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哲學現代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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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結論是為了更清醒的探討原因
在人文學術的殿堂里，是沒有寫作學的。寫作學的這種沒有立足之地而又不得不存在下去的尷尬，在于它自身沒有"學"和"問"。
當我們一觸及到這一十分敏感的問題時，也就不得不去認真而嚴肅的思考和反省這樣一個問題：即寫作學到底有無"學"與"問"？
從理論上講，寫作學是應該有學問的，而且這種學問還是特別的博大精神深！
因為寫作學是研究人類寫作的創造性生成問題的學問。而寫作的問題又是那樣的普遍，那樣的富有創造性，那樣的具有深廣的人性美麗！如果我們不持一種盲目的淺薄的話，可以說，人類的文化和人類的文明都融進了寫作的特別功勞：人類的文化精神和文明創造都體現了寫作的無窮魅力--文學創作通過寫作，科學研究離不開寫作，國家管理、社會治理、領域性工作等等，是絕對不可能沒有寫作的參與其中，就連日常生活也無處不需要寫作的幫助，哪怕就是談情說愛也需要以寫作為其表達美好情感和真誠的愛意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比較客觀的來看，寫作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內容，是人間生活能夠創造性表達自我的思考、探索問題的有力武器，是人間能夠相互溝通、融融生存的重要方式，是創造人性美麗的基本手段。對如此具有人情味、人性味和創造性色彩的寫作行為與現象的研究的學問--寫作學，它絕不可能沒有學問！恰恰相反，它是人間最了不起的、最博大精深的學問！
因為，從根本上講，寫作學應該是人學--是有關于人的心靈學和表達學，或者說是有關于人的心靈表達學。而有關于人的心靈的創造性生成和有關于人的心靈的美麗表達的學問--都不博大精深，世上還有哪一門學問算得上是博大精深呢？所以，學術界的"家"們以至于還來不及成為"家"的人們，認為寫作無學，甚至于瞧不起寫作學，鄙夷和嘲笑寫作學，不愿意正視寫作學的研究等等的行為與態度，從表面上看是一種自以為是的"門戶"的"偏見"，但就其實質上講，則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對人的無知，對人類創造行為的人本精神的無知。
理想的激情并不等于實踐的成就。從這樣一種較為客觀的立場來看中國當寫作作學的實際的建設探索，到底有無"學"與"問"呢？
回答無疑是肯定的。冷靜地回顧寫作學的當代建設史，不僅其有學問和成就，而且學問與成就斐然！
自1985年寫作學誕生以來，從劉錫慶先生的"雙重轉化"到朱伯石先生的"三級飛躍"，再到金長民、林可夫的"三重轉化"，可以說完成了寫作的靜態規律研究的奠基性工作。爾后，在此基礎上，寫作學的探索進入到了寫作的動態規律的揭示，從顏純鈞先生的"寫作行為"到馬正平先生的"寫作過程"，寫作學探索進入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寫作學的學問從此獲得了一種動態規律的奠基。正是這種有關于寫作秘密的靜態規律和動態規律的整體性奠基，才迎來了寫作學界對寫作的文化本質和人性規律的艱苦卓絕的探索，這一探索方向和這一探索成果，所體現出來的積極意義與價值，已經是大大的超過寫作學本身--而具有了人文科學的整體性質。寫作學對寫作的文化本質和人性規律的探索：首先從王東成先生和陳果安先生的"人本主義寫作學"、"寫作主體論"開始，到顏純鈞的"寫作準備狀態"，再到馬正平先生的"寫作文化"以及后來由他提出并致力于探討的"寫作文化學"，以及由陳果安先生提出"寫作的大技巧"到后來馬正先生對寫作大技巧的潛心研究，寫作學研究終于邁出了狹隘的、淺表的探討寫作規律的思維模式，而初步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學思維藍圖的描繪。這方面的最杰出的理論成果是馬正平先生的五卷本《寫的智慧》(1995年版)。
與此同時，對人類寫作的生態規律和人性動力的探索也緊密鼓的登臺，這一標志就是林可夫先生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寫作哲學"，緊接著王東成先生和阿果安先生率先出了"人本主義寫作學"，從宏觀上開辟了寫作研究應以"人為本體"、以"寫作主體的精神、心靈、情感建構為方向"的道路；隨后，馬正平先生通過對寫作文化的研究而進入到對人類"寫作秩序"的哲學探討。
與此同時，唐代興開始了"寫作的形式化"、"生存理性寫作哲學"、"寫作語言的生態化"和"寫作教育論"的研究；張偉德先生隨后展開了對寫作的"書寫本體論"的探索，由此，激發唐代興展開了對寫作的人類起源的思考，而把寫作研究的筆觸伸向了"人類生存書寫與被書寫"的領域，打開了寫作與人類生存創化之間的秘密通道--而展開了對人類生存行為動力的艱苦探索：其其積極的思維成果就是"生存語義場"和"生態化綜合的思維方法與思想方法"，其理論成果是《人類書寫論》（1991年版）、《作家哲學論》（1991年版）、《語義場導論--人類行為動力研究》（1998年版）。
這種種對人類寫作的生態規律和人性動力的探索成果，必然激勵寫作學研究走向對寫作問題的深度探討，這一探討的現實成果同時展開為高楠先生的"寫作思維場"，馬正平先生的"寫作控制場"，唐代興的"寫作語義場"。一種以"場"的觀點來觀照寫作的深層次的思維本質和情感運行規律，把寫作學探索引向了具有完整人性學（即人性的心靈表達學）的境界。
從寫作學在短短的十幾年的發展實績來看，寫作學的學問的博大精深已經得到了初步的實踐上的證明。并且，從寫作學的已有研究成果看，寫作學所開辟人文研究道路所體現出來的深度和廣度，是目前其它所有人文科學都不能望其項背的。因此，說寫作學無學或者嘲笑寫作學的無學，無論是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實踐上講，都是不公正的學術看待。
當我們從寫作學的應有之義和現有實績這兩方面來看，目前學術的王國不承認寫作學，學術界還來不及認同寫作學研究者們的艱辛付出--這樣一種普遍的甚至有些叫人目不忍睹的現狀，確實存在著"門戶"的"偏見"。這種"門戶"之見，至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整個學術視野的落后。
然而，如果我們從寫作學建設自身角度來看，至少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導致了它目前的尷尬局面，那就是：寫作學的研究者們至今還沒有獲得一種完全屬于自己的話語背景，和為了得以立足于學術之林而自如地運用經過15年的艱辛探索而積累起來的廣闊而深厚的知識資源基礎--的能力。由于這樣一種缺乏，寫作學的研究一直都處于一種無自己的廣闊話語舞臺的前歷史時期。20世紀的寫作學的悲壯生存語義，也許應該從這里開始去探微！
寫作學之所以到目前為止還處于一種研究的前學科狀態，還在于寫作學界的這一批批研究者們從整體上體現一種知識準備不足而又自為是的狀態中。在這樣一種較為普遍的學術心態氛圍的籠罩下，寫作學研究又從整體上顯現出這樣一種傾向：即錯誤的把科學主義的主流話語當成了寫作研究的人學話語。這樣的結果是：一旦把科學主義的主流話語做為寫作研究的話語舞臺時，寫作學也就成了各種科學方法論的明證場所。
其實，我這樣講，并沒有絲毫貶低所有的寫作學研究者的意思，也不是為了別有用心的來否定過去的種種成果。因為，過去了的歲月始終是我們自己經歷出來的。否定過去是一種愚蠢；但也不能過于的去拔高過去，拔高過去卻是一種淺薄！
學術探索，學科建設，需要一種整體的力量的推進。然而，寫作學建設卻在整體上顯現出一種以"無學"去躁動"學"的傾向，確實是有些令學界啼笑皆非。在白手創業去通過創造性積累應有的學科知識資源基礎和哲學背景來建設寫作學科的情況下，要創造出屬于寫作學自己的、并且能夠迅速得到學術王國的認同的學術話語舞臺，這確實異常艱難。對這種艱難局面的突破，不僅需要整體的勇氣和先鋒隊的貢獻，而且更需要寫作學界的整體力量與智慧的創新與提高。然而，實事求是的講，時至目前為止，寫作學界所從根本上缺乏的恰恰就是這種整體性力量與智慧的創新精神與提高品格！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學術界不承認寫作學，不僅在于學術界的"門戶"之見，而且也還有寫作學界整體意義上的自我無能。或者換句話，寫作學界的整體狀況最為直觀的導致了學術界對寫作學的不屑一瞥。
回顧只是為了更好的創造新生
