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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當代文學中，涉及日本軍人的文學數不勝數。中國當代作家對“日本軍人”的描寫，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80年代以前，這時期的“日本軍人”形象大都帶有明顯的公式化、政治化的傾向，被簡單分為“鬼子”和“反戰士兵”兩極。第二階段為80年代以來，這時期對“日本軍人”的描寫擺脫了傳統文化的慣性，走上了由政治化向文學化。概念化向人性化，公式化向深度化的轉軌。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日本軍人”形象；演變
中國當代文學中，涉及日本軍人的文學數不勝數。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日本軍人”形象這個問題上，長期以來文學研究界還沒有出現過系統梳理和反思的文。有鑒于此，本文擬結合各個年代的文化、政治語境，對中國當代文學中“日本軍人”形象作出系統梳理，了解其形成的內在邏輯，從文學的角度對那場戰爭以及中日關系做一個理性的反思。
一
中國當代文學中“日本軍人”形象的演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為第一階段，從80年代初到現在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中的日本軍人形象集中出現在描寫抗日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如《敵后武工隊》《風云初記》《平原烈火》《地雷戰》《鐵道游擊隊》《地雷陣》《敵后日記》《敵后三年》《不屈的昆侖山》《龍山游擊隊》《苦菜花》《淺野三郎》等。這些“日本軍人”形象大都帶有明顯的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傾向。或是狡猾兇殘，不堪一擊，被中國人輕而易舉的獲得了勝利；或是忠厚善良，深受日本軍國的壓迫，在中國人的感召下，成為堅定的反戰同盟戰士。這種描寫既有別于歷史事實，也無法解釋抗戰的長期性、艱巨性和殘酷性。
(一)“鬼子”形象
“鬼”是古人對外族的稱呼，本來是用來區別夷夏的。近代以來，來中國的外國人多了，“鬼子”逐漸成為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稱謂。開始時，“鬼子”稱謂并不含貶義，它開始于廣州，廣東人把夜以繼日地做生意的英國人叫做“鬼子”，這是因為他們經常在晚上活動。但隨著外國侵略者的入侵，“鬼子”一詞逐漸有了貶義，成了妖魔鬼怪的代名詞，如“洋鬼子”、“紅毛鬼子”等。尤其是日本戰爭的爆發，“鬼子”逐漸成為對日本士兵的專用套話。套話是一個民族對異族進行描述時，在民族心理定勢推動下一種不由分說的表述，標志著對“他者”的凝固看法。它一方面表現了日本士兵的兇殘面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人對日本士兵既恨又怕的心理。與“鬼子”稱呼相對應，建國后出現了不少對日本士兵暴行進行描寫的作品。這類作品中的鬼子形象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日本士兵群體性的描寫，即將日軍作為一種群體加以表現，表現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另一類是對日本軍官的個體描寫，這些日本軍官身上無不帶著幾種“滯定型”的特征：兇殘、狡詐、好色、愚昧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滯定型”特征卻很少出現在作為個體描寫的普通士兵身上(不包括作為群體角色描寫的日本士兵)。
作為群體描寫的日本士兵，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多被寫成面目猙獰、殺人如麻的魔鬼野獸形象。如下面的描寫很具有代表性：“殘暴的敵人如同餓狼撲食未獲，越發窮兇極惡。到一莊燒一莊。燒得濃煙遍野，遮住了冬天的太陽，沒跑出的病人和老人、孩子，都被扔進火堆里，活活燒成灰，凄厲的慘叫聲，震撼著天地。”…這些日本軍人都是以披著人皮的野獸出現的。他們從相貌、性格到行為邏輯，無不體現出獸性，是青面獠牙，殺人不怕血腥的惡魔。二是多被描寫成膽小、怕死的愚昧形象。如《龍山游擊隊》中寫鬼子碰到地雷，“嚇得爬成一片，連狐貍太君也嚇得鉆到洋馬肚子下面了，好一陣工夫才出來。”《不屈的昆侖山》中描寫鬼子被八路軍打得潰不成軍，“鬼子們抬著尸體，攙著傷兵，一路上，叫爹喚娘，一派狼狽相”。這些描寫帶著諷刺調侃，具有潛在的娛樂消遣功能，這時的日本士兵，實際上成了中國大眾的消遣對象。
