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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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在我國已經具有很長的歷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可以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幾乎全部進程，都始終伴隨著同時期俄羅斯-蘇聯文學的影響。因此，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豐饒實績之中，就有著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研究、教學和出版工作者的披荊斬棘之功。回望我國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的歷程，我們深感幾代研究者灑下的辛勤汗水，已經澆灌出了一批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成果。這些成果不僅促進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也為以后俄羅斯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我國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是完美無缺的。事實上，目前的研究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現象和問題。如有的研究者在逐漸看到了蘇聯文學發展中的某些局限、缺失和弊端之后，缺乏足夠的耐心重新面對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基本上把它作為一種“左”的文學在總體上予以排斥。有位長期從事俄蘇文學研究的高校教師在退休以后感嘆道：如果我是學英語、從事英美文學研究的，或者早些時候改換研究方向，無論是從事文藝理論研究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恐怕早就不像今天這樣默默無聞了。言外之意，似乎他研究俄蘇文學是吃了虧，上了當，因為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一種極左的、沒有思想和藝術價值的文學。與此相對應，一些從事其他語種文學研究的研究者，在慶幸自己沒有誤入俄蘇文學研究“歧途”，因而產生一種或明或暗的優越感的同時，更以自己不太豐富的俄蘇文學史知識為依據，把它視為一種缺乏藝術性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學的標本。

另外一些研究者則對俄蘇文學懷有真摯而深厚的感情。這一文學是他們畢生的事業和追求所在，曾經維系著他們的青春、理想和無數難以忘卻的美好時光。現在，當他們看到像王蒙所說的那樣，蘇聯文學在中國的影響“呈急劇衰落的趨勢”(注：王蒙：《蘇聯文學的光明夢》，《讀書》，1993年第7期。)，不免感到十分痛心。當他們發現有人要對俄蘇文學進行重新評價，或根據某些他們不熟悉的新資料對他們所熟悉的文學現象進行重新闡釋時，他們感到實在是難以接受。在他們看來，重新評價俄蘇文學，和把蘇聯文學看成是一種極左的文學，并從總體上加以排斥，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他們自己則熱衷于繼續對蘇聯文學進行一種理想化的描述和闡釋，將這種文學視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新質”文學，并希望廣大讀者也能像他們一樣熱愛俄蘇文學。作為對這種理想化的描述和闡釋的一種支撐，在他們的有關言說中，往往伴有對當年閱讀蘇聯文學作品的動人情景的深情回憶，伴有蘇聯文學曾經給幾代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影響的生動例證。

以上兩類研究者的觀點，應當說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他們也擁有相同的東西，即他們從總體上予以排斥、否定或竭力進行肯定、推崇的對象，其實都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以往的蘇聯文學史著作所論述的那些作品，或者說，至多是半部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

與上述研究者的視角和方法不同的是，有一些研究者似乎是根據一種“想當然”的邏輯推理方式，或對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作出某種缺乏依據的描述，或對某些文學現象與問題作出某些違背史實的評說。例如，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在他的一本專著中寫道：蘇聯文學中存在著一個“由葉賽寧、布寧、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等所代表的傳統，一個關心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傳統”(注：《百花時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這種不確切的描述，可能是既缺乏對所列舉的作家的文學成就、創作個性和藝術特色的深入了解，又沒有顧及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完整進程，因而給人以似是而非之感。在對某些具體文學現象的評說中，情況也與此相似，如山東大學的一位美學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拉普”提出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曾經“得到高爾基等人的認同”(注：《現實主義在當代中國》，《文藝報》，1988年10月15日。)。這一說法其實是缺乏根據的。高爾基沒有在任何場合、以任何形式“認同”過“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相反，他倒是多次嚴肅批評過“拉普”的霸道作風和庸俗社會學觀點，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受到“拉普”的攻擊。另外，還有些人對高爾基的“晚節”、“人格”提出這樣那樣的責難，在一次“中青年文學評論家座談會”上，有位學者甚至說什么“高爾基阻礙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大有予以徹底否定之勢。這同樣是出于對高爾基的晚期思想、境遇和創作缺乏真正的了解。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對二十世紀其他一些俄羅斯作家的評說中。

還有一些評論者樂意采取簡單顛倒的觀照方式，在解構舊有“神話”的同時試圖建構某種新的“神話”。如有位先生在他編的《重讀大師》一書序言中寫道：“被某一代人奉為圭臬、頂禮膜拜的，到了另一個時代，很可能一錢不值，顯得尷尬而可笑。這樣講可能極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師們的‘季節性’變化卻在所難免。比如高爾基、索爾仁尼琴、張愛玲等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們與今天人們的看法就絕不相同。”(注：祝勇：《重讀大師：一種謊言的真誠說法》，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在這位編者看來，所謂“重讀大師”、“重構經典”、“重寫文學史”，似乎就是順應這種“季節性”變化，像烤燒餅那樣把一切都翻個個兒，對一系列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進行一次“換位”手術，就完成任務了。饒有趣味的是，某些今天竭力否定和貶低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重要作家的人們，恰恰是過去充分贊美和頌揚過這些作家的人們。遺憾的是，在前后兩種情況下，他們都沒有甘于寂寞，坐下來認真閱讀他們贊頌和指責的作家。

