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作品藝術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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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理•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19世紀出生于英國一個貧苦的小職員家庭。在他年僅12歲時,父親不幸負債入獄,生活陷于貧困無著之中。于是幼小的狄更斯被迫去一家皮鞋油作坊當學徒。在幾年悲慘的學徒生活中,狄更斯飽嘗了挨餓、受凍、毆打等種種痛苦和屈辱。也正是在這里,狄更斯接觸和了解了社會底層最窮苦的人們,對他們的貧困生活和身心所遭受的凌辱有了切身的感受,從而對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同情,而對富人、對統治階級則開始懷有強烈的憤慨。同時也逐漸認識到當時為窮孩子創辦的學校和孤兒院之類的資本主義社會所謂慈善事業的虛偽本質。不久,由于家庭生活的轉機,狄更斯相繼在律師事務所和報社工作。圍繞著1832年的議會改革,當時英國社會正處在嚴酷的斗爭中,這使他有機會了解資產階級法院、議會以及在那里揭露出來的無數罪惡和黑暗現象,目睹議會骯臟的政治內幕,廣泛熟悉資本主義社會各階層的生活。

這一切極大地影響了狄更斯思想的形成,也為他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素材。自1836年到1937年,狄更斯分期陸續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皮克威克外傳》(ThePickwickPa-pers)。它敘述商人皮克威克先生和其朋友的游歷故事,以幽默諷刺的手法勾畫了英國社會的眾生像。廣大讀者爭相傳閱,愛不釋手。這部小說的成功不僅極大地鼓舞了狄更斯,而且也使他一舉成名。從此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文學創作,創作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深刻地揭露和諷刺了資產階級的偽善和殘酷。1842年,狄更斯訪問美國,但美國社會紙醉金迷、荒謬離奇的現實生活使狄更斯倍感失望。回國后他創作了《美國札記》(AmericanNotes,1842)和《馬丁•朱述爾維特》(MartinChuzzlewit,1843～1845),對美國的假民主、競選丑劇、慘無人道的監獄制度和奴隸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狄更斯在多年的文學生涯中,創作了14部長篇小說和許多中短篇小說。他的作品題材豐富,形象鮮明,漫畫式勾勒出一幅幅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絢麗多彩的生活畫卷。繁重的創作勞動、不規律的生活習慣、許多形形色色的煩惱和挫折損害了狄更斯的身體健康,但他那飽蘸正義的筆卻從未停息。在他寫作未完成的小說《艾德溫•杜魯德之謎》(EdwinDrood)時,由于勞累過度,于1870年6月9日猝然逝世。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倫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Abbey)。狄更斯逝世后,他的聲譽蒸蒸日上,其作品不僅成為英國文學的驕傲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成就,而且也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二

狄更斯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思想性,它以辛辣諷刺的語言,深刻揭露了當時資本主義社會虛偽、丑惡的本質,同時滿懷熱情地抒發了普通民眾的心聲。狄更斯運用豐富的生活積淀,以普通人的生活經歷為中心構思情節,塑造描寫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透過情節揭示社會問題,從而突出主題,引起讀者的關注、同情乃至憤慨和憎恨。《奧利佛•推斯特》(OliverTwist,1838)一書就是作家憑借敏銳的觀察力,關注社會現實,以飽含深情的筆墨而創作的第一部社會小說。作品圍繞主人公奧利佛悲慘、曲折而又艱險的童年生活經歷,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的殘酷關系。小說講述了孤兒奧利佛悲慘痛苦的遭遇,同時描繪了當時英國倫敦下層社會的生活場面。奧利佛的母親在生下他后,就病死在貧民院。幼小的奧利佛從小不知其生身父母,在貧民院殘酷的生活條件下長大,未曾感受過絲毫人間溫暖,卻飽嘗了人世間的辛酸和苦難,經常遭受教區官吏班布爾(Bumble)的欺凌和毒打。接著奧利佛又被送入一家棺材店做苦工,倍受折磨和虐待,無奈之中冒險逃往倫敦。不幸在那里又落入賊窟。賊匪頭子老費根(Fagin)利用奧利佛的天真無知,強迫他去偷竊。