對日軍群體暴行的描寫雖然生動真實，然而卻是外部事件的描述。而且大部分作品對暴行的描寫模式化，漸漸流于空疏、千篇一律。這是因為作家不能對侵華日軍做具體個別的深入描寫，不能發掘他們的內心世界，所以難以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個體形象。而將日軍描寫成怕死的弱蟲，實際上是違背了歷史事實的。這樣的描寫雖然烘托了中國軍人堅定、勇敢的高大形象，一定程度地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但卻一定程度的誤導了讀者對日本軍人真實、深刻的認識。
為了改變對日軍的一般化描寫的弊病，很多作家在作品中也嘗試著對日本軍人(主要是日本軍官)做個體描寫。但畢竟中國作家不是日本人，他們很難體驗日本軍人的殺人心理，對于他們野獸般的行為也難以理解。所以他們只能將他們現在聽到的、或以前見到的情景，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進行描寫。再加上中國意識形態很濃的文藝理論的指導，這樣就很容易將日本軍官描寫成模式化、臉譜化的“滯定型”形象。概括起來，中國作家筆下的日本軍官大致有這樣幾種“滯定型”：兇殘、好色、偽善。
“兇殘”是中國作家筆下的日本軍官最典型的特征，《新兒女英雄傳》中的崗村指揮他的狼狗去咬中國人，“一直到狼狗舔著嘴角的血，用血紅的眼睛望望梁上那個中國人已經變成一副骨頭架子”；《苦菜花》中龐文大隊長用酷刑折磨著七歲的小孩，“皮鞭在孩子赤露的幼嫩身上抽打，一鞭帶起一道血花!……”與日本軍人種種兇殘行為相對應，中國作家在描寫上也漸漸將他們野獸化。對日本軍人的外貌描寫中，常常用到的詞語有：“瘋狗似的”、“黃呢子野獸”、“毒蛇一般”、“惡狼”等。
在中國作家筆下，日本軍人都很“好色”，見到女人就要進行奸污，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甚至是懷了孕的女人。《龍山游擊隊》中的狐貍太君見到女人就用他“那雙淫穢的小三角眼，死死盯在人身上”，被他奸污的中國女人不計其數。《苦菜花》中龐文大隊長最大嗜好就是“玩女人，有一次找不到年輕的，抓到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他也不放過”。
“偽善”也是日本軍官常見的特征。笑臉下面隱藏的是兇殘的面目，體現出了日本人狡猾的一面。《鐵道游擊隊》中鬼子為了從小孩嘴里套出游擊隊的消息，分糖果給小孩吃。《新兒女英雄傳》中的松尾見到中國人常常“裝出和氣，臉上老不離笑容，愛講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圈，并握著對方的手笑著說：‘我喜歡和中國人交朋友!’……可他殺人卻是厲害，而且都是在夜間秘密的處決……”。
總的看來，這階段中國作家在表現日本“鬼子”形象問題上，具有幾個鮮明的特點。(1)幾乎所有的“鬼子”最后都遭到了失敗、懲罰或擊斃。如果說文學作品機制就是在一個相對完整、封閉的敘事情境中，通過對生活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想象性的解決，把廣大讀者編織于一個文化經驗的幻想之中。那么，中國這個階段的文學正是通過對“鬼子”的最后懲處，完成了安撫中國人民倍受外國列強侮辱和欺凌的心靈，并喚起民族自信心的文化功能。(2)幾乎所有的“鬼子”都是配角。這一方面與中國當時的文藝政策有關，無產階級文藝理論要求作家將英勇無畏的無產階級、工農大眾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連“中間人物”都不能做主人公，更何況是罪惡滿貫的“鬼子”。他們只能作為英勇無畏的中國人的襯托而出現。另一方面，這實際上也是創作者對日本軍人存在“刻板成見”的一個典型表現。中國人民對于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是記憶猶新的，這些在作品中作為配角的“鬼子”形象實際上是中國人根據自己對鬼子的理解和想象虛構出來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作家深入進行生活實踐而創作出的人物，自然就不可能達到做主角的要求。(3)單個的、滯定型的鬼子形象一般以日本軍官為多，日本士兵被描寫成鬼子形象時，多作為群體描寫，單個描寫的很少，這無疑與中國作家對日本士兵所做的階級分析有關。在中國作家眼中，日本士兵與日本軍官是屬于不同的階級，具體描寫壞人形象時，只能描寫日本軍官，而作為群體描寫的日本士兵所做的惡事是受日本軍官欺騙的，他們是可以被轉化的。
