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沙飛紀實攝影中的現實主義審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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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晉察冀畫報》的抗戰紀實攝影真實地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印痕。畫報社負責人沙飛以戰地攝影家視野聚焦抗戰時期的社會現實。他的攝影作品，紀實性、批判性和樸素美多維度對立統一，呈現出特殊歷史語境中存在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內在關系，其以濃郁的人文情感和高亢的家國情懷照進心靈，表達出沙飛為追求人間正道的人生理想而艱難求索的奮斗歷程，凸顯了太行山紅色文化獨特的時代氣質。

關鍵詞：《晉察冀畫報》；抗戰紀實攝影；現實主義批判性；人文關懷

冀中平原土地肥沃、良田遍布，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太行山形勢險峻，是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的分界線，也是連接東西、由西北挺進中原的咽喉要塞，歷來被視為兵要之地。1937年11月中旬，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統一戰線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遵照黨中央、主席的指示，聶榮臻司令員帶領八路軍115師部分人員留駐五臺山地區，建立了晉察冀邊區地方黨組織，領導各抗日階層創建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民主政權建設、軍事斗爭和發展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輝煌成就，被中共中央和主席譽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1940年初，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已發展成為包括晉察冀邊區、冀中、冀熱察三個戰略區的華北敵后抗戰的堅強堡壘。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創立，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民主政權建設史上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華文出版的重地上海、香港被日軍全面占領，大批愛國文人撤向西南后方，全國的出版業處于停滯、癱瘓狀態，國家遭受著空前的劫難。戰地攝影記者沙飛和一群年輕的知識分子，在聶榮臻等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在日軍一次次的掃蕩且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創辦了《晉察冀畫報》，當時被國內外稱為“奇跡”，成為抗戰中中國形象的標志。《晉察冀畫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出版發行的第一份以刊登照片為主的綜合性畫報。畫報以軍事新聞攝影紀實為主要內容，同時也編入一些文學和美術作品，真實記錄了八路軍的“黃土嶺戰斗”“百團大戰”等戰斗情況和晉察冀邊區的軍民生活。

一、晉察冀畫報社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戰

爭中的作用1939年2月，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成立了攝影科，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早的正式攝影組織。1941年7月，晉察冀軍區在河北平山陳家院舉辦攝影訓練班，沙飛擔任教員，趙烈任隊長。之后，在平山縣蛟潭莊，沙飛組織并舉辦了第一次攝影展，社會反響熱烈，沙飛因此受到啟發，提議成立畫報社組織。1942年5月1日，晉察冀畫報社正式成立，沙飛任主任，趙烈任政治指導員。畫報社下設編校、出版、印刷、總務四股。沙飛兼任編校股的股長，章文龍、趙啟賢擔任文學編輯，唐炎擔任美術編輯，楊國治、張進學、白連生等擔任攝影記者，裴植、李遇寅分別任總務股正、副股長，劉博芳、王秉中分別任出版股正、副股長，張一川擔任印刷股的股長，何重生擔任制版、印刷總技師，鼎盛時期全社共計200余人。1942年7月1日，在河北平山縣碾盤溝村，《晉察冀畫報》正式創刊（印制一冊）。畫報樸素、美觀。畫報創刊號主要由沙飛編輯，章文龍、趙啟賢等負責照片說明、文字和美術編輯工作，所有稿子由聶榮臻、朱良才、潘自力等親自審閱。創刊號使用中英兩種文字，由劉柯、李倫譯成英文，請班威廉、林邁可等國際友人幫助校正，封面彩色套版印刷，以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名義出版，畫報社形成相對完整的采編、印刷、發行機構。7月7日，第一次印刷1000本，發送到各軍區、邊區、軍分區、專區黨政機關和有關部門，還寄到黨中央、八路軍總部和其他根據地等，此外，還在重慶等地傳播，甚至委托外賓帶到國外，同時還在晉察冀邊區和延安的新華書店以及全國各大書局銷售，由不同途徑傳至蘇聯、美國等20多個國家。這本畫報還直接影響到《冀熱遼畫報》《人民畫報》《山東畫報》的創建和發行。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階段，《晉察冀畫報》的現實主義審美與時代精神影響深遠，在抗日宣傳和群眾動員工作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社會作用，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畫報社在1942年5月至1948年5月的六年時間內共出版了《晉察冀畫報》13期，印刷約32000份，與此同時還編輯印刷了《近影集》《解放畫刊》《時事專刊》《晉察冀畫刊》等同類書刊18種，其中《晉察冀畫刊》從1946年12月30日至1948年5月，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內共計出版44期，平均12天1期，共發行44萬份。1944年12月至1945年7月，阜平洞子溝和溝外不遠的坊里村連續舉辦了3期攝影訓練班，培養專業學員60多人。畫報社先后培養了專業類干部140余名，對外發稿5萬多篇，舉辦圖片展覽300多次，其對解放區新聞攝影和畫報事業的發展影響深遠，晉察冀畫報社是抗戰時期以軍事新聞為主的攝影人才的聚集地，被稱為中國革命攝影的搖籃。《晉察冀畫報》以文獻紀實為主，真實形象地報道了晉察冀邊區軍民團結一致英勇抗擊日寇、建設根據地等實地情況，集中宣傳了八路軍在反掃蕩斗爭中和在反攻階段攻城奪壘、殲滅敵人的輝煌戰績，對鼓舞全國軍民的抗日斗志、激發群眾支援抗日的熱情、瓦解敵軍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戰爭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二、沙飛現實主義紀實攝影風格的形成

