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承認政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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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為少數或弱勢群體爭取文化和政治權力的斗爭中，在構建一種更加寬容多元的文化結構中，“承認的政治”和“少數話語”兩種理論立場和論述策略存在對話、互補和辯證的空間。對于弱勢/少數族裔文學而言，認同與承認無疑是一場永恒持續的奮斗。實現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間真正的寬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認，人文知識分子需要更積極的文化參與和政治參與，需要進行不斷的“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海外華人文學的歷史即是一部華裔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展開“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的發展史。

[關鍵詞]承認的政治；少數話語；海外華人文學；文化政治

Abstract：Inthestruggleforculturalandpoliticalrightsforminoritiesordisadvantagedgroupsandintheconstructionofamoretolerantandpluralculturalstructure，thetwotheoriesof“politicsofrecognition”and“minoritydiscourse”aredialogic，complementaryanddialecticalinviewandnarrativestrategy.Fordisadvantagedgroupsorminorities，itisundoubtedlyaneternalandlastingstrugglefortheirliteraturetoberecognized.Intellectualsneedamorepositiveculturalandpoliticalparticipationaswellasconstant“culturalresistance”and“culturalnegotiation”inordertohaverealtolerance，pluralism，equalityandrecognitionofeachotherwithinapluralethnicityandpluralculture.TheoverseasChineseliteraryhistoryisnootherthanadevelopmenthistoryofoverseasChinese’s“cultureresistance”and“culturalnegotiation”indifferenthistoricalcontexts.

Keywords：politicsofrecognition；minoritydiscourse；overseasChineseliterature；culturalpolitics

在查爾斯·泰勒那里，“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思想被直接表述為“承認的政治”(politicsofrecognition)命題。泰勒認為當代政治的主要趨勢轉向對于“承認”的需求和要求，這是當代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運動背后的動力，也代表了少數族群、女性主義和屬下階層的要求，已經成為多元文化主義政治的核心主題，“承認”的重要性現在已經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得到普遍的認可。從“自我認同的根源”的探討到認同建構與“承認的政治”的勾連，泰勒建構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認同政治理論。這個理論試圖闡明身份認同是如何通過在與有意義的他者(significantothers)交往的過程中形成和變化的，他者的“承認”在獨特的認同形成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泰勒指出：“在社會層面上，認同是在公開的對話中構成而非由社會預先制定的條款所確定，這種對身份認同的理解使平等承認的政治日益成為重要的中心議題。”人們多么需要建構獨特的自我認同，但這個建構過程又極其容易受制于“他者”，對這種認同之需要，“他者”以至社會可以給予承認或拒絕給予承認。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公正地提供對不同群體和個體身份認同的“承認”，或者只是得到他者某種扭曲的“承認”，那么這將對被否定的人造成嚴重的傷害。對于要求承認的少數族群、弱勢群體和屬下階層而言，這種拒絕和扭曲就變成了一種壓迫形式[1]。

查爾斯·泰勒把這種“平等的承認”視為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的一個基本模式和普遍性價值，他把現代認同觀念的發展所產生的“承認的政治”與傳統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的政治作了分別，稱之為“差異政治”(politicsofdifference)。泰勒發現了普遍主義政治(politicsofuniversal)和差異政治之間的分歧，即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矛盾。“自由主義把無視差異的普遍主義原則看作是非歧視性的，而差異政治則認為‘無視差異’的自由主義本身僅僅是某種特殊的文化的反映，因而它不過是一種冒充普遍主義的特殊主義。”在泰勒看來，在這種分歧和沖突中可以找到某種中間道路和接合的可能性，找到這種可能性則需要人們放棄對異文化的先驗性拒絕的傲慢，而走向對比較文化研究的開放的態度，建構一種真正開放的文化和政治空間。承認并包容差異，承認并包容不同民族和社群的自我認同的正當權利，促成不同的認同的平等地位并且擁有合理的生存空間，這構成了“承認的政治”的重要內涵。