(二)反戰士兵形象
與兇殘的“鬼子”形象相對立的，是作家們塑造出來的日本反戰士兵形象。日本反戰士兵是指反對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士兵。在抗日戰爭中是否有這樣的士兵，答案應該是：有，但卻是很少很少。中國人堅持這樣的看法：日本士兵是日本老百姓，是受日本軍閥欺騙來中作戰的，他們在侵華戰場上喪失人性的行為是軍國主義毒害的結果。因此，這些士兵經過一定的教育和感化，是可以恢復人性，甚至可以走到反戰立場上來。這些日本士兵形象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是無產階級出身的普通士兵，這與單個“鬼子”形象都是日本軍官形成了對應。如《淺野三郎》中的淺野出身農民，《嘩變的“皇軍”》中的井上、木村等出身漁民等，他們都是在日本軍部的強迫下來到中國參加侵略戰爭。在日本軍隊中，他們受到了日本軍官兇殘的對待，漸漸對戰爭產生了厭惡。他們或是在被八路軍、新四軍俘虜后，接受了中國軍隊的教育，或是在同胞的反戰同盟的宣傳中漸漸認清了這場戰爭的真實面目，“日本的老百姓和中國的老百姓都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是在“替那些靠戰爭發財的大資本家去打戰，是在當法西斯的炮灰”，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他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日本軍閥和財閥，對于日本軍隊的士兵，是講國際主義的”，在這種共產主義的思想指導下，這些日本士兵積極投身于中國反戰運動，有的甚而為中國抗日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淺野三郎》中的淺野，《嘩變的“皇軍”》中的巖崎。有些反戰士兵甚至被塑造成類似于中國共產黨員形象，《嘩變的“皇軍”》中的巖崎，他機智、勇敢，幫助戰友逃離軍官的摧殘，向士兵宣傳反戰思想以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最后領導戰友集體投向新四軍，從頭到尾儼然是個中國共產黨員形象。而且這些反戰士兵形象許多不再是配角，而成為作家筆下的主角。
中國作家塑造的這些日本士兵的形象，顯然采取的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而不是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立場，對日本士兵的定位和分析所采用的也是中國左翼文學常用的階級分析方法。由于這樣的立場和方法，《淺野三郎》《嘩變的“皇軍”》之類的作品，就帶上了一定程度主觀化、概念化和理想化色彩。日本士兵的這種形象與實際形象相差很遠，即使有這樣的日本士兵，那也是極為少數，缺乏普遍性和典型性。這些作品實際上反映了我們作家對日本軍人以“忠君愛國”為核心，以“義理”、“榮譽”、“廉恥”、“復仇”、不成功便成仁的“自殺”、絕對服從主人和上司等武士道精神為基本內容的日本民族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實際上，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日本士兵都是日本普通老百姓，而他們在中國所做的一切罪惡，并非都是日本軍閥逼著干的。他們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地達到了和法西斯軍閥的一致，非常容易地、自覺地毀滅人性，這才是他們的可怕之處。而善良的中國作家一廂情愿的將他們與日本軍閥機械的加以區分，從而塑造出一系列正直、善良的日本士兵形象，不能不說是有違歷史的。
通過上面對80年代以前中國當代文學中出現的日本軍人形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鬼子形象也好，反戰士兵形象也好，實際上都擔負著非常復雜的功能和“任務”：宣泄、撫慰中國人民對日本鬼子的仇恨心理，反襯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以勇敢智慧為主要內容的優秀民族精神，突出中日無產階級是一家的思想，擔當中日人民友誼的橋梁等等。二
