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被看日本私小說私成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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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私小說”，并非日本近代文學中某一個時期的某一個特定流派，而是涵蓋整個日本近代文學的一種獨特的小說樣式，它的作者包括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眾多小說家。大正年間（1912—1926）著名作家久米正雄曾說：“現在，幾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在寫‘私小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研究者們回首近代文學的全過程，更明確地發現：“在現代日本作家中，無人沒有寫過私小說。”可以說，“私小說”的精神與方法浸透了整個日本近代文學史。在眾多作品中田山花袋的《棉被》被稱為私小說的開山之作。本文以《棉被》為切入點，從“動蕩曲折的創作背景”、“撕裂自己的創作心理”、“自白形式的創作筆法”三個方面分析私小說“私”的領域的成因。

一、解讀田山花袋《棉被》

田山花袋（1871—1930）日本小說家。1886年遷居東京，開始涉獵西歐文學。20世紀初，自然主義文學興起，從此轉向自然主義文學創作，他寫作不要技巧，只作客觀、露骨的描寫。1905年作為從軍記者，參加了日俄戰爭。1907年中篇小說《棉被》問世，被稱為私小說的開山之作。

“《棉被》中的男主人公時雄厭倦與妻子的生活，對女弟子芳子產生了愛戀之情，并在想象中把其作為自己真的情人。芳子的發香、笑容、眼神充斥著時雄的生活，一次次產生性欲的沖動，但又囿于傳統，只好強壓自己心頭的愛欲。當芳子有了年齡相當的男友時，他因無法占有芳子而居然讓她的父親把其接走以此來拆散芳子與男友。在芳子離開之后，時雄蓋上芳子的棉被，埋頭聞著芳子棉被上的余香，肆意地哭泣發泄。”

“作者在1905年出征之前，結識了岡山縣的岡田美知代。這位少女愛讀花袋的作品，經常致書作者表示仰慕與愛戴。對夫妻生活早有倦意的花袋對美知代抱有特殊的好感，隨即信來信往，終于陷入熱戀之中而不能自拔。”

田山花袋將自己和美知代的交往忠實地寫入《棉被》，表達了“我”對自己的女學生深深的愛戀之情。作者能夠將自己經歷的事情進行客觀地描述，完全由于他坦然的創作心境，田山花袋在《小說做法》一文中曾經談到《棉被》的寫作動機，他說：“我的《棉被》與作者沒有任何考慮。既不是懺悔，也不是故意選擇那種丑事而寫下來。只不過把自己在人生中經歷的某種事實展現在讀者面前罷了。”

這雖有悖于社會的“倫理道德”，被很多人指為“不倫之戀”，但作者仍將自己生活中渴望激情、不能給予卻又不想放手的心理暴露出來，主人公“我”坦言“真是混賬！在戀愛上為啥要講什么‘師生有別’呢？”恰恰是這種能夠無所顧忌地展現真實的自己，反抗社會倫理束縛，追求真愛的行為，引起了很多渴望追求自由戀愛的讀者的共鳴。這種勇于撕裂自己的心理，成為《棉被》真實性的保障，也由此為文學家的創作提供了新的心理基礎。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走進主人公“時雄”，作者以第一人稱的形式直接描寫了“時雄”的心理想法：在得知芳子有了年齡相當的男友并與其幽會的時候，時雄喝醉后跑到芳子住處附近徘徊，他在心中反復叫喊著：“矛盾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沒有辦法的。矛盾，沒有節操，這都是事實，是無可奈何。事實！事實！”他還曾捫心自問，“小鳥兒只能和小鳥兒相配。自己已經沒有美麗的羽毛，引不來那些小鳥兒了。”其后，當芳子提出要脫離他的監護和自己的男友生活在一起的時候，時雄覺得有一種可怕的力量壓迫著自己的心胸。芳子既是他平凡生活中的花朵，也是精神上的食糧。一旦離開，自己又不得不再回到過去那種荒涼孤寂的平凡生活中，于是一種厭世情緒猛烈地向他的心胸襲來，他不平、嫉妒，他給芳子的父親寫信讓其接芳子回去，他寧可讓自己心愛的人離開自己回家，也不允許另一個男人陪伴在心愛的人身旁，即使自己什么都不能給予……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刻意追求細膩的心理描寫，以一種自我表白的方式對人的本能欲望做了毫無遮掩的揭露，不用借助他人之口卻使整個人物有血有肉，但也使整個人物都處在一個自我封閉的空間之中。所以，《棉被》主旨并非探究日本知識分子的現實生活，而是對個人精神領域的探究，它真實地再現了那種“努力趨向于個人生活的實際感受與心境”的現象。

《棉被》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竟自問世以來成為很多作家競相模仿的對象，一時之間私小說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而《棉被》之所以構建了“私”的領域，其主要原因是作家具有撕裂自己的創作心理和自我表白式的創作筆法，這些也體現了整個私小說“私”的領域的成因。

