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英譯本與西方文化的融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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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是一部在語言的運用上登峰造極的小說，它是由作者在生活中經歷的瑣碎的故事和經歷組成的瑣碎的章節。它描寫了抗戰大環境下國內知識分子的迷惘和彷徨，喜劇性的諷刺口吻將這一切刻畫的淋漓盡致，描寫了當時中國的世態人情與追求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的心理。囊括了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文字符號組成了《圍城》的字字句句，這些頗具民族特色的言語蘊涵深刻的文化內涵，其英譯本中翻譯水準的優劣直接影響讀者的理解與接受情況。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巨大差異，英文譯者在翻譯《圍城》中頗具中國傳統特色的語句和詞語時，只能將兩國文化進行融合，選取能被英國讀者更易于認知的字句進行翻譯。筆者以我國學者茅國權和美國學者珍妮凱利合作完成的版本為基礎，以跨文化視角作為基礎進行分析。

一、《圍城》英譯本具體分析

文化交流的表現手段有許多種，翻譯是其中一種，它是相伴隨文化之間的交流而產生的。翻譯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進行交流的一種渠道，也是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讀者能接受的表達。但是兩種迥然不同的語言的差異性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又使得翻譯者不能做到字詞相對、一字對一字的標準轉換，這就使得翻譯者在進行文化作品的譯制時，需要將原有的語言系統轉化成另外一種語言系統。在這種文化背景差異巨大的文化交流情況下，翻譯者常常會使用三種手段使文章在讀者的接受視野之中：一種是將整句話都變成本民族習慣的語言表達；一種是取于兩者又基于兩者，不僅有原文的中傳統的語言習慣表達，也有本民族習慣的語言表述；最后一種是，保留原文中傳統語句的表達含義，但將語言包裝成本民族習慣的使用方式。筆者認為，在翻譯中，我們需要秉持“歸化為輔，異化為主”的原則。在《圍城》英譯本中，譯者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錢鐘書錢老語言的犀利、幽默，又最大可能性的聯系到英國的本土文化，本文從以下四個角度進行分析說明：

首先，文化注釋的角度來說，《圍城》是作為一部經典著作，其中有豐富的中國文化內涵，這些帶有文化信息的內容單純只翻譯字面意思，很難傳達出作品的精髓。且這部著作背后具有當時的文化背景，不放在這樣的背景下，只看小說表面意思就顯得內容空泛很多。在譯本中，翻譯人員特意將設計到文化背景和文化信息的部分做了注釋，幾乎每個章節段落設計到文化的部分都在正文之后加入了注釋部分。這樣的翻譯形式可以幫助國外的讀者了解故事的同時，對中國的文化有所關注，也將小說所處的社會背景了解清楚。例如在《圍城》譯本中對粽子、麻將等詞匯加入包含相關文化的注釋，來看完內容的同時，了解了民族相關文化。另如，見面禮、聘金等詞匯的注釋也將中國的民族禮儀和風俗習慣等內容加以注釋。文中有這樣一句話，“我父親是前清舉人。”關于舉人這個詞匯，在西方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如果不加以注釋，國外的讀者很難了解這個詞匯的具體稱謂是什么，當翻譯人員對舉人進行系統注釋后，讀者便會清楚的了解，書中所說的父親是前清舉人的意思是曾經參加過科舉考試，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稱呼，這樣一來便于西方讀者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理解“父親”的身份。

其次，帶有中國風格的比喻修辭手法。讀過《圍城》原著的讀者都知道，這本書中帶有濃重的幽默風格，作者奇思妙想于一身，將自己幽默風趣的語言體現在作品中。這也是為什么《圍城》能夠風靡至海外的原因，它的語言風格隨處散發著文學的魅力。有學者曾經對《圍城》中所用的比喻手法作了統計，文中大概有700多處都運用了大膽而新穎的比喻手法，其中不乏很多奇特而生動的比喻，讓讀者看后過目不忘。很多貫穿于小說中的比喻，看似兩者間沒有關聯，但是細細體會便能發現其中的神奇之處，翻譯人員將《圍城》中的比喻看成是較為深層次的比喻過程，需要仔細研讀方能找到本體和喻體間的相似之處。比如《圍城》中有這樣一個比喻，作者將撒謊比喻成玻璃，這兩者看似毫無關聯，但是細細想來，撒謊就如同玻璃一般，具有不堪一擊的相似之處，并且一旦破碎就無法復原。只要讀者稍加思考，就能發現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這樣的比喻用起來非常巧妙，也打破了傳統的思維模式，用一種全新的體驗讓讀者感受閱讀帶來的快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華文化的語境下，很多比喻是帶有文化色彩的，如果不是出于這樣的語境中，可能很難理解其中的精髓。作者在書中運用的比喻很多是為了達到一種既幽默又諷刺的效果，而且比喻的兩者間都是由文化內涵充斥下的效果。翻譯人員在處理這類情況時，如果只是直譯文中的內容，很難讓國外的讀者看懂其中深層次的含義，如果此時也加入很多文化背景，又難免加重讀者理解時的負擔，使整個閱讀的過程都充斥在對文化內涵的理解上，而失去了對書籍本身內容的閱讀快感。因此，這時的翻譯應當作相似意象替代的手法，也就是說，翻譯者了解這是一種怎樣的比喻，可以用西方語境中類似的說法來替代，這樣可能會導致一些文化信息的缺失，但是不影響對整部作品的把握，也能通過這樣的比喻讓讀者了解到原作者的文風如何。在不同語境下也運用了幽默的語言風格，靈活的翻譯方式，讓《圍城》的幽默語言得以再現，也讓更多讀者所認可。

