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研究方法及批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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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已經有許多人進行過探討。對于不良文學批評給予當代文學研究的負面影響，也已經有學者有所關注。［1］但鑒于這一問題的復雜性和重要性，本文擬再作專門的思考。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并不完全是矛盾的兩方面，它們之間雖然存有差別，卻也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最直觀的，它們的對象基本相一致。雖然在當前文學現實中，“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概念的區分帶有很強的中國特色，關于“當代文學”的內涵和時段范圍也存在著很多爭議和不同看法，但我以為，將建國后的文學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盡管其名稱并不一定局限為“當代文學”，也可以稱作“共和國文學”等)。因為這時期文學所處的政治環境基本相同，文學關系也一脈相承，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都是這段文學不可缺少的參與者。具體說，文學批評是對文學現場和文學作品比較感性的評述。在文學活動中，文學批評的主要工作是深入現實文學活動中，對文學作品和作家創作作出評介，對文學現象進行觀察、審視和思考。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對于文學作品意義的生發和推介，對于文學現場的敏銳發問和必要質疑，都直接影響到同時期的文學創作。相比之下，文學研究似乎距離文學現場要遠一些，對文學現實的影響也要小一些。但實際上，當代文學研究也完全可以對當下文學發問，或者說，它雖然關注的是已經成為歷史的文學，但因為這些“歷史”距離現實很近，而且相互之間關系密切，因此，它的研究也能夠直接影響到當下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以當代文學為共同關注對象，對其進行探討和總結，具有并行不悖的共存關系。其二，它們在方法上也有很密切的關聯性。文學批評是一時期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當代文學研究在工作中需要以之為對象，需要參考和借用文學批評，甚至可以說，當代文學研究建立在文學批評基礎之上，是由文學批評生發、上升的，一定的文學批評色彩是當代文學研究之“當代性”的自然表征。反過來說，文學批評也不可能離開當代文學研究，文學研究的學理性和科學性應該成為文學批評的重要基礎，也是其具有一定深度和滲透力的重要源泉。因為任何文學批評都不可能完全局限在批評對象身上，它需要有一定的超越和歷史深度，這種超越和歷史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同時期的文學研究。也正是作為這種密切關系的表征，在當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與批評家二者在身份上存在著普遍的重合，研究者經常會從事文學批評工作，批評者也大多會進行文學研究。并且，在文學研究中，不乏將二者結合得很好的學者，也有融合二者特點和優點的著作。中國當代的不說，在西方文學中，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就非常典型，它直接面對“當代”文學(也就是沒有完全進入歷史的文學)，既具文學批評的鮮活性，又有文學研究的學理性，實現了二者很好的結合。但是，關系密切并不意味著同一。相反，必要的區分和差異辨析才是明確各自特點、形成各自獨立性的重要前提。一為研究，一為批評，概念本身就顯示了它們本質上的不同。其一，在基本特點和行為目的上，文學批評是以現實為中心的文學活動，它直接切入當下文學，以評價、促進和繁榮當下文學為主要任務和目的;而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歷史，它的重要功能是對歷史的總結和還原，雖然它也可能對現實文學產生一定的啟示作用，但它不以服務現實為主要目的，或者說它的現實作用以更間接的方式體現出來。其二，在方法上，文學批評是感性的文學活動，它對批評者的主要要求是對文學作品的感悟能力和對文學現場的審察能力，批評的方式也主要從感性出發，立足于對事情(作家作品)本身發言;而文學研究作為對歷史的研究，更注重的是理性和客觀性，它是建立在科學客觀基礎上對過去一時期文學的較深入認識，需要有較深遠的歷史視野。這一區別，對于當前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來說尤為重要。因為一方面，由于“十七年”和“”時期的文學環境比較嚴厲，只能以文學批評為主導，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文學研究，因此，盡管從時間來說當代文學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但它進入研究階段的歷史還很短暫，還沒有建立真正的研究規范、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無論是從業者還是旁觀者，都習慣于將二者混同，從而對其發展構成局限。