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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英國海外殖民地為背景,描寫在海外的形形色色的英國人,是毛姆短篇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在毛姆之前,英國作家約•拉•吉卜林曾寫過以印度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吉姆》(1901)和不少短篇小說,但他頌揚的是為大英帝國爭光的“英雄”,弱者得不到同情。而在毛姆筆下,英國在海外殖民地的行政長官、傳教士、法官、種植園主、軍官、資本家等則都是嘲諷、揭露的對象。他們或是偽君子,或是勢利之徒,或是劊子手,或是詐騙者,或是懦夫。同時,毛姆還揭示了海外英國人的空虛的精神生活,以及他們之間既相互利用又勾心斗角的微妙關系。“在英國文學中,以奚落,揶揄,諷刺的態度勾畫殖民者的形象,毛姆的短篇小說開創了一個先例”③。
《大班》、《雨》、《信》、《迫于環境》等都是表現這一主題的優秀篇章。《大班》寫一個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發跡以及他必然滅亡的命運。一個英國小職員來到中國后,飛黃騰達,不僅發了橫財,還爬上了洋行分行經理的寶座,覬覦著總公司董事長的位子。然而,他那驕橫不可一世,志滿意得只不過是外表而已,內心卻充滿了恐懼。中國的義和團反帝運動,中國的苦力、乞丐,甚至中國的街道廟宇都使他膽顫心驚,坐臥不寧。他預感到自己的滅亡,驚慌萬狀,最后,死在中國的土地上。《雨》則是毛姆對宗教的否定和諷刺。戴維森是個海外傳教士,一個典型的宗教狂。他依靠教會和當權者的勢力,迫使土著居民信教。如果不從,輕則傾家蕩產,重則關進監獄。小說著重描寫戴維森企圖使一個妓女湯普森改邪歸正,皈依上帝,靈魂得救。然而就在妓女靈魂“獲救”時,這位所謂的上帝的使者卻獸性大暴露,結果身敗名裂,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戴維森的可悲結局揭示了宗教的偽善和虛無,是束縛人性的枷鎖。中篇小說《信》揭露出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偽性。主人公橡膠園主羅伯特•克羅斯比的妻子萊斯利因涉及一樁兇殺案而被捕。萊斯利的辯護律師喬伊斯在明知萊斯利是殺人兇手的情況,卻處心積慮地為她辯護,收買證據,從而使萊斯利無罪釋放。整個開庭審訊不過是個走過場,助理檢查官只敷衍地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陪審員用了不到五分鐘便提出了“大快人心”的裁決。更為諷刺的是,這樣一個殺人兇手居然成了“英雄”,在法庭上贏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描寫英法兩國的社會生活,揭露上流社會爾虞我詐、勾心斗角、道德墮落,諷刺有閑階級的荒唐行徑是毛姆的另一重要主題。毛姆通過對達官要人、名門閨秀、鄉紳闊佬等一系列人物的刻畫,揭示了資本主義上流社會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實質。《蒙德拉古勛爵》、《寶貝》、《外表與事實》、《露水姻緣》、《上校夫人》等都是表現這一主題的名篇佳作。