在《陌生的多樣性：歧異性時代的憲政主義》中，詹姆斯·杜利(JamesTully)對“承認的政治”也作了深刻的闡發。他認為“多元文化主義”體現了各種種族文化團體對建構自身獨特身份并獲得他人和社會之承認的要求。杜利因此把“多元文化主義”運動稱之為“文化承認之政治”(thepoliticsofculturalrecognition)思潮。這個運動包括民族主義運動、帶有文化意涵的跨民族體制、長期居于弱勢地位的少數族群、移民和難民及流亡人士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呼吁、女性主義運動、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及土著民族運動等等，其共同訴求就是“尋求文化承認”，“所謂承認，指的是以對方本身的詞匯與傳統去認識對方，承認對方為它自身所想望的存在形式，承認對方為正與我們對話的真實存在。”詹姆斯·杜利認為對諸種異質文化的是否承認與寬容應該成為判斷一個政治社會是否正義的重要標準。杜利“文化承認之政治”論述建立在對西方憲政主義傳統美洲原住民受壓迫歷史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之基礎上，并把解決文化間的沖突和對異文化之承認問題寄托在憲政體制及其思想的改革上。他為此構想了一種正義的理想的“憲政主義”，這種“憲政主義”不會去預設任何一種文化立場，也不會以某種單一的“憲政體制”去承認所有的文化，而是保留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族群敘事，并且在法律、政治與文化領域里都努力保有其多元的性格，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憲政體制”正是由一連串跨越文化界線的持續民主協商或協議來達成的。

無論是查爾斯·泰勒的“承認的政治”，還是詹姆斯·杜利的“文化承認之政治”，抑或是其他“多元文化主義”者，都已經深刻地揭示出了不同的政治、價值、文化共同體之間的既相互包容、又互相排斥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并且試圖尋找出在多元價值之間某種良性的對話和協商的文化民主形式。在我們看來，這樣的思考和探索深刻地并且富有價值地拓展了常識意義上的“寬容”概念的文化政治內涵。寬容除了尊重他人的選擇和意見外，還必須進一步接受和承認他人的觀點也有可能成為真理，“寬容的結果必須是承認”[2]。今天，我們如果還在進行有關文化與文學“寬容”命題的討論，他們的思想成果應該成為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之一。

在當代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美國文學批評界已經出現了一種旨在恢復被主流社會壓制或驅逐到邊緣社群的“邊緣文本”的社會文化位置的“少數話語”理論，這種理論的產生及其實踐意味著，從事種族研究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知識分子“已經使對種種少數聲音的考察成為可能”。“少數話語”理論把爭取少數族裔的文化權力和文化承認作為其與統治體制進行斗爭的目的。與溫和的“多元文化主義”相比，“少數話語”理論則顯得激進得多。在我們看來，一定意義上，“少數話語”理論可以視為接合了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激進的革命的“多元文化主義”。

首先，“少數話語”理論對自由主義尤其是保守主義的多元論持著警惕的態度和批判的立場，認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多元論和同化論一樣，仍然是“偉大的白人的希望”，“多元論的外表掩蓋了排斥的長期存在，因為多元論只能由那些已經吸收了統治文化價值的人享有。對于這種多元論，少數民族或文化的差異只是一種異國情調，一種可以實現而又不真正改變個人的嗜好，因為個人被安全地植于支配性的意識形態的保護機體。”[3]“少數話語”理論拒絕成為一種“異國情調”，拒絕被西方資產階級統治意識形態收編，拒絕成為虛假多元論的美學裝飾。

