鉆研,獲得深厚的生活積累和深厚的學識積淀,才有可能逐步具備原創能力。我國新文學的開創者魯迅、敦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大師,除了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審美實踐之外,哪一個不是學貫中西、通古博今的巨斧?但是我們現在的一些作家,由于受市場經濟的負面誘惑和錯誤思潮的不良影響,心浮氣躁,急功近利,不認真深入社會生活實踐,不刻苦鉆研中外文學遺產,不熟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現實,不了解工廠、農村、機關、學校,又不屑于學習文學理論,不努力磨煉文字基本功和提高藝術表現力,缺乏勇于探索創新的膽識和勇氣,創作不出新東西又不甘于寂寞和冷落,于是只好投機取巧、迎合時尚、浮光掠影、熱蒸現賣,甚至追風模仿,出現了畸形復制的現象。這種畸形復制的現象既包括蹩腳的模仿,也包括拙劣的改編。往往是某一題材市場走俏,便“一窩蜂”似地跟上,人物情節大同小異,撞車現象層出不窮。至于那些以所謂“人性化”處理糟踏經典作品的拙劣改編,就更令人厭惡和憤慨了!對于這些問題,雷達為什么也避而不談呢?

三、當前文學創作究竟缺少什么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得到空前的發展和繁榮,但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雷達在《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中指出的問題,顯然并沒有抓住要害和實質。我們認為,與時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相對照,當前文學創作缺少的是:

(一)缺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主心骨。筆者之一的梁勝明于1987年11月17日在《甘肅日報•百花》文藝副刊上以“本刊評論員”名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主心骨”的概念。因為作家藝術家的創作活動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一種思想或理論的指導,而馬克思主義是迄今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思想體系,并且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開放體系,因此發展和繁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創作,必須堅持以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文藝界卻相當普遍地存在著輕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傾向。不少作家對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和認識文藝這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問題,對文藝為群眾和怎樣為群眾這個文藝思想的原則問題,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文藝和怎樣發展社會主義文藝這個鄧小平文藝思想的根本問題,都缺乏明確的認識;對文藝的性質、特征、規律、功能等基本問題,對文藝與時代、文藝與生活、文藝與人民、內容與形式、世界觀與創作、繼承與創新等一系列辯證關系,也缺乏正確的理解。特別是在文藝與政治、文藝與人性、怎樣正確對待西方現代主義文藝等問題上,存在許多模糊觀念。往往是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當前文學創作中的許多癥候,其病因主要都出在這里。就以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來說,政治不僅被淡化、疏離,而且被否定和排斥。這是造成許多文學創作內容卑俗浮淺、思想境界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這個問題,著名作家梁衡有一段精辟論述:“文學和政治,誰也代替不了誰,它們有各自的規律。從思想上講,政治引導文學;從題材上講,文學包括政治。政治為文學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堅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學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麗、更可親可信。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不能絕對分開”。“我們應該從余悸和偏見(主要是偏見)中走出來,重新調整一下文學和政治的關系”。(見《紅色經典》222頁、224頁)這真是言簡意深,句句破的,值得我們深思。

(二)缺少社會主義時代精神主旋律。筆者之一的梁勝明也曾在1984年3月15日的《甘肅日報》上提出了文藝創作“主旋律”的概念。像多聲部演唱或演奏的音樂中,必有一個聲部演唱或演奏主要曲調,其他聲部只起潤色、豐富、烘托、補充作用一樣,社會生活本身也是既豐富多樣又有主要潮流,文藝創作也是既有多樣化又有主旋律的。唯其如此,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有主文化、亞文化、反文化三種文化。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互補,政治上是以共產黨為領導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文藝作為與之相適應的審美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現象,無疑也是多成分、多層次、多樣化的,也應當是有主聲部、主格調、主旋律的。這種主聲部、主格調、主旋律,就是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我們黨最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是對這種主聲部、主格調、主旋律和主文化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新概括。我們首先必須倡導的當然應是藝術地反映我們黨領導我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和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形象,表現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開拓創新的時代精神的作品。此外,無論是反映現實或表現歷史,無論是重大題材或日常題材,無論是歌頌光明或揭露陰暗,只要能藝術地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及社會主義時代精神和核心價值灌注其中,并能給人民群眾以思想啟示和精神鼓舞的作品,便都可以榮膺社會主義時代精神主旋律的桂冠。但是,盡管我們黨千呼萬喚,并采取各種措施予以扶植,但堪稱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主文化的有藝術魅力的主旋律作品還是不多,精品力作就更少。而那些屬于“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作品,卻大有引領潮流之勢。那些以“三脫離”的“自我表現”為主要特征,宣揚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陰私揭秘、色情縱欲、頹廢墮落的作品,那些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為封建統治階級和地主資產階級歌功頌德的作品,那些違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當競爭和合法經營原則,為社會強勢集團的非法經營和畸形暴富提供合理性根據的作品,以及那些宣揚“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狼性”精神的作品洶涌泛濫的勢頭是多么凌厲!而為維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淪為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地位的工人、農民鼓呼的聲音,又是何等微弱!這種巨大的反差狀況,難道不應令我們深思和猛省嗎?

