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統民俗與干校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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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豐富的存在，自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身覆“民族魂”的大旗逝世之日始，魯迅傳統即已形成，它是20世紀“所形成的現代民族文化傳統的集中代表，同時它并不排斥其它傳統的存在與價值”①，由此得到不斷的闡釋與發展。魯迅傳統在解放區、國統區和“孤島”上海，分別得到各有重點的強調和繼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對魯迅傳統的解釋，隨著新中國的建立最終成為當代中國的權威闡釋話語。作為“干校人寫干校事”②的干校文學，在當代文學史敘述中被化約歸類、刪繁就簡，往往被劃入“文學”和“反思文學”等更大的范疇之中加以論說，被看成為“歸來者”的“歷史的記憶”③表達。這樣的觀察視點，無疑忽視了作家在“五七”干校時期寫作的日記、書信和相關文學作品。有學者將干校文學視為“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復蘇，與巴金的《隨想錄》、孫犁的《蕓齋小說》等反思之作一起，共同“建筑起個人心靈深處的‘博物館’”④，這種論述無疑也有對于“五七”干校時期的“潛文本”的忽視，同時更遮蔽了干校文學的多元復雜性。從魯迅傳統與干校文學的關系入手，可以充分展示歷史發展的復雜性和多義性，可以在較大程度上還原干校作家的真實創作心態，可以解開若干文學史上的未解謎團。

在抗戰時期的“孤島”上海，《魯迅風》創刊。創刊號上載有唐弢寫作的《魯迅的雜文》，文章將“魯迅的表現在雜文里的思想和內容”共分為九個部分，全面性地、立體性地闡釋了魯迅雜文的精神，認為“反抗的精神”、“科學的方法”、“批判的人生”、“解剖的態度”是作為“教養”存留在魯迅的“每一個細胞里”，從而使得魯迅的雜文“愈見其潑辣、深刻”，魯迅雜文的風格是“潑辣的，以示韌；是熱烈的，以示愛；是從容的，以示理智；是諷刺的，以示抗爭；是幽默的，以‘給人愉快和休息’”，因此，魯迅雜文“確是一部史詩”。這篇文章標示出《魯迅風》的創刊宗旨就是要繼承和發揚魯迅精神，而由于魯迅精神具有與世界、社會無限的聯系性，所以許廣平在《魯迅風》創刊不久后著文強調“更非專為研究魯迅而作的。因為目前的需要，不是注重個人，而是全世界，以及社會的多方面的描寫”。經常在《魯迅風》雜志上發表文章的有“渾厚圓潤”的唐弢、“潑辣雄健”的巴人、“典雅瀟灑”的柯靈、“清麗熱切”的文載道等，他們以風格各異的個性化創作，在抗戰歲月中張揚了魯迅高亢激越的愛國精神。據文學史家研究，《魯迅風》“在整個戰時中國文學中，其對魯迅雜文精神的追求最執著，理解最深刻，而其實踐也最有效”⑤。當時生活在“孤島”上海的小說家張愛玲，被王富仁譽為“女性小說家中的魯迅”，理由何在呢？王富仁解釋說：“她像魯迅一樣俯視著人類和人類文化，并且悲哀著人類的愚昧，感受著人生的蒼涼”，“魯迅小說的氣度表現的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氣度、現代中國文化的氣度、現代中華民族精神的氣度，他體現著中華民族在面臨著西方文化的挑戰時不甘墮落、勇于自立的精神，而張愛玲小說的氣度表現的則是現代女性的氣度，現代女性文化和女性文學的氣度”，她的小說超越了世俗，躍升至“大氣”、“開闊”的境界⑥。

由此可見，魯迅傳統在張愛玲的小說寫作中得到了獨具個性的繼承和發揚。創刊于國統區桂林的《野草》，刊名直接來源于魯迅的散文詩集子，清楚地標示出《野草》將要走繼承魯迅傳統的路子。聶紺弩是《野草》作家群中雜文創作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在該雜志上發表了30多篇形制短小精悍、思想內容深刻犀利的雜文和散文。如雜文《歷史的奧秘》以古諷今：“我們把岳武穆當作神圣，把秦檜當作反派代表，很少是關于他們個人人性的問題；雖然人性的美惡，往往是一個重要樞紐；倒是他們在歷史舞臺上所演的角色，就是說他們所盡的任務，所能發生的作用。一個人演了神圣的角色，他的一切缺點，一切過失，甚至一切罪行，都被他所盡的任務遮住，洗清了。不但這樣，還有許多實際上與他毫不相干，而在當時是可能的神圣的傳說，都全被加到他頭上，使他更為神圣。”這就是歷史的奧秘，也正是歷史的可怕之處。在《野草》雜志上，聶紺弩還刊載了數篇研究、宣傳、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如《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就是一篇文采與思想兼勝的文藝論文。該文采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來解讀魯迅的《野草》，認為：“《野草》是魯迅先生為自己寫，寫自己的書，是理解他的鎖鑰，是他的思想發展的全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樞樞；不過，同時也是整個中國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邁進一大步的忠實的反映。”