新時期，中國抗日文學開始了歷史性的轉軌。從“”結束到80年代中期，是抗日文學的前突破期，雖然也有《最后一幅肖像》等探索性文學出現，但大多是一種悄悄的變化，不很明顯。到80年代中期，隨著《長城萬里圖》(周而復)《新戰爭與和平》(李爾重)等長篇小說，《紅高粱》(莫言)和《黑太陽》《酋長營》《支那河》(張廷竹)以及《軍歌》《大捷》(周梅森)等中篇小說的出現，抗日文學開始進入了后突破期，擺脫了傳統文化的慣性，走上了由政治化向文學化、人性化的轉軌。
新時期對日本軍人形象的塑造，與前一階段有延承。“鬼子”形象仍很多，如《紅高粱》中的活剝人皮，《生命信道》中用中國人做活體解剖，《漠野煙塵》《白太陽紅太陽》中用中國人作練膽的活靶子，《天鎮老女人》《風》中無數中國男人被侵略者殘忍地割下生殖器，為的是讓中華民族種族滅絕。從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角度來說，一味地魔鬼化和野獸化日本鬼子，只能增進中國年輕一代的復仇意識，無益于睦鄰友好，不利于文化交流。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日本鬼子的惡魔形象一再被重復描述，而且愈演愈烈，目的是引起人們對日本右翼軍國勢力死灰復燃的警惕，這是日本在經濟上重新崛起后，一系列對外政策所導致的“恐日癥”的必然結果。同時，“反戰士兵”也不斷出現，《彈痕》中坂村六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幫助中國人打鬼子，《長河落日》中的綠川英子向日本軍隊進行反戰廣播。但更多的是突破，新時期的作家開始把戰爭中的人以及特殊境遇下人的心靈世界作為其藝術表現和關注的中心，并且開始準確、公正地勾勒出日本人的外在形象，透視出這個民族的內在精神氣質。這對于我們了解過去的日本人，觀察今天的日本人進而把握他們明天的精神走向，是不無裨益的。
首先，新時期的作家打破了日本士兵與日本軍官的階級分界線。來自下層的日本士兵不再只是被日本軍閥欺騙來打戰的良心未泯日本老百姓，他們同樣也是我們戰場上可怕的敵人和對手。如尤鳳偉的《生存》中的日本士兵小山做了俘虜還不服軟，一個勁地和中國人作對，使出種種詭計對付中國人，最后和中國人同歸于盡。鄧賢的《大國之魂》中的護旗兵田忠一郎“好像一個面目猙獰的惡魔，高摯手榴彈從死人堆里站起來”，“撲向正在開會的中國人，盡管擔任警戒的中國士兵及時掉轉搶口，這個日本人還是奮不顧身地拉響了手榴彈”。當美國海軍戰斗機攻擊日本海軍總司令三本五十六乘坐的轟炸機時，“紅著眼睛的日本戰斗機飛行員一個個奮不顧身，英勇地撲向美國飛機，試圖保衛自己的總司令”。正是這些來自普通民眾的士兵組成了這支可怕的軍隊。
而日本軍官也并非全來自剝削階級，如紀實作品《南京大屠殺》中的一號人物——第六師團長谷壽夫，來自于工人家庭，鄧賢的《日落東方》中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是一個漁民兒子。日本軍官也不再是被描繪成固定的丑惡兇殘形象。陳道闊的《長河落日》中岡村中將“白凈的面皮和清秀的眉目透出儒將的飄逸風度”。《大國之魂》中的日本師團長松山佑三有著清秀、堅毅的面容，面對“怒江東岸的敵人十倍于他的士兵，他絲毫也不感到膽怯或者悲觀。因為他需要加以證明的正是這一點：日本皇軍不僅能夠以一當十，而且最終還將征服全世界。”這就是日本軍官的戰爭氣質。
其次，作家開始認真思考日本的民族精神，思考日本軍人勝利和失敗的內在根源。《大國之魂》中寫到日本士兵在戰場上的表現：“日本人的確非常頑固，往往堡上層燒坍了，下層繼續往外打槍，直到燒死或者把地堡徹底炸坍為止，總之沒有人投降。后來一直達到松山主峰，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起來還沒有捉到一個日本俘虜。”“聽說日本人手榴彈打光了，就扛起迫擊炮往石頭上砸”。“亮劍”中山本大佐“嗜血的渴望，戰斗的激情使他幾乎歡快起來，一套出奇制勝的作戰方案已經在腦子里迅速形成。”《生存》中日本俘虜死不投降，他們堅守著他們的信念：“大日本皇軍性命是屬于天皇的，生為天皇征戰疆場，死為天皇捐軀盡忠”。