其次，“少數話語”理論接合了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去中心”和“解構”思想。在《走向一種少數話語理論》中，阿布杜勒·貝·詹穆哈默德曾經把“少數話語”理論勾連到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少數文學”概念，認為他們的“少數文學必然是集體性”的論述在“少數話語”理論中仍然行之有效。這透露出“少數話語”已經視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后現代思想為其批評建構的重要資源。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少數文學”概念最初的靈感來自卡夫卡在1911年12月25日一篇日記的標題，這則日記記載了卡夫卡對“少數文學”在公共生活中的意義及其特征的復雜思考。在卡夫卡看來，“少數文學”對于公共生活的意義在于“吸納不滿的元素”，使“‘解放與寬容’地表達國家缺失成為可能”。這樣，“少數文學”中個人與政治就相互穿透，“少數文學”是集體性的，是全然政治的，“使個人的沖突變成社群的‘生死攸關之事’”。德勒茲和瓜塔里正是從這里出發建構其“少數文學”概念的，他們把卡夫卡的文學稱之為“邁向少數文學”，在《卡夫卡》一書中開列了構成“少數文學”的若干要素，并且在《千座高原》中深入闡述“少數文學”理念。在他們看來，“少數文學”“立即是政治的”，其最突出的政治性表現在語言被“高度脫離疆域之系數所影響”以及作家透過“發聲的集體裝配”操作[4]。卡夫卡寫作的“少數文學”性，不在于它是某種特定族群的文學，甚至也不在于它是少數族裔的文學，而在于其語言的“少數”用法“卡夫卡遵循布拉格德文的脫離疆域路線，創造獨特而孤獨的書寫”，這一“少數用法”破壞了既定的語言結構，顛覆了由這種既定語言結構所代表的社會支配秩序。所以，語言的“少數用法”立即就是一種政治的行動的方式。

詹穆哈默德對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少數文學”概念最感興趣的部分在于：“少數文學”是集體性的，是全然政治的，它使個人的沖突變成社群的“生死攸關之事”。詹穆哈默德認為：少數民族個人總是被作為集體對待，他們被迫作為整體來體驗自己。由于被迫形成一種否定的、整體性的主體地位，所以被壓迫的個人便通過把那種地位轉變為一種肯定的、集體的主體地位來作出回答。在他看來，這里可以發現存在巨大差異的少數族群聯合的基礎[3]。

第三，“少數話語”理論堅持一種斗爭哲學，堅持承擔批判和解構西方統治意識形態的使命。詹穆哈默德認為，統治文化和少數族群之間的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對仍然屈從于‘體制的忘卻’的文化實踐的恢復和調停；而‘體制的忘卻’作為控制人們記憶和歷史的一種形式，是對少數文化最嚴重的破壞形式之一。”在他看來，“體制的忘卻”是占支配位置的意識形態的功能之一，它以普遍性的人文主義計劃的名義壓抑排斥充滿異質性的少數文化，并且使這種壓抑和排斥變得合法化。“少數話語”理論的使命就在于揭示出這種意識形態生產機制，不斷地揭示出“體制的歷史條件和形式特征”，持久地批判這種支配意識形態，并且發掘出少數文學文本中所隱含的任何反抗性元素[3]。

難能可貴的是，詹穆哈默德并沒有把這種斗爭局限在純粹文化和美學的領域，他認為，對少數文化的研究，如果沒有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以及歷史學以至教育領域的知識，就不可能真正展開。沒有跨學科的視閾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閾，要發現當代文化復雜形式背后的意識形態機制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少數話語”理論就比后現代主義局限于語言和話語場域要顯得更具開放性，也可能更富有批判和解放的力量。

綜上所述，在爭取弱勢族群的文化權力和政治經濟權力上，“承認的政治”和“少數話語”采取了兩種有所區別的路線。前者堅持對話和協商，試圖在民主憲政的框架中爭取建立一種寬容多元的現代文化格局，使多元價值、多元文化獲得社會的承認；而后者則堅持走一種激進的斗爭路線。但兩者對寬容差異的訴求和平等的文化政治追求則是相通的，批判的少數話語極力追求的也是一種真正能夠“容許差異的社會和文化構成”，批判與否定的是那種傾向于將復雜豐富的人化約為單向度的普遍主義的統治結構[3]。所以，“承認的政治”和“少數話語”或許在這一點上可以找到接合的可能，在為少數或弱勢群體爭取文化和政治權力的斗爭中，在構建一種更加寬容多元的文化結構中，兩種理論立場和論述策略存在對話、互補和辯證的空間。