在一次行竊中,奧利佛被一位仁慈的富人布朗勞先生(Mr.Brownlow)相救并收留,卻不料又遭那伙賊徒的綁架,重陷魔掌。原來是他的同父異母哥哥(Monks)為了獨吞家產,毀了父親的遺囑,并且暗中勾結賊徒,設計誘使他墮落成為小偷。在暴徒比爾•賽克斯(BillSikes)威逼他搶劫一座別墅時,奧利佛受了重傷,得到了心地善良的珞絲小姐(MissRose)的細心照料。不久,同情奧利佛的南茜(Nancy)向珞絲小姐講了奧利佛同父異母哥哥的險惡用心,由此弄清了奧利佛的身世。然而,可憐的南茜卻因此而被兇殘的賽克斯殺害。善惡必有報應。兇手比爾•賽克斯在逃跑中被吊死在屋頂之上,遭到了應有的懲罰,其他匪賊和惡人也一一被揭露和懲辦。這部作品一開始就把讀者帶進了貧窮與痛苦的世界。資本主義的英國曾經創造的所謂慈善事業——貧民院,在狄更斯現實主義的刻畫下,簡直是一座剝削、殘害窮苦民眾的地獄。屈辱、饑餓、鞭笞以及在死亡線上的徒勞掙扎就成為孤兒奧利佛悲慘命運的真實寫照。狄更斯用飽蘸同情的筆墨,通過奧利佛的經歷,辛辣地諷刺慘無人道的資本主義制度,譴責貧民院對兒童的殘酷剝削和虐待,揭露貧民院虛偽的“慈善”實質。

狄更斯寫道:“Childashewas,hewasdesperatewithhunger,andrecklesswithmisery.Herosefromthebr;andadvancingtothemaster,basinandspooninhand,said,somewhatalarmedathisowntemerity,…”“Please,sir,Iwantsomemore”.“他雖然是個孩子,但是饑餓和痛苦得無法忍受,便不顧一切,鋌而走險。他從飯桌旁站起來,手拿碗和湯匙向著管事的走去。對于自己這樣的大膽他也感到有些吃驚……”“對不起,先生,我想添一點”。這里作家用“desperate,reckless”兩詞將孩子饑餓難耐的痛苦感受真切地傳達出來,同時鮮明地烘托出孩子由于饑餓而不顧一切作出的大膽冒犯舉動。奧利佛饑餓至極,天真地希望貧民院的先生能再給一點點吃喝,他所要求的只不過是人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條件,卻遭到兇狠的毒打和懲罰,這無疑是對人生存權的野蠻踐踏,同時也是19世紀英國憲章運動中人民要求和爭取人生基本權利的真實寫照。狄更斯善于描寫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

在這部小說中作家通過對貧民院孤兒吃飯這一典型情節的描寫,辛辣地諷刺了貧民院的偽善,深刻揭露貧民院對孤兒們的殘酷剝削和虐待?！癟hebowlsneverwantedwash-ing.Theboyspolishedthemwiththeirspoonstilltheyshoneagain;andwhentheyhadperformedthisoper-ation(whichnevertookverylong,thespoonsbeingnearlyaslargeasthebowls),theywouldsitstaringatthecopper,withsucheagereyes,asiftheycouldhavedevouredtheverybricksofwhichitwascomposed;employingthemselves,meanwhile,insuckingtheirfingersmostassiduously,withtheviewofcatchingupanystraysplashesofgruelthatmighthavebeencastthereon”.“孩子們的飯碗是從來不需要洗刷的,他們把碗刮得干干凈凈,直到發出光來。