二、私小說“私”的領域的成因

（一）動蕩曲折的創作背景

1.社會歷史背景

從1882年開始，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與群眾斗爭相結合，掀起了一系列農民斗爭，至1885年達到了高潮。在階級矛盾激化的背景之下，明治政府頒布保安條例，加緊鎮壓自由民權運動。在這種社會和政治情勢下，新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美好等一切理想都破滅了。他們摒棄了舊的信仰，又未能建立起新的信仰，喪失判斷善惡美丑的標準，于是懷疑一切，便彷徨在虛無和絕望之中，企圖尋求一種方式來暴露他們這種“幻滅的悲哀”和“現實的痛苦”，以期以弱者的身份獲得一種強者的“權力意志”。于是，一些作家把筆觸轉向對個人內心境界的探求，實質是在個人的小天地里尋求逃離現實的快感。

2.文學發展背景

日本的自然主義沒有繼承左拉的科學主義，而是專注于自己周圍的生活事實，重視人的“自然”屬性，試圖從人的肉體、生理的側面來剔取把握人生的真實。這種文學傾向顯然有助于促進以往被壓抑的“性欲的解放”，通過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喚起人們對“真實”的興趣并體會“真實”的喜悅，以扭轉舊的人生觀及審美觀。在這種文學傾向性的引領之下，文學家們開始凝視自己周邊的現實，排除虛構，通過極其日常性的生活場景，客觀記敘自己的心理、行為，真摯而誠實地進行告白，于是，“私小說”這一文學樣式應運而生。私小說通過對個人生活經歷的描寫，抒發作者對社會生活、對時代的看法。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沉溺于個人的日常生活、心理和心境之中，形成個人的“私”的領域，通過自白的形式客觀地表現自己的私生活，來顯示作品強烈的真實性。按久米正雄的說法，“私小說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當地暴露出來的小說。”

日本著名作家葛西善藏、宇野浩

二、志賀直哉等，也都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文學發展大潮中，把夫妻吵架、兒女私情等油鹽醬醋之類的生活瑣事寫進了小說。

（二）撕裂自己的創作心理

文學作品是客觀現實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是作家審美意識語符化的結果。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作家首先面對的是現實生活，如何把這些現實生活按照自己的審美意識轉變為語言符號化的藝術形象，是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所要秉承的原則，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文學作品都是被作家理想化的。也正因為這種理想化，使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服務于作者，“幸福時放大幸福，痛苦時夸大痛苦”。

私小說的作家則在這個創作過程中具有嚴于解剖自己，忠于真實自己的精神，始終把自己封鎖在真實“自我”的圈子中。他們的寫作全都為了說心里話，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甚至有些作品成為了作家的自傳。他們的創作心理往往是苦悶的、抑郁的，然而在這種苦悶和抑郁不斷擴大的時候，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將眼淚、呻吟、叫號、掙扎撕扯開來，直至傷痕累累。他們旨在撕裂自己后，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也正是這種勇于撕裂自己的創作心理，使得私小說作家的作品更觸動人心，更能喚起讀者對自己真實生活的客觀審視。

被稱為“天生的自然派”的德田秋聲（1871—1943），一貫描寫庶民的心，留下了一連串的珠玉珍品。其中，中篇小說《霉》中的主人公原型取自秋聲的夫人小澤濱，秋聲以其獨自的冷澈筆致，描述了在一種相對沉悶的氣氛中，人物瑣碎而煩躁不安的家庭生活，細致刻畫了夫妻之間的“隱私”，和長期夫妻生活中由于過于熟悉而不愿溝通導致的情感壓抑和苦澀，正是因為這部作品客觀地記錄了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遮掩與裝飾，使作者第一次借助作品反思自己，第一次聽到了自己對苦澀生活發出的聲聲嘆息及企圖背叛而加速的心跳聲。真實的婚姻生活所發出的無奈的感嘆引起了無數讀者的共鳴。

葛西善藏1918年問世的短篇《帶著孩子》，近松秋江（1876—1944）1910年的《給別妻的信》、1922年的《黑發》等作品中作家都秉承“寫自己，呈現自己，解剖自己”的宗旨，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始終如一，這是一種鮮有的創作心境。

（三）自白形式的創作筆法

私小說之所以構造了完全屬于作者的“私”的封閉空間，除了具有撕裂自我的創作心理之外，還依賴于自白形式的創作筆法。所謂“自白”是指自己說明、表白自己。自白形式源起于自然主義創作方法，但它又不同于自然主義創作方法。

