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說藝術技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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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80年代中期文壇崛起的一代新星，他乘著“先鋒文學”的大潮初入文壇，就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覺。他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的問世奠定了他的文壇地位。尤其值得我們認可的就是中國當代文壇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經歷了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歷史主義寫作之后仍舊能夠保持旺盛的創作力和飽滿的思維活躍力，而莫言的超人之處正在于他異于常人的創作力，甚至可以稱得上文壇的“怪才”“異端”。而莫言保持這種長盛不衰的寫作勢頭的秘訣在于莫言生于民間，長于民間，并熱愛著民間，民間是其作品滋長新生的“溫床”。生于山東高密，亦長于斯的莫言，正是在充分的吸納了傳統文化的滋養之后自覺地繼承發揚了民間的這種優秀的傳統并對其有所反叛與揚棄。莫言對感覺，無論是內心感覺還是生活體驗，都有著特殊的敏感度和洞察力。融通感覺是莫言表達思想的獨特方式。他將視覺，聽覺，知覺，觸覺等多種感覺功能融為一體，搭建起一個充滿色、香、味、形、情、趣的世界，使人可觸、可感、可聞、可親。可以說對于感觀世界的妥善經營，造就了高密縣東北鄉，造就了“我爺爺”，“我奶奶”，“小黑孩”，“上官金童”，“孫媚娘”，“錢丁”，“羅小通”等一個個性格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也造就了莫言筆下的世界。

本文試圖從莫言作品的藝術表達技巧入手，重點從敘事學角度分析莫言作品表現出來的兒童視角，復調技巧；從修辭學角度分析其作品的狂歡化的敘事；從色彩入手，感悟體驗莫言作品色彩意象的象征化。

關鍵字：莫言、兒童視角、復調、狂歡、色彩

一兒童視角下的異化時代

視角是作家進行調控以達到文本復雜性的一個重要手段。莫言小說的魅力就在于他的敘述模式的創新性，尤其是他的敘事視角的獨特運用。這就使他的小說為當代文壇開創了一種別開生面的景象。

兒童視角是“小說借助于兒童的眼光和口吻來講述故事，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的特征，小說的敘述調子，姿態，結構及心理意識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選定的兒童的敘事角度”(1)這樣一種有意味的敘事策略。

作為一個平常的人，童年的生活經歷會影響到人生觀價值觀的確立，而作為一個作家而言，他就不僅僅是這樣，同時他還會在無形當中影響到作家的創作。程德培先生在他的《被記憶纏繞的世界---莫言創作中的童年視角》一文中就說到“莫言是一個被記憶纏繞的人”，所以莫言選用了童年視角來還原兒童眼中所觀察到的世界。