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代文學的時段正在拉長，距離現實越來越遙遠的“十七年”、“”和“八十年代”正逐漸進入歷史語境，文學批評與之的直接關系也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下，以更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當代文學的研究工作，與以當下文學為主要對象的文學批評進行一定的區分，或者說，將當代文學研究從文學批評中分離出來，建立自己的獨立性和主體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①。而且，隨著當代文學歷史時段的逐漸伸展，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嚴峻性會越來越突出，當代文學研究的獨立要求會更為迫切。

不過就目前來看，當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并不讓人滿意。換句話說，當前的當代文學研究并沒有很好地與文學批評進行分離，而是復雜地糅雜在一起。其結果不只是很多文學研究沒有擺脫文學批評色彩，更重要的是，當前文學批評中的一些不良批評品格正滲透于文學研究中，對其帶來了嚴重傷害和負面影響。當前文學批評中存在著嚴重的不正之風，如人情批評、商業批評，以及無原則的酷評等等，已經是大家的共識，也有許多有識之士進行了針砭和剖析。這些批評現象的背后，折射的是當前文學批評的某些不良品格。具體地說，一是極端個人化。所謂的個人化，就是憑著自己的個人感受，以個人的偏見來品評事物。文學批評帶有一定的個人化色彩是很正常的，但是，極端個人化則是對文學批評的傷害，其中所包含的私人關系和利益摻雜不說，僅這種強烈主觀色彩的評價本身就會損傷批評的公正性。當前文學中盛行的酷評、人情批評等，背后都蘊藏著這樣的批評品格。二是簡單化。也就是不對事物的復雜性作充分認識，以簡單的非此即彼觀念來進行價值判斷和作結論。這種情況的存在與長期以來盛行于政治環境中的“二元論”觀念———非好即壞，非左即右，沒有第三種情況存在———有關系，許多人也一直習慣于用這種方式來看待和評價事物。這種極端個人性和簡單化批評品格的盛行與時下的商業文化背景有密切關系。因為商業文化以簡單平面為特點，也以追求獵奇和市場效益為主要目的，自然不會關注事物的復雜性(在這一點上，商業文化與極端政治文化頗有相類似處。以“”為代表的極端政治也鼓勵和推行簡單化和片面化，以之為文學批評和政治批評的重要手段)。在追求極端和炫奇效果的商業文化背景下，極端個人性和簡單化的品格還會受到它積極的支持乃至大力的推崇，甚至會被它譽為時代的文化英雄———在當前文學批評界，就不乏以類似特點而獲得媒體和市場青睞的批評家。客觀來說，在混亂的當下文學語境中，這種批評品格也并非完全沒有意義。它的偏激極端，在某些情況下，確實可以針砭一些平庸，可以敏銳地刺痛一些神經。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它稱作商業文化背景下的“惡之花”———它本身雖然有“惡”之因素，但在其獨特背景下又顯出幾分“花”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當這些品格滲透進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時候，它所帶來的就不再是“花”的艷麗，而只能盡顯“惡”的特性了。具體說，它帶給文學研究者的是偏激和不公正的態度，其結果是損害文學研究所需要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并進而影響到文學研究的深度。這一點在“十七年文學”和“文學”研究中體現得最為典型。因為這兩個時段擁有特殊的政治環境，研究者們也普遍擁有著與它們很復雜的生活經驗或文化影響，極端個人化和簡單化的批評品格更容易被激化和擴大。審視目前對這兩個時段文學的研究情況，可以說影響的痕跡已經相當嚴重了。具體來看，大致有以下的表現:其一是價值判斷的嚴重簡單化和極端化。比如對“十七年文學”價值的總體認識。文學創作是一種具有強烈個性和情感色彩的創造活動，對于文學的評價，需要遵循文學自身的原則，不能簡單依賴某些意識形態觀念(包括政治意識形態，也包括思想意識形態)。具體說，對文學價值的判斷，要看它是否體現出創造性，看它對同類文學有無創新和突破。就“十七年文學”而言，在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它確實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別是思想觀念上，缺乏對人性的探究和對現實的深層揭示，影響了它的價值和意義。包括在藝術上，由于對西方文學和新文學傳統的片面否定，它在文學的深度和多元化美學探索上遠遠不夠。但是，這并非說它完全沒有創新意義。比如它對新文學主流傳統進行否定，卻片面地探索和推進新文學形式的民族化發展，盡管不夠完善，卻對新文學傳統有所補充，也客觀上形成了新文學在大眾文學接受上的最大成功。雖然這種成功是以喪失許多創造性特別是豐富性為前提的，但卻也不能就此簡單否認其價值意義。但是，許多“十七年文學”研究者對它的價值卻是全盤否定。