《蒙德拉古勛爵》通過外交大臣蒙德拉古與工黨議員格里菲思之間的矛盾的描寫,諷刺了一個傲慢自負、自私勢利,門第觀念根深蒂固的英國貴族。這位自詡為“誠實、正直、正派的人”,“為維護國家的強盛和強大,從不背離自己的職責”,卻用卑劣手段毀掉了工黨議員格里菲思的政治前程,只因他可能要威脅到自己的權利和地位。做著赤身裸體參加宴會,在下流場所與妓女交合的無恥之夢。蒙德拉古勛爵是英國上流社會權貴們的一個典型代表。《寶貝》中的哈林,《露水姻緣》中的卡斯特蘭夫人等都是一些道德敗壞,輕浮虛偽的“上流人士”,卻披著仁慈、多情的外衣。毛姆指出:對這些人來說,一旦揭下了他們在社會上為人處世的假面具,你就不僅會看到他們的內心是駭人聽聞的反常,還可以看到他們有極端的奢望,不可思議的怪念頭。毛姆繼承了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傳統,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對現實社會的政治、宗教、法律、道德諸方面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批判,不斷地摳挖著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瘡疤。用冷峻的筆鋒,刻畫了本世紀上半葉英國社會人物的嘴臉,描繪了一幅光怪陸離的社會畫面,成為本世紀上半葉英國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直言不諱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流露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絕望情緒,這正是毛姆的短篇小說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二
盡管毛姆的短篇小說曲折動人,但作家的立足點仍然是塑造各式各樣的人物。毛姆塑造了許多典型人物形象,如宗教狂戴維森教士,無所不知的“萬事通”,自私勢利的外交大臣蒙德拉古,虛偽墮落的內政部長蘇爾(《外表與事實》)、貪得無厭的女食客(《午餐》)、陰險毒辣的伯頓(《患難之交》)和堅貞不屈的安妮特(《不屈服的女人》)等等,無不性格鮮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毛姆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是多種多樣的,從人物外表、語言、對照、情節等方面對人物進行精工細雕,刻畫描述。極少直接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或憎,而是通過客觀具體的事實,淋漓盡致、獨具匠心的藝術描寫,讓讀者去體會他對人物含蓄而又深刻的褒貶。通過人物某些外表的特點來揭示其內在的性格特征,這也是作家們常運用的手法。但毛姆卻以其對生活的敏銳觀察,深刻了解和高度概括的藝術技巧,把這一手法運用得猶如雕刻大師手中的雕刻刀。抓住人物的某一表面特征,只消幾筆,就使一個人物從外表到靈魂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如《雨》中的戴維森,“他沉默寡語,甚至有些陰郁,你會感到,他那和藹可親的態度是他作為基督教徒不得不表現出來的。
他秉性冷淡,甚至有些乖戾。他的長相也很特別,身材又瘦又高,頎長的四肢松松散散地連接在身上,兩頰凹陷,顴骨高得出奇。他看起來死氣沉沉,可是當你注意到他那豐滿而富有性感的雙唇時,你會大吃一驚。他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身上有一種被抑制住的欲火。這種欲火使你覺得深刻難忘而且又隱隱約約地感到它會招惹是非。”這段描寫,把一個充滿矛盾沖突的傳教士形象刻畫得維妙維肖。戴維森想做上帝的使者,竭力克制作為凡人的欲望,成為不食煙火的神。但他畢竟是人,有著七情六欲,宗教教義的束縛和人的本能欲望構成了極大的矛盾沖突,使他走向了極端:他身上那股抑制不住的欲火終于噴涌而出,結果落得個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戴維森本人也是宗教桎梏下的犧牲品,他的結局說明宗教的虛妄,是束縛人性的枷鎖。“在這部不長的小說中,戴維森形象的藝術魅力,可以同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孚洛諾相媲美。”④毛姆還善于運用語言刻畫人物性格。