一門新學科的創建，是需要有自己的知識資源基礎和應有的哲學背景的。寫作學作為一門新生的人文學科，它的應有學科知識資源基礎和其哲學背景應該從哪里吸取？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靠自己去創建與積累！
如果說，在15年前，寫作學沒有建立其博大精深的人學學科地位，是因為沒有其應有的哲學背景和學科知識資源基礎--這個責任應該由歷史來負的話。那么，15年以后的今天，寫作學界從整體上對通過兩代人的努力而初步創建起來的哲學背景和學科知識資源基礎予以冷落、淡漠、甚至于有意無意的拋棄--從而導致寫作學學科建設停止不前，在其學科探索的深度和廣度的前沿上失去了主力軍，那么這個延緩了寫作學建設進程的"歷史責任"就應該由寫作學界自己來承擔了。
1985年中國寫作學會正式成立，寫作學的學科建設的戰斗由此拉開了序幕。但一個較為嚴峻的事實是，寫作學的學科建設要能夠卓有成效，必須要有其哲學背景和理論資源基礎，剛剛被做為"學"而提出來的寫作學，卻什么都沒有，這是一種先天不足的缺陷。因而，寫作學在創建其學科的過程中必須補課--即必須補上無哲學背景和無知識資源基礎的這一課。在當時，這種意識就已經產生了，然而，這種高瞻遠矚的學科認識卻并沒有引來寫作學界的普遍認同，以至于不得不使寫作學學科建設至今仍然處于一種前學科話語狀態。當我們現在來重新反觀這一現象時，也就不得不沉重于那些不能隨隨便便在記憶中抹去的日子。于是，下面的這些日子也就值得我們去再提及再品味。
1986年，是不可能忘記的一年。因為這一年的煙臺會議，林可夫先生提出了"寫作哲學"的話題，寫作學學科建立的補課意識與寫作學學科建設意識相同步產生。這對寫作學界來講，是一件多么激動人心的事情啊！
1988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年。它之所以值得紀念，不僅在于"寫作文化"問題正式納入了寫作研究的視野；還因為這一年，"人本主義寫作學"研究方向得到了正面的確立；更在于這一年的樂山會議一下子就產生了六篇有關于專門研究寫作哲學的學術論文（即任遂虎的《寫作價值論》；鄒平的《反規范：現寫作作學的哲學基礎》；馬正平的《再論寫作文化--兼論寫作哲學》；唐代興的《寫作哲學：從作者的角度看》、《寫作哲學和寫作文化》、《人是形式化的動物--來自寫作哲學研究的報告》），由于這六篇論文，寫作學學科建設的哲學背景意識和寫作學學科建設的資源基礎意識在此次會議上得到了普遍的共識。也正因為如此，在這次會議上，"寫作哲學"由日常性話語正式變成了一種極其嚴肅的學術話語。從此，"寫作哲學"不僅成了樂山會議的"又一個熱門話題"（見樂山會議《紀要》原始文本），而且也成了后來寫作學科研究的重要課題。
1990年，應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這一年的南充會議，對寫作學的學科建設的哲學背景和學科知識資源基礎建設的共識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哲學思想者張偉德先生加盟寫作哲學的研究，應該算是寫作學學科發展中的一件大事。他向這次會議提交的《在實踐的極限處：從哲學的觀點看寫作》和《當寫作作學的方向--一種關于"大寫作學"的釋義學論略》把寫作學的學科建設的哲學背景建設提到一個更新的高度來認識，并在這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了寫作的"書寫本體論"的寫作哲學概念，和初步描述了"書寫本體論"的的探索方向。
更值得關注的是，馬正先生關于《時空情緒、生命、生存的自由與永恒--論"寫作文化"的哲學基礎》一文又提出了"寫作秩序"的哲學命題，并展開了關于"秩序論"的寫作哲學探討。
而高楠先生的《寫作思維三題》一文對"寫作思維場"的研究，馬正平先生的《寫作控制場--再論寫作能力的內在機制》一文對"寫作控制場"的研究，和唐代興的《寫作語義場--寫作能力的積淀與建構》一文對"寫作語義場"的研究，應該看成是對人類寫作的思維本質的哲學思考。
如果說，張偉德先生關于寫作的哲學思考是屬于戰略性的開疆拓土的話，那么，唐代興為這次會議所提交的一系列論文（《作為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的寫作文化思想--關于深化寫作文化研究的哲學思考》、《21世紀：思維方法的生態化綜合--兼論當寫作作學研究的新思維》、《寫作教學的觀念與行為》、《寫作教師風格論》、《當代教育的人類學方向--大技巧寫作教育展望》、《寫作語義場：寫作能力的積淀與建構》、《大技巧論》、《語言：人類生存權力的形式化--關于人類語言生成意義的哲學沉思之一》、《語義場論：人類生存權力的滋生與指歸--關于人類語言生成意義的哲學沉思之二》、《語言：表達的生態學--關于人類語言的生成意義的哲學沉思之三》）則可以看成是對寫作哲學的具體性奠基。
1990年之所以值得紀念，不僅在于寫作學科建設的哲學背景意識和學科建設的知識資源基礎意識贏來了更高水準的共識，也不僅在于寫作哲學的研究贏來了宏觀戰略認知與具體奠基的結合，而主要的在于寫作哲學的研究，一開始就把人類的寫作行為、寫作教學和寫作學研究納入了它的思維視野之中來予以審查；而更值得我們今天回味的是，在這一年，寫作哲學的研究的角觸已經伸向了語言學、哲學、教育學、美學和思維學等領域，這無疑給寫作學界透露出了一個更為振奮人心的消息：寫作哲學的研究，不僅可能為寫作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提供一種堅實的哲學背景和理論資源基礎，而且還有可能為人類的其它學科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野和方法。
無可否認，在1990年，寫作哲學研究的實績，從一個側面把寫作學學科建設推陳出新向一個新的高度。也許因為這種推動力的推動，建設"文化寫作學"的大旗才得以在南充會議上正面的樹立起來，寫作學學科建設從此有了自己的旗幟、方向、目標。
1991年，應該算是一個在沉默中被遺忘的年代。這一年的黃山會議，為剛剛激蕩起來的寫作哲學探索陷入沉寂拉開了序幕。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唐代興的一篇寫作哲學論文（《寫作即生存--人類精神現象研究述要》、華東師大《中文自修輔導》91年第二期）的發表，外加兩本寫作哲學著作（《人類書寫論》和《作家哲學論》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出版，算是為寫作學界的寫作哲學研究舉行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告別式。爾后，寫作哲學在寫作學科研究中由失語變成了無語。
寫作哲學研究在寫作學領域的由無語到失語，這是使寫作學科至今仍處在一種學科的前語言狀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無可否認，從1991年到1999年，寫作學界產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馬正平先生的巨著《寫的智慧》的出版。然而，我們不得不思考的是：一個龐大的寫作學家族，除了馬正平先生的《寫的智慧》之外，還有多少算是對寫作學科建設真正有用的東西呢？這種獨上高樓的情形，難道說是一個學科發展的正常現象嗎？還有，馬正平先生的"獨上高樓"是不是也感受到一種"不勝寒"的滋味？換一句通俗的話說，馬正平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在寫作學界得到了多少理解？贏來了多大程度的認同？對寫作學以外的學術界又產生了多大實質性的影響？
我記得陳果安先生早在十幾年前就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哲學思考的學科是建立不起來的。"現在來重新品味這個斷言，可能是別的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有了哲學思考的學科又能夠真正建立起來嗎？
不錯，沒有哲學思考的學科之所以建立不起來，就在于沒有哲學思考的學科，始終沒有自己探索問題的哲學背景，沒有建構學科的知識（理論）資源，因而也就找不到真正屬于自己學科的話語舞臺。
客觀地看，15看的寫作學研究，確實把一門沒有任何理論基礎的學科推向了一個劃時代的新境界（這一新境界的集中標志應該是馬正平先生的巨著《寫的智慧》）。尤其是寫作學關于過程、行為的研究，關于寫作主體和寫作的人本性的研究，關于寫作文化和寫作的大技巧的研究等等理論成果的日新月異，都從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層次為寫作學的當代建立奠定了基礎，豐富了學科知識資源，但無不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寫作學還沒有真正獲得完整的"學科"意義--即寫作學的艱苦卓絕的探索至今，還沒有創建起具有其普遍意義的學科知識構架和具有邏輯自洽性的學科理論圖景。這種不能更上層樓的現狀，不能不讓我們冷靜的反思這樣一個問題：寫作學的研究現狀與沒有獲得應有的哲學思考的支持有不有關系？如果有關系，那么，寫作哲學探索的興起為什么沒有引來寫作學界在整體研究上的應有重視？寫作學界普遍漠視寫作哲學的狀況又說明了什么？