上世紀80年代曾經盛行過“十七年沒有文學”等極端的說法，現在雖然沒人這么明說，但實際上許多人依然持這樣的觀念，依然以吹毛求疵的、簡單的模式或標準去生搬硬套，得出非常簡單的否定結論。顯然，在這種價值判斷的背后，蘊含的正是極端個人化和簡單化的觀念和態度，是不良文學批評品格的體現。徐復觀曾經批評過臺灣的文學研究狀況，以之來描述當前文學界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同樣非常恰當:“不以古人所處的時代來處理古人，不以‘識大體’的方法來處理古人，也不以自己真實的生活經驗去體認古人，而常是把古人拉在現代環境中來受審判，拉在強刑逼供，在雞蛋里找骨頭的場面中來受審判，拉在并不是研究者自己真實的生活經驗，而只是自己虛憍浮薄的習氣中來受審判。我年來發現，有的人寫文章的目的，似乎是在自己造成歷史的冤獄，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2］其二是歷史同情和歷史客觀性的極度匱乏。任何歷史都是復雜的，作為歷史研究，需要對研究對象作設身處地的考慮，做到“了解之同情”，才可能真正深入歷史，探究歷史的真相。以對“十七年”作家的生存狀況和價值判斷為例，客觀來說，在時代強烈政治化和集體化的背景下，“十七年”作家沒有表現出對時代的集體反抗，也有作家迎合時代潮流，背離了文學的基本原則。與背景相類似的俄國和東歐國家比較，我們沒有產生出像這些國家所產生的有勇氣和獨立批判精神的作家作品。對此，我們確實應該感到遺憾。然而，我們更需要的是進入歷史，設身處地地進行理解性思考。這樣，我們的認識才可能更客觀，更貼近歷史真實。比如，在思考這時期為什么沒有產生具有獨立性和反抗性的作品，在將“十七年”作家與俄國和東歐作家進行比較的時候，就需要進入歷史中進行審視。簡略地說，中國當時的文化管制比東歐和俄國更嚴厲，在當時的環境中，文學發表和出版受到全面限制，根本不可能有具有獨立和反抗精神的作品問世。另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到中國與歐俄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環境。我以為有一點值得考慮，就是俄國和東歐國家與西方文化有著更深的文化和現實淵源(一個典型的方面是語言)，它們的創作也更容易進入西方文化，得到支持和認可。盡管環境嚴酷，俄國和東歐卻依然能出現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樣的獨立作家。而中國作家卻沒有這種文化關系，不具備這種可能性。即使從作家方面說，我們固然可以對作家們缺乏反抗行為的生存狀態表示遺憾和進行必要的反思，但這種反思應該建立在學理基礎上，建立在充分考慮個人生存狀況及差異背景之上，而不是簡單地、以脫離時空環境的道德優勢來進行譴責和鄙視。因為很明確的一點是，在當時背景下，任何的反抗都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別人去赴湯蹈火，即使在我們自己已經有了這樣的行為、作出了這樣的犧牲的背景下(更何況我們的研究者們自己也并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壯舉。他們更多只是一些隔岸觀火的口頭批評家或實質上的政治合謀者)，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決定權，我們沒有權力以道德至上者身份對別人進行如此的要求。不良批評品格的滲透，嚴重影響到當代文學研究的態度、方法和思想深度，也直接影響到其學科內涵和聲譽。文學研究的基本內涵應該是客觀性和科學性，但是，當前許多當代文學研究雖有研究之名，卻無研究之實，它們對歷史的認識始終停留在文學批評的感性層面，停留在簡單的價值判斷上，即認定它們是否有價值、是否有成就，等等，根本沒有進入到更深層次的學理探究上。所謂的研究論文，往往不是在對研究對象和對方思想作全盤認識和仔細考察的對話基礎上，不是對問題的有效推進，而是充滿著意氣之爭，充滿著簡單和粗暴的邏輯，更充斥著挑剔、嘲弄、諷刺等不嚴肅的批評態度。相比于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對“十七年”和“”時期的研究，當代文學的研究明顯滯后，也明顯缺乏學術內涵。當代文學的學科聲譽也成為直接的受害者。在文學研究界，一直有“古代文學看不起現代文學，現代文學看不起當代文學”的說法，其原由自然是因為后者愈加缺乏學理性和客觀性，難以符合學術的嚴謹和客觀標準。應該說，就當代文學而言，這種說法在之前的環境中確實比較符合事實，也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因為一方面，當代文學的歷史短暫，很難脫離文學批評，形成真正客觀的學術深度和嚴謹的學術規范;另一方面，現實政治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和限制非常嚴厲，對其成熟和發展構成了嚴重制約。但是在今天，隨著政治環境的相對寬松，研究時段的延長，當代文學已經有了突破自我、建立其更高學術規范的可能。然而，從目前看，它的科學、客觀和嚴謹性形象并未建立起來，其原因與文學批評品格的滲透和凌駕有直接關系。

