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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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重建學術規范的呼聲一直在當代中國的各門學科的門前徘徊，此一時，彼一時，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人們莫衷一是卻又并不死心，當代學術在尋求規范的焦慮之下，艱難地走著自己的路。規范的確立之所以困難，在于規范被打入了革新/守舊，主導/邊緣，東方/西方……的楔子。規范并不單純是學術的體例、范式、秩序、紀律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尚、思想趨向和意識形態。學術規范一直就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特殊話語，至少到目前為止，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其實是帶著很強的時代意識形態印記。

實際上，關于學術規范的探討，在“”后的當代思想氛圍中，至少就進行過三次。第一次是關于“新三論”的方法論討論。文學理論界(隨后是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開始從自然科學那里尋求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來建立理論模型。實際上，在當時的歷史形勢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占據主導統治地位，學術探討研究都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來展開研究。長期如此，對于那些馬列主義沒有學到家的人來說，就顯得力不從心，其學術視野勢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又不能越雷池一步，乖巧的人就想另辟蹊徑，借助現代化時代潮流，幾乎是病急亂投醫般地向“新三論”乞靈，無意中引起強烈反響。那是一個急切尋求變革突破的時代，任何新奇怪異的東西都會引起轟動。“新三論”熱鬧一時，并未在當代學術中扎下根，單純的方法論，而且沒有一整套的知識滲透，當然不可能引起當論與批評的深刻變革。

第二次的學術規范討論稍微改變了一下形式，這是80年代后期關于重新審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倡議。1985年第5期的《文學評論》發表了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合寫的長篇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引起學界強烈反響，這篇文章顯然是對現存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敘述規范展開質疑和批判，期望建立一個全新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敘述模型。隨后不久，1988年，陳思和與王曉明在《上海文論》開辟專欄，提出“重寫文學史”的綱領，對現當代文學領域產生強烈沖擊。這些觀念和愿望無疑都是尋求新的學術規范，擺脫原有的受意識形態嚴格束縛的思想體系，把文學敘述轉到文學自身的審美規律上來。在這些理論召喚之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并未見出有多少驚人的成果，根本原因還在于，規范的變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經歷觀念和知識的更為深入全面的更新。

第三次的學術規范討論只是虛有其表，它看上去像是一代人深思熟慮大徹大悟的結果，其實則是迷惘、彷徨中的應急舉措。在90年代初的特殊的歷史氛圍中，青年一代的學人反思80年代學風，認為某種歷史情勢的造成，是因為80年代西風太盛，浮躁、激進的學風所致。反思的結果卻是要將對思想的狂熱轉向冷靜的學術史梳理，于是對近現代學術大師(如陳寅恪、熊十力、馮友蘭、張君勱等)行膜拜之禮。有關的論述登載在由汪暉和陳平原主編的《學人》雜志第2、3期上。事實上，關于這一次的學術規范討論汪暉并沒有作更多的表述，但他后來的改弦更張卻顯得順理成章。

歷史發展到21世紀初，形勢似乎顯得嚴峻。這一次雖然沒有人站出來疾呼規范之類的問題，實際則是規范真正受到挑戰之日。這種挑戰來自兩方面：其一是“新左派”學人的造勢；其二是文化研究開始盛行。

“新左派”學人雖然隊伍并不龐大，但影響日盛，追隨者甚眾。不管汪暉本人是否承認他是“新左派”，但學界普遍認為領軍人物非他莫屬。汪暉無疑是90年代以來出現的最優秀的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汪暉在梳理現代文學那些深層次問題時，轉向了現代學術史，由此進入了近代學術史。看上去像是承接了90年代初反思的那種立場，實際上，汪暉的學術史研究壓抑不住他的思想史熱情。在那些繁雜得無邊無際的概念清理中，汪暉實際卷入了近現代思想史的起源與轉折的艱難辨析。汪暉離文學越來越遠，影響卻越來越大。這兩者是巧合，還是說本該如此?汪暉最后干脆涉獵到政治經濟學領域，他的思想顯示出中國學者少有的博大精深。擺脫了文學的汪暉就像行空的天馬一樣，這對于年輕一代的文學從業人員來說，無疑是一個美妙動人的比喻。死守文學界的人們再癡呆也會意識到，文學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要使自己變得更有作為，惟一的方式就是像擺脫一個丑婆娘一樣擺脫文學。盡管汪暉的選擇是他個人學術軌跡的有序延伸，但歷史卻把他造就成榜樣式的人物。被潮流放大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姿態和方式。