有關于這一點，奚愉康先生曾在《中國第三寫作作學家的哲學思考》一文中指出："寫作哲學中的哲學是一種現代哲學。"他該文中繼續評論說：
"寫作哲學不僅僅是限于理論上的求證，也不是寫作學中的代數學，它具有實用主義哲學的“兌現價值“實用主義的出發點，也是構筑在“純粹經驗“之上的。所以，我們不能將哲學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與社會學意義上的庸俗功利觀相提并論。寫作哲學在21世紀的寫作實踐中會體現出越來越豐富的具體性。
當年康德在大陸理性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之間找到了中介點。寫作哲學也就是企圖在系統與未來之間找到一個“融媒“。寫作哲學的全部意義就在于融通寫作（寫作學）的精神界的自由與自然界的必然。"（《中國當寫作作學的進展》P454~455，1991年版）
奚愉康先生關于寫作哲學探索的全部努力就是要"融通寫作（寫作學）的精神界的自由與自然的必然"的論斷，或許為此做了很好的注釋：寫作學研究一旦無視寫作哲學思考的存在價值和其方向性的指導意義，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真正走向對自身學科的自覺--而獲得其應有的學科地位。
在這里，不得不回憶起幾年前陳果安先生在與作者的通訊中談到過這樣一番話，他說：
"我覺得，從寫作哲學看，你這幾年關于生存理性哲學的思考已經形成自己的一套想法，構成了自己的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已經從哲學上回答了我們這一代人為什么要建立現寫作作學、文化寫作學、人本主義寫作學，你把一層神秘的帷幕挑開了，并且從哲學上進行了認真的論證。沒有哲學思考的學科是建立不起來的。從這點來說，你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從更高的一層意義上講，你算是對寫作學界進行了一場啟蒙教育。"（1990．9．26書信）
哲學之所以對學科建設很重要，就在于對學科進行哲學思考的過程本身就是對學科建設的啟蒙過程。而一旦一個學科在自身的建立中產生了對哲學啟蒙的自發渴望--從而激勵起自覺地展開對學科的哲學思考時，學科建設也就應該有一種整體的自覺啟蒙要求。而如果從整體上缺乏這樣一種要求性，對學科的哲學思考也就事實上地淪為一種無用的奢侈。因而，沒有哲學思考的學科是建立不起來的，但有了哲學思考的學科也不一定能夠建立起來的。因為在有些時候，哪怕是一門學科自身有了其哲學思考，但由于該學科研究還沒有形成研究的整體自覺時，它根本不可能有對哲學思考的理性需要。這樣，學科研究從整體上也就有可能無視學科的哲學思考的存在，學科研究者也就有可能從整體上形成一種對學科的哲學精神、哲學營養的拒絕與排斥，這樣一來，學科研究也就難以達向應有的對學科的哲學境界的整體思維水平和能力！
因而，沒有哲學思考的學科是建立不起來的，和有了哲學思考而又從整體上拒絕這種哲學思考的學科也是建立不起來的--這兩種情況最終陷入同一種境況之中，這或許是寫作學15年探索的前后兩個階段的歷史--所形成某種本質上的同一性的根本原因！因而其研究也就不得不進行意識錯位--去偷梁換柱，即要么把自己的表演置于科學主義的主流話語舞臺之中，要么就情鐘于傳統這一話語舞臺。
只有重新定位關系才能明確定位研究
從90年到99年，10年的沉寂之后的成都會議，寫作哲學的學術話語通過張偉德先生又象幽靈一樣悄然回到了寫作學這倒錯的話語舞臺上，當然，它已不再是一個大家關心的熱門話語。寫作哲學向寫作學領域的死灰復燃的企望，確實使這次會議顯得有些不協調，因而它不能融入這次會議的主流話語之中也就屬于十分的自然。
然而，盡管如此，一些有識之士卻在此次會議的非正式場合對"寫作哲學"這個寫作學的"幽靈"產生了一種濃厚的興趣。
這種興趣的產生，或許自發的表達了寫作學科建設的艱難跋涉到現在，對寫作哲學的一種無意識渴望。然而，張偉德先生的《寫作哲學的創世紀》，或許是給科學主義主流話語寫作學的這種無意識渴望的一瓢冷水。
如果說十年前張偉德對寫作進行哲學的考察，實際地為寫作學和寫作哲學的探索進入幾乎狂熱的興奮狀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的話，那么，今天的張偉德再論寫作哲學，實際上是在為寫作學和寫作哲學的研究撒一把冷靜劑。換一句話說。張偉德的關于《寫作哲學的創世紀》，是企圖為我們重新探討寫作哲學和正真建立寫作學科開辟一種自我反省的道路：張偉德的《寫作哲學的創世紀》是從人類當代哲學的自身邏輯嬗變和外部發展的多重現實性來觀照寫作哲學學科建設的未來可能性，來考察寫作哲學與寫作學之間的關系定位的。張偉德的思考為我們重新考察寫作學和寫作哲學打開了一條新視界。結合《寫作哲學的創世紀》，我想寫作哲學再探索，和寫作學科建設的繼續深入，其不得不首先思考和檢討如下的問題：
1）直到目前為止，寫作學的建設與發展是不是已經達到了邁出前學科的狀態而進入了學科時代？
2）寫作學建設需不需要寫作哲學的參與？如果需要，在什么意義上、在哪種程度上、在什么范圍內需要寫作哲學？
3）而從寫作哲學的角度講，寫作哲學的研究是否已經進入了學科時代？換句話講，寫作哲學的研究是否已經正確的找到了自己的學科話語舞臺？
4）寫作哲學屬不屬于寫作學的構成內容？如果屬于，寫作哲學的研究將在寫作學學科建設中居于什么樣的位置？如果不屬于，那么，寫作哲學將又怎樣來給自身定位？寫作哲學的研究又將在什么前提下給寫作學的建設提供哪些可能性？
就個人的有限認知而言，我是比較贊同張文中對寫作學的當前狀況的評價的：
"寫作學是否已經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專門學問或者獨立的知識科學，依然是存在其疑問的。
在關于“寫作“的學問中，充斥其間的大多是一些具有突出個體體驗性的“亞理
論“知識形態，抑或充滿了文學氣息的想象力和幻想力的制作，因此關于寫作問題的即使是主觀上表現出具有更多學術傾向的知識性考察，它所能達到的真正理論的程度，在總體上說，事實上是極其有限的。從純粹理論的角度講，任何知識理論如果不能形成一個系統的邏輯框架和概念范疇體系，并且這些概念與范疇不能“自己運動“起來，并指向一個專門性的知識領域且形成一種推論式的關系，那么，這種知識與理論，就無法形成其個性化的學科系統，因而也就不可能圍繞這個學科系統，形成一個具有歷史承傳性的知識共同體以及貫一的、有特征的學科風格與知識指向。"
寫作學經過15年的探索和研究，無疑是成就斐然。但寫作學的建設確實還沒有發展到形成一門獨立的知識科學的程度，也沒有達到成為專門學問的應有境界。
誠然，這里我們有必要思考一個問題，確立一個前提，那就是：寫作學能否有希望成為一門獨立的知識科學，和有可能達向一種專門化的學問？
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但寫作學之尚沒有達向這應有之境，從其直接的理論成果來看，當然是它目前還沒有達向以范疇為凝聚點的概念邏輯知識體系，寫作學理論還不具備其自身的邏輯自洽性和理論構建的完備性。但就其深層意義上講，寫作學的這一理論特色的形成，恰恰是它缺乏一種對自身的哲學自覺的表徵。
一門學科亦或一種理論體系的構建，如果其缺乏一種對自身的哲學自覺，是很難得達到其學科或理論構建的邏輯自洽與完備的。寫作學的發展也同樣不能例外。并且，寫作學的建設，打一開始就沒有任何可能憑借的知識資源基礎和應有的哲學背景。這種白板式的研究也就更加需要其對自身的哲學的自覺。還有，寫作學所研究的現實對象是（人的）寫的行為，其終極對象卻是人的生活與成長，因而作為一門深奧的人學，其研究如果沒有其整體意義上的哲學自覺，哪怕是再時髦的理論，也是沒有其內在的生命力的。
由于寫作學從根本上缺乏一種整體的對自身的哲學自覺，因而它不得不一方面留戀于傳統的魅力，另一方面全力尋找科學的支持，這樣一來，寫作學的研究也就無可回避地成了傳統知識話語與科學主義話語的完美聯姻--所有的對寫作的個體性經驗或者具有濃厚文學想象力的體驗性內容，都通過傳統知識話語粘合了起來，并借用科學主義的話語對它進行了現代性的包裝。由此，寫作學理論成果變得了最具革命性和時尚化。
雖然如此，寫作學仍然以其自身的雙重努力，使自己的一只腳已經跨出了前科學的困境而向學科時代邁進。然而，寫作學要真正進入學科時代，還需要補對自身的哲學自覺這一課。只有這樣，才可能使由傳統知識選擇與科學新觀念大會師所形成的"亞理論"真正上升為具有嚴密的推演關系的以基礎范疇統帥概念構架的知識體系。