在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構成的社會中，作為一種“少數話語”或“弱勢論述”，海外華人文學具有文化政治的意義，是弱勢族裔文化參與和政治參與的一種形式。以美國華人文學華裔馬來西亞文學為例，“文化抗爭”與“文化協商”主題可謂貫穿了其漫長的華人文學和文化思潮史的始終。

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如何處理和協調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問題是美國社會整合的一個關鍵。早在18世紀末，出生在法國的美國作家和農學家J·埃克托爾·圣約翰·克雷夫科爾在《一個美國農場主的來信》中就提出了處理這一重要問題的基本理念，即“熔爐論”(meltingpot)思想。“熔爐論”闡述的是如何“成為一個美國人”的認同敘事，在他看來，人的成長和植物的生長有相同的原理，都受制于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影響，美國的獨特氣候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和工作環境就像一座偉大的“文化熔爐”，在這里，所有民族的人都將融化為新的人種，即一種“新人”、“新美國人”。1908年，猶太裔移民作家贊格威爾創作了劇本《熔爐》并且在百老匯上演，再次把美國比喻為“上帝的熔爐”，在這個上帝的大熔爐里，“歐洲所有的種族都被熔化，重新形成!……德國人、法國人、愛爾蘭人、英國人、猶太人和俄國人，你們走進熔爐吧!上帝正在鑄造美國人”[5]。但這座“上帝的熔爐”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并不向非洲人、亞洲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等等有色人種開放。正如約翰·海厄爾在《美國的同化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熔爐論’中最明顯的矛盾是理論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因為在實際社會中，黑人和白人之間的關系表明‘熔爐論’的同化對象并不是所有的移民和民族。”

1782年《一個美國農場主的來信》的發表，到20世紀8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勃興，少數族裔經過近兩百年的斗爭，“熔爐論”所隱含的白人種族主義霸權終于遭到了有力的解構和批判。對白人種族主義的“熔爐論”的反抗正是“多元文化主義”和“少數話語”理論為什么會在美國產生并且形成一種思潮的根本原因。美國原住民文學、非裔文學、亞裔文學以及墨西哥裔文學都是“多元文化主義”和“少數話語”運動的組成部分，為形成寬容、多元、正義的文化政治空間，付出了長期的艱苦的努力。美華文學，作為亞裔美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世紀中期的最初充滿血與淚的開創，到20世紀

二、三十年代第2代華裔以“模范族裔”的方式尋求被“同化”和被“承認”，從60年代華文文學中認同的掙扎和華裔文學自我意識的覺醒到對“美國文學史”的重寫，構成了美國“多元文化主義”思潮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承認的政治”的一個生動而且典型的文化史案例。

在《美國華裔文學史》中，洛杉磯西方學院美國研究系主任尹曉煌教授指出：早期華人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深受排斥和歧視，“早期華人移民懇求寬容，抗議歧視的聲音充滿了苦澀、憤怒與哀求”。這部資料扎實的“美華文學史”，第一章為“早期華人移民的呼聲：懇求寬容，抗議歧視”，第二章為“‘開化’華人的文學作品：改善華人形象以求主流社會的理解與接納”，都以十分翔實的歷史和文學資料論述了早期華人移民對寬容和平等的迫切需要和為此而付出的充滿血淚的斗爭史，揭開了被文學和文化“體制的忘卻”所“掩埋了的過去”。

在進入海外華人文學創作與批評的世界時，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是這樣的問題：海外華人的文學寫作何為?他們的文學與文化論述又何為?其意義何在?是單純的審美創造活動嗎?抑或是使“‘解放與寬容’地表達國家缺失成為可能”的少數話語?這的確應該成為華人文學研究首先必須思考的命題。對于廣大華族而言，華文文學書寫不僅是一種審美創作活動，而且是一種文化政治行為。其一，從記憶政治的層面看，華人文學作為一種少數族裔的話語，一種邊緣的聲音，其意義在于對抗沉默、遺忘、遮蔽與隱藏，爭取華族和華族文化的地位從臣屬進入正統，使華人離散的經驗，進入歷史的記憶。如果沒有“天使島詩歌”的銘刻與再現，那么美國華人移民的一段悲慘歷史，將可能被遺忘或遮蔽。恰如單德興所言：“天使島及《埃侖詩集》一方面印記了‘當時典型的華裔美國經驗’，另一方面也成為‘記憶場域’。”[6]《埃侖詩集》整理、出版和寫入歷史無疑是美國華裔經驗被歷史記載的標志。對于美國華人而言，天使島書寫顯然具有記憶政治的意義。其二，從認同政治的角度看，華人作為離散的族裔，面臨認同的重新建構，華人文學既作為華人歷史文化的產物，又參與了華人歷史/文化的建構。敘事是闡釋歷史進而建構歷史的一種方式。《埃侖詩集》中的作品一開始即是集體性的，是全然政治的，它使個人的沖突變成華人移民的“生死攸關之事”。