這篇研究文章，在魯迅的《野草》研究史上至今仍然占據著重要地位。《野草》雜志繼承了魯迅傳統中的優秀的韌性戰斗精神⑦。秦似在《刊詞》中寫道：“弄一點筆墨，比起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槍口，用生命去爭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正如倍•柯根所說，是‘以花邊去比喻槍炮了’”，但是，“即使同是花邊，也還有硬軟好壞的分別，有的只準備給太太們做裙帶，有的卻可以替戰旗做鑲嵌”，因此，《野草》雜志創刊之際，即將辦刊理念定位于“這里不是鋒鏑所在，……然而卻劃了一道‘人’與‘獸’的分界”。這段話無論是在表述方式上，還是在表現內容上，都明顯可見魯迅雜文集《花邊文學》和《準風月談》的影響。在解放區延安，魯迅傳統受到中共高層領導，特別是的高度推崇和重新闡釋，并通過對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紀念魯迅：要用真正的業績！”》，羅烽的《囂張錄》等雜文作品的批判，得到不斷地規范與純化。由于王實味、丁玲等人的雜文創作是對魯迅批判精神的直接繼承，所以當時對王實味、丁玲等人的批評存在著這樣的“尷尬”———“既要削弱以至閹割、否定魯迅的批判精神，又要利用魯迅旗幟”⑧。站在政治家的立場，旗幟鮮明地指出：“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于人民的敵人，而是對于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⑨這就是說，“在弱化魯迅雜文價值的同時，也對蘊含其間的批判性話語進行了一番合乎新的意識形態需求的轉換”⑩。對魯迅傳統的最為經典性的表述是《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一段話：“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輯訛輥所謂“文化新軍”，即是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出現的嶄新的文化隊伍；所謂“中華民族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輰訛輥。也就是說，所論述的魯迅傳統，有著鮮明的歷史與意識形態的規定性。他所強調和推崇的魯迅傳統的價值和意義，屬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范疇，即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既不同于此前的舊民主主義文化，也不同于此后的社會主義文化。而就在新民主主義文化范疇內，魯迅傳統中的永遠不滿足于現實，永遠批判現實的戰斗精神也被有意遮蔽了，魯迅被塑造成為一個反帝反封的“文化民族英雄”、“旗手”和“主將”。

在20世紀40年代產生的對于魯迅傳統的多元化闡釋路徑，在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得到規范和統一，其中，來自“解放區”的闡釋成為權威話語。但是，細心的學者不難發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新民主主義論》兩篇文章在評價魯迅上的巨大差異：“《講話》是不多的專門論述文藝問題的文章，按說應該對‘偉大的文學家’魯迅予以更高的評價，但是，整篇《講話》提到魯迅的篇幅很少，其中一處是針對一些人以魯迅的雜文傳統照搬到延安而發的，魯迅似乎是當了這些人的‘反面榜樣’。……可以這么說，魯迅在‘國統區’是新文化的方向，而在‘解放區’以及1949年之后的中國內地，《講話》才是新文化的方向。”輱輥訛評價魯迅的這種矛盾二重性表明，他在對魯迅傳統的推崇與高貴懸置的背后，仍然充滿了對魯迅“惡魔性”和“破壞性”的警惕。1957年3月8日，在接見文藝界代表時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輲訛輥這個擔任了“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的魯迅，與曾經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稱號形成巨大的落差。同樣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前往上海小住，老友羅稷南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輳訛輥。