發表于1986年3月的《紅高粱》，是莫言自覺地運用兒童敘述方式的開始，“我”是一個遠離戰爭，沒有親歷過戰爭的兒童。所以在小說中才能泰然面對戰爭中所發生的一切。作品通過“我”的眼睛再現了戰爭的整個過程。這里的兒童只是一個承擔敘述的工具，沒有融入太多的主觀感情色彩在里面，他就是在講述一個和自己毫無關系的故事，這也是作者在創作中所追求的一種境界，那就是在寫小說時避免在小說中說教，避免把自己的思想強加到小說中的人物身上。寫作《紅高粱》時，莫言對“兒童”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是一個正常的兒童，能承擔敘述的功能就可以。發表于1985年的《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作為作者著意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濃厚的象征意味。小說中的“黑孩”似乎就是作者的本體投影，“黑孩”不是一個啞巴，但他卻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他不愛說話，也因為他經常發呆，所以開發了他的潛在的超常能力，使他具有了“特異功能”，他能夠看見常人看不見的景象，他看到“光滑的鐵砧子，泛著青幽幽藍幽幽的光。泛著青光的鐵砧子上，有一個金色的紅蘿卜。…紅蘿卜晶瑩透明，玲瓏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殼里包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他還具有超常的聽力，他聽到“黃麻地里響著鳥叫般的音樂和音樂般的秋蟲鳴唱”，“河上傳來了一種奇異的聲音，很像魚群在唼喋，聲音細微，忽遠忽近”。他能夠嗅到別人嗅不到的氣味，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能夠發現比別人更加豐富的色彩。用兒童形象來抒寫和象征人類原始的陰柔情操，是十分妥帖和自然的，因為兒童作為“個性”的“人之初”，易于被看做是群體的“人之初”，即人類童年的一個縮影。作者精心建構了一個超越常人又源于天性的感覺世界，有意凸現它與成人社會現實世界之間的格格不入，并以前者的美好，和諧，靈異和豐富對比于后者的丑陋，爭斗，單調與缺乏生氣，從而透漏出了作品的原始主義題旨和傾向。從根本上說，作者通過兒童心理達成了對人的原始心態的重塑，通過知覺形式開掘與張揚了原始思維的潛能。《檀香刑》中的趙小甲作為心智未成年的成年人雖然有一份殺豬的職業，并且已經結婚，但他的智力只是停留在幼兒的水平，因此在別人看來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白癡，同時他卻有著敏銳的感覺和豐富的想象，作者通過小甲的眼看到的袁世凱是一個“道行很深的‘高級鱉’”，克羅德是一頭“大灰狼”。這就在喜劇色彩的營造下賦予了趙小甲以異于常人的能力。故意造成一種陌生化的敘事效果，通過感覺化的敘述，使讀者有一種全新卻又似曾相識的別樣的審美感受。《四十一炮》中的羅小通是作者精心設計的一個兒童，作者結合特定的時代環境塑造了這樣一個對肉有著極度的渴望甚至達到了一種變態程度的兒童。通過這樣一個兒童我們看到了社會的異化，看到了社會對人的異化。羅小通就是一個被社會異化的產物，在他的眼里已經沒有了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標準，在他的眼里父親和野騾子姑姑的私奔好像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為了牟取暴利違法出售注水豬肉也是很正常的事，因為“你不注別人也要注”。物欲世界使人們日益遠離精神家園，真理與正義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價值觀中被排擠丟棄。

莫言筆下的兒童無論是早期作品還是晚期作品中的兒童都顯得不再那樣單純，莫言筆下的兒童不論是《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還是《牛》中的羅漢，還是《四十一炮》中的羅小通都是經歷過苦難日子的孩子，在他們眼里看到的社會都是變形了的社會，如在羅小通的眼里所看到的社會就是人們為了牟取暴利而不擇手段的社會，所以莫言筆下的兒童相對于其他作家的“兒童“少了兒童的那份單純，而多了孩子身上不應該有的那份成熟，他們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異化的產物。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借助兒童反映了自己在童年時代所經歷的種種苦難，能夠讓讀者借助這些兒童進一步走近作家的靈魂去了解他。同時莫言“兒童視角”的創造性運用為當代文壇開創了一種新的敘事模式，同時讓他的作品在內容上也有了一些變革，不再局限于傳統小說的內容，借助于兒童的口吻，作家能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表達自己的一些觀點也能夠通過兒童表達出來。作者借助兒童眼光的觀察和透視，易于揭示成年人所難以體察到生存世界的可能面貌。因為兒童身心的不成熟，所以并不能真正懂得成人世界，他們往往只是充當‘‘純粹”的看和聽的角色，在記下所看到和所聽到的東西時，他們的感覺經驗與成人也很難達到一致。所以作家在創作過程中也是借助兒童的這種特殊的感覺心里特征，使其創作所要表現的真實意圖在“不經意”間得到強化，而“兒童”也就成為了幫助作家完成特定敘述目的的敘事性的功能化符號。

二復調理論對傳統敘事理論的沖擊和構建

復調理論是巴赫金通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研究提出的。復調本身是一個音樂藝術中的術語。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敘述上的“多聲部”。它打破了傳統作家與主人公的控制與被控制關系，拓展了敘述者的視角；改變了傳統的線性敘述順序，采取了共時的，平面的，多聲部的敘述結構。