的確，美華文學史可以視為一部“追求寬容和抗議歧視”的歷史。對于華人移民而言，如何表述自我再現歷史，如何建構自己的歷史意識進而闡釋自身參與其間的歷史，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命題。美華文學的歷史敘事及其對歷史敘事的再敘事，使“解放與寬容地”表達這個所謂偉大“文化熔爐”的國家的“缺失”成為一種可能。

美華草根代表作家黃運基在為“美國華僑文藝叢書”所寫的總序中如是而言：“美國是一塊富饒的土地，開拓和灌溉這塊土地的，也有我們千千萬萬華僑先輩們的血與汗；在橫貫大陸的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建筑工程中，在開拓加利福尼亞州沙加緬度圣金三角洲地區，把四十多萬英畝沼澤地變為良田的墾荒工程中，華僑先輩們叫山河讓路，向土地要糧。但這些披荊斬棘的感人事跡，我們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里找不到影子，在美國的主流文化藝壇上得不到應有表現。”[7]的確，華僑華人廣泛參與的歷史往往為所謂正典的歷史和文學所遮蔽，華人的文學書寫理應成為恢復華族記憶、還原多民族共同建構的美國史的一種重要媒介，承擔著再現與銘刻歷史的文化使命。打開被排除被遮蔽的歷史是使歷史書寫擺脫單一意識形態控制的途徑，它可以使歷史變得寬容，而寬容多元的歷史意識的形成則是邁向現實的文化寬容的基礎。我們在許許多多的華人文本中看到了書寫華美歷史的自覺意識，恢復移民的歷史記憶其實就是抵抗“體制的忘卻”。

近年來，在多元文化主義思潮興盛的語境中，“華美文學”乃至整體的“亞裔美國文學”越來越成為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這本身也構成美國文學批評和文學史逐漸走向開放和包容的表征之一。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加州大學凌津奇的《敘述民族主義亞裔美國文學中的意識形態與形式》是獨特而具有理論深度的一種。凌津奇用4個概念來闡釋“亞裔美國文學”的歷史：“文化差異的生產”、“協商式的變革”、“重置現實主義敘事”和“語境中的文化民族主義”。凌津奇的文化敘事學分析闡釋了亞美文學如何以“文化異議”的方式介入當代美國多元文化場域的建構，這種“文化異議”包括了“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兩個緯度，這樣凌津奇的論述就在“承認的政治”和“少數話語”之間找到了一個有意味的接合點。尤其耐人尋味的是，凌津奇一再使用了文化“協商”的概念。在第一章的一個尾注中，凌津奇援引了薩提亞·莫杭提的一段論述來說明“協商”的含義：“多元化既是一個方法論的口號，又是一種政治理念。但這兩種相持不下的理性會引出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協商我的歷史與你的歷史之間的區別?我們又怎樣找回我們之間的共性?這種共性不是將我們與動物區分開來的那種人類共有的特點以及帝國主義人文主義的晦暗神話；更重要的是，這些共性是我們各自的過往經歷與現在所發生的某種交疊以及那些既共同享有又彼此抗爭的意義、價值和物資資源之間無法逃逸的關系。我們有必要強調自己不可替代的獨特性以及我們所經歷的和想象出來的差異，但我們是否可以對下列問題根本不做理論上的闡釋呢?我們之間的差異是如何互相纏繞并按照等級序列編排在一起的呢?換句話說，我們是否可以擁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并認為自己正生活在或是一直生活在全然異質性，且涇渭分明的空間中呢?”[8]