從這個意義上講，寫作學的知識體系建設是不需要寫作哲學的直接參與的。換句話講，寫作哲學的研究內容是不可能構成寫作學的知識體系的內容的。寫作哲學的研究將為寫作學知識體系的建立提供一種有限的知識資源基礎，和為寫作學的健康發展提供一種哲學的思維背景。
而從寫作哲學角度來看，寫作哲學也沒有必然的義務和責任來參與寫作學的研究。寫作哲學存在的可能性，是在于它思考人類的有關于寫作的書寫本質成為現實，即寫作哲學的探索是意在于構建人類寫作的純粹知識體系，也就是張偉德先生所講的為寫作學提供"元敘事"的知識構架。
在過去的寫作研究過程中，寫作學與寫作哲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就陷入一種"圈地式"的思維怪圈之中：寫作學研究總是自覺不自覺的要想把寫作哲學納入自己的研究范疇，希望使它成為自己研究的基礎對象而服從于寫作學知識體系構建并成為寫作學知識體系構成的具體內容，這樣一來，寫作學的研究也就不得不面臨時時拔高自己而顧及到對寫作哲學問題的思考，由于這種思考從一開始就被規定在一種被預設的寫作學觀念構架之中來進行的，所以，這樣的思考也就顯得有些自不量力和力不從心--即這種從以寫作為規定范圍的寫作哲學思考，往往不能超出寫作學的思維局限而真正進入人類寫作的純粹知識領域。這樣的結果是，既無助于寫作學研究的言歸正傳，也迷糊了寫作哲學的探索視線。
而在這種"圈地式"的思維怪圈里，寫作哲學的研究要從在沒有知識資源基礎的情況下能把握自己的方向也就變得異常的艱難，一旦它把研究的基點置于寫作學的視野之外，而指向對寫作的元知識的考察時，也就勢必造成脫離寫作學的觀念構架--而為整個寫作學研究所不容，這對寫作哲學的研究者來講，卻是一種沒有任何歸依感（因為寫作哲學的思維話語是因寫作學的思維話語而引發出來的，所以有關于寫作哲學的興趣支撐點也就自然而然的建立在寫作學的話語體系中）的孤獨無援。因而寫作哲學的研究也就不得不龜縮于寫作學之中--希望通過對寫作學知識問題的思考來達到對寫作哲學的實現。但很不能如愿的是，寫作哲學的這種純粹知識性的思維方式一旦運用于寫作學問題，往往又給寫作學的研究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噪音"。在這樣一種"噪音"的影響下，寫作學由開始對寫作哲學的熱戀逐漸變得了冷淡和疏運。寫作哲學面對這樣一種兩難的思維處境而最后不得不陷于自我的沉寂。
作為一個問題的寫作哲學
客觀的看，由于寫作學的鼓噪，寫作哲學問題才浮出了水面。但也是由于寫作學的左沖右突，寫作哲學才變成了一個問題。寫作哲學的問題，不僅是一個有關于人類寫作的哲學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有關于寫作的所有領域的問題。
寫作哲學何以會成為一個問題？
要能夠很客觀的回答它，其實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首先，人類的有關于寫作的種種現象本身就體現出了一個寫的哲學問題。即人類的寫作行為自身就敞開了一個書寫的問題，這個問題時時刻刻的要求著一種存在性和生存性的哲學解答。比如，人類的寫作行為是不是一定不可避免的？如果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人類為什么不去避免而偏偏產生寫作的行為？如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這種絕對不可避免的原因是什么？寫作為什么是屬于書寫性質的？難道因為它是寫作而就必然要成為書寫？寫作既然是書寫性質的，但它何以又成了被書寫？寫作的被書寫性最終是由什么造成的？寫作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寫作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與人的存在、和與人的生存之間有無必然的聯系，假如有，這種聯系的本質內容是什么？這種聯系又內蘊了什么樣的人性內容和自然情緒？．．．．．．．等等等等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但人類為什么會長此以往的忽視這種存在？導致這種"存在"而成為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關于人類寫作的存在的這種哲學問題，為什么一直到寫作學研究的興起的時候就一定要浮游出水面來？這是一種必然？還是一種偶然？如果是偶然，為什么寫作哲學的學術話語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銷聲匿跡之后又會死灰復燃？如果是必然，這又意味著什么？并又希望能夠和可能證明什么？
寫作哲學作為一個問題而存在，還表現在寫作哲學是一個什么領域的問題。大而言之，寫作哲學作為一個問題，到底只單純是一個寫作的哲學問題，還是一個既包含寫作又不只是寫作的問題？具體的講，寫作哲學到底是一純粹的寫作的哲學問題，還是是一個有關于"人"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比寫作的哲學問題要廣泛得多的人的生存的哲學問題？進一步的講，有關于人類的寫作問題，是不是只是一個純粹的文化問題？人類的有關于寫作的行為與現象中，除了文化的因素以外，還有不有非文化的因素蘊含于其中？
小而言之，寫作哲學的問題是不是只是一個有關于寫作的問題？--是不是只有寫作的行為和寫作的現象中才存在著一個有關于"寫"的哲學問題？而諸如有關于寫作教學和寫作研究中就可能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么，寫作教學和寫作研究中所存在的哲學問題又與寫作中的哲學問題是不是同一回事？如果是同一回事，它有不有表現形態的差異性？如果不是同一回事，那么，它們之間的區別和相互之間的聯系又是怎樣的？
這些諸如此類的問題，就是寫作哲學所要力求探討的內容。
從哲學的角度來觀照，寫作之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這種不可避免性，根源于人類生存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書寫性和被書寫性是人類生存的必然命運，它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人類生存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一方面是由于人是唯一能夠意識自己的存在的物種，人對自身的這種意識性導致了人類必然要對自己進行書寫，因為書寫，人對把自己與萬物相區分的基礎上獲得人的應有獨立性。另一個方面，人作為一種生物物種，他永遠都不可能使自己走出物種生物圈，更不能最終走出自然，他與自然和生物圈的這種血肉相依的關系，導致了他不可避免的要被物種和要被自然世界所書寫的必然命運。人的書寫性形成了人要自由表達自身和自主地實現自身的最佳形式，寫作由此也就應運而生；但人要自由自主地表達自己和實現自己的任何形式，都必然地而且是不得不地以自然為最初的摹仿對象，因而，自然成了人描摹世界和自我的現實藍本，所以，人的任何自主性和自由性行為都不得不染上了被書寫的色彩，由此，寫作的被書寫性也就不可避免。（參見作者（人類書寫論）第一部"書寫的起源"）
因此，從哲學的角度來研究寫作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問題，不僅可以為寫作學的探索提供純粹知識背景，而且還可以為人類哲學的追問和人類美學的刷新開辟道路。
寫作哲學的問題，首先是一個有關于人類的寫作的問題，但這只是就其表面現象而言的，就其深層的本質上講，寫作哲學的問題最終是一個有關于人的問題，即有關于人的存在性生存與發展的問題，這個問題既是歷史性的，更是現實性的。具體的講，寫作哲學的問題，既是一個有關于人類寫作的哲學問題，又是一個有關于人類寫作的文化生成與解構問題，更是一個有關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道路問題。
這或許就是寫作哲學的存在意義和被納入人的視野的現實價值。這也可能是寫作哲學不可能萬能地成為寫作學的理論構架和知識體系的具體內容--而成為自身的獨立性的根本理由。