在1954年胡風向黨中央遞交《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30萬言書”）之后，“胡風集團”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其中多為著名作家、詩人和文學理論家，如路翎、牛漢、綠原、彭柏山、呂熒、賈植芳、王元化、彭燕郊、曾卓、張中曉等。在文學史敘述中被認為是最好地、最堅定地繼承了魯迅傳統的“七月派”作家，除告密的舒蕪之外，在這次文字冤案中幾近全軍覆沒。以階級專政的嚴酷手段處理文藝理論問題，為胡風等人始料不及。胡風自認為繼承了魯迅傳統，“七月派”是魯迅傳統的正脈輴訛輥，而極其推崇魯迅，一定也會認同魯迅的文藝方向，卻不料碰得頭破血流，成為“反革命集團”的“元兇”。多年以后，胡風在回憶為何遭到整肅時說，因為“不愿意聽不同意見，不喜歡別人不佩服他。也許他覺得我不尊重他”輵訛輥。這是從政治領袖個人身上尋找原因，作為胡風案件的當事人，這種“直覺”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從當代的文藝經驗來看，喜歡的是緊跟著他的步伐，對現實頌揚頌揚再頌揚的作家”輶訛輥。聯系的相關論著來看，知識分子群體被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輷訛輥。在看來，在革命時期，在戰爭年代，工農大眾單純可靠聽從指揮，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動力。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工農群眾是堅定的可以依靠的“皮”，而知識分子則成為附屬于“皮”之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除了依附性之外，還有散亂、零碎的特征。權力結構對知識分子的整頓和“規訓”，根本的原因在于權力體制本身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性。魯迅對于文藝與政治、權力與知識的關系問題，曾經作過深入的思考。他說：“知識階級不可免避的運命，在革命時代是注重實行的，動的；思想還在其次，直白地說：或者倒有害。”輮輦訛知識分子的可悲之處在于他們總是“不合時宜”，無論身處在哪個時代都是如此：“知識階級對于別人的行動，往往以為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先前俄國皇帝殺革命黨，他們反對皇帝；后來革命黨殺皇族，他們也起來反對。問他怎么才好呢？他們也沒辦法。所以在皇帝時代他們吃苦，在革命時代他們也吃苦，這實在是他們本身的缺點。”輯輦訛知識與權力總是矛盾的，總是受到權力的壓制：“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不能并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能使能力分散，……在原始時代酋長的命令是不能反對的，無懷疑的，在那里酋長帶領著群眾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漸漸的大了，團體也大了。一個人就不能支配了。因為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統一，于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小，而漸趨滅亡。在古時野蠻民族常侵略文明很發達的民族，在歷史上常見的。現在知識階級在國內的弊病，正與古時一樣。”輰輦訛知識分子總是追求個體精神自由，反對盲目附和、趨同群體，而這也正是他們的“缺點”，因為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期，個體精神自由與群體生存需要之間總是存在著矛盾，“思想一自由，能力要減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現在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沖突，這是知識階級本身的缺點”。那么知識分子“將怎么樣呢？還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不過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因為這也是舊式社會傳下來的遺物”輱訛輦。魯迅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革命成功之前，文藝和政治本來都具有“不安于現狀”的共性，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二者必然產生歧異：“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輲訛輦在魯迅看來，這才是文藝家的真正可悲之處，甘當先鋒，被人利用，沖鋒陷陣，革命成功，老調重彈，排軋出局，這是知識分子的輪回宿命。但是，當魯迅感受到只掌握了精神批判武器的知識分子，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的軟弱無力時，在他得出“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輳輦訛這一結論時，他自然產生了向掌握著“物質批判武器”的工農兵大眾尋求支援的強烈要求。而“魯迅身上所發生的這種由強調知識分子對人民的啟蒙作用，到強調知識分子從人民中汲取力量的轉變，在本世紀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中，是具有典型性的”輴訛輦。這種典型性的傳統在期間被發展到極端，伴隨著“再教育、給出路”政策的明確化，知識分子群體被擺在了革命對象的地位上，其資產階級的屬性成為與生俱來的原罪，必須接受工農“再教育”，才能“脫胎換骨”。知識分子大規模地下放“五七”干校，到工廠、農村接受勞動改造的高潮得以最終形成。