這段引文雖然有些長，但它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深刻地觸及了差異和共性、抗爭與協商、自我與他者以及話語競爭與對話交往的復雜的辯證關系，處理好這些問題在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國家和地區的確十分重要，它關涉到如何建構真正寬容多元的民主文化空間的時代課題。既是對多元論中本質化的極端差異主義傾向的回應，也為解決多元主義中隱含的特殊和普遍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提供了一種富有參考價值的思考。這樣的思考方向，對“華美文學”的書寫與批評邁向更加開放光明，并且更具文化包容性的道路是有意義的。

凌津奇的亞裔美國文學研究提出了這一“協商”批評的范式，并且試圖在“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兩個層面建立一種平衡的關系。在他看來，包括華裔文學在內的亞裔美國文學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話語生產，是由一系列充滿活力的復雜協商運作所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充滿矛盾沖突。那些著名的華人文本如《吃一碗茶》、《雞籠華仔》、《中國佬》、《女戰士》等等都隱含著“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的雙重性，是多元文化力量之間的矛盾、沖突、對話與協商的族裔歷史敘事，以其“復雜性、混雜性和多樣性”的歷史敘事深刻地介入了當代美國史的書寫，為多元文化主義運動提供了意味豐富的敘事成果。而這些華裔文學、日裔文學以及墨裔文學等等少數話語逐漸進入了美國文學史，則意味著少數族裔的“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已經打開了主流文化的封閉空間。一系列的少數族裔文本的逐漸正典化，一方面表明美國文學史對“文化異議”的接納和包容，這是少數族裔長期不懈的斗爭和持之以恒的協商的積極成就；但另一方面也表明這些文本對新的權力結構可能已經不再具有批判性和反抗性的作用。這樣，華裔文學敘事和批評就需要重構一種新的批判策略，必須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展開“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

薩提亞·莫杭提和凌津奇提出的“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思路拓展了“寬容”概念的內涵，這一富有意義的思考提示我們在闡釋文學/文化發展中的“寬容”命題時應該深入關注多元價值和多元話語之間的競爭與協商的雙重關系，在提倡寬容諸種文化差異的同時，在發掘差異、維護差異文化權力的同時，在強調不可替代的族裔文化的獨特性時，還應該建立沒有“絕對的差異”和“全然的異質性”的觀念，還應該進一步思考薩提亞·莫杭提所提出的命題，即“如何協商我的歷史與你的歷史之間的區別?又怎樣找回我們之間的共性?”

90年代以來，“承認的政治”仍然構成了馬華文學思潮和論述的核心主題。在新世代馬華文化批評家看來，長期以來，“面對馬來文學與學界的國家文學論述，馬華文化與文學界的反映毋寧是招架乏力的。無論從理論的闡發，到論辯形式，都顯示馬華批評界/思想界的積弱與貧血。因此，在面對馬來學界的理論構筑工程，馬華文化人能做的僅僅是訴諸直接的情緒宣泄，或消極地擺出戰斗性姿態。因此，對不斷出現的闡釋與立論沒法跟進，更遑論展開具有意義的對話和論辯”[9]。近十幾年來，新世代馬華作家和文化批評家嘗試提出了一系列的應對策略和論述，試圖重新參與這場遠未結束的“對話和論辯”。簡而言之，他們的應對策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重建馬華文學的自我反思性的批判思考：馬華文化與文學為什么無力應對馬來文學與學界的國家文化/文學論述?除了“國家文化”框架的壓抑外，馬華文化與文學自身存在什么問題?“中國性”對馬華文學的影響為何?語言的困境如何突破?馬華寫實主義如何可能?馬華現代主義的限制為何?“峇峇化”是馬華文學突圍的可行方案嗎?