(三)缺少為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而獻身的時代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噴泉里流出來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魯迅語)。發展和繁榮文學創作的關鍵,在于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的作家。文學是國民精神的火炬,作家是人類社會的良知。我們的社會主義作家更應當有為社會和人類的進步和發展而獻身的時代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通過藝術作品潛移默化、寓教于樂地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產生積極影響,從而提高國民的精神素質和審美素質。古今中外具有偉大成就的作家,大都是具備偉大人品和獻身精神的人。而雷達同志卻說要回答“現在的文學到底缺少些什么呢”這個問題,“很容易掉進一個沒有邊際的、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學問題的理論陷阱。比如容易回到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呀,文學是國民精神的燈火,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呀等老生常談上去,倘若那樣,就一點意思也沒有”。這種說法不僅舍本逐末,而且更顯得錯誤。我們認為,如果“從我們今天的現實和今天的文學實踐出發”,可以清楚地看出問題恰恰就出在雷達同志所說的這些“一點意思也沒有”卻大有“意思”,“老生常談”卻沒有“常談”的問題上(當然要根據新情況不斷給這些老問題注入新內容)。不“常談”就會忘卻,就會拋棄,就會背叛。其結果就是我們的一些作家在商品社會和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的腐蝕下,在國內外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的影響下,逐漸忘記了“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忘記了“文學是引導國民精神的燈火”的莊嚴、神圣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職責,把文壇變成了追名逐利的名利場,出現了被列寧所痛斥過的那種把文學變成“個人和集團賺錢的工具”、“當文學上的資產階級買賣關系的俘虜”的現象。有一位評論家曾經指出,20世紀初和20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經歷了兩次分化:一次是一些出身于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和作家,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從剝削階級營壘中分化出來,成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一次是少數出身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家庭的知識分子和作家,受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分化出來,成為高踞勞動群眾之上的腐敗分子和精神貴族。我們認為,實際情況確是這樣。甘肅著名作家王家達在長篇小說《所謂作家》中就出色地描繪了這種現象:某些無行文人與腐敗官員、奸詐商人、無恥女人彼此勾結、相互依傍,權、錢、色、文彼此交易、相互利用。試問這樣的“所謂作家”,怎能創作出提高國民精神素質和審美素質的優秀作品呢?

(四)缺少藝術創新所應具備的思想與藝術的綜合素質和全面修養。我們知道,文學創作是凝聚了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的全部心血的、個性化的艱辛的創造性精神生產。正是精神生產的這種主體性和個性化特點,才為作家藝術家充分發揮能動的創造能力提供了自由的廣闊天地。而優秀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才具有不可重復和替代的獨創性和新穎性的品格。文學作品要具有令人愉悅和贊賞的獨創性和新穎性,就要求作家具備思想與藝術的綜合素質和全面修養。這決不是雷達所說的什么“沒有邊際的、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學問題的理論陷講”,因為只具備某一兩方面的素質和修養,作家不可能進行獨創性的文學創作。這也不是依靠什么“大腕”指點兒點“迷津”和“訣竅”,就能立竿見影地很快奏效的事情。實踐證明,作家只有具備先進的世界觀和審美理想,具備豐富的生活積累和深厚的文化修養,才能形成超常的富有個人獨創性的藝術思維活動能力,包括敏銳的藝術感受力、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才能在藝術實踐中磨礪出精湛的藝術技巧和表現才能。而要有這些方面的綜合素質和全面修養,就必須長期刻苦學習實踐,不斷勇敢探索開創。但是,由于“”所造成的十年文化斷層,以及我國教育中所存在的“應試教育”的偏向等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現在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在思想文化修養和生活審美實踐方面,較普遍地存在著“先天不足”的缺憾。開始創作后又急于出書出戲、成名成家,也沒有潛心深入生活、刻苦學習,導致生活貧乏,心靈蒼白,感應遲鈍,見識淺薄。這樣怎能創作出與前進的時代和人民的需求相適應的精品力作呢?所以,我們必須像同志所要求的那樣,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藝術創新必須立足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從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不懈奮斗中吸取精神營養,觸發創作靈感;必須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沃土中,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和昂揚奮進的革命文化中以及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中吸取精華,古為中用,推陳出新;必須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從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有益文化成果中博采眾長,為我所用。這樣才能不斷突破陳規,擴大新視野,開拓新局面,創造新境界。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要診斷當前我國文學創作中的癥候,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雷達的《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由于其理論依據和視角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因而不僅診斷不準確,更開不出療治這些癥候的有效藥方。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學理論批評存在的缺失,與文學創作存在的缺失相比較,顯得更加突出和嚴重。由此更看出,建設當代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其重要性與迫切性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我們謹以此文表示我們的意見和看法,既與雷達同志商榷,也請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作者附記:本文于2006年9月寫成后,即寄《光明日報》。該報總編輯茍天林同志,通過總編室主任沈衛星同志于11月給作者打電話說,文章寫得不錯,但報紙不便發表,報社會適當處理,讓我們等待處理意見。自此至今,一直未見處理結果。而雷達同志又在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后,于2007年1月21日發表在《解放日報》的《新世紀文學的精神生態》中,仍然脫離社會主義時代精神和核心價值,繼續宣揚他的空泛的、抽象的所謂“正面精神價值”等文藝觀點。因此,我們只好發表本文,敬請廣大讀者比較鑒別,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