如果按照人的意愿去組建一支最優秀的軍隊，那么它的成員們似乎應該具備以下的素質：懷有堅定的信仰和對國家、民族的絕對的忠誠，勇猛殘酷，守紀律，同時又有文化、懂技術。當我們用上述指標衡量日本人的時候，不難發現；整個日本民族就是一支最理想的軍隊，每個日本國民都是最優秀的戰士。這支最優秀的軍隊，同時也是最可怕的軍隊。他們具有“武士文化的羊與狼，嚴謹的修身與瘋狂的發泄的雙重人格”。這種菊與刀并存的民族精神，是日本軍人勝利和失敗的內在根源。戰爭機器一開，日本幾乎所有的人，“也就是被稱為‘人民’的絕大多數日本國民都被動員起來，自覺自愿地、主動地、亢奮地、不可遏制地投入到侵略和屠殺另一個一衣帶水的鄰邦——中國人民的‘圣戰’中去”。這種可怕的精神不僅表現在軍人身上，日本普通百姓也表現出狂熱和盲從的一面。《花之殤》中絹子自愿作軍妓，因為她認為“日本女人也應該向日本男人一樣，為天皇建立奇勛”。勝子作軍妓，竟時受了未婚夫的感召，“我們的身體和靈魂，都屬于天皇陛下的。當前，全體日本國民都要為大東亞圣戰貢獻自己的一切，我希望你在本土，也不要忘了你作為日本國民的責任，一旦需要，哪怕是你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不管我們感情上接受與否，日本兵蜂窩一樣身捆手榴彈擁向蘇軍坦克，成群的戰機撞向美驅逐艦，聽到天皇投降后的集體自殺殉國。這種令人不寒而栗的作戰方式讓人在震驚之余難免要生出一些欽佩之情——為了一種事業(當然這種事業是非正義的)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具有強烈的藝術震撼力。與日俘中鮮有投降者相反，中國雖然也有“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但中國人確是出了大批的漢奸翻譯，出賣同胞的內奸，為虎作倀的偽軍，甚至在日軍的刺刀威脅下活剝同胞者(《紅高粱》)……與日本鬼子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相比，中國這么多的“好死不如賴活”者是否與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有關?作家們通過他們的筆鋒透視日本人外在行為方式，自然地指向了日本人的內心世界，準確地把握住了日本人的精神脈搏，同時也用批判的眼光發現了我們民族中的某些劣根性。
第三，新時期以來的抗日文學，從人道主義立場上對戰爭與人性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即使是對日本侵略者，也從人性視點上進行了客觀和真實的描寫。1989年，《芒種》第2期發表了陳放的短篇小說《最后一幅肖像》，揭開了探索侵略者人性問題的序幕。故事中一位日本軍官崇拜美和藝術，當他認定的一個優秀的中國畫家死于自己的槍口之下時，表現出了痛惜之情。這篇小說在藝術上并無特別突出的價值。但由于它反映了特定條件下，侵略者一息尚存的人性，使人們認識到，敵人也是人，也有愛美之心，惻隱之心，改變了以往觀念中的固定模式，使抗日小說在人的理解上向前邁出了關鍵的一步。葉兆言的《日本鬼子來了》更大膽地把侵略者推向了普通人的形象行列。小說中的三良，是個40多歲的老兵，家中有妻子兒女。一次他闖進阿慶嫂家強奸了阿慶嫂，但不知何種原因，他竟喜歡上了她，以后便不斷地來。“作為日本鬼子的三良，在大家印象中已經離萬惡不赦的惡魔有很大距離。”“農忙里，他還屁巔巔地跑去幫忙……一頭一臉地泥，看看都好笑。”《生命信道》中的高田軍醫隊長一方面參與日軍槍殺中國人的行動，另一方面又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冒著生命危險救治中國人，體現了人格的兩面性和矛盾性。《虎賁》中在一名死去的日本少佐“上衣口袋里有一塊懷表和一張照片，照片是一個是日本女人及兩個日本小孩的合影，大概是他的老婆孩子”。岳恒壽的《跪乳》中幾個喪失了理性的日本兵在偉大的母愛面前，喚回了他們尚未完全泯滅的良知。
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去審視和表現侵略者，第二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以人道主義精神，去理解處于戰爭狀態下的普通日本人的命運。新時期以來的抗日文學，在人的意義上，對戰爭進行了徹底的否定。比如在戰爭中，有大約一萬名日本兒童遺棄在中國，這些孤兒的人生遭遇，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成為中日間共同關注的問題，才進入一些作家的創作視野。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女作家葉廣芩的長篇紀實小說《戰爭孤兒》，書中這些在中國長大的日本孤兒，盡管身上流淌著日本民族的血液，卻是在中國的大地上長大的，他們已經難以改變地有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價值觀。因此，當他們回到日本以后，便產生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機。有的在絕望中自殺，有的被推到了死亡極端，有的將自己靈與肉的愛心迅速銷蝕在異化的社會里。再如《殤》、《花之殤》《無往地帶》等描寫了日本女性在戰爭中淪為軍妓的悲慘命運。這些來自日本本土的慰安婦，將自己的身體獻給了日本軍人，卻時常遭受自己同胞“婊子”的臭罵和性虐待，在日軍面臨徹底滅亡時，還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有意義的生存變成了無意義的死亡，即使發生在敵人一方，從人的立場上看，仍然是不幸的，值得同情的。小說在對他們不幸命運同情時，同時也對戰爭發出了來自內心的詛咒。