其二，重新命名馬華文學的策略。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張錦忠就在《蕉風》雜志撰文提出“華馬文學”即“華裔馬來西亞文學”概念；1990年，黃錦樹提出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改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學”；2000年，張錦忠又提出“新興華文文學”的概念，為馬華文學建立“新興華文文學”的理論。命名是一種文化策略，在我們看來，最恰當的名稱是“華裔馬來西亞文學”，既找到了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文學中的位置，擺脫了“本族圈子”的局限，又容納了不同語種的華人文學創作。正如黃錦樹所言：“名詞的更動意味著一個徹底的變革，把‘馬華文學’的指涉范疇盡可能的擴大，取其最大的邊界；所取的華人定義也是最寬廣的人類學的定義最低限度的華人定義不一定要會說華語、不一定要有族群認同。跨出這一步并沒有想象的簡單，因為馬來西亞的華文書寫一直隱含著一種過度的民族主義使命，語文的選擇一直被視為族群內部族群身份重要的區分性差異，這也是為何受不同語文教育之間的華人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心理)區隔。因而這樣的調整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讓其他的思考成為可能。”[10]

其三，“去中國性”策略與“召喚民族文化”立場的分歧。黃錦樹強烈批判馬華文學的“中國性”，認為“中國性”是馬華文學無力回應文化和政治現實挑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提出“去中國性”的策略，強調馬華文學必須解構鄉愁書寫并且回到生存具體問題。林建國則用“斷奶論”形象地表述這種“去中國性”思路。但這一極端的看法并沒有得到馬華文界普遍的認同，另一位學者許文榮就提出了相反的思路。在許文榮看來，中華文化不僅不是一種壓抑力量，反而是文化抵抗的資本。在《召喚民族文化與政治抵抗資本》一文中，許文榮明確指出：他“關注的是馬華文學如何借用中華能指(語言、意象、意境、象征、神話等)作為文化抵抗的資本，并且在文本中如何表現這種抵抗形態。基本觀點是，雖然召喚民族文化的聲音蘊含有某種戀母情結，但是激起這個本能的因素并不只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原生意識’(primordialconsciousness)，其中更加起著主導催化作用的是對現實政治與社會的不滿，特別是官方/主導文化壓抑的苦悶，借著召喚民族文化來安慰憤懣的情感，因此中華文化微妙地成為華人的集體無意識，經常在書寫中被引用與再現出來以中和族群內在的焦慮與不安”[11]。的確，僅僅從始原情感的層面難以完全解釋馬華文學的文化鄉愁，只有回到文化政治的場域才能真正認識鄉愁書寫的功能。在馬華當代文化論述場域中，許文榮對“中國性”的闡釋構成了與“去中國性”相對立的另一種文化取向、另一種思維。他的觀點值得華文學界深思。

其四，雙重語言和文學翻譯策略。莊華興提醒人們關注“土生馬華文學”(indigenousMahualiterature)對馬華文學突破語言困境所提供的路徑。的確，“峇峇文學方案”提供了華裔文學融入馬來西亞文學的一種方式。在此基礎上，莊華興認為：“為了匯入國家文學主流，馬華作家何妨考慮朝華馬雙語創作的路向走。”這一思考方向是有參考價值的，即使可能存在不少困難，但無論如何，將馬華文學經典作品翻譯成通用語言讀本都是促進良性交流和互動的一種有效方式。“雙語寫作起碼能避免掉入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思考窠臼，在直接面對相關語言群體時，亦能發揮更大的思考意圖，至少交流(或交鋒)就在這里開始。”[12]在莊華興看來，雙語和翻譯是實踐的也是務實的應對策略，“一方面它標志著馬華文學主體的在場，另一方面也藉以維護大馬的多元特色”。也有馬華學者如屬于“出走派”的黃錦樹就不認同這種策略，認為：“莊華興的國家文學論述(回歸版)和我們這些出走者版本有一個決定性差異他似乎首肯了國家一元化語言文化策略的國家暴力，而那是我們反復批判的。”[13]