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五七”干校生活的確是一段無法抹煞、不堪回首的身心俱辱的慘痛經歷。摩羅在《恥辱者手記》中批評道：“他們一群一群地被趕進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實際上就是政治集中營，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已沒有一絲知識分子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自我、沒有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輵訛輦這段論述，對知識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苦心孤詣的理解的確令人敬佩，但其所采用的全稱判斷與道德理想主義激情卻不能令人茍同，尤其是“內心已沒有一絲知識分子意識”等論斷更是堪稱“誅心之論”。至少在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文學創作中，作家們并沒有“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知識分子立場”，并非沒有“知識分子意識”，并非“沒有自我、沒有個性”，他們在黑暗的漫長寒夜中睜著雙眼，積聚懷疑的力量，進行了堅忍的抗爭。這種抗爭繼承了魯迅傳統精神，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反抗、控訴與戲謔。從1969年9月到1974年12月末，“七月派”主將、“胡風分子”牛漢在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長達5年零3個月輶訛輦，圍湖造田、拉車挑秧，生活的艱苦和超強度的勞動，都沒有讓詩人低下高昂的頭顱。在干校時期，牛漢寫下詩作《半棵樹》：“真的，我看見過半棵樹/在一個荒涼的山丘上/像一個人，為了避開迎面的風暴/側著身子挺立著/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電/從樹尖到樹根，齊楂楂劈掉了半邊/春天來到的時候/半棵樹仍然直直地挺立著/長滿了青青的枝葉/半棵樹/還是一整棵樹那樣高/還是一整棵樹那樣偉岸/人們說，雷電還要來劈它/因為它還是那么直那么高/雷電從遠遠的天邊就盯住了它”輷訛輦。詩人由半棵樹聯想到干校時期的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不禁悲從中來，產生濃重的悲劇意識，從而催生了沉郁的詩行。反抗仍在繼續，“人們說，雷電還要來劈它”；但人的精神永不屈服，永遠是那么高、那么偉岸，那么“直直地挺立著”！這個“挺立”的形象，正是魯迅傳統中不屈抗爭精神的寫真。詩歌是牛漢的“第二生命”，他說過：“沒有我，沒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經歷，就沒有我的詩。……我與我的詩相依為命。”輮輧訛詩歌成為牛漢對抗屈辱、反抗絕望的利器，無論何時何地，他都不會放下手中的筆，這種抗爭的精神，是胡風式的，也是魯迅式的。詩歌成為詩人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反抗黑暗的武器。以飽含熱淚的情感控訴那個黑暗的時代，反思干校悲劇產生的根源與群體的愚昧，是不少作家在結束以后痛定思痛的寫作路徑。侯金鏡的夫人、作家胡海珠在《追思干校中的金鏡》一文中寫道：“我很害怕回憶湖北咸寧文化部干校那一段生活，也不愿意回憶起1971年8月7日晚，侯金鏡同志突發腦溢血，8日凌晨逝世時那一幕悲慘的情景。一想起那一幕悲劇，眼淚就止不住地流，心像針刺一樣地痛。……一張葦席卷起他的軀體，再用三根草繩分段捆著三道箍，像扔一根木頭一樣，往卡車上一扔，汽車就開走了。那是我的親人呀！我眼看著我的親人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就這樣孤獨地、寂寞地走了。沒有親人相送，沒有同伴相隨。”輯訛輧胡海珠在這篇飽含深情的回憶文章中，并沒有對那個荒謬的時代進行反思，一切恩怨只歸為一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九一三’自我爆炸。”似乎是對曾因咒罵為“小丑”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的侯金鏡的最好安慰。