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它們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復雜歷史，又共同生存于商業文化盛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要真正建立文學研究的獨立性、擺脫不良文學批評的影響，是相當有難度的。但對于當代文學研究來說，卻又是不可回避的歷史任務。就我個人的看法，當前當代文學研究最需要也是最基礎性的要求，是對以下兩個原則的堅持:其一，歷史性原則。這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加強當代文學的史料建設。歷史史料的真實和完備是學術研究嚴謹科學的重要前提，史料的鉤沉也是一個學科學術性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早已經有有識之士提出，并且已經有學者在進行工作①，但我以為其中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因為“十七年”和“”的許多政治歷史還處于遮蔽當中，許多文學當事人也已經或正在走向歷史，許多歷史真相亟待澄清和還原。包括80年代，距離現在也已經有了30余年的時間，許多人和事正在經歷著歷史化的淘洗過程，其中自然也會摻雜某些虛構和遮蔽，也同樣有必要進行歷史資料的建構和還原工作。例如，有學者關注和分析了目前學術界對上世紀80年代思想狀況的描述和建構，認為其中存在著很多虛假和遮蔽的情況。應該說，這種情況肯定不只一例，我們在努力澄清歷史的同時也可能正在建立歷史的蒙蔽。［3］其二是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就是尊重歷史，以歷史為主體，不以個人意志圖解歷史、扭曲歷史，其中重要的內容是歷史的態度、歷史的真誠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雖然當前“新歷史主義”流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解構態度成為時尚，但是，正如西方歷史學者伊格爾斯所說:“我承認在一定程度上知識與權力糾纏在一起，可是我還是看到了客觀性的成分。我們永遠也無法按其本來面目重建真實，但我們可以趨近它。”［4］(P126)歷史并不完全是人為的虛構，不是完全沒有客觀真實的存在。只有真正具有了歷史意識，才能回到歷史主體，讓事實本身說話，而不是從一種政治走向另一種政治，不是簡單地以“反革命”來代替“革命”，以“欲望歷史”、“暴力歷史”來解構和代替“革命歷史”。獨立的歷史意識建立了，堅實的歷史資料建設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原則就自然形成了。其二，文學和學術主體原則。關于當代文學研究的主體原則一直存在爭論，很多人認為當代文學切近現實，需要承擔更多的現實意義，因此，當代文學研究不能以文學為主體，而應該以現實為主體，應該強調現實功用性①。但我以為，在任何時候，文學都不是一種工具，如果為了某種目的將它當作工具，肯定會損害它的生命力，甚至會對它構成毀滅性的傷害(就像上世紀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學”)。因此，我以為，即使在文學被廣泛意識形態化的當下，文學還是應該首先堅持自身的審美原則，包括當代文學研究，也應該堅持文學的自我主體原則，要與現實保持必要的距離。我一直以為，我們的文學工作者(包括研究者)如果有政治抱負和現實熱情(這是非常珍貴的品質)，完全可以在文學工作之余去從事純粹的政治、社會批評，不必要以文學作為工具來表達政治和現實情懷。那樣做，社會效果會更大，文學也可以保持自己更純粹的生存空間。在這當中，需要特別強調文學研究對文學體制的必要獨立。因為一旦與文學體制有過多關聯，就不可能真正堅持獨立原則了。學術主體原則前面已經談過，這里就不多贅語了。只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性要求絕對不只在于形式(甚至主要不在形式。相反，過多的形式羈絆反而會制約當代文學研究的活力)，而是在于以學術為中心的基本精神，在于嚴謹的學術態度、更科學的學術思維、創新意識和現代研究方法等等。

這兩個原則落實到當代文學研究者身上，就是應該對自己的工作進行適當的分離。他當然可以同時進行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的雙重工作，但是，他應該在態度和方法上做出一定的調整，在從事批評工作時可以更多呈現鋒芒和個性，但在文學研究時需要更多的客觀和嚴謹。因為相比于文學批評，人們對文學研究的期待更高，在進入文學史的過程中，它也承擔著更重要、更進一步的工作。任何意氣用事、簡單草率都是對學術的不負責任，對文學和歷史的不負責任。當然，也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希望當代文學研究建立自己的獨立性，強調它的歷史和學術內涵，并不是將當代文學研究學究化，讓其完全喪失現實的活力。正如前所述，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不可分割，完全拒絕文學批評的影響、與之相疏離，是不現實也不合適的行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恰當方式，是在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之間尋找到合適的度，既很好地借用文學批評，又不讓文學批評的風氣(特別是不良風氣)進入文學研究中。既相和諧，又相促進，共同維護和發展當前的文學事業———畢竟，當代文學以“當代”為對象，不應該辜負其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