第四，作家開始描寫日本軍人在戰后對這場侵略戰爭的態度，開始對這場用無數中國人血和肉堆砌成的戰爭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戰爭孤兒》中的吉崗龍造，一個過去的侵華日軍，不僅至今仍珍藏著他在中國拍的殺人的照片和戰刀，而且一談起他戰時殺人的情景，禁不住興奮不已：“站在背后，瞅準第七頸椎的位置，落手要迅猛，進刀與鎖骨呈17度角，幾乎不費什么勁兒，頭顱就橫推下來了，游刃有余，連骨喳兒也沒有，干凈漂亮……”肖平的《歸來》中一個滯留中國30余年的日本婦女夏子回到日本探親，但她發現哥哥等舊軍人依然保留著濃厚的軍國主義思想，他和他的“占有會”的人對他們在中國犯下的戰爭罪行，不僅不懺悔，反而辯解說，“戰爭就是這樣，失敗的一方沒有資格說話了，對方就編造出許多壞事安在他們頭上。這真叫人生氣。”這些難道不讓人震驚嗎?《大國之魂》中作者在后記描寫道：“改革開放，殺人魔王又回來了。麻臉軍曹一去四十余年，人民有理由相信他已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當昔日的殺人魔王興致勃勃走進旅館茶社時，當地人以淳樸寬厚的熱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條板凳上品茗和談笑風生。日本人還造訪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許多居民使用松下或東芝電器，他們對此感到滿意……我也許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懺悔，從每一個血債累累的麻臉軍曹到日本天皇，據說日本天皇設有，麻臉軍曹也沒有。”作者的字里行間蘊涵著對這些日本人的憤怒，他從這個殺人魔王身上覺察到了日本人的優越感，認為這樣的民族是不容易汲取教訓的。昔日的妖魔還原為真實的人，讀后令人戰栗：日本人身上有極可怕、極厲害的一面。這就是日本人對他們發動的侵略戰爭罪行的反思。他們不僅不忘他們所謂的“圣戰”，而且不承認他們的戰爭罪行。這樣的民族，怎么不值得深受戰爭傷害的中國人民警惕?
而提高警惕的最好辦法就是不要忘記歷史。災難的制造者還時時記著他們的“豐功偉績”，我們作為戰爭受害者，卻正在忘卻歷史。張華亭的小說《葬海》以一個老人悲憤的吶喊，向人們敲起了不要忘記歷史的警鐘。在渤海灣的一個方圓不足半里的海灣，是當年日本軍隊挖出來的。在這個海灣里，曾經發生過一次血腥的屠殺。那些侵華日軍“將刀架在孩子、大人的脖子上，互相比賽著往海灣里削，看誰削得遠，削在海灣的正中……”。老人的父親、母親、妻子統統死于這場劫難。然而他唯一的孫子靠在海灣里撈海參發了財，在酒醉后竟然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日本人好啊，虧了日本人挖這大灣……”老人結尾時的呼吁“都來恨魔鬼吧!都來記住魔鬼留下地罪惡……”讓人感到沉重與壓抑。中國人真地這么健忘嗎?這健忘的背后，是我們民族寬大胸懷的表現，還是民族憂患意識的缺乏?
公平的說，許多日本人都是善良、愛好和平的。我們也常見到日本人來中國后對他們民族在過去犯下的罪行懺悔，但也的確有許多日本人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對日本軍隊所犯下的罪行諱莫如深，用各種理由開脫罪責。這些人無視歷史事實的卑劣態度，嚴重的刺傷了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新時期的作家們通過描寫這些日本軍人形象，更好的提醒中國人去思考：日本民族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民族?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歷史悲劇?這種悲劇以后還會不會再發生?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每個中國人去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