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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對二戰以后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行分期，并逐一尋繹其演進歷程；對其研究隊伍的組成及其學術成果進行分類探究評估；對其學術特征和發展趨勢進行歸納并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動因。

【關鍵詞】中國/古典文學/韓國/流播

一、韓國現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歷程

二戰以后中國古典文學在韓國的流播，可分為20世紀70年代以前，80年代到90年代初，1992年中韓建交以后三個階段：

第一，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紹和普及性為主，而且限于《詩經》、《楚辭》、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中國古典文學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據韓國學者統計，從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發表這類論著254種，其中50年代28種，60年代48種，70年代178種。整個五六十年代，漢代作家作品只有5種，明、清共5種，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①。這個時段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譯注和介紹等普及讀物有張萬榮的《中國詩集》（正養社，1954），任昌淳《唐詩精解》（1956），李丙疇《杜詩諺解批注》（通文館，1958），《杜詩諺解抄》（探求堂，1959），李元燮《唐詩》（玄巖社，1973），張基槿《陶淵明》、《李太白》、《杜甫》、《白樂天》（大宗出版社，1975），辛夕汀《唐詩》（正音社，1976），金學主《詩經》（探求堂，1980）等。此時也有少量研究論文出現，如碩士論文有張基槿《生活詩人杜甫的本領》（1954，漢城大學），許世旭《李杜詩比較研究》（1963，臺灣師范大學），陸完貞《中國女詞人敘錄》（1965，臺灣師范大學），金鐘培《清真詞訂釋》（1967，臺灣政治大學），白貞喜《南渡三詞人生平及文學研究》（1972，臺灣大學），李章佑《韓退之散文研究》（1965，漢城大學），柳晟俊《王維詩考》（1968，韓國外國語大學），李章佑《韓昌黎文體研究》（1968，臺灣大學）；博士論文如許世旭《韓中詩話淵源考》（1968，臺灣師范大學），柳晟俊《王維詩與李朝申緯詩之比較研究》（1978，韓國外國語大學）等。但這些論文多是在國外即中國臺灣地區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當時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水平。唯徐鏡普《宋詞形式考》（1958）、《近體詩形式考》（1959），柳晟俊《唐代古風格律考》（1977），陸完貞《宋詞體制與音律關系研究》（1970）則是韓國首批研究中國詩歌格律和形式的專論；金龍燮《白樂天研究》（1957），車柱環《女詞人李清照生涯》（1958）、《韓國詞文學研究》（1-5）（1964-1965）、《〈高麗史·樂志〉唐樂散詞校釋》（1967），張基槿的《李白詩傳》（1972），趙鐘業《杜牧七言絕句初探》（1977），柳晟俊《李商隱詩風考》（1977），李章佑《李商隱詩研究》（1978）等，則是詩詞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論；1968年8月，金學主在《東亞文化》第七期上發表的《從〈鶯鶯傳〉到〈西廂記〉》則是韓國第一篇研究《西廂記》的論文，皆有開創性意義。在這個時段，詩學理論方面也產生兩部專著：李炳漢《漢詩批評的體例研究》（通文館，1974）和金學主《漢代詩研究》（廣文出版社，1974）。前者分析論證中國古典詩歌批評體例特征及其演變過程，以系統周密著稱，后者分析漢代韻文的時代特色及其流變，以論證嚴密為其特色，對韓國漢詩研究的現代化皆起到奠基和導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韓國還出現了兩種仿中國古代詩話的"新詩話"，一種是樸漢永的《石林隨筆》，另一種是李家源《玉溜山莊詩話》。