無庸贅言，以上所列舉的幾種情況，只是目前我國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和問題，而不是對當前這一研究領域的總體狀況的概括。對于這些客觀存在的現象和問題，我們嘗試著提出如下意見和建議，以期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和進一步討論。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在對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進程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之后，再對這一文學作出總體評價，再去評說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學現象和問題，再來決定是否應當予以排斥。例如，我們是否對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以及它的幾大板塊有比較清楚的認識?是否了解綿延近三十年的白銀時代文學，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興起的俄羅斯僑民文學的三次浪潮，以及蘇聯時期受批判、遭查禁、被擱置的作品?應當看到，以別爾嘉耶夫、謝·布爾加科夫、羅贊諾夫和舍斯托夫為代表的那一代思想家的文學批評建樹，作為巴赫金的直接前驅的維·伊凡諾夫的文學理論貢獻，被稱為“俄國象征主義集大成者”的安德烈·別雷從理論批評到詩歌文創作的多方面的成就，布寧以及和布寧一起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的創作，等等，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處于我們的接受視野之外。對于安德列耶夫、阿爾志跋綏夫、扎米亞京、皮里尼亞克等作家的接受和理解，今天的研究者甚至落后于魯迅、周作人那一代學者，他們很早就譯介過這些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并受到其影響。還有，我們對二十世紀俄羅斯經典作家的了解、認識程度如何?我們對一些似乎早有定論的文學理論、文學政策、文學運動等，是否真正了解其來龍去脈，認識它的實質?當我們津津樂道于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遠不如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并把前者連同蘇聯文學一起作為極左文學加以排斥時，我們是否想到：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米·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等杰出作品，是在怎樣艱難的條件下完成的，具有怎樣的意義和價值?因此，我不揣淺陋，重復一下自己關于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一段議論：

在這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俄羅斯文學和養育它的民族一樣，經歷了一條充滿著探索與困惑、希望與失望、激奮與悲涼的道路。文學的創造者們始終和這個飽經憂患的民族共命運。一百年來，無數憂國憂民、感時傷勢的俄羅斯作家和詩人，以真誠的血淚，藝術地記載了本民族曲折行進的艱難歷程，表現了幾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滅，為民族的命運歌哭，喊出了俄羅斯母親的心聲。毫無疑問，俄羅斯民族在二十世紀為世界文學所提供的，是一部絲毫也不比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遜色的文學巨冊。(注：汪介之：《現代俄羅斯文學史綱》，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其次，我們在觀照、評價蘇聯文學時，是否應該拋棄一種久已習慣了的預設的前提。這個假定的前提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到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一直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國家；蘇聯文學不僅始終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的典范，而且代表著世界各國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之所以說這是一個預設的、假定的前提，一是注意到蘇聯歷史的復雜性，二是考慮到制約文學發展的多重因素。本來，在列寧逝世以后，蘇聯是否還是一直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究竟是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同志為什么意味深長地說：“蘇聯搞了幾十年，還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不是文學研究者所能說清楚、所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們要去專門研究的問題。事實上，有很多問題是思想界、理論界和歷史學界仍在繼續探討之中的，各種觀點和意見并存，尚未形成定論。在此種背景下，文學研究界的人們就不必、也不可能統統把對蘇聯歷史的某一種看法作為自己看取和評價蘇聯文學的基本前提。而關于人類文學發展的規律性問題，也一直是處于各國文學研究者的探索之中的。以往的蘇聯文學理論家，包括《現實主義的歷史命運》一書的作者蘇奇科夫，力求把世界文學發展的進程描繪成一個時代一種“主義”的演變過程。在他筆下，整個文學史似乎就成了各種“主義”更替的歷史，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則是人類藝術思維的合乎規律的發展階段，是世界各國文學發展的方向。(注：參見鮑·蘇奇科夫：《現實主義的歷史命運——創作方法探討》，外國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9頁。)然而，世界各國文學發展的實際進程，是否早已超出了蘇奇科夫等理論家所設定的框架?世界文學的紛繁現象，是否顯示出正在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邁進的趨勢?如果不是如此，我們的研究者是否一定還要堅持這樣一種假定性的預設前提呢?這無疑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第三，我們是否應該把文學史本身和對文學史的描述區別開來，把尊重歷史和固守著某種已有的、習慣了的對歷史的描述區別開來。當有些研究者試圖對俄羅斯文學、特別是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進行重新考察，對一些重要作家進行重新評價時，往往會聽到這樣一種意見，即：研究文學史應當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應當尊重歷史，而不應當割斷歷史、否定歷史。這一意見，如果離開具體的、特定的語境，毫無疑問是十分正確的。問題在于，尊重歷史，是否就意味著應該尊重和維護以往的文學史家、文學理論家對文學史過程的描述，尊重和維護他們對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和重要文學現象的闡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們的全部研究就沒有必要再進行下去了。既然關于已經成為歷史的文學，以往的研究者都已經作過評說，而且這些評說本身也都已成為歷史，后來的研究者除了維護、尊重這些“歷史”之外，也就沒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做了。