而悲劇時代的人間冷暖，更讓胡海珠縈懷：還被關押在“牛棚”里的張光年和馮牧深夜前來探望，讓她感到“人間畢竟還是有真情的”！而一位“革命群眾”像是報喜似的，對正在湖里勞動的同志幸災樂禍地高喊：“侯金鏡早上‘格兒屁’了！”讓她深受刺激，“但隨即也懂得了人和人之間的感情，有時是會有天壤之別的”。韋君宜在《憶向陽湖畔的十個無罪者》一文中，記載了十位逝世于咸寧向陽湖干校的“無罪者”，沉痛地說：“這十個人永遠逝去了。活人已經不大想起他們。至于他們為什么死的，也沒有人再去過問。雖然他們經歷不同，有的是知名之士，有的是勤雜人員，但是他們的來路和結局卻都是一樣。我們一起被趕來的，不能一起走了”，這十個人“是在那個時候在向陽湖畔不甘心地告別人世的。我忘不了的向陽湖。流淚、沉痛都已毫無用處。我不想描畫那些臨死悲慘的場面，現在記下他們，只為的是讓今天主事拿權的中年人即當年的孩子們，想起這些糊里糊涂送了命的叔叔阿姨。不該忘掉的，好好想想看，你們還想得起嗎？”不幸的是，中國是一個善于遺忘的民族。“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在魯迅筆下記憶和遺忘總是成對出現，阿Q的“性格特征”就是健忘和自欺。魯迅的《為了忘卻的記念》這一類文章的標題就具有標志性，人世間如若沒有忘卻，何來記念？中國人如果不是善于忘卻，又何需記念？《傷逝》在結尾處說要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其間隱含了多么深沉的痛苦。魯迅不相信青年，不相信未來，不相信未來的黃金世界，不相信各種承諾和許諾。“記念”的目的只是因為世俗的“忘卻”，而“忘卻”正是中國人的“國民性”特征，寫下來的“記念”，正是為了“不被忘卻”。魯迅多次說過中國是最健忘的民族，也曾不止一次地寫到造物主為“人類中的怯弱者”、“庸人”所作的設計，那就是“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用時間來沖淡苦痛和血痕”。人世間還有另外一種遺忘，弗洛伊德稱之為“有動機的遺忘”；中國古人謂之“坐忘”、“渾沌”；魯迅稱之為“麻痹”、“糊涂”和“鄉愿”，這種遺忘其實才是更為可怕的，因為它是主體對記憶的自行刪除和破壞。關于干校的種種記憶和反思，首要的目的在于不被“遺忘”。這正是作為時代“守夜人”、社會良心代表的知識分子的責任。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沉痛地反思自己，如魯迅一樣“抉心自食”，如：“全錯了！認敵為友，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對‘組織上’的深信不疑”，“而我，實在是從這時開始，由被整者變成了整人者，我也繼承了那個專以整人為正確、為‘黨的利益’的惡劣做法”，“我已經失去了自己思辨的能力，只能信黨的”，“盲從者怎不感到傷痛和懺悔呢？光懺悔還不夠，應當認真深思造成悲劇的根源”，“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勝過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輱輧訛，目的正在于“記念”，讓“舊跡”、“苦痛”和“血痕”不隨忘川逝去。在干校文學創作中，陳白塵的《云夢斷憶》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作為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陳白塵無法放棄他的批判意識；作為一個諷刺作家，陳白塵也有借用油滑的筆調對社會的黑暗進行強烈的批判與譴責的特長”輲訛輧。從《云夢斷憶》中明顯可見作家對魯迅《狂人日記》“救救孩子”的主題與《故事新編》中“古今雜糅”、“亦莊亦諧”的“油滑筆法”的繼承。《云夢斷憶》中有一篇《憶眸子》：“‘’初期有句‘名言’，叫‘觸及靈魂’，或者說是‘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這在某一種意義上說，的確是句真理。不過它與預期者的愿望相反：一方面，是本屬善良的靈魂倒真個覺醒了，對這場‘革命’看出它的真面目；一方面，是本來邪惡的靈魂卻用‘革命’偽裝起來，以遂其私，這就叫做‘造反起家’；再一方面，是正在塑造中的青年的靈魂，被搞得天翻地覆而又地覆天翻，到頭來，有的覺悟，有的消沉，有的成了有用之才，有的墮落以至犯罪；最后便是幼小者的靈魂，本來是白玉無瑕，但在那‘革命’空氣中遭受污染……多么希望從小姑娘和胖娃娃一輩的青年們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視到新中國的未來喲！”透過冷眼、白眼、怒目、蔑視、仇恨、青眼、溫暖、同情、愛撫、憐憫種種不同的眸子，作家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喚，因為救孩子，就是救中國的未來。此外，《云夢斷憶》多有“油滑筆法”，形成一種別有情致的“游戲筆墨”。如《憶鴨群》描寫鴨子的歌唱：“當它滿足食欲之后，特別是又來一次酣暢的游泳之后，振翅高鳴，是它的歡樂之歌；當它在吞食到美味而深感幸運時，邊吃邊作短促的低吟，是它的贊美之歌；當它求愛不遂，低聲婉囀，是它失戀的悲歌……總之，它的歌唱是樸質的感情表現，有啥唱啥，亦即說啥，而絕無‘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們矯揉做作之態。”輳輧訛描寫麻鴨的“休息”神態，“可以入畫”：“有的為愛惜羽毛，扭轉其靈活的長頸，遍身剔刷；有的扇動雙翼，抖動全身以振落水滴；有的伏地休息，縮作一團，如果怕感冒，還可以將口鼻插入翼下取暖；有的佇立凝望，縮其一足，也如金雞獨立一般，以示休息；有的放聲歌唱，以示愉快；有的故意撩撥友朋或互相挨擦，或互相扭頸以示親熱。當然，有時發生什么爭執，也會‘武斗’的，但不過互相以前胸相抵，并不動手動腳，誰力弱，便退讓示敗而去，勝者并不追究，更不用說什么‘踏上一只腳’的動作了。”輴輧訛行文中不時穿插的“為藝術而藝術”、“武斗”、“踏上一只腳”等用語，讀來讓人忍俊不禁。