第二，1981年到1992年。7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經濟的起飛，高等教育得到較快的發展。水漲船高，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無論是研究隊伍、經費投入上都得到很大的充實和加強，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僅論著數量顯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廣，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間，共產生研究論著1009種，相當于1950年到1979年30年間研究論著的3。9倍②。從研究面來看，唐代仍為歷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學研究則有大幅增長：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學的論著為58種，宋代文學為24種；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學研究增至119種，為前30年的2倍多；宋代文學研究增至為141種，為5。8倍多。研究面也從《詩經》、《楚辭》、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中國古典文學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個時代的多數作家。據嶺南大學李雄吉統計，1985年到1987年三年間，明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就有13篇，其中文論研究1篇，雜劇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說研究，詩文研究則付諸闕如。清代文學研究8篇，其中詩文及理論研究3篇，其余為《官場現形記》、《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殘游記》等小說研究。六七十年代沒有觸及的元代文學也出現三篇雜劇方面的研究論文：金明學《〈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雜劇研究》和李龍鎮《〈漢宮秋〉研究》③。這個時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現多樣性，研究層次也有所拓深。無論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還是編輯者的選題方向都考慮到研究手段的多樣性和研究層次的拓深。

在這個時段的研究專著還有：金時俊《毛詩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車柱環《中國詞文學考論》（seoul大學校出版部，1982）、《中國詩論》（seoul大學校出版部，1989），河運清《李商隱詩研究》（通文館1985），柳晟俊《王維詩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7），宋龍淮《秦觀詞研究》（嶺南大學出版部1989），柳鐘睦《蘇軾詞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等。

第三，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韓建交以后，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明顯增多增強：在電影電視方面，中國掀起"韓流"熱和一批韓國影星的追星族；在傳統文化方面，漢學則在韓國引起更大的學習和研究興趣。大批的留學生來中國學習漢語言文學，其規模大大超過當年的遣唐使；韓國國內有150多所大學開設了與中文有關的系、部，從事中文教學的教授約有800名，幾十個系、部已開設碩士和博士課程。據韓國學者統計：1950年至1990年韓國學者發表的有關中國詩歌研究的論文、專著約有1282種，1991年至2004年8月，則為1118種，相當于前40年的總和。

1992年中韓建交以后的中國古典文學在韓國流播，帶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

一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價值認識更加充分也更為理性，更注意兩國之間的學術交流和溝通。韓國學者吳臺錫教授就提出中國詩學主導東亞地區人文傳統這一觀點。韓國學者柳晟俊也認為中韓建交以后的韓國人對中國文學的價值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韓國人已經認識到中國文學是一門很有研究價值的學問，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領域。這種認識上的變化在20年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④。

二是趨向大型化、系統化，注重從基礎工作做起，更帶有學術總結性質。1993年韓國的中央研究機構"大韓民國學術院"發起對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進行整理和回顧，編纂《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論著解題》，分為"詩歌、批評"、"詞、曲"、"小說"、"現代文學"四大類，由14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分類整理出版。十年后，延世大學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韓國典藏漢籍文獻》整理，參加者有金長煥、崔溶澈、徐敬浩等韓國的漢學家。經過4年多的努力，編輯了12，500多種韓國收藏的中國典籍，為韓國學者乃至世界各國學者研究韓國的漢學史以及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韓國忠南大學趙鐘業教授則匯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從韓國詩話的開山之作高麗時代李仁老的《破閑集》到20世紀70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莊詩話》，叢編共收集750年間129種韓國詩話，編成17卷，于1996年由韓國太學社出版，此是編者窮畢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為止對韓國詩話資料收集最完備的資料匯編。韓國學者李章佑、車環柱等在韓國學術振興財團的資助下，正在編撰《中國文學研究史長編》，這套大型資料將匯集朝鮮半島自三國時代和高麗朝以來所有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著以及學者資料，海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動向，為編寫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史"提供資料和學術參考，定期在《中國語文學》上。

三是學術視野更加開闊，更加強調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樣化。

比起20世紀80年代，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視野更加開闊。

注意拓展研究范圍，強調接受多種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實踐中也更加自覺地進行嘗試。在研究實踐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學集團、文學風格的群類研究、體派研究，文學體裁的體制、聲律研究，發展史中的流變研究、時段研究，以及總論、綜論的宏觀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證訓詁等文獻學研究方法，知人論世的歷史學研究方法，文藝學研究方法，以及比較研究、接受美學以及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運用，其中以比較研究為多。