莫言曾經說過，現在常常是小說寫“我”。復調小說中作者和主人公的關系較傳統小說的作者和主人公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意識本身的流動和不確定性，不可完成性，促使主人公時時在消解傳統小說的外在立場和穩定的作者視野，作者與主人公那種傳統的類似上帝與造物主之間的垂直關系至此變成了一種平行的互動關系。”(2)小說《四十一炮》中，主人公羅小通被老師轟出課堂，他卻為自己找到了很好的理由—“盡管我不認識字，但我感覺那些字都認識我。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用學習的，起碼是不必要在學校里學習的。難道八個梨分給四個孩子這樣的問題還需要在學校里學習嗎？”(3)同時，他還有“混蛋邏輯”，“就是混蛋想事的方法”。羅小通身上有作者童年的影子，但是很顯然他還是擺脫了作者的束縛。“主人公視野”使羅小通由被動轉為主動，由完全被作者駕馭轉為與作者互動，甚至“逼迫”作者認同他的發展邏輯。在莫言的復調小說中，作者與主人公關系及作者本身的復調性，“將傳統小說所偏愛的歷時語境改造成為共時語境，它不注重時間的流程，不注重情節的發展及形成過程，而是將這種由歷史縱深感的過程投射到共時的平面上。”(4)

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在時間上存在一種“重疊化，由于在同一情節線上對眾多人物行動分而敘之，敘述時間上便要不斷地被重新拉回到某一起點。”(5)莫言小說打破了傳統小說敘事的線型的，歷時的結構，而采取了平面的，共時的結構。他將過去，現在和將來交叉進行敘事，在共時中呈現多個事件，如此敘事并沒有打亂整個情節的時間發展順序，這是中國敘事的一個重大突破。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是從1939年“我父親”和余占鰲等人準備伏擊日本汽車隊下筆的，繼而將作家寫作此文本之前同村老太太的講述，膠平鐵路的修筑和剛滿16歲的奶奶過門兒等事交叉開來，呈現給讀者的是不同時空的故事在同一個共時的平面進行著。在莫言的小說中，時空的穿插跳躍極為頻繁，甚至整篇文章都在穿插跳躍中進行，《四十一炮》最為明顯。五通神廟里羅小通對蘭大和尚的“訴說”與羅小通童年的切身經歷通篇穿插。檀香刑是莫言復調小說的典型之作。小說由“鳳頭—豬肚—豹尾”三部分組成，首尾兩部分分別以孫媚娘、趙甲父子、錢丁縣令、孫丙等人物的戲劇化說唱方式，將民間英雄孫丙的抗德故事抒唱得淋漓盡致。針對同一歷史事件，小說既有廟堂話語的參與（如趙甲），又有知識分子話語的參與（如錢丁），更有民間話語的參與（如孫媚娘，趙小甲）。這種多聲部的復調結構，不僅讓事件人物從各自立場粉墨登場，而且使處于話語弱勢地位的底層民間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可以說，莫言對復調結構的使用，不僅是一場藝術形式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它給予民間話語應有的對位和權利。

復調性的民間敘事結構是莫言小說的最基本的敘事形態，莫言小說敘事主人公總是很特別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選擇一個懵懂的農村小孩。他拙于人事而敏感于自然和本性，對世界充滿了感性的認知，由于對認識的一知半解，所以他總是歪曲的理解成人世界的復雜糾葛，錯誤的并充滿了諧趣的解釋各種事物。這種未成熟的敘述形態與小說所根據現實生活內容而表達的真實意向之間形成一種張力，也同樣構成了復調的敘述。這種敘述形態在近年莫言小說《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等比較優秀的作品都使用了這樣的民間敘述，可見，莫言的小說在敘述上已經淡化了傳統小說敘事的內容核心，他不是以敘述復雜離奇的故事，情節，展現廣闊的社會空間，而是以體現人物的內心的思維，對話為宗旨。

三狂歡化的敘事語言

狂歡，根據巴赫金的解釋，來源于歐洲民間的重要節日—狂歡節。巴赫金說：“狂歡節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義的具體感性形式的語言，從大型復雜的群眾性戲劇到個別的狂歡節表演。這一語言分別的，可以說是分解的表現了統一的狂歡節的世界觀，這一世界觀滲透了狂歡節的所有形式。”