按理說，國家早已對包括設立干校在內的期間的種種倒行逆施舉措，作出了權威的政治否定，這種否定“無疑以充分的異質性，將‘’時代定位為中國社會‘正常肌體’上似可徹底剔除的‘癌變’，從而維護了政權、體制在話語層面的完整與延續，避免了反思質疑‘’所可能引發的政治危機”輵訛輧，但是，讓人不解的是，對于干校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性的再現的文學作品，除了楊絳的《干校六記》，陳白塵的《云夢斷憶》、《牛棚日記》，韋君宜的《洗禮》、《思痛錄》，張光年的《向陽日記》，季羨林的《牛棚雜憶》，臧克家的《憶向陽》，楊靜遠的《咸寧干校一千天》，火星的《殘破的世界》等寥寥數部，及一些回憶性的文字材料和書信之外，大多數從干校歸來的作家選擇了深長的沉默。個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在外部環境層面，作家的組織化、職業化和科層化，制約了作家思想的獨立性和理性探索的縱深度。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現代社會日益變成為一個“理性化的”、“科層化的”社會。新中國成立后，作家被組織進各級文化機構和相關部門，作家的職業化和科層化趨勢日益明顯，作協或文化部門成為一個個“伙食單位”，文學寫作、出版、流通、閱讀，都直接受到上級相關部門的領導、調節和控制，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這種調節、控制有其特殊性。這主要表現為，執政黨通過各種方式對文學創作、出版、閱讀等，實施嚴格干預，是當代文學活動的社會調節最主要的內容。另外，作家的文學活動，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組織化，在另外一些時候和另外一些國家中，作家個體獨立的那種職業性質，已相當淡化。最后是，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調節、制約，在實施過程中，逐漸轉化為那些想繼續寫作的作家的心理，而成為作家的‘自我調節’、‘自我控制’”輶訛輧。這種調節與控制，由外及內，由上而下，最終內化為作家的自我心理。同時，在文學領域不斷開展批判運動，勞改流放，告密株連，牢獄鎖鏈，甚至肉體消滅，諸般規訓和懲罰，無時無地不在對作家施加影響。在干校時期，絕大多數作家只能放下手中之筆，接受勞動改造，噤若寒蟬，以求自保。更何況，有部分主體意識并不強烈的作家在干校時期甘于“坐忘”、“陸沉”，正如洪子誠所批評的：“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一大批知識分子、作家被拋到生活的底層，經歷各種難以想象的折磨這一現象，并不一定就必然導致普遍性的精神覺醒，并不一定成為精神探索的深化的力量。相反，在投身于封閉守舊的生活結構之后，他們傳統精神中的某種因素反而會進一步蘇醒，他們騷動不安的心靈會在原始封閉的農村文化中‘獲救’而趨于安寧和平息。”輷輧訛而在干校結束以后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以內，意識形態領域左傾思想仍有余威，反自由化、反西化思潮屢次興起，舊痛未已，明哲保身尚且不及，何談沖鋒陷陣振臂高呼？至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時，文學啟蒙卻早已沒有了接受對象，作家自身也產生深重的身份危機和精神困境，自顧尚且不暇，遑論啟他人之蒙？第二，在內部環境層面，作家長期自覺地接受思想改造，矮化主體精神，最終喪失了批判的鋒芒和必需的文化尊嚴。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李陀曾經說過：“僅僅靠政治壓力是否能使千千萬萬個知識分子改變自己的語言而接受另一種語言？當年施加給知識分子的政治壓迫并不小，其特務統治形成的恐怖一直延續到臺灣，可三民主義話語為什么沒有取得絕對霸權，反而大量的知識分子更加傾向革命，傾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選擇了共產黨，這并非歷史決定論，而是當年無數熱血青年、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如韋君宜回憶說：“政府不支持愛國，只有共產黨才說必須抗日，左派刊物高呼無保留地支持學生的抗日運動。