第三，譯本中加入對原作者的序跋。很多譯本都會將原作者的簡介及作品情節的介紹作為書中的序跋，很多情況下，序跋中還包括對作品本身的分析，以及國外譯本的版本情況等相關資料進行介紹，這是為了方便讀者在閱讀作品本身時，對作品周邊的信息有所掌握，有利于理解作品本身的價值，也讓讀者明了翻譯本身的意義和文學價值。《圍城》的譯本中，不少譯者在正文之前加入了序言和譯者導言等內容，介紹了小說曾經獲得的文學成就及獎項，以及翻譯人員之所以會選擇這部作品的目的和文學價值何在。有的翻譯人員還在序言之后，正文之前，加入了關于了英文導言，對原作者的生平簡介做了詳細的介紹，并對著作本身的概況詳細進行解讀，還將國際文學界中對《圍城》的評論研究一一列舉，將小說本身的藝術風格和整部小說的結構布局等進行了分析解讀。讀者在了解了《圍城》相關的一切信息后，更有助于對小說本身內容的理解，在閱讀前就已經在認識了這部作品對文學界的意義，認識到小說在國際文學界所處的地位及文學價值，將小說本身的魅力體現在正文之前，讓每位讀者更珍惜接下來閱讀小說正文的體驗。有的譯本中在導言部分加入了對具體章節的摘引分析，方便讀者讀到具體內容時對其中深層含義的理解，有的導言部分篇幅多達正文一個章節的長度，這樣的方式可以增強《圍城》的學術性簡介，使文章布局及文學藝術風格更加明朗化。也有翻譯人員將文藝批評的內容也加入其中，幫助讀者從不同角度認識原著，而非停留在小說故事情節的淺顯層次。這樣的翻譯手法可以為讀者起到很好的導向作用，將這部小說不單純看做是小說，而是作為一種學術領域的研究性文章，更加深入的了解小說背后的故事，這才是讀者看完《圍城》之后能夠體會到的可貴之處。

第四，多語言翻譯手法的運用。所謂多語言翻譯手法，其實就是在翻譯時不僅僅局限于一種語言特點，而是雜糅了多種語言成分的詞匯。有翻譯人員對《圍城》中運用的多語言翻譯手法進行了統計，全文大約有140多處用了這種方法，不只是用了英語，有的運用了拉丁語、法語等外語，甚至有些翻譯將地方的方言也加入進去。這種用法多出現在人物的對話中，有的是對環境的描寫中，有的是對故事情節的敘述時，幾乎貫穿全文都有這種用法的存在。《圍城》中的人物大體分為幾種類型，有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有的是留洋的學生，有的是買辦階層。人物的身份不同，知識層次不同，所處的社會地位也不同，因此所說的語言特征也就不同，翻譯人員將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按照不同的語言風格區分對待，除了實現諷刺意味以外，更重要的是給予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語言風格，將他們的人物形象都深刻的刻畫出來。翻譯人員在用多種語言翻譯時，也針對不同的語言風格采用不同的處理方法。例如有時翻譯用的是拉丁語，這類非英語的語言會在正文之外加入注釋，保留了外語原文的同時，幫助讀者理解內容。在翻譯過程中，盡管用到了多種翻譯手法，但是原文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內涵會或多或少的有所差異。因此在處理文化意象時還應該采用加入注釋的方式，給讀者提供文化背景知識，這樣可以讓讀者認識內容的同時了解了文化背景，也是譯文的延伸。但是，在處理具體翻譯問題時，文化信息難免被變形，有所可能對文化背景的注釋也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這種情況下翻譯人員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做靈活調整。

二、結論

本文通過對《圍城》英語譯本研究，提出譯者一方面需要忠實于原著，采取直譯異化的方式保持原著的原文風貌，另一方面，譯者需要以譯文讀者為重，采用意譯歸化的方式傳遞原著的精神實質。《圍城》的英譯本沒有拘泥于宏觀與微觀上的諸多局限，依然為傳遞語言、文化因素做足了功課。他們在局限內的自由空間里，在中西兩種語言文化中穿梭，好比帶著鐐銬的舞者，他們的譯文在整體上成功取得了源文本期望達到的效果。這種文學作品譯本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手段借鑒與推廣。

作者：馮小巍 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應用英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