當他們吃完那點飯以后(這并不要多少時間,碗實在比湯匙也大不了多少),他們總是坐在那里,用一種貪婪的眼光盯著那口銅鍋,好像連砌鍋灶的磚頭他們也能吞下去似的;一邊又以最大的耐心吮吸著自己的手指,渴望找到一點兒無意間不小心濺上的點滴粥粒?！边@里“polish”“磨光,擦亮”一詞形象地表現了飯碗被孩子們刮得發光的程度,同時襯托出貧民院孤兒們不忍留下一滴可以充饑的食物的心情。他們饑餓難忍,那渴望再得到一點食物的可憐目光令人目不忍睹,禁不住催人淚下。在描寫人物性格時,狄更斯不僅勾畫出人物的外形,諸如儀表、穿著、言談和舉止;而且更注重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獨特的語言風格、生活習慣和嗜好,為讀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讀者仿佛身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在描寫貧民院董事會時,狄更斯并不直接道出董事們的姓名,而是通過對人物的服飾、外表、胖瘦以及不同人物的習慣用語的描寫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由讀者自己去認識、理解和想象。我們看到“Atthetopofthebr,seatedinanarmchairratherhigherthantherest,wasaparticularlyfatgentlemanwithaveryround,redface.”“坐在首席一張高一些的扶手椅里的是一位面色紅潤、健康、體胖的圓臉紳士?！贝颂帯癴at,roundandred”“胖、圓、紅”三個形容詞瞬間就使讀者十分具體而又形象地想象出一個靠吸貧民院孤兒們的血而養肥了的董事會頭目的嘴臉。又如狄更斯在他的另一部小說《大衛•科波菲爾》(DavidCopperfield1849～1850)中,對密考伯先生(Mr.Mi-cawber)的描寫。他總是破產,但卻非常樂觀,言談滑稽幽默,常愛用辭藻堆砌的句子以及愛調五味酒的習慣;還有尤利亞•希普(UriahHeep),他狡猾陰險而又虛偽“謙卑”,那些“卑賤、卑賤”的口頭禪以及他那一雙始終冷而發粘的手。這樣的人物刻畫給我們留下了生動難忘的印象,他們一個個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這些人物正是恩格斯所推崇的文學上的人物性格,都是用鮮明的個性描法刻畫出來的,每個人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對比是狄更斯擅長運用的另一藝術手法。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幾乎在他每一部小說中狄更斯都虛構出一些理想的利他主義者來與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代表相對照,從而相互烘托,突出其典型性。例如在《奧利佛•推斯特》中,心地善良純樸的珞絲小姐與冷酷自私的曼太太(Mrs.Mann),慈祥的布朗勞先生與兇殘的教區官吏班布爾,《大衛•科波菲爾》中艾妮斯(Agnes)與尤利亞•希普,海穆(Ham)與斯提福茲(Steerforth)等等,不僅如此,狄更斯的對比手法還表現在人物所處環境的描寫上,老費根的賊窟與布朗勞先生之家,一處是藏污納垢的罪惡之所,而另一處則是光明幸福的溫暖之家。面對奧利佛饑餓難忍,冒險想再要一點食物時,大腹便便的貧民院管事對此感到如此的驚詫和不解:“Themasterwasafat,healthyman,butheturnedverypale.Hegazedinstupefiedastonishmentonthesmallrebelforsomeseconds;andthenclungforsupporttothecopper.Theassistantswereparalyzedwithwonder,theboyswithfear.‘What!’saidthemasteratlength,inafaintvoice,‘Please,sir,’repliedOliver,‘Iwantsomemore’.ThemasteraimedablowatOliver''''sheadwiththeladle,pinionedhiminhisarms,andshriekedaloudforthebeadle.”“管事的是個非常肥胖而又強壯的家伙,但臉色卻立刻變白了。他驚得發了呆,身體倚靠著鍋灶,向這小造反盯了幾秒鐘。他的助手們嚇得呆若木雞,孩子們也都驚恐萬狀。終于管事的用微弱的聲音問:‘什么?’奧利佛囁嚅道:‘對不起,先生,我想添一點’。管事的用勺子狠狠地向奧利佛的頭打去,并像縛抓小鳥似的綁住他的雙臂,尖聲叫喊教區官吏”。面對一個幼小的瘦弱孩子,想要一點粥,肥胖、強壯的管事卻為此而深感震驚和惶恐。這不能不說是對這伙資產階級老爺們色厲內荏的辛辣諷刺,是對他們假慈善真殘酷的大暴露。狄更斯就是借助這樣的對比手法和生動的詞語來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強調人物、現象之間的區別,揭露資本主義社會虛偽、丑惡的本質。狄更斯在藝術手法上還擅長于用夸張和重復來達到諷刺的藝術效果,加強作品的感染力。在《奧利佛•推斯特》中,描寫貧民院的教區官吏班布爾時,狄更斯以重復和夸張的手法描繪了他的手杖、他的習慣用語,從而充分襯托出班布爾的卑鄙、自大和虛偽。