自然主義崇尚單純地描摹自然，著重對現實生活的表面現象作記錄式的寫照，而在整個記錄過程中對描寫的人和事采取無動于衷的態度。如左拉所說的：“我看見什么，我說出來，我一句一句地記下來，僅限于此；道德教訓，我留給道德家去做。”而自白形式則是使一些原來“深藏”在內心中的無法窺見的隱秘成為一種可視性的東西，將“不存在—存在”的歷史生產轉化為“不可視—可視”的歷史敘述。它不僅僅是對有目共睹的事物進行客觀地描述、記敘，更主要的是在其中加入了對自己內心、精神世界的客觀揭示，是作者不揭示沒有人會知道的個人隱私的全面披露，是一種自我揭示，其圍繞的中心是某種特定的精神。簡而言之，“私小說”內容的真實性只有作者自己才清楚。正如“私小說”的捍衛者久米正雄所說：“說到以往所形成的感想，還是自己寫自己的‘私小說’最有安身立命之感。他人寫他人的‘私小說’的時候，當然首先要判定其真偽，只有斷定其具有真實性的場合，才值得信賴，值得一讀。”

自白形式強調了表達思想的必要性，它把表達思想當成一個檢查、了解自我的途徑，旨在保障個體能夠真實地面對自己、展示自己。簡單地說，私小說作家自白的不是丑陋的“事”而是丑陋的“心”，而這種“丑陋的心”也只有通過自白的形式才可能得以體現。

例如志賀直哉（其文學創作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他的“私小說”受到極高評價）的短篇小說《在城崎》（1917）：主人公“我”從電車上跳車受了傷，來到城崎溫泉療養。一天早晨，發現一只蜜蜂死去了，可從中感受到的卻是一種靜謐和安詳。又一天上午，看到一只被人用竹簽扎傷后扔到河里的大老鼠，四肢亂蹬，拼命掙扎，想得到一條生路，于是“我”想，自己也應該像老鼠這樣堅韌地執著于生存才行。傍晚，在散步的途中偶爾發現一只蠑螈，“我”好奇地投過去一塊小石頭，不巧偏偏砸死了它。“我”頓時感到一種“活著的生物的寂寞和悲哀”，再想想自己負傷卻免于一死，不禁感慨“生和死原本并不是兩極的東西”。綜觀作者的經歷，在城崎的一段體驗是其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作者正是以自白的形式，把自己觀察小動物的死而產生的心理變化赤裸裸地展現出來——深感在大自然的面前，人與動物只是等質的存在而已。像龍井孝作的《蟲子種種》、尾崎一郎的《赤蛙》，也都是此類小說中的代表作。

中篇小說《耽溺》是巖野泡鳴（1873—1920）的重要作品。泡鳴曾明言，這篇小說是原封不動地寫了自己的實際經歷。這部以作者的體驗為素材的小說，發表于1909年。主人公田村義雄到國府津去寫腳本，與“女藝者”吉彌相識，想把她培養成一個女演員。很快地，義雄迷戀上了吉彌，又知道她已經有了男友。不顧妻室、荒唐放蕩的義雄雖偶有反省，但又想“墮落、荒廢、倦怠、疲勞——我干脆把在頹廢中的放浪當做自己的自豪吧”。為了給吉彌贖身，義雄回到東京，把妻子的衣服送進當鋪，換了錢寄到國府津。后來，回到淺草娘家的吉彌被發現患上了梅毒。義雄又一次痛感“倦怠和煩悶”，但為了尋求更強烈的刺激，他還是冷酷地拋棄了吉彌。整個小說充滿了頹廢、放蕩而又無奈、凄涼的情調。在這一點上，他與花袋是一樣的。

私小說能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發展、興盛，除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影響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作家們具有敢于正視自己的心理和敢于解剖自己的勇氣。“小說是一種精神性的自然，無論是對善惡還是對美丑，規定這個能寫、那個不能寫，都是沒有道理的。小說家的任務不過是像讀者用自己的感官接觸自然界的現象一樣，細致明了地描寫作品中的現象而已。”在這樣一種心理引領下，自白式的創作筆法成為私小說創作的基礎，自白的形式更易于作家直接面向自己，也增加了讀者對私小說真實性的認可。

“私小說”這一概念剛剛出現時，明顯地帶有嘲諷批評的意味。當時有人揶揄地評價說：“私小說”無非是“翻來覆去地擺弄那點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借小說公開出來而已”。

發展之中，“私小說”帶給作者廣闊的反思空間和展示空間，也提供給作家“自白式”的創作方式，“私小說”影響了一代代作家、讀者，也由此構成了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獨特現象和思潮。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私小說的復雜性和存在感使它的歷史成為一部論爭不休的歷史，也使其具有了頑強的生命力，這也可說是文學史上不多見的現象。

摘要：“私小說”是日本文學中最獨特的小說樣式，它直接反映出20世紀日本的社會特征、文化、民眾心理。解讀私小說的密鑰是挖掘其形成“私”的空間的根源。以私小說的開山之作《棉被》為切入點，分析其“私”的社會、人文成因，皆在為進一步探究這種獨特的文體尋求幽邃的路徑。

關鍵詞：私小說；《棉被》；自白

參考文獻：

[1]魏大海.私小說[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2]田山花代.棉被[M].樸今花，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7.

[3]久米正雄．私小說和心境小說[M]．東京：文蕓春秋社，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