其五，“走出馬華”策略。雙語寫作和文學翻譯是“走出馬華”的語言基礎，但更重要的在于文學再現擺脫“本族圈子”的局限，擴大文學的社會關懷面。在《魂兮歸來與黃錦樹討論國家文學議題》一文中，以馬來文學華裔作家楊謙來書寫大馬印裔社會的長篇《穿越風暴》為例，莊華興提出了一個深具參考意義的重要觀點，即馬華文學必須“走出馬華，走向國家，走向全民”。馬華文學唯有超越族裔文學視閾的限制，才能獲得闡釋歷史的思想深度和再現當代現實的廣度，才有可能獲得更廣泛的承認。

其六，后現代主義策略及其逃逸路線。“文化解構”是馬華新世代文學書寫的一種精神向度，后現代主義成為他們否定、顛覆既定模式和價值秩序的解構性策略。他們的文學書寫或消解歷史深度，或解構“英雄主義”，或解構經典，或顛覆自我……后現代主義的美學思維構成了對既定的文化權力秩序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否定。在新世代那里，“逃逸”也是一種抵抗的策略：“逃成一只夜游的鳥/穿過古典的凄清越過現代的迷離。”某種意義上看，馬華作家的旅臺寫作其實就是一種特殊的逃逸方式。而在《出走，還是回歸?關于國家文學問題的一個駁論》一文中，黃錦樹采用逆向思維，“反過來據以批判馬來文國家文學文學領域的資源獨占，權力傲慢”，甚至直接“提倡非國家文學否定國家文學”[13]。的確，拒絕和批判“國家文學”也是一種抵抗文化霸權的策略，這一策略的核心是從“國家文學”的框架中逃逸出去，從而獲得一種文學以及個體存在的自由和獨立性。但問題是這種“逃逸”方式對生存現實的改變能否起到真實的作用?

在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構成的馬來社會，“族群”關系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與現實問題，也是馬華文學與文化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到的問題。因而馬華文界確有重新思考并重建馬華文學/文化與馬來西亞國家文學/文化關系之必要。但對于當代馬華知識界而言，“族群”不應成為唯一的緯度。馬華文學對“族群”問題的思考或許應該嵌入階級、族群、性別、資本以及國際政治等等所構成的權力結構的復雜框架中展開。文學的深度和廣度有賴于對歷史和現實的痛苦質問，有賴于介入族群和跨族群歷史的深刻質問。對于弱勢/少數族裔文學而言，認同與承認無疑是一場永恒持續的奮斗。實現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間真正的寬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認，人文知識分子需要更積極的文化參與和政治參與，需要進行不斷的“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馬華文學或華裔馬來西亞文學正艱難地走在這一道路上。

[參考文獻]

[1]查爾斯·泰勒.承認的政治[M]∥陳清僑.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3-46.

[2]KaufmannA.法律哲學[M].劉幸義，等，譯.臺北：五南書局，2000：328.

[3]阿布杜勒·貝·詹穆哈默德.走向一種少數話語的理論：應該做什么?[J].王逢振，譯.外國文學，1994(4)：83-90.

[4]雷諾·博格.德勒茲論文學[M].李育霖，譯.臺北：臺灣麥田出版社，2006：172-177.

[5]米爾頓·M·戈登.美國生活中的同化：種族、宗教和民族來源的作用[M].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64：120.

[6]單德興，何文敬.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M].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6：6.

[7]黃運基.美國華僑文藝叢書總序[M]∥宗鷹.異國他鄉月明時.沈陽：沈陽出版社，1997：1-3.

[8]凌津奇.敘述民族主義亞裔美國文學中的意識形態與形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42.

[9]莊華興.敘述國家寓言：馬華文學與馬來文學的頡頏與定位[M]∥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馬華文學讀本Ⅱ：赤道回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66-90.

[10]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復系統與人類學視域[J].中外文學，2000(4)：36-57.

[11]許文榮.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詩學[M].馬來西亞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4：36-37.

[12]莊華興.魂兮歸來?與黃錦樹討論國家文學議題[N].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4-11-21(4).

[13]黃錦樹.出走，還是回歸?關于國家文學問題的一個駁論[N].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4-1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