“新左派”的學術風格無疑深刻影響到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傳統的文學研究受到輕視，文學再度成為思想史佐證的材料。在更多情況下，做材料都不配了。文學的社會學研究的疆域被拓寬到政治批判領域，在這里，態度和立場經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人對諸如文學敘述、描寫和修辭，以及審美經驗這類東西感興趣。失去了這些探討的現當代文學研究還有什么理由再撐著文學這張招牌呢?沒有任何理由怪罪“新左派”的學人們，更沒有理由對汪暉求全責備，就他而言，以他的方式他做得很完善。問題在于，如此局勢底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主導趨勢向何處去呢?什么才是現當代文學研究最有活力的動能呢?

另一方面，來自文化研究的挑戰。文化研究近年興起于歐美學界，席卷了各個學科。以至于杰姆遜不得不稱之為“超級學科”。大學人文學科的傳統分類界線正在被打破，文學系、比較文學系、歷史系、人類學系、社會學系、傳播系……以及各種各樣的系，都被卷入文化研究的圈子。傳統學科的分界標準正面臨解體，學科的知識和方法也正在消除壁壘。文化研究的盛行得力于后結構主義理論被廣泛接受，在后結構主義體系內(假定它有體系，并且有疆界和內在分別的話)，各個學說之間并不能相互兼容，它們確實有某種共同性，但不能通約。在德里達和福科之間，在福科與拉康之間，在巴特與德留茲之間，分歧有時大得驚人。但在后結構主義之后，人們可以把它們糅合在一起：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巴特的符號學、福科的知識考古學、拉康或德留茲的后精神分析學、以及“新左派”或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女權主義……由此鼓搗出后結構主義盛宴，這就是文化研究的杰作。在把后結構主義的知識全面揮霍殆盡的同時，文化研究就從后結構主義里面死而復生——于是，文化研究就作為“后—后結構主義”時代的超級學科獲取長生不老的動能。文化研究是理論過剩和超載的產物，觀念和知識終于全面戰勝和壓垮感覺、領悟和判斷的傳統學術方法。文化研究這個起源于傳統文學學科的超級學科，它是文學研究的新生、嘩變，還是自我顛覆?或者說，就像所羅門瓶子放出的妖孽，已經完全失控了?

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美國被稱之為批評的黃金時代，傳統的文學刊物突然讓位于文學批評。這是文學創作枯竭的時代，文學刊物不再對文學作品感興趣，而是充斥著新派的文學批評。從德里達的解構主義那里獲得法寶的“耶魯四君子”，把美國的文學批評推到極致，德曼的細致精當，米勒的揮灑自如，哈特曼的酣暢淋漓，布魯姆的奇崛絢麗，這些都使文學批評變得花樣翻新，魅力四射。沒有青年學生不受到蠱惑而頂禮膜拜。這一時期的批評家四處開花，一邊在美國那些資金雄厚的大學講壇上踱著方步侃侃而談，另一邊在那些主流刊物上瀟灑作文。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賽依德也是虎虎有生氣，一邊是美國大學的知名教授，另一邊當著巴勒斯坦的議員。只有他才敢于聲授拉什迪(1988)，并對“奧斯陸原則宣言”(1993)大加抨擊。80年代的賽依德真是風光，他的思想方法明顯來自福科，也從德里達那里汲取養料。雖然他始終對德里達頗有微辭。大量的“左”派人文學者，帶著鮮明的政治色彩在大學呼風喚雨，他們熱辣辣的文風本來就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在社會歷史層面上對資本主義現實與歷史大打出手，這使他們的知識運作，經常超出文學批評的范圍。“左”派的文學批評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區區文學(的審美品質)怎么能容得下顛覆資本主義，挖出帝國主義老底的壯志雄心?文學批評加上了“左”派的政治發動機，它必然要向“文化”(這是謙詞)領域挺進。只有文化，這個漫無邊際的空間，這個超級的領域，這個巨大的無，才能成為美國校園政治的名正言順延伸的舞臺。文學批評之在歐美，特別是美國的七八十年代走紅，實在是“左”派激進主義運動的改頭換面。在80年代新保守主義當政的年月，用特里·伊格爾頓的話來說，“在撒切爾和里根政府的茫茫黑夜里”——“左”派拿什么來撫慰受傷的心靈呢?拿什么來打發失敗的光陰呢?再也沒有什么比激揚文字，用花樣翻新、隨心所欲的文學/文化批評來指點江山更能保持體面。在那該死的冰冷的冷戰時期，斯大林的鎮壓，古拉格群島，就是薩特這樣的鐵嘴鋼牙當年也有口難辯，更何況80年代溫文爾雅的“左”傾教授呢?還是搞搞文學批評，從這里打開資本主義的缺口。想不到這個缺口向文化研究延伸，使得資本主義的人文學科異常火爆，大學課壇上高朋滿座，都是未來資本主義的棟梁之材CEO。