目前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還存在一些問題，韓國學者柳晟俊以唐詩研究為例，認為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引用詩文的韓譯不夠準確，誤譯不少"；"古典詩歌研究人員的比例正在減少，優秀人才轉向語言及現代文學領域"；"忽視詩話、散文、小說等方面的傳統理論，往往傾向于美學等西方美學理論"；"應提高人們參與韓國漢文學研究的意識，保持以韓國漢文學為主的研究態度"⑤。

二、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特征及相關思考

出于不同的地域政治、民族習性和其思維方式，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著獨特鮮明的研究特征，認清和思考這些特征，對擴大中韓之間學術文化交流，對加強我們自身的學科建設，乃至認清我們民族自身的特點都是有相當幫助的。

第一，漢學是韓國主流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推動和孕育了韓國主體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從文化傳承來看，韓國比世界其它國家更多地保留了中國文化傳統。無論從"中語中文科"在大學所占的比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隊伍所占的所在國人口和研究人員比例，還是從中國古典文學在所在國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韓國對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借鑒和吸納，雖不排除對中華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為了韓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設，而且在其接受過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識也在逐漸上升，隨著本民族主體文化的養成和強大，就會有意識地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進行切割、屏蔽和取代。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的現實需求，更加速了這個演進過程。

我們知道，古朝鮮沒有文字，無論是三國時代的高句麗、百濟、新羅，還是統一后的新羅時代和高麗王朝，上層貴族普遍使用漢字，因此漢文化的主體儒家學說自然也就成為古朝鮮的主體文化思想。但到了15世紀中葉的李朝世宗時代，隨著韓文字（訓民正音）的創立，韓文文學遂逐漸取代漢詩文成為朝鮮文學的主潮。朝廷重臣盧思慎、姜希孟著手編輯從高麗到李朝五百年間的韓國人詩文總集《東文選》，以此取代《昭明文選》和南宋理學家真德秀編選的《文章正宗》作為韓國文人的范本。與此相似的還有成宗五年（1474）成書的徐居正的《東人詩話》。這部詩話專論韓國作家作品，被開始強調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稱為"自有詩話以來，未有如此精切者也"⑥。在文學創作上也是如此。

韓國這種對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從仰慕、吸納再到屏蔽、切割、獨立的演進過程，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首先，對韓國學者和政治人物來說，對此認識是很理性和自覺的。上世紀末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是韓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新文化運動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發揚光大韓國的文化傳統。韓國外國語大學柳晟俊教授在談到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目的時說："韓國中國文學研究家的最終研究目的，在于參與韓國漢文學研究并為真正確立其地位作出貢獻。"⑦淑明女子大學"中國學研究所"是韓國頗有影響的一個中國文學研究單位，有研究人員50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對中國的學術文化進行綜合研究，為創造本國新的歷史和樹立新的價值觀作貢獻"⑧。

其次，這種對外國或外民族文化從仰慕、吸納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獨立，不僅是韓國所獨有的文化現象，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類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現。

文化是一個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個民族經過千百年積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必然選擇。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類型，從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產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臨兩大障礙：一個是地域隔絕，一個是心理的排斥。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呈現不同的形式與內容，引發各類矛盾與沖突，并折射出該時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態。對于朝鮮這個民族來說，在歷史上對周邊大國有著太多的依賴，文化上不必說，就是在國家政治上也是如此。當這一切成為歷史，韓國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后，國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變化：往日恭順依賴的紀錄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歷史，要抹去這種歷史的集體記憶，當然首先要從歷史文化入手，強調本民族的文化，回歸文化本位主義，這個民族才有精神支撐點，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這一點，才不會為當前的"中華文化熱"和各國紛紛成立的"孔子學院"而盲目樂觀，從而斷言"21世紀是中國儒文化世紀"；也才能對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見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繼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會誤解為對方在"排華"和鼓吹"民族沙文主義"。唯有如此，世界各國才會國無論大小，文化沒有尊卑，從而在文化領域創造出一個寬容和諧的世界秩序。