又如在他的以法國革命為背景,真實反映革命前夕封建貴族對農民殘酷迫害的歷史小說《雙城記》(ATaleofTwoCities,1859)中,為了突出地表現圣•安東尼貧民窟寒冷、骯臟、貧病和饑餓的凄慘情景,狄更斯寫道:“在孩童和成人的臉上都深深地刻著新鮮的和陳舊的饑餓標記,饑餓到處橫行,饑餓被推出高房子之外,來到懸掛在竿上或繩上的破衣衫之中;饑餓用碎布、爛紙、木片和草屑補綴著衣服鞋襪;饑餓也出現在人們鋸出的小小柴片上;饑餓從無煙的煙囪上往下看,從垃圾堆中并無一點殘余食物的污穢的街上往上看;饑餓刻在面包師的櫥上,寫在他的稀少存貨的每一小塊壞面包上;在香腸鋪里,在準備出售的每一塊死狗肉之中;饑餓在炒干果的圓筒之中搖響它的枯骨;饑餓在每碗薄粥之中化為用半點油炒過的馬鈴薯碎末。饑餓居住在適合于它居住的一切事物之中”。這樣入木三分的反復重述沒有引起我們的煩膩之感,相反使我們讀了之后,宛如身臨其境,仿佛看到了當時人們衣不蔽體、面黃肌瘦的悲慘情景,嗅到了那里的污穢惡臭,從而情不自禁地產生強烈的同情。大膽的比喻、擬人法以及熟練運用英語中具有雙關含義的詞匯進行辛辣的諷刺,是狄更斯的又一藝術表現手法。如小說中“board”一詞的巧妙運用。

“Nothavingaveryclearlydefinednotionofwhataliveboardwas,Oliverwasratherastoundedbythisintelligence,andwasnotquitecertainwhetherheoughttolaughorcry.”“奧利佛并不了解一個活木頭是什么東西,因此聽到這句話很感驚訝,不知道他應該笑呢還是應該哭”。此處狄更斯用“board”這一具有雙關意義的詞巧妙地影射了董事會毫無感情、毫無人性的一面,形象生動地揭示:天下烏鴉一般黑,不論他們是什么人,董事會永遠像木頭般冷酷無情。狄更斯還善于把自然景象和現實環境變成具體、生動的意象與人物的感情、心理及其內心世界融為一體,使讀者更直接、更形象地體驗和感悟人物的內心世界。在狄更斯筆下,萬物仿佛都有了靈性,與主人公的感情、氣質相契合。

為此,狄更斯被英國文學史家譽為“語言風景畫大師”。在《大衛•科波菲爾》的“風暴”(Tempest)一章里,狂風肆虐咆哮,海上白浪滔天,只見一只船將要沉沒,岸上的海穆舍身忘死地奮力游水去救,等到逼近一看,卻是誘騙自己未婚妻的紈绔子弟——斯提福茲,兩人相望無言對答,一同在風暴中搏擊,最后同歸于盡。海濤滾滾、天崩地裂的場面有力地襯托出主人公大衛此時此刻動蕩不安的心情。風越刮越大,大衛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煩亂,就像大衛自己表白的:“Iwasverymuchdepressedinspirits,verysolitary,andfeltanuneasinessinHam''''snotbeingtheredisproportionatetotheoccasion.…Icouldnoteat,Icouldnotsitstill,Icouldnotcontinuesteadfasttoanything.Somethingwithinme,faintlyansweringtothestorm….”“我非常煩悶,非常寂寞,因為海穆不在那里,感到一種極度的不安。……我不能飲食,我不能靜坐,我不能繼續做任何事。我內心隱約感受到某種與外界的暴風相應的東西。”不僅大衛的心情隨著風暴的起伏而起伏,就是讀者的心弦也隨之激動、震顫。這樣的情景描寫的確增添了故事的真實性,加強了它的藝術感染力。

三

由此,不難看出狄更斯不僅是一位善于塑造人物和構思情節的巨匠,而且也是駕馭語言的天才。他的語言明快流暢,娓娓動聽,回旋不絕;不同人物間的對話真切自然,符合人物的身份、教養和性格;諷刺辛辣而又幽默;抒情遣懷旖旎哀婉,在對話中運用方言土語更增添作品的質樸親切之感;景物描寫豐富多變,一會兒氣勢磅礴雄偉,一會兒卻恬靜平和。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我們隨處可以感受到濃郁的積極浪漫主義的氣息。狄更斯相信正義、相信善良、相信人道,相信惡行終將受到懲罰,而善德也定會得到報償。總之,狄更斯從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出發,運用高度的藝術技巧,創作了極為廣闊的資產階級社會畫面,揭示了當時社會的重大問題及其本質,描繪了資產階級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層面,從城市到鄉村,從法院到監獄,從豪華的官邸到陰暗的貧民窟,從“慈善”的董事會到饑餓的貧民院。他的創作生動地反映了19世紀英國社會的發展過程,為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狄更斯是中國人民所喜愛的作家,他的許多作品已為中國人民所熟悉。他一生不懈努力,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腐朽和殘酷。他勤奮、光輝的一生不僅為英國文學,而且為世界文學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不愧為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最偉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