在《午餐》中,作者用不長的篇幅,通過人物的語言塑造了一個自私、虛偽、貪婪的女食客形象和愛面子的窮作家。女食客一邊三番五次故作姿態聲明她“午餐只吃一樣東西”,“從不多吃”,一邊點著一道道昂貴的的菜肴;一面作勢地說午餐從不喝酒,一面卻津津有味地品嘗著香檳酒。明明是她想要吃某道菜,偏能說成是主人執意要她吃,盛情難卻,不得不從。更為荒唐的是,她自己在享受美酒佳肴,大吃大喝之時,卻對作家吃的那一小塊可憐的羊排大發議論,橫加指責。她一本正經,喋喋不休地責備作家吃得太多,太油膩,傷了胃口,“吃了羊排這種油膩膩的東西后還怎么工作”。年青作家涉世不深,熱衷于受捧,結果自討苦吃,處境窘迫。本以為一頓便飯十五個法郎就足夠了,誰知竟耗去他當月的全部生活費,致使生活沒有著落,還落得個吝嗇鬼的下場。毛姆通過人物的語言一方面把窮作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窘境描寫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維妙維肖地刻畫出一個貪婪自私,一心只想滿足自己欲望不顧他人死活的虛偽的資產階級婦人的丑陋形象。毛姆常采用對照的手法在同一作品里塑造完全不同的人物,使他們通過對比把各自的特點反襯得更加鮮明。
《舞男與舞女》描寫了一對貧困的藝人斯特拉和科特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蕭條時期,走投無路被迫玩命的故事。毛姆把人物和事件安排在一個相當典型的環境里,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富婆闊佬們窮奢極欲,為了尋求刺激找樂子,用小人物的生命進行賭搏;一方面是窮苦的舞女斯特拉冒著摔死的危險,被迫在夜總會做著從六十高臺跳入燃著熊熊火焰的五英尺深水池中的表演以維持生計,兩者形成了強烈對比。下層人民之間的關系和愛情是那么誠摯、純真,充滿了美好的感情;而這反襯出資產階級的虛偽自私、冷酷無情和毫無人性。毛姆的短篇小說情節曲折動人,但作者并不是為了使情節曲折而編造情節,而是為了讓情節更好地塑造人物,展現人物的性格。《萬事通》塑造了一個低級庸俗而天良未泯的商人形象,揭示了人性的復雜性。小說情節的核心是一串珍珠項鏈的真偽。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作者從舊金山乘船去橫濱,同艙人就是小說的主人公柯拉達。作者拋開旅游的描寫,而是花了將近一半的篇幅來描寫這位無處不在而且無時不在、無所不知的家伙。首先作者用幾個極平常的生活細節,刻畫出柯拉達的不識高低、夸夸其談、自以為是、死皮賴臉、詭譎奸滑的個性特點,突出他俗不可耐的商人本質。然后通過描寫柯拉達先生在船上的行為舉止,進一步反復渲染他通萬事的架勢。
接下來作者很自然地安排了“萬事通”與蘭賽先生為一串珍珠項鏈的真假打賭這一典型情節,一下子把人物置身于矛盾的旋渦中,推到了靈魂的檢驗臺。“萬事通”認定戴在蘭賽太太脖子上的珍珠項鏈價值15000美元,并用放大鏡辨認出它確實是真貨。可是當他看到蘭賽太太“面色煞白”,“眼神送出來的是一個絕望哀求”時,知道如果他說出真話,蘭賽太太就可能身敗名裂。在這突如其來的關鍵時刻,“萬事通”展現出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為了蘭賽太太的名譽他忍受眾人的奚落,甘愿認輸,顫抖著手“取出一張一百美元的鈔票默默地遞給蘭賽”。當然,故事并沒有結束,第二天早晨,萬事通輸掉的一百美元被悄悄送了回來。萬事通含蓄地揭開謎底“我要是有那么個年青漂亮的小媳婦,我絕不會讓她一個人在紐約住上一年自己卻留在神戶”。這樣,小說通過一系列曲折的情節成功地塑造出“萬事通”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商人形象。
三