在當代中國，莫言是一個真正深入民間的作家。他徹底擺脫了精英知識分子話語修辭習慣，拋棄了美與丑，善與惡這樣簡單的二元判斷標準，呈現了一種善惡相間，美丑糾纏的景觀。在他的筆下，“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這里的土地成了真正“藏污納垢”的洋溢著生機的活的民間。這無疑揭示了民間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那就是對死亡的蔑視與對于生命的珍惜和百折不撓的追求。在小說《紅蝗》的末尾他寫到：“總有一天，我要編導一部真正的戲劇，在這部劇里，夢幻與現實，科學與通話，上帝與魔鬼，愛情與，高貴與卑賤，美女與大便，過去與現在，進獎牌與避孕套......互相摻和，緊密團結，環環相連，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這是一種褒貶并置的語言。戲擬，反諷的修辭消解了語言的嚴肅、莊重和權威性，暴露了現實的荒謬、虛偽、可笑性。這正是莫言狂歡化小說語言修辭的典型特征之一。《豐乳肥臀》對狂歡化敘事的理解更是透徹，母親生下的八女一男沒有一個是合法婚生，用母親婚外生育的情節把狂歡敘事與生殖崇拜緊密聯系起來，完成對中國傳統的宗法家族血緣體制的解構，對人類最原始，最古老也最深刻的情感方式的呼喚與默契。莫言很少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平靜安寧，他是通過感官和肉體的喧囂沸騰生命的熱力，凸顯人的自由意志的。可以說莫言的民間化寫作立場是由其狂歡化的修辭方式來實現的。正如巴赫金所言，民間的語言是狎昵的，多義的，褒貶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反映了這樣一種民間文化觀念：所有現存事物都是同一時間邊死亡邊誕生的，其中融合過去和未來，舊真理和新真理。它是理解世界的未完成性，世界上的偽與真，善與惡，死與生，黑暗與光明，兇殘與愛意的經常混合的一種方式，在這類語言中盡管著重點總是落在肯定因素上，但它不會脫離否定因素。這就是“修辭學層面上世界的雙重性”。

莫言擅長于選擇具有儀式性的民間活動來展現狂歡的氛圍，在狂歡的氛圍中對傳統權威進行調侃和顛覆。從《紅高粱》中活剝人皮的場面到《檀香刑》的凌遲、腰斬、檀香刑等行刑場景達到極致。《檀香刑》中凌遲美麗妓女的那個場面非常具有儀式性。莫言筆下，北京城萬人空巷，菜市口刑場那兒被踩死，擠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個。這實際上就是一場充滿戲劇和狂歡色彩的儀式性演出，儈子手和犯人聯袂演出。而這個場面不是作者直接描寫出來的，而是通過一種獨特的修辭方式，用執行者的話語方式描述出來，更帶有那種血淋淋的快感。掌邢的師傅認為：在演出的過程中，罪犯過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聲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適度的，節奏分明的哀號，既能夠刺激看客的虛偽的同情心，又能夠滿足看客邪惡的審美心。師傅還說，他執刑數十年，殺人數千，才悟出一個道理：所有的人，都是兩面獸，一面是仁義道德，三綱五常；一面是男盜女娼，嗜血縱欲。《檀香刑》這種獨特的話語表達方式，正是民間修辭的狂歡性的集中體現。當然，莫言小說文本中的這種帶有狂歡性的民間修辭，絕非僅僅作為權利斗爭的圖解，而是試圖在眾聲喧嘩中使歷史和文本共同構成對所敘述時代的隱喻并見構成雙重世界關系。例如，《檀香刑》正是以高密的獨特民風對清末中心話語的解構中使文本呈現出多調對話與文化狂歡的傾向。鳳頭部前四章“媚娘浪語”，“趙甲狂言”，“小甲傻話”與“錢丁恨聲”同豹尾部的“媚娘敘說”，“趙甲道白”，“小甲放歌”及“知縣絕唱”等章節遙相呼應，甲、乙、丙這些符號化的人物頻繁以各自視角參與到總體敘述策略之中，極大地拓寬了文本的敘述空間。同時，錢丁與孫丙斗須，媚娘同縣官夫人比腳以及以“戲.....演完了...”作結等民間漫畫式的諷擬，戲謔甚至有些狎昵的敘事方式以及趙甲行刑時涂雞血的臉及檀香刑本身等怪誕的場面，共同揭示著貌似堅若磐石的嚴肅世界圖景中所充斥著的顛覆等級、填平鴻溝的狂歡式的世界感受。

在莫言的小說文本中，作者熟練地運用民間修辭的技巧來拆解歷史和現實，并力求凸現出歷史寓言與文化的象征蘊含。從某種意義上說，狂歡化的民間話語才真正是莫言小說藝術上最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