如今，文化研究也如潮水般涌進了中國的大學，在全民都走完了奔小康的大道之后，中國的大學也開始脫貧致富，這使那些用人民幣打造的“基地組織”(重點學科、研究中心等)，也顯示出窮人乍富的闊氣。文化研究很快就成為新寵，成為新的學術利潤增長點。本來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大學中文系，本以為在狂熱的經濟學、法律學搶購風中就要走向窮途末路，卻在文化研究中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化研究令人興奮，它使90年代初備受責難的西學，不再那么生僻冷漠。這些玄奧的理論知識，因為帶有曖昧的政治性，因為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性，與我們是那樣親近，那樣容易合拍和協調——它看上去就具有“本土性”，很快就有人會這樣說。不是“看上去”，而是這就是它的根本訴求。管它是誰的“本土性”，只要在談“本土性”就行。文化研究就這樣幾乎是天然地、合情合理地在大學學術中安營扎寨。它目前在中國雖然還只是蓄勢待發，要不了多久，它就可以收拾金甌一片。只要看看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究》，印行了數冊，影響頗大，創刊號在北京三聯書店連續數月進入排行榜首前幾名，這就足以說明文化研究在青年學生中的號召力。關于文化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不斷列入各個大學的議事日程，碩士、博士學位論文開始轉向這個方向。傳統的文學學科，更不用說現當代學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回文學的困境不是來自外部其他強勢學科的擠壓，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張。就像一位黃花閨女，不是受到外部強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躍躍欲試要出臺——這有什么辦法?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這是肯定的。出臺后(走向文化研究)的文學肯定有所作為，向帝國的歷史、向資本主義的現實、向媒體霸權、向婦女的服飾、向邊緣人群、向環保產業、向IT網絡等進軍，文化研究真是可以四面出擊，笑傲江湖，何等風光!這與守身如玉，抱殘守缺的傳統文學研究的落寞狀態，不可同日而語。可是文學在哪里?在這里，我們更加小心一點限定：現當代文學研究在哪里?確實，現當代文學最容易倒戈，只要越雷池一步，就可以進入旁門左道，其知識準備和思想方法，搞起文化研究正是得心應手。

這正是我們要思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規范的動因所在。

當然，學術規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學術規范。學術規范不只是受到既定的知識傳統的制約，同時也受到時代的權力制度、政治經濟、社會風尚的間接影響。學術規范只是處理本學科知識的規則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學科知識與其他學科交互作用。就歷史情況而言，并沒有一個純粹的文學學科存在，哲學始終就直接影響文學學科。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說明文學研究學科的包容性。不用說儒家、道家學說滲透進文學，唐宋文學受佛教影響，文論也脫不了干系。在西方，柏拉圖的思想陰影從來就沒有離開文學領域，而文學批評更經常出自哲學家手筆。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是近代的事，更準確地說，是在法國大革命后的大學出現哲學和文學批評教席才成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爾頓的看法，英語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是借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民族主義情緒才走向興盛的。盡管“新批評”是迄今為止最為純粹的文學批評，但批評家們并不這么認為，“新批評”首先是宗教(藝術宗教)，是診治混亂現實的濟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學與審美。中國的現代文學批評更不用說，它確實是政治伴生物。現當代文學學科實際就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變種，現代文學研究在相當長時期內，不過是在充分的政治闡釋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當代文學從來就沒有擺脫政治附庸的地位。因此，要指望其他門類或學科的知識不要侵入文學學科，既不切實際，也沒有必要。因為這種狀況不是今天才發生。純粹的文學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難指望以后能存在。