“一般公認,在英國,按照莫泊桑的路子寫作的是毛姆;而契訶夫式小說的代表是生在新西蘭的女作家凱塞琳•曼斯菲爾德。這兩位作家代表了短篇小說的兩大類型”⑤。毛姆在取材和藝術手法上師承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說也確實為他贏得了“英國莫泊桑”的聲譽。不過,毛姆在創作風格上并不是一味模仿莫泊桑,他在對英國文學和法國文學的精華兼收并蓄的基礎上吸取了東方文學的養分,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創作風格,那就是真實、曲折、簡潔、幽默及諷刺。以真實的人物為原型創作小說,在毛姆是很典型的。毛姆曾說:“我竭力做一個誠實的人,作家的職業最重要的準則是謹防偽善之言”⑥。他在創作中始終堅持了這一準則。他一方面承認想象和虛構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他更重視對生活事實的把握。他認為“沒有一個作家能憑空創作出一個角色,他必須有一個模特兒作為出發點;然后他的想象力就開始起作用”⑦。他創作的作品大都以第一手材料為基礎,以真人真事為素材。
毛姆本人在從事戰爭的情報工作及周游世界的過程中,具體、深入地了解到許多真人真事及各地的風土人情,“莫泊桑將他的小說故事的背景幾乎全部安在法國,毛姆則周游世界,尋找可以描寫的地方:國外的游歷刺激著他講故事的官能。幾乎所有他訪問過的國家都至少為他產生過一個故事,而有些國家則遠遠不止一個”⑧。毛姆一生中,不僅注意到英國發生的事件,而且也注意到世界范圍內發生的事件。他一貫主張寫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因而他的短篇小說貼近現實,擁抱人生。正是因為毛姆的短篇小說大都以生活事實為依據,題材新穎,內容豐富,而不是面壁虛構,因而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這也是他短篇小說藝術魅力長存的一個重要原因。情節曲折多變是毛姆短篇小說的一大藝術特色。毛姆善于在情節上下功夫,抓住讀者的好奇心,引導讀者一頁一頁地往下看。反對短篇小說創作“隨意開頭,結尾無尾。”他要求情節緊湊,有邏輯性,有生動的一致性,“應當象亞理士多德談的悲劇,有頭,有尾,有身體”⑨,認為作家應給讀者一個完整、緊湊、戲劇性的故事,因為“人們渴望聽故事,就如同財產觀念一樣,是根深蒂固于人的本性之中”10。毛姆的短篇小說情節曲折,多彩多姿,有懸念,有高潮,有余波,引人入勝,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
《帶傷疤的人》、《萬事通》就頗有代表性。在《帶傷疤的人》中,作者一落筆就寫到主人公的傷疤,“正是由于那條傷疤的緣故,我一開始便注意到他。他那條月牙形的傷疤又寬又紅,從太陽穴一直延伸到下巴。那傷疤必定是重傷所致,我看不是刀砍的就是炮彈崩的。”小說起勢突兀,一下子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再通過“我”與朋友的交談,使讀者得知這個帶傷疤的人原來是尼加拉瓜的反政府軍的將領,于是讀者產生了一連串的疑問:這傷疤是怎么回事?這帶傷疤的人到底是怎么來的?怎么會落到這般光景?作者運用“懸念”手法抓住讀者興趣,然后扔下傷疤的問題去寫這個人的經歷。帶傷疤的人是尼加拉瓜革命軍將領,與政府軍作戰失敗被捕入獄并定為死罪。如果作者按小說情節的自然發展,把主人公同其他死囚一起處死,故事就此完結,讀者一定會興味索然。可是,作者把筆一轉,使“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帶傷疤的人要求見妻子一面。會面時他竟突然抽刀戳死了自己的愛妻。情節發展到此,帶傷疤的人似乎必死無疑了。