寫作哲學與寫作學蒂結起了一種歷史性和現實性的存在關系，這是一種存在意義上的必然，但寫作哲學問題之被納入人的精神探索的意識視野--而從寫作學的涌動開始，這純粹是一種人類思維的躍遷與寫作學探索縱深挺進間的一次偶然性碰撞，這種偶然性碰撞使寫作學獲得了一種得天獨厚的發展自己的可能性和可以高起點建構自己的現實性。然而，寫作哲學所賴以存在和意識性的進行探討的對象性支撐點不是寫作，而是書寫。即寫作哲學的真正適合它的準確名稱不是"寫作哲學"，而應該是"書寫學"或者"書寫的哲學"。我們現在估且稱它為"寫作哲學"，也僅是因為它的意識性存在（而不是它的自然性存在）是由于寫作學研究的興趣激發的緣故。所以，寫作哲學固然要思考和審查人類有關于寫作的哲學問題，但寫作哲學卻是要最終從這種狹小的范圍中走出來而對人類的生存書寫的自然性、歷史性和文化性問題進行終極意義上的哲學追問和美學考察。換句話，寫作哲學對寫作的哲學問題的審查，僅是寫作哲學的思維的特定的"點"而已，對人類（以及包括對宇宙自然的）的書寫問題的哲學困境和美學追問，才是其真正的"面"--或者說最終的對象。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寫作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企圖包囊寫作哲學的想法，和寫作哲學探索希望依附于寫作學而求得自身發展的愿望，都是一種單向的"自戀"，這種"單向式"的自戀情結，是既不利于寫作學的健康發展，也無益于寫作哲學研究的正常展開。
雖然，寫作哲學必須要考察人類的寫作問題，這不僅僅是因為寫作的哲學問題的意識性存在和學術話語是由于寫作學研究人類的寫作問題而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寫作現象是人類生存和宇宙自然生存相互書寫中最典型、最實在、最普遍的一種形式，要思考和探察我們所賴以存在的這個世界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的最隱秘的真象，就不得不考察和追趕問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有關于寫作的哲學問題。
寫作的哲學考察的思維起點
由于寫作哲學問題的意識性存在和寫作哲學話語的產生，偶然地生發于寫作學的話語情境之中，這就注定了寫作哲學的話語體系的構建必然要從現實地觀照人類寫作現象開始。
那么，寫作哲學對寫作的哲學考察的思維起點應該是什么呢？
這個問題的本身就不可回避的引發出另一個問題，即：今天的人類意識為什么需要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寫作？
有關于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今天的人類生活不僅是一種世紀性的躍遷，而且更是一種千年性的邁進。在這樣一種生存處境中，人類文明地生存與發展出現了質的飛躍。這種飛躍最為突出地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隨著人類教育的社會化和大眾化，現代生活中的人的文化水準得到普遍的提高。加之大眾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發展，社會生活領域的高技術化、高情感化的日益形成，寫作這種獨特的創造性形式由過去的少數人獨享而變成了一種大眾化的基本生存技能，寫作作為一種少數文化精英的特殊生活方式，演變成為一種社會化的生活方式--這樣一種巨大的變革，必然要求著人們對它進行哲學上的重新考察變成可能。因為，作為一種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要演變成一種社會大眾的生活方式和一種必備的生存技能，這必須要經歷一種社會化的觀念的改變，這樣一種要求性必然要導致一種理論上的求解答，和追求一種與此相關的純粹知識體系的支撐。所以，有關于社會化的寫作的哲學考察也就變得了可能和現實。
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的全速進步，社會經濟的繁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了人類文明的上升，文明的上升，人類對自身的文化意識獲得前所未有的新質，這種新質把人的大腦進化到一個更新的水平的同時，也把人類的思維能力和探究問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這樣的結果是；人類哲學開始了它的迂尊降貴的新歷程，即哲學開始走出神圣的象牙塔而進入日常生活，從醉心觀照虛設的存在而轉達向對日常性的存在的困惑和追問。這樣一來，寫作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日常化的生活內容和存在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哲學關心的考察對象。
寫作一旦進入哲學的視野，它也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操作的規則與技能的問題，而同時也變成了一個存在性的生存問題。
有關于寫作的規則與技能問題，這是寫作學所關心的基礎對象和所力求解決的基本內容。而有關于寫作的生存問題和有關于寫作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的問題，那就只有由寫作哲學來考察。
具體的講，這個存在著的世界里為什么會有寫作？會創造出寫作這樣一種獨特的形式？人為什么要寫作？人為什么又能寫作？人將在什么樣的狀況下、怎樣的處境里才寫作？
還有，寫作之于人和之于這個世界而言，它是什么？
寫作是一種存在嗎？如果它是一種存在，那它作為一種存在是相對什么而言？寫作這種存在與人的存在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相對人的存在來講，寫作又能夠怎樣或者可能怎樣？人的存在始終是生存性，相對人的生存性來講，寫作又將可能給它帶來什么？或者說寫作將可能給人的存在性生存帶來什么影響？它可能給人的現實生活和歷史性存在解決什么？它能夠為人的進步和人類的文明解決什么？
諸如此類的問題，是需要寫作哲學進行必要的解答和進行歷史性的檢討的。如果寫作哲學的考察從人類的寫作現象入手而忽視對上面這些問題的檢討的話，那它就不可能真正的進入人類的書寫領域而對人類的自然生存和自然的人化性存在作出應有的審查的，這樣，寫作哲學也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張偉德先生在《寫作哲學的創世紀》一文中所講的寫作哲學的研究目前還處于一種尚沒有自己的話語舞臺--而還處于一種"前科學"時代的斷言，是非常有見地的。客觀地講，"寫作哲學"的學術話題的產生已經是14年了，對它進行實際的考察與研究也具有11年的歷史了。寫作哲學的研究歷史卻并沒有從整體上改變寫作哲學的邊緣狀態，并沒有從整體上獲得自身的應有學術話語。然而，寫作哲學的這種邊緣狀態處境，并不是寫作哲學本身沒有獲得一種探討問題的深度和廣度造成的。恰恰相反，寫作哲學的研究無論就是其深度上，還是在其廣度上，都把人類精神探索的整體精神指向21世紀，指向新的千年道路！可以這樣講，世紀之交的寫作哲學探索的方向、方法、成果，已經事實地構成了人類精神前進的最新指引。
然而，寫作哲學在前進中的這種學術邊緣狀態的形成，恰恰是由于人類近代哲學傳統的光環的籠罩，當代哲學早已失去了對存在的敏感。就一定意義上講，失去對存在的敏感的哲學，往往是一種自以為是的盲動的哲學。這種意義上的哲學并不關心人的問題和人的生存的處境性，以及對人的生存處境的變革性往往是置若罔聞。這樣一種現實的哲學精神狀況，使寫作哲學對寫作問題進行哲學的審察失去了哲學的支持。哲學對寫作哲學的隔膜與無語，必然導致寫作哲學的探索失去應有的話語背景，由此導致其它所有人文科學對寫作哲學的開路先鋒作用冷漠以對。
再有，寫作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的那種自以為是的急功近利沖動情結，總是自覺不自覺的想把寫作哲學歸入自己的麾下--然后以此可以建立起一種寫作學的形而上學的知識體系的那種王者氣派，又至始至終把寫作哲學的研究逼向畏首畏尾的兩難處境中不能自拔。
這就是：外部環境無視寫作哲學的意識性存在而把它視為是學術殿堂里的嘩眾取寵則一笑了之；本來就由寫作學所創造的內部環境又不容許寫作哲學的獨立的意識性存在，而企圖把它改造成能夠為寫作學的知識體系建立的服務手段，一旦寫作哲學的思考超越了寫作學的這種本能性的觀念構架體系時，寫作哲學也就得不到任何學術上的支持而有可能喪失其"前話語"舞臺而走向對自我的失語狀態。
從這個意義上講，寫作哲學對寫作進行哲學考察的思維起點恰恰應該是有關于寫作的人類生存的現狀與歷史意向如何融進寫作而成為寫作的基本精神的問題。換一句話講，人類的生存書寫性和被書寫性的歷史與現實如何成為時代性的寫作行為、活動的話語背景和最為現實的話語舞臺--的終極哲學意義和美學價值，客觀地構成了寫作哲學的現實困惑和永恒的追問--的思維起點和最高的思維目標！
寫作哲學研究的對象、范圍
寫作哲學無疑是要研究寫作的問題，但寫作哲學卻不可能只局限于研究寫作問題，它還必須得跳出狹窄的寫作圈子而探討人的（和人類的）生存書寫的問題。前者是一種"點"的觀照，后者卻是一種"面"的考察。對"點"與"面"的整體融合，也就形成了寫作哲學研究的獨特對象。概言之，寫作哲學的研究對象即是：在被類化和被物化了的生存書寫中，寫作何以成為可能？和寫作活動中的生存書寫何以能夠生成？