第二，臺灣學者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對韓國學術影響深遠。1992年中韓建交后，大陸與韓國的學術交往日漸頻繁，但韓國的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中國文學研究則在上世紀50年代初即已開始開始，其主要影響源于臺灣學者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在學術隊伍構成上，在臺灣高校完成學業的韓國學者占很大比例，以中國詞學研究為例，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韓國共培養這方面的碩士16位，其中只有5位是在漢城大學或嶺南大學完成學位，其余11位學位均在臺灣完成學位，占總數的64％；從1982年到1998年共培養這方面的博士15位，其中有8位是在臺灣完成學位，占53％。在詩文和小說方面也接近于這個比例。從當前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隊伍現狀來看：50至70歲的"長輩"絕大多數曾求學于臺灣高校，成為臺靜農、代君仁、鄭騫、屈萬里、王夢鷗、盧元駿、潘重規、羅聯添、邱燮友等臺灣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的弟子，這批臺灣學者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構成了今天韓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術重鎮。在臺灣高校完成學業的更年輕的一代車美京、金元中、崔真娥、金卿東、李錫鎮、樸永煥等目前也陸續成為學術帶頭人，是當前韓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最活躍的一批學者。這種學術傳承自然會深深影響著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治學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治學方向上，韓國學者喜作全方位考察，做那種包括作家生平、思想主張、作品內容、藝術風格、著作版本的包攬式研究，如《孟浩然詩研究》、《杜牧詩研究》、《王維詩研究》等，而這正是臺灣學者的專擅。

在研究方法上則倒過來，多微觀方面的觀察和思考，論文以小中見大見長，如鄭在書《李商隱詠物詩中的人生感慨--從詠花詩談起》，尹順《〈山鬼〉中的巫儀考察》，崔真娥《〈驅儺行〉中的儺戲》，金寅浩《文學中"歸"研究》，宋龍淮的《晏殊感時詞小考》等。這是臺灣學者喜用的研究方法。

第三，民間研究機構的普及和運作上的專業、靈活。韓國的學術研究有個很明顯的特點：由民間推動，由學者自由組合，非常眾多和普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不例外，這類學會有20多個，按人口或研究隊伍的比例，遠遠超過中國大陸和臺灣、日本，更不用說俄羅斯和歐美。其中最主要的有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成立于1971年，是韓國專門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最大的一個學術團體；韓國中國學會，創立于1962年4月，由漢陽大學、漢城大學、成均館大學等20多所韓國著名大學200多位學者組成；嶺南中國語文學會，成立于1982年，亦是以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為主。其余涉及中國文學研究的學會和學術刊物還有：韓國中國語文學會，學術刊物《中國文學》；韓國中文學會，《中國文學研究》；中國學研究會，《中國學研究》；中國語文論譯學會，《中國語文論譯叢刊》；中國語文研究會，《中國語文學志》；東方漢文學會，《伏賢漢文學》、《東方漢文學》……