然而,情節再次逆轉,執刑官不僅沒有處死他,還對他表示敬佩,并用他的汽車送帶傷疤的人出境,這些情節曲折多變而又合乎情理。故事到此又回到傷疤上,原來是開啤酒瓶時瓶子突然爆炸造成的后果。傷疤只不過是引起讀者興趣的線索,它造成小說的懸念,而后進入正題,把讀者引向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讀來耐人尋味。毛姆的作品的語言不僅豐富,通俗易懂,而且詼諧、幽默,富于表現力,并以簡潔、明晰為其特色,他在揉合英語、法語這兩種語言特點的基礎上,形成了猶如“金鋼刀切割”一般利落的文風,令人驚嘆不已。毛姆在《總結》(TheSummingUp)(1938)中,把自己的作文標準概括成三個字:lucidity,simplicity,euphony(明晰、簡潔、悅耳)。他小說的語言明白暢達,無著意雕琢之感,句式簡短,讀來上口,不流于復雜堆砌,用筆簡括,著墨經濟。不管是敘述還是對話,都很有口語化的色彩。我們試看《不屈服的女人》中的最后一段:“你上哪兒去了?我可憐的孩子,你都濕透了,真是瘋了!”安妮特把母親推開,正視著漢斯。“你來得正好,你!”“孩子在哪里?”皮利埃大娘叫道。“我必須馬上干了這事。我真怕要是再等一等,我就沒有勇氣干了。”“安妮特,你干了什么?”“我干了我該干的事。
我把孩子抱到小溪,把他撳在水里溺死了!”漢斯大叫一聲,活象一頭受了傷的動物死前的慘叫。這短短的幾句話就使一個堅貞不屈服的女性出現在讀者面前。為了向德國法西斯復仇——他們侵占了她美麗的國家,殘害她的同胞,還殺了她的未婚夫。安妮特決心殺死親生兒子——德國鬼子強奸她留下的,但作為母親,她又必須忍受內心巨大的痛苦。毛姆沒有用大量篇幅來描敘安妮特心中強烈的痛苦,而是用一句“我必須馬上干了這事”和“安妮特倒在椅子上,用她的雙手支撐著前額,突然嗚嗚咽咽地哭起來”。將安妮特作為女性和母親那種復雜而矛盾的心態描畫出來。毛姆的作品還有幽默和諷刺的一面。“毛姆的摧毀性武器不是譏諷蔑視而是幽默”10。他長于運用幽默的筆調描寫生活,刻畫人物。其幽默總是在不知不覺的敘述中形成,不動聲色。看完整個小說或某個場面后,將人物的言或行經過比較后,方能發出會心的微笑。而毛姆正是在不動聲色中傳達出自己的看法。《午餐》無論是敘述還是人物對話,都生動自然,幽默俏皮。口口聲聲“午餐只吃一道菜”的女食客,以其言行的極其不符形成了極大的幽默諷刺。實際上只吃一道菜的正是主人公自己。而女食客與主人公分手時,還要求主人公學她的樣“中飯千萬只吃一道菜”。
讀后令人忍俊不禁。《銷聲匿跡的丈夫》里靠杜撰的傳奇西部經歷打入英國上流社會(坐上社交界第一把交椅)的一位美國無名之輩巴納比夫人,將她的丈夫吹噓成了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西部牛仔,神槍麥克(實際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醫生),“能一拳撂倒一頭小公牛”,曾“一槍打死過兩個人”(其實一輩子也沒打過槍)。為了使她的彌天大謊不致露餡,她的丈夫巴納比先生只得隱姓埋名象個逃犯似的躲著。小說以幽默詼諧的筆調諷刺了英國上流社會人士的精神空虛和獵奇心理,及為了打入上流社會貴族圈子而不擇手段的美國資產階級暴發戶的典型代表巴納比夫人。《外表與事實》中的內政部長蘇爾占有了年輕美貌的時裝模特李塞特姑娘后,為了長期占有姑娘而又能保住他的名譽,便同意李塞特和推銷員的婚姻。這位有老婆孩子的達官貴人竟然毫不羞愧地對李塞特說:“我要進行一些調查,要是那人不規矩,缺乏道德,我絕不答應你嫁給他。”內政部長的每一句話就等于給他自己一記耳光。小說結尾更具諷刺,主持婚禮的市長對內政部長作為證婚人出席婚禮而大加稱頌:“一位工業巨子和杰出的政治家”屈尊前來參加婚禮,為普通老百姓服務,說明部長“心地高尚”,“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婚禮剛完,新娘便和“心地高尚”的內政部長約好下次幽會的時間,市長的話和內政部長的行為剛好形成兩個對立面。主持人吹捧的越高,內政部長的行為顯得越卑劣可笑,幽默感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