所謂"生存書寫中寫作何以成為可能？"，即指時代性和生活化的寫作行為、活動，是如何的在人類生存書寫的歷史與現實中得以展開的？這種"展開"的前提是什么？
而所謂的"寫作中生存書寫何以能夠生成？"，是說時代性和生活化的寫作行為、活動，又是怎樣的無聲無息的傳達了人的（作者）和類的（時代、社會、民族、國家、人類）生存書寫性和被（自然、社會、時代、國家、民族、文化、歷史所）書寫性？換言之，寫作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是如何得以生成的？寫作的這種對類化和物化了的人的這種書寫性和被書寫性對人（包括社會）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并又實質性的能夠產生著哪些影響？
以此作為特定的思維對象，寫作哲學的研究范圍也就無疑包含了有關于"寫作"的所有領域，以及寫作之外的人的生存書寫領域：從個別化的和個體化的寫作行為到人（和類的）的存在性生存書寫活動，構成了寫作哲學考察的思維疆域。
有關于人類的"寫作"的問題，當然不只是一個"寫文章"的問題。"寫文章"的問題只是寫作問題中的一個具體的方面，除此之外，還包括關于對于"寫"的教育教學問題，和有關于對"寫"的研究問題。
有關于寫作的哲學思考，其具體的表述則是：對寫作、寫作教育、教學和寫作研究等方面的根本性問題進行整體的哲學考察的學問就是寫作哲學。
在這里，"整體的哲學考察"中的"整體的"意即"生存化的"的意思。所以，所謂"整體的哲學考察"，實際上就是指要對寫作、寫作教育教學、寫作研究進行一種生存化的哲學考察與追問。
寫文章是一種"寫"與"作"，寫作的教學與教育也是一種"寫"與"作"，寫作研究更是一種"寫"與"作"，雖然這些"寫"與"作"的活動在具體的操作方式、方法、乃至手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點卻是本質的同一的，那就是這些所有的行為、活動都是生存化的，都是對生存（個體的、社會的、時代的、歷史的、文化的、以至于宇宙自然的）的一種書寫形式與活動，并且，這些"寫"與"作"的活動，都具有極其復雜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的本質規定性。
當我們從這一視野出發來觀看寫作問題，一切有關于"寫"的問題，其實都是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有關于人的生存和被生存的問題。而人的生存和被生存問題就是人的存在性書寫的問題。
什么叫"人的存在性書寫"？
人的存在性書寫是指人因其存在而不得不主動生存下去和不得不被迫生存下去的自我描繪、自我展示、自我突現。在這里，因其存在的現實性和未來性而不得不求生存的行為與活動就叫做生存的書寫性；而因其存在的歷史性和自然性而不得不被迫生存的的行為與活動就叫做生存的被書寫性。
因而，寫作哲學必須探討人的生存和被生存問題。寫作哲學探討人的生存和被生存問題，其核心的內容就是人的生存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是如何可能？怎樣實現？如何規定？
而從這樣一個視角出發來反觀寫作問題，不管是寫文章也好，還是寫作教育教學也罷，或者是對寫作的研究也好，不都是一種"存在性書寫"嗎？不都體現為一種求生存的行為和一種被生存的形式嗎？不都淪陷在一種因其存在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狀態中嗎？
寫作哲學研究的方法
寫作的問題永遠都是一種最為現實的人的問題--它不僅是一個有關于人的存在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有關于人的生存的問題。因此，當我們通過人的寫作而對人的存在問題和人的生存問題進行多方位的檢討時，幾乎有所的科學方法在這里都將無濟于事。
所以，當我們意欲采取一種絕對科學主義的態度而生搬硬套出各種各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寫作的問題時，也就始終存在著一種隔霧看花、隔靴搔癢的弊病。
寫作的全部問題都是人的問題。從終極的意義上講，一切有關于人的問題，都是異常復雜的問題。如果從人的角度來看，寫作當然是有規律的。但寫作的規律最終是屬于人的規律；是屬于人的存在性規律的和屬于人的生存性規律的。因而，寫作不僅僅具有創造學的和思維學的品質，而且寫作更具有人性學的、心靈學的、哲學的、美學的和教育學的、倫理學的、政治學的、歷史學的品質。
同時，寫作永遠都是人的寫作，并且寫作永遠都是對人的寫作。寫作的這種雙重的人本性質，決定了寫作不僅具有文化學的意義，而且更具有生態學的價值。
由于寫作具有這樣一種復雜多變的因素和色彩，對它進行哲學的檢討，如果運用文化學的方法，那就很有可能會忽視其生態方面的問題，而如果采用如結構的或者系統的方法，那最終只能是對寫作進行意識層面知性分析，而無法把寫作的問題（本質上講是對人的存在歷史和生存現實問題）納入人性學和心靈學的視野。因而。對寫作進行哲學的檢討，只能是創造出一種時代性的哲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必須是思維學意義的和思想（即本體論）意義的完美生命體現。
這種方法還必須是對時代性的人的生存拷問和對人的存在性的歷史追問--所自然而然的生成的。
并且，這種方法一定是體現它對古典哲學的那種靜止的形而上的經驗主義方法和對現代的科學主義的認識論方法的積極揚棄。
這種方法即是生態化綜合。
所謂"生態化綜合方法"即是指人類自然學方法和人類文化學方法、社會歷史學方法和物種生態學方法的整體表述。
生態化綜合方法既是一種思維方法，又是一種思想方法，更是一種心靈方法。生態化綜合方法是以對人（首先是人的自我）的此在性生存體驗為起點，以對人的歷史性和自然化存在為焦點--而對人類和自然進行全方位的檢討的一種思維方法和思想方法。這種方法要求我們在探索世界、檢討人時，必須要有一種整體的眼光和生態的態度，即我們在考察世界和反省人時，必須要把世界和人、宇宙和生命做為一個整體，必須要把人類的生存和生命的存在納入宇宙自然生態這一整體中思考，必須要把人的存在性生存和宇宙自然的生態化存在整體性地納入歷史--納入宇宙自然史、生命演化史和人類發展史中來考察。并且，在對人類的存在性生存、生命的生存性演化和宇宙自然的生態化存在進行考察時，一定要揚棄文化主義的偏見和自然主義的的謬誤，必須要打破學科領域的界線和觀念類型的條款分割。
生態化綜合的思維方法和思想方法，是產生于這樣一種進化的歷史背景之上的：當人類的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急劇轉變的過程中，由于新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生存觀念的革命，和人類在飽受現代文明的野蠻蹂躪之后，開始了對自然對人的艱難覺悟；另一方面，由于技術的發展，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人的空間生存意識不斷增強，面對宇宙自然的生存危機感日益濃烈。在這兩個方面的互為影響下，維持了幾千年的那種絕對化的地緣觀念逐漸淡化和消解，一種新型的生存觀念模式正在形成：這種新型的生存觀念模式就是立體網絡的全球生態化。在這樣一種生存觀念背景的中，人對世界對生命對人的認識和思考的方式方法也就必然要面臨著在解構中重構。生態化綜合的思維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是人類正在艱難的走向當代走向未來的過程中，迅速解構舊的生存觀念而重構適合于未來生存的新型的認知觀念在哲學思維和方法上的具體體現！
從哲學角度講，生態化綜合方法，就不僅僅是一種思維方法和思想方法，它本身就是一種思想，一種體現21世紀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理性思想。并且，它還體現為對人類的存在性和對未來生存、以及對宇宙自然界的所有生命的存在的一種思考，和一種思的過程。它是我們立足當下，著眼未來而對世界和人、自然和生命的重新思考和反省--達向本體論與認識論并融流于實踐論的求統一。生態化綜合方法是我們在思考和檢討的過程中把宇宙、自然、人、社會、人生、歷史，以及把過去、現在、未來融融為一個網絡流動的生命之場的理性行動！