第四，我們是否應該把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分為“主潮(流)文學”和“非主潮(流)文學”。從一些研究者的著作和文章看，所謂二十世紀俄羅斯的“主潮文學”，顯然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二十世紀俄羅斯“非主潮文學”，則包括白銀時代的幾乎全部文學，僑民文學的三次浪潮，蘇聯時期的具有社會批判傾向的文學、“新浪漫主義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還有蘇聯解體后的后現代主義文學。但是這樣一劃分，除了高爾基和肖洛霍夫等少數作家之外，二十世紀俄羅斯幾乎所有最有成就和影響的作家，就統統都屬于“非主潮文學”的范疇了。這樣的比重，能使“主潮文學”的概念得以成立嗎?另外，劃分的標準究竟是什么，也值得考慮。如有一本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著作，把詩人葉賽寧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一加以論述。眾所周知，葉賽寧在白銀時代屬于“新農民詩人”，或者說，他是一位新浪漫主義詩人。十月革命以后，他先是參加了由思想家、文學評論家伊凡諾夫-拉祖姆尼克創建的“西徐亞人”團體(信奉“歐亞大陸主義”)，后來又發表了“意象主義宣言”，成為意象主義詩人。他于1925年自殺，從來沒聽說過什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把葉賽寧列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是令人難以理解的。這樣的劃分，其實是“主潮文學”和“非主潮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和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分法給研究者們帶來的尷尬。

第五，我們是否應該對復雜的文學史采取“非白即黑，非好即壞”式的簡單化的觀察和評價方式。我國社會政治生活和文學生活中，都有所謂“風派人物”之說，這一般是指那些投機分子。在看待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時，習慣于使用簡單顛倒之方式的人們，當然不是什么投機分子，但他們的思維方式卻有些近似于“風派人物”。過去，在極左文藝思潮和庸俗社會學的制約與影響下，我們曾經批判過不少作家，也并非科學地頌揚過另一些作家。今天要否定極左文藝路線和庸俗社會學，在某些人看來，似乎只要顛倒過來，肯定過去被批判的作家，否定過去被頌揚的作家，就是徹底的革新了。譬如說上文已提及的高爾基和索爾仁尼琴，對于這兩位作家，我們能夠以簡單的肯定或否定來代替對他們的復雜思想與創作的深入研究嗎?能夠以簡單化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嗎?思想方法的簡單化之苦，我們已經飽嘗了，可是要真正擺脫這種簡單化，還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

最后，我們的俄羅斯文學史研究者，是否應該在百忙之中也抽空讀一讀西方學者、俄羅斯學者編寫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方面的著作，作一番比較和對照，看一看別國學者的著作在資料水平、框架體例、觀察視點、描述方式等各方面和我們究竟有哪些不同，思考一下他們所進行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否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和參照的地方。例如，根據我個人所接觸到的有限資料，英國哈里·穆爾和艾伯特·帕里合著的《二十世紀俄國文學》(1976)，美國愛德華·布朗的《十月革命以來的俄國文學》(1985)，僑居國外的俄羅斯學者馬克·斯洛尼姆的《現代俄羅斯文學：從契訶夫到當前》(1955)、《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作家與問題》(1977)，格列勃·司徒盧威的《列寧與斯大林時期的俄國文學：1917—1953》(1971)、《流亡中的俄羅斯文學》(1984)等，都是水平較高、在西方學術界有著廣泛影響的文學史著作。由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喬治·尼瓦等主編、西方十五國學者合作編寫的七卷本《俄羅斯文學史》，從1986年開始陸續出版，其中的第四至六卷為論述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由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多位學者合作、弗·克爾德什主編的大型《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其中的《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文學(1890至1920年代初)》(兩卷集，共1700余頁)，已于2000—2001年由俄羅斯遺產出版社出版。這后兩種文學史著作，材料詳實，分析透徹，顯示出在與哲學、宗教、藝術等學科的聯系中把握文學現象的“大文學史”意識，尤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

我們指出當前我國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和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完全無意于對某些研究者個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出評價，其目的僅僅在于探討一種更為科學、更有成效的文學史研究方法。事實上，我國的老一代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在細讀原著、把翻譯和研究結合起來、講求樸實無華的學風等方面，已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為后來者的研究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目前仍然在繼續從事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的老中青學者，也在研究思路的拓寬、研究資料的占有和研究方法的創新等方面，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成果。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國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通過認真地總結經驗，發現和克服存在的不足，一定能夠在繼承前人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為我國的整個外國文學研究、為中國文學在未來的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