現在，要建立一個統一的規范，建立嚴格的學科體系規則也不可能。知識的更新和權威性的喪失，使嚴格的規范顯得異常脆弱。但是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在遭遇強勁的挑戰中，更是應該以開放的姿態獲取新的活力。問題在于從業人員在完成知識更新的同時，保持對文學本身的關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學研究矛盾，根本的問題在于最后的落點。

很顯然，建立現當代文學研究規范，并不是要杜絕其他學科或門類的知識的運用，而是如何立足于文學本身。如何在多種知識的綜合運用中，始終回到文學本身，這是保持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條件。盡管說，什么叫做文學研究，什么不叫文學研究已經很難分辨，但是，對文學經驗本身的關注依然是基本評判標準。在這個學科已有的歷史傳統序列中來思考不斷變更的文學經驗，顯然也是一項重要的原則。

但是，也許有一點根本的要義是需要把握的：不管過去人們把文學處置成何種東西，或何種樣式，它都是在處置文學。問題的癥結和嚴峻也許在于，現在人們也許根本不處置文學，文學不是因為被改變而失去存在理由，而是因為人們根本就不予理睬，連作為佐證的下角料都無人光顧，那真是文學研究末日。文學是在被拋棄的命運中而荒蕪。

根本的誤區就在于，這個時代的人們總是被“責任感”所裝點，批判性不只是長矛，更是一頂桂冠。這使野心勃勃的人們對文學經驗、對審美體驗之類的東西不屑一顧。大學文學系已經被改弦更張，除少數老實巴交者還抱殘守缺，其他都叫上了響亮的稱號，“人文”、“傳播”、“文化”等。其實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學文學系已經懷疑向學生傳授文學歷史和經驗的意義。人們信奉那些自以為是的批判，能拯救超渡蕓蕓眾生，能改變世界。在這個日益粗糙平面單向度的時代，真不知道那些空洞、浮夸的批判性是在助長什么東西。實際上，全部歷史發展到今天，其混亂與災難從來就沒有在那些自以為是的批判中停息，而是在其中找到最好的生長場所，而人們的心智卻在種種的攻訐中異化并變得惡劣。因此，建立現當代文學研究規范——現在也許確實需要建立，目前顯然不可能產生完整的方案，但卻是可以確認出發點，那就是：頑強回到文學經驗本身，回到審美體驗本身。在我看來，不管是文化研究，還是后結構主義理論，它們不應該與文學研究相沖突，而是給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更具有學術價值的知識體系和觀念方法。在理論、歷史與文學文本的闡釋中，建構新型的學科范疇體系。這一切的要點，都在于回到文學文本，回到文學的內在品質中。這并不只是建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規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擺脫那些虛假的信念，回到我們更真切的心靈的需要。也許多少年之后，我們會意識到，在歷史上的這個時期，保持一種閱讀態度、一種情感經驗、一種審美感悟，也像保持某個瀕臨滅絕的物種一樣重要。

在今天，這樣一種希冀像是一種可笑的奢望，像是落敗者的絕望請求。我知道，我們已經無力發出“建立學術規范”這種呼吁或祈求，人各有志，人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選擇一種生活，選擇一種專業的方式；只是對明顯有些荒蕪的文學領地，期望有更多的同道者。寫下這種文字，并不是要對別人說三道四，也包括對我們自己在內的文學同仁們的警示。因為我們每個人都難以在潮流之外，沒有人能夠被幸免，也沒有人能夠被赦免。正像當年殺死上帝一樣，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是殺死文學的劊子手，如果現在不放下屠刀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