生態化綜合方法的思維視野，既是文化的，更是自然的，它是融文化與自然于一體的更高水平的、更廣闊視野的一種方法。在這種思維方法的觀照下，世界、事物、尤其是人，其存在與生存，不再是單一的文化意義的或者片面的生物意義的：世界和人，自然和生命，事物和人生，其本身就是一個相互進入的活動過程--是始終存在著互相突現，相互照亮，互為遮蔽的一個活的生命過程。而單就人而言，他的存在與生存，既是自然化的，又是人化的：人的存在和生存是使自然人化的過程中使人自然化。人在走出自然的活動中必然同時地面臨走進自然的問題，所以，人的存在性不僅是文化性的，而且更是自然性的；而人的生存，首先是自然生態的，然后才是文化生態的。生態化綜合的思想和方法給我們所展開的思維視野，其最為精辟的地方就在這里。
由于人與宇宙、自然、物種生命之間的互為存在性，和相互照亮性--的這一現實的而且也是歷史的制約性，人的生存，人生的活動也就必然地面臨著永不可真正自由的殘酷。然而，人永遠都是自由的崇拜者和絕對自由的探索者和追求者。這樣，在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與追求中，人不得不痛苦地以一種整體的態度和一種生態的眼光來擔待世界，來看待事物。
這就是寫作哲學研究必須以生態化綜合方法來檢討寫作，來審視世界的書寫和人的書寫的根本理由。
寫作哲學研究的基本內容
人是因其存在而生存，并因其生存而書寫，又因其書寫而獲得了存在意義上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
寫作，是因其生存（而不是因其存在）而產生。寫作在生存的土壤里播下智慧和情感的種子，自然也就獲得了書寫的品質。因此，寫作是書寫的。寫作是一種書寫的形式和方法。由于它毫無例外的是一種書寫的形式和方法，所以它也就不可避免地烙印上書寫性和被書寫性的的濃濃色彩。這樣，寫作也就獲得了一種存在上的意義，即寫作對人的存在的現實與歷史中產生著某種突現或者遮蔽作用。
一旦我們明確的意識到這一點，那么，寫作哲學對寫作進行哲學的考察的基本內容也就獲得了如下方面的任務規定性：
寫作的存在性可能與寫作的存在性規定：寫作是憑借什么并通過什么途徑而獲得一種存在性可能？寫作形成一種存在性規定的歷史通道和現實條件是什么？
寫作的生存本質：為什么說寫作是因生存而產生的？寫作的生存化道路和命運，導致了寫作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那么，形成寫作對人的書寫性和被書寫性的本質力量是什么？前者是寫作者的哲學精神和關于寫作的哲學智慧（參見作者《作家哲學論》1991年版）；后者則是有關于寫的生存語義場，簡稱"生存的書寫語義場"（參見作者《語義場導論--人類行為動力研究》1998年版）。
寫作的美學本質：寫作的行為、活動是書寫性的，但與此同時，寫作的行為、活動又是被書寫性的。寫作的書寫性品質來源于人的求生存的主動性和主體性，這種求生存的主動性和主體性品質形成的最強勁的內在生命動力恰恰是人的因其存在并求得更好存在的自由意志；而寫作的被書寫性品質卻是來源于人的被生存的這種現實的而且也是歷史的限制性，這種現實的限制性不僅包括了群體的因素，社會的因素，時代的因素，而且也包括了政治的、倫理的因素，以及生存處境的因素等等。而在這種歷史的限制性因素中，首要的當然是文化傳統方面的，除此之外，種族的因素以及種族生存的既定空間地域、自然環境等等因素，也是形成人的生存的被書寫性的重要因素。人的生存的被書寫性實際上是人的存在的不自由性的最實在的表徵。這些諸如此類的因素無不以一種潛在方式影響著寫作行為與活動，從而導致了人類寫作活動的不可自由性。寫作的不可自由性，不僅體現在如上的方面，它還體現在寫作行為自身的規范性上（如寫作模型、文本圖樣、文體模式等）。
從人求生存的角度講，寫作是絕對的求主動性和求主體性的一種方式。因而，寫作就是一種自由的象征。寫作行為、活動，就是一種求取創造絕對自由的一種最好的方式和途徑。然而，如果從人的被生存的角度看，寫作又是一種被動的、受限制的行為、活動方式和方法--寫作是一種不可自由的象征。因而，不可自由的自由追求和企望，構成了人類寫作最強烈的創造動機：寫作作為一種追求自由和創造自由的生存方式，就是針對現實生存的種種不自由而企求進入自由的領域--寫作！但寫作卻是永遠地存在著種種規范的不自由，由而，創造也就由此展開--打破規范（即秩序）的不自由而開創出新的自由，這是寫作的現實沖動，更是寫作的永恒理想。
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這是人類因其存在而不得不生存于世的最強勁的也是最悲壯的美學道路，也是寫作行為與活動的最高的美學追求！（參見作者《語義美學論綱--人類行為意義研究〈二〉》）
寫作的哲學本質：寫作即生存。寫作作為一種具體的生存樣式，既是對現實存在的一種正視，也是對現實存在的一種逃避；寫作既是求主體自我、主宰對象世界的一種積極的行動，又是被動承諾對象世界、無主于自我的一種方法。然而，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不管你面對哪種處境，你都不可能對上面這種種復雜的狀態予以一種最直接的表達。因為生存感受是立體的，而表達卻是平面的；還因為存在性處境是生命化的，而思考和表達則是理性的；更因為人的求生存和被生存的行為、活動是時空交錯的、流動變化的，而體驗和表達卻是單一的時間進程的；再有一點的是，生存的狀況和處境是無邊無際的漫延的，而思考和表達卻是規范性的。由此種種的原因，意識和檢討，思考和寫作永遠都是一種對生存現實和歷史的形式化創作。
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面對生存的現實與歷史，無論是意識和檢討，還是思考和寫作，都不得不運用"語言"這一媒介。語言是人類的獨特創造物，但語言一經我們創造出來，它也就獲得了其自身的獨立性而對立于人類：在人的存在的世界里，語言現實地并且是歷史地構成了對我們人類生存自身的一種扼制力量。
語言對人的存在的扼制性，不只在于是語言是一種獨立于人和異己于人的現實權力，而且更在于它平面事物，硬化生命，遮蔽現實的自身性質。語言的這種特征，也就無可避免地構成了寫作的形式化道路的永無止境的開辟。
寫作是對生存的歷史與現實的形式化創造，寫作更是對人的存在性書寫的雙重形式化建構與解構。形式化，構成了寫作的哲學本質。對寫作進行哲學考察，一旦避開形式化問題，其哲學的探討也就失去了意義（參見作者《人類書寫論》1991年版，和《語言社會，權力--人類行為意義研究〈一〉》）。
寫作的文化本質：寫作不僅因其獨特的意識和檢討、或思考和表達而成為"寫作"，還更因其意識和檢討、思考和表達都必須通過語言--而成為"寫作"！所以，寫作都是語言的寫作！
"寫作即是語言的寫作"這一判斷，不只是說寫作是語言化的行為與活動，還在于指出：寫作的行為和活動，就是創造人類語言的行為和活動。就人的存在而言，人與生物世界的其它動物的分有性，就是人的語言性。沒有語言，是難以有文明的人的產生。語言標志了人存在，語言奠定了人的文化道路。人因其存在而所不得不進行的全部生存書寫，都是通過語言并創造語言。在其中，寫作成為語言運用和語言創造最典型、最成功、最燦爛的一種形式。
語言的誕生，永遠都是人類的最偉大驕傲！因為語言就是文化！因為語言創造了文化！更因為語言刷新著文化！寫作的文化學意義應該首先體現在這里。
寫作絕不僅僅只是對語言的運用和創新，寫作還體現為對自我的存在性意識和檢討、思考和表達。就其存在的表達學這個角度來看，人對自我的存在性意識和檢討、思考和表達的最好的也是最普遍的方式是寫作。正是因為如此，寫作獲得了一種進入存在領域--而展開和刷新人的精神的功能與作用：寫作所創造出來的種種精神，不僅是寫作者的精神，也是社會的精神，時代的精神，歷史的精神、人類的精神，自然的精神！這種精神，才真正構成了人類文化的內在品質，才構成了人類文化的真正凝聚力！
寫作的政治學本質：在茫茫的宇宙世界里，人的存在是一種命運，但人的存在更是一種權力！
人的存在，毫無疑問地體現在兩個方面并從兩個方面展開：人向宇宙自然世界的存在，顯示為一種對宇宙自然的進入和走出的權力；而人向人的世界的存在，則是一種無休無止的行動的權力和語言的權力。
在人的存在性的舞臺上，權力始終具有暴力性。行動的權力屬于一種武裝性的暴力形式，而語言的權力卻是一種修飾性的暴力形式。這種修飾性的暴力權力，主要的展開為三個方面--即言說、話語和寫作。言說性的權力是屬于一種內在性的權力，它主要體現為意識和檢討，思考和反省等方面。而話語權力卻是一種表達和強加的權力，這種權力形式是面向外部的，而且是無時不處于自我擴張狀態的。
寫作是集言說和話語于一體的權力形式。寫作這種特殊的權力形式，不僅具有內省性，而且更有其強勁的外部擴張性。內省，是對自我的控制。向外部的擴張，是企求對對象世界的征服和定義。因而，無論是對自我的求控制，還是對外部世界的求征服和求定義，都是一種武斷的強加。
寫作，就是寫作者通過意識和檢討、思考和表達，而實現對外部世界（或他人的）主觀意愿上強加與求得定義！寫作是無可自由的自由企業望行為，但寫作同時又是主觀的無中生有的權力強加行為！對權力的企求創設，是寫作者的一種生命本能的沖蕩，更是寫作行為與活動的最內在最持久最魅力迷人的動力！
這就是人類寫作的政治學本質！