第四，注意中韓文學以及學者、論著之間的比較研究，重視古、現代文學研究的相互滲透和交叉研究。各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都會產生一些有歧義的問題，韓國學者很注意對此進行集中探討和比較，尤其是韓中作家作品以及學者研究成果之間的比較研究，這是韓國學者一種很好的研究風尚和學術傳承，早在韓國詩話開山之作--高麗朝高宗時代李仁老的《破閑集》中，就注意將韓國詩人所作的漢詩與中國詩人詩作作橫向比較，意在表彰師法中國詩人又有創意的韓國詩人。韓國杰出的詩人李奎報在其創作談《白云小說》中談到自己對宋代詩人梅堯臣詩作認識上的轉變：早年"讀梅圣俞詩，實行竊薄之，未識古人所以號詩翁者。及今閱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鯁，真詩中之精雋也"。其中還談到他與高秀英對韓國詩人李山甫《覽漢詩史》的不同評價。韓國忠南大學在1999年7月召開"東方詩話第一次國際學術發表大會"，專門針對"詩話"的概念、范疇和定義展開研討比較。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乃至中國學研究的一些學術會議主題往往都很具體、專門，強調兩者之間的探討、比較，不作"唐詩"、"宋詞"、"元人雜劇"這類泛泛之論。2003年8月，韓國中國學會召開的"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主題是"中國學研究方法論探索"。專門探討比較韓、日、歐美以及海峽兩岸漢學研究方法論上的區別與得失。韓國的國學資料院在20世紀90年代陸續編輯出版了一套東方文學比較論文集，主要比較中、韓、日等國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研究理論、研究方法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差異，并列舉若干個案進行分析，這套叢書題為《沖擊與調和：東方文學比較研究叢書》，目前已出版3輯。在研究論文方面，這類研究成果更多，如前面提到的柳晟俊教授多年來就致力于唐詩和韓國的漢詩之間的比較研究，陸續發表有《王維與申緯兩人之詩風》、《羅唐詩人交游之詩目與其詩》、《王維與李朝詩人之影響考》、《〈全唐詩〉所載新羅人詩》、《羅唐詩人交游考》等一系列論文，最近又有專著《王維詩比較研究》問世。在這本新著中，作者著力于王維對韓國漢詩的影響研究，提出了王維詩對韓國漢文學的影響不亞于李杜、韓柳、歐蘇的新結論。

另外，韓國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還很重視古、現代文學的相互滲透和交叉研究。韓國的中國文學教學不像中國大陸這樣專業，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甚至古代文學中的先秦兩漢文學、唐宋文學、元明清文學都有嚴格的分工，而且互不關涉，倒是有點類似臺灣，許多學者都是兼跨古、現代文學，甚至語言學。如韓國外國語大學的姜啟哲教授，研究重點是中國的古代戲曲，但同時也研究現代戲劇，發表過《中國新劇論稿》、《中國新劇與新月派》、《中國新文學與中國新劇運動研究》、《中國話劇研究》等論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點是中國的現當代小說，但他也寫過不少古代文學的論文，《京本通俗小說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響》、《鐘嶸之〈詩品〉》等，同時也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和韓國文學之間的比較。樸宰雨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記》的文學性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史記〉〈漢書〉傳記文比較研究》，但與此同時，就已經開始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80年代先后發表了《魯迅的時代體驗與文學意識》、《巴金的〈家〉和盧新華的〈傷痕〉》、《巴金的文學與思想》等論文。90年代以后更將其主要精力轉到韓中文學交流史方面，但對中國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終止。柳晟俊教授是一位頗有影響的唐詩研究專家，但他也兼及新詩，對中國海峽兩岸的現代詩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發表過多篇論文。

溝通古今，兼顧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將包括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是注重文學傳統，將中國文學研究引向深入的一個很好途徑；也是在古代文學研究中體現當代人文關懷，以提供經驗或揭示規律等方式來豐富和發展當代文化的一個很好的選擇。這樣，古代文學研究才不會與當代社會疏離，才不會被邊緣化，才會有鮮活的生命力。韓國的這種研究中國文學的經驗可以給我們以啟迪。

注釋：

①柳晟俊：《解放而后到1990年代的中國詩研究概況圖表》，《韓國學術資料》，人文社會科學編第2輯，大韓民國學術院2001年版。

②吳臺錫：《韓國的中國詩研究試論》，韓國中國學會《第23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2003年8月。

③李雄吉：《近刊學術資料目錄（國內部分）》，嶺南中國語文學會《中國語文學》1988年第7期。

④⑤⑦《韓國唐詩研究的新動向》，《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⑥崔國華：《東人詩話》"后序"，見鄺健行等《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8頁。

⑧馮敏、金基庠：《漢學研究在韓國》，《當代韓國》1998年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