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邵燕祥在回憶自己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歷時也說：“1949年后，作為一個知識青年，帶著要改造自己的自覺，進入新生活……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稱為‘接受革命’或者‘參加革命’，在大陸生活的人其實是沒有其它選擇的，從飽經滄桑的老知識分子到十幾歲的學生概莫能外，而且大家從不諱言‘思想改造’，認為這是一個光榮的政治任務，與此同時還有學習，這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學習與改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產黨建立新政權帶來的新事物，包括各種政策文件都是學習的內容。”

在不斷的學習和改造中，在“情愿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斗者”的實踐中，作家最終喪失了必需的主體性精神。這種矮化主體精神的慣性力量，在“五七”干校結束以后很長的時段內依然保持著，“一個人的生活質量和精神高度，并不一定與生活遭遇的坎坷程度成正比：兩者之間不一定成必然的聯系。如果這種人生遭際不能轉化為深刻的精神力量，那并不值得自豪。有過長期痛苦、悲慘生活經歷的人，不一定能夠真正體會到人的生命的悲劇性質”輯訛輨，這才是從“五七”干校歸來的作家們的真正可悲之處。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內部環境所造成的干校文學的荒涼景象，都需要從繼承魯迅傳統中汲取創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歸到魯迅傳統的本源之處。干校作家“他們半是被迫、半是自動地放棄了探索真理的權利，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這不僅從根本上背離了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而且也是知識分子歷史品格的喪失：在社會分工中，以思考作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馴服工具，這真是歷史的大倒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大嘲諷”輰訛輨。我倒并不認為在既有的干校文學作品中缺乏小說、電影、電視劇等文體是一種遺憾，因為對于已經發生過的真實的慘絕人寰的悲劇來說，還有什么比直錄情、事的散文體裁更加合適呢？悲劇“何以會發生？又為何得以以如此的方式進行？其中有沒有知識者的責任？當知識者已經被剝奪了自由言說的權利以后，是否還有沉默的可能？在不自由言說的范圍內，又是否可以把諛詞和假話的使用減至‘必要’的限度之內？”輱輨訛所以，一方面，我們尊重在干校時代受苦受難的大多數人的沉默，無論是在事后，還是在事中，“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于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輲輨訛；另一方面，我們也反對某些人的沉默，尤其是那些在干校時期，憑借手上的權力無端地剝奪了他人的自由和生命的人，他們有能力償還這一切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在生命的大限之內償還嗎？世界上還有什么真理比個體生命存在的真理更加雄辯？而時間的忘川終會淹沒曾經發生的一切。事實上，在“真實”性基礎上進行反思的干校文學作品中，還存在著永遠的缺席者，我們迄今不曾聽聞到當年那些“旗手”、“打手”的聲音，也不曾讀到他們的文字，其中有不少人甚至在干校后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挨打時，還受到過先前被他們批判、暴打的作家們的保護，但他們集體性地選擇了“沉默”，可恥的“沉默”！魯迅傳統的核心是對權力結構持有深刻的反思與執著的批判精神。魯迅在《憶韋素園君》中說：“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孰料一語成讖！似乎是對他身后遭受種種誤讀的命運的科學預測。對于干校文學、干校作家及其后來者而言，“我們不應該動不動對一個群體報以期望。每個時代的精神挺進的過程，都不是通過群體的方式來完成的，而是由一些偉大的個人來完成。往往是這些‘偶爾才出現’的偉大的個人，挽回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業已失落的尊嚴”輳輨訛。我們期待著出現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那樣的“偉大的個人”，通過他們的干校文學創作來挽回那個時代“業已失落的尊嚴”。因為關于那個時代的“尊嚴”，我們實在已經失落得太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