寫作的倫理本質與道德追求：寫作是一種書寫。在這種書寫現實中，既有一種主動求取自生存主宰的自由感，更有一種無奈于生存實現與歷史的不自由感。前者體現為一種神彩飛揚的書寫性，后者流動著一種沉重而悲苦的被書寫性情調。在不可自由的自由探索中，寫作無疑承擔起一種最為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對善的宏揚。寫作應該不僅僅是求真的，也應該是求美的，而且還必須是求善的。
寫作對善的宏揚，不僅體現在對事物的認知上，對世界規律的揭示上，還應該體現在對世界的存在和對人的存在的生存化感知上。對于生存化的人和世界而言，善始終具有其時代性和時空的構架性。就這個角度講，劃時代的和跨世紀的寫作追求的倫理本質和道德取向也就具有其未來性品質。
什么是劃時代的寫作所應該宏揚的倫理品質和道德追求？
這是寫作哲學所必須思考和檢討的。
寫作應該以一種更博大的視界，更廣闊的胸懷，以一種悲天憫物的愛心和四海之內的親情，去呼喚人性的復歸，去凈化污染的大地，去感化墮落的靈魂，去驅逐世界上的所有邪惡。當寫作作要能承擔起這樣一種人的和自然的使命，必須獲得一種公正的品質。寫作不應該再是野蠻的自然主義的工具，更不能繼續充當文化專制主義的打手，它應該是以一種人性主義的和自然生態主義的態度和情懷來面對世界面對自然面對人生面對歷史化的此在生存，來引導人類探索和創建以公正為基礎的行動原則的世界大同。
寫作的教育學本質；寫作之所以是神圣的，就在于寫作行為、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寫作之所以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就是因為通過寫作可能實施教育。
寫作的教育學功能，不僅僅體現在寫作的成果可能作為教育的內容，也不在于寫作的規律可能成為教育人的方法，而更為重要的是，寫作行為、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并且是一種最好的教育形式和方法。
寫作是教他與自教的完美形式！
寫作行為、活動是一種自我教育的過程。曾經有不少的人認為寫作的人生是美麗的。寫作的人生之所以美麗，就在于寫作的人生就是自我教育的人生。如果一個以從事寫作為生的人不能在寫中獲得自教，只有寫的理想，而無人生生活的高尚道德與情操，那他的寫作絕對是一種虛偽的寫作，他的寫作的人生也一定是墮落氣十足的人生。
以追求真的、善的和美的為生活己任的寫作人生所創造出來的寫作成果，它本身就是一部部（或一篇篇）形象的教育學，給人以智慧，給人以啟發，給人以生存的力量和勇敢的面對苦難的存在的勇氣！
寫作激勵著人不斷的意識、反省和檢討自我，寫作引導著人時時凈化著自我，寫作更幫助人打開潛能的寶庫，開發無限的能量和博大的人生智慧與人性美德--寫作所能最大限度的開發人性美德的教育學品質是生存理性精神！寫作所力求宏揚的最美好迷人的教育精神恰恰是動力能力思想！
寫作的心理學功能：許多從事寫作的人都認為，寫作是一種生存方式。寫作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生存的方式，當然是因為它是一種智慧--一種思維的智慧，一種情感的智慧，一種意志的智慧。但寫作所體現出來的最大的智慧，還不是這些。寫作作為一種生存的智慧的最深刻、最激動人心、最讓人感到美麗無限的恰恰是它對心靈的解放--寫作的最高智慧是心靈的智慧！
寫作是心靈的智慧！寫作是對心靈智慧的宏揚和美麗！
寫作對心靈的宏揚和美麗--其最為杰出的體現在它對心靈的凈化，對情感的純潔，對意志的激揚，對生存的悲苦和對存在的苦難--等等所制造的種種傷痛的治療！
有人曾說"閱讀是一種治療"，這話一點不假。但閱讀的治療功能遠遠比不上寫作。寫作是一種治療！寫作的治療作用比閱讀更為深刻的地方就在于，閱讀的過程更多的是一種認知的體驗過程和情感的體驗過程。而寫作的過程則始終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存在性體驗過程和生存的心靈體驗過程。這種體驗過程不僅僅是認知的喚醒和情感的喚醒，而且首先是對意志的昂揚。通過意志的昂揚，人性的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存在的苦難和生存困惑對心靈的扼制的積淤得到了應有的疏導，機能獲得了全面的復蘇，情感和思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通絡，更高水平的認知和智慧贏來了最頑強的生命之源。
這就是寫作！這就是寫作的治療功能的生命化展開！我們說"寫作的人生是美麗的"的最終哲學解釋就在這里！
寫作的創造學本質：寫作是一種創造。寫作的創造性本質是什么？
寫作創造了理想的人生形象。
寫作創造了文化的新品質。
寫作創造了新的思維和方法。
寫作創造了千古流傳的思想和流芳百世的美。
寫作還創造了許多許多為人世所贊美的東西。但這些都不是寫作所創造出來的最精美無限的東西。或者說這些都不是寫作所創造的最高貴的東西。
寫作真正給人所創造的精品，恰恰是人的靈魂和精神！在物欲橫流的人世間，寫作所創造的恰恰是完整的人格、高貴的靈魂、和永不屈服于邪惡和苦難的意志與精神！因為寫作的這種創造性，作者成為了最大的獲益者--因為在這種創造中，作者首先獲得了道德地生活的權利與責任。這是苦難而悲劇的人世間的最燦爛的曙光，這更是猥瑣的人生和分裂的人性得以自救的唯一希望！
寫作哲學的人類話題
對寫作的哲學檢討，僅是寫作哲學的應有之義。寫作哲學的存在性話題，絕不可因此"應有之義"而遮蔽了自我。寫作哲學的真正話題不是寫作，而是書寫。因而，當寫作哲學從寫作入手而考察了寫作種種存在性品質之后，必然義無反顧地進入人的存在領域而對生存著的世界進行最艱苦卓絕的檢討。
寫作哲學一旦進入人類話題，其所必須關心的問題當然就是書寫。
生命書寫的存在性本質和生命書寫的生存性本質，這是書寫中的根本性問題。當我們要銳意檢討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時，我們也就進入了世界的本源領域，這樣，世界之所以為世界，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問題也就有可能突現出來。
在這個茫茫的世界里，生命的存在性書寫和生命的生存性書寫都毫無例外地存在著兩種性質不同、方向相反的性質，那就是生命的存在性書寫和生命的生存性書寫都既是書寫性的，又是被書寫性的。由于其書寫性，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生存在這個蒼茫的世界里突現了自身和照亮了自身；由于其被書寫性，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生存被這個神秘難測的世界所遮蔽和隱含。
生命是偉大的，是因為生命因其自我的突現而把這個蒼茫的世界照亮！
生命同時也是渺小的，因為這個悠悠著無限神意的世界籠罩起起茫茫的神秘，把生命的光芒暗淡！
在這個充滿壯麗的美和悲涼的情的世界里，要檢討世界的生成演化和人類的流源，是不可能忽視對語言的檢討。
生命的存在性書寫和生命的生存性書寫都與語言血肉相連。可以這樣講，沒有語言，是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性書寫和生命的生存性書寫。
世界就是語言！生命的誕生就是語言的更新。
世界就是語言！人類對自然的走出就是語言向世界展開了更新的言說。
語言創造了生命的世界，語言分有了世界，使這個混沌的世界獲得了層次和色彩。
語言開辟了人的創世紀，把天空染上了彩虹，將大地撒滿了陽光。從此，渺小的人獲得了獨立的偉大和創世紀的榮光。
對于弱小的人類，其意志的昂揚，其情感的瀏亮，其心靈的空闊，其智慧的光芒．．．．．．．全因為語言的照亮！語言是世界之光，生命之母，人類之神！沒有語言，世界將是一片黑暗，生命不可能突現自我，人類絕不會迎來對自我的照亮。
由于人類通過語言的創世紀，生命獲得了其存在的書寫性命運；由于世界的語言化，生命的生存不得不走被書寫的道路。因而，語言是生命綿綿不斷的走出世界和無休無止的走進世界的出口和入口。
面對人的存在和生存，世界總是在被形式化；面對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生命，人總是在形式化。世界的形式化，人的形式化，不僅源于語言的作崇，更在于世界與生命、自然與人之間的相互書寫性和互為的被書寫性--所形成的生存語義的回旋與律動。
世界是在場的。生命是在場的。人是在場的。世界、生命、人的在場性，在于它們的歷史性存在，更在于它們的此在性生存。由于其存在的歷史性，語言變成了漫無邊際的洶涌的海浪；因為它們的此在性生存，語言又成了堵截洪水的堤壩。世界、生命、人，就是在這種生生不息的瘋狂喧嘩和冷酷對抗的"場"中相互進入，互為遮蔽，共同照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