沙飛（1912－1950），原名司徒傳，廣東開平人，“沙飛”意為“飛向自由的沙子”，少年時受司徒家族的影響，司徒美堂幫助過孫中山，司徒慧敏參加過大革命和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司徒喬畫過魯迅。1936年沙飛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最初因一張題為“奧匈帝國菲迪南大公被刺殺”的照片受到啟發，沙飛的攝影轉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其愛憎分明，具有社會擔當意識。沙飛喜歡文學，崇拜魯迅，讀了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諸多著作，接受了進步思想。他思想活躍、敏銳，是富有浪漫主義氣質的理想主義者。魯迅是新興木刻運動的導師，1936年10月8日，沙飛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次全國木刻展覽會”期間見到魯迅先生，并為之拍攝組照《魯迅與青年木刻家在一起》，作品真實地記錄下魯迅和藹地與青年木刻家黃新波、曹白、白危、陳煙橋親切交流的情態［1］。這組照片在新聞界引起巨大反響，在刊登發表時，他嚴謹地備注“沙飛密拍”。1936年10月，沙飛拍攝并發表了魯迅最后的留影和關于葬禮的系列作品，這些照片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沙飛崇拜魯迅先生，視魯迅為精神導師，深受魯迅思想的影響和左翼文化的啟發。“魯迅精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他的政治遠見”，“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微，看得遠”；二是“他的斗爭精神”，“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絕不中途投降妥協”；三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于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2］魯迅的文章文風犀利，批判性強，具有一定的洞察力、辨別力和批評力，是歷史文化的重要建構。他立足于民族主義的批判性，對于當時中國社會的分析鞭辟如里，愛憎分明，個性鮮明，睿智犀利，入木三分。沙飛早年與魯迅先生接觸過，魯迅精神作為一種無形的內在力量成為沙飛革命現實主義攝影的思想指引。抗戰時期，沙飛的攝影作品真實地反映了根據地生活和戰事情況，旗幟鮮明，政治立場明確，既有現實主義內涵，也有人文主義關懷。他作品的歷史指向性直接影響到晉察冀畫報社工作的開展和發展。1936年12月，沙飛在廣州舉辦個人影展，1937年6月在桂林再次舉辦影展。1937年11月15日，沙飛在《廣西日報》發表文章《攝影與救亡》，寫道：以攝影為戰斗武器“喚醒國人”“鼓舞士氣”“抵御外族侵略”，他認為，藝術的任務就是幫助人類，去理解自己、改造社會、恢復自己。抗戰爆發后，沙飛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在平型關大捷時，認識了時任八路軍115師政委的聶榮臻，1941年，他在晉察冀根據地蛟潭莊村舉辦街頭攝影展，社會反響熱烈。他受到啟發后產生了創辦畫報社的想法，1942年5月創辦晉察冀畫報社。畫報社得到了聶榮臻、呂正操等黨政領導的大力支持，在物資極度緊缺的困難時期，甚至動用金條、煙土，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日軍封鎖線到國統區購買膠卷、攝影器材和印刷設備等。《晉察冀畫報》的攝影資料涵蓋了八路軍根據地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權建設、國際友人、邊區生活、生產自救、民眾支前、優待俘虜等大量的歷史紀實攝影資料。沙飛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思想和情感指向，他的鏡頭留下了當時真實而珍貴的情景。在設備簡陋、資源緊缺的情況下，作品體現出藝術家對于攝影事業所傾注的激情和意志。沙飛作為戰地攝影記者和抗戰軍人中的宣傳干部，他將照相機視為對敵作戰的有力武器，他為此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不顧個人安危，全身心地投身到畫報社的發展事業中，表現出了極大的革命熱忱和嚴謹認真的敬業態度。他的攝影在藝術美學上呈現出紀實攝影獨到的藝術審美特質，作品暗示出歷史深處珍貴的歲月光影。

三、抗戰時期沙飛紀實攝影的審美內涵

1942年5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了當時文藝創作的歷史使命和創作定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倡導根植于農民生活和紅色革命事業，對文藝創作的立場和方向提出新的要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革命文藝的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以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來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3］。延安文藝座談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八路軍戰斗在古長城》是沙飛初到華北抗日前線第一次成功的攝影系列作品之一，也是他以攝影記者（全民通訊社記者）身份拍攝的攝影佳作。1937年10月，經聶榮臻介紹，沙飛赴楊成武部隊采訪，部隊連克靈丘、淶源、易縣、蔚縣、繁峙、紫荊關等城鎮，沙飛隨部隊挺進敵后，輾轉于太行山各地。在隨部隊到達河北淶源時，沙飛拍下了這組以長城為主題的系列作品，包括《塞上風云，向長城內外進軍的楊成武支隊》（1937年秋）、《八路軍戰斗在古長城》（1938年春）、《插箭嶺戰斗，八路軍指揮所》（1937年秋）、《八路軍在古長城上歡呼勝利》（1938年春）等。《塞上風云》刊發在《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封面上，《八路軍戰斗在古長城》刊發在《晉察冀畫報》第4期（1943年9月），沙飛因此被譽為“長城影像史上第一個有意識利用長城的象征意義來表達攝影人思想、感情的攝影師”。作品以長城為背景，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中表達出中國人民奮力抵制外來入侵者的堅強決心。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成為中日戰爭中殘酷戰斗的實際戰場，這些以長城為背景的紀實攝影，體現出樸素的歷史意義、忘我的精神情懷和愛國主義思想，呈現出紅色革命精神的重要內涵。此外，以抗戰紀實攝影為題材的，還有《沙原鐵騎》《八路軍攻克平型關》《百團大戰前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等歷史紀實性珍貴照片。沙飛的攝影作品富有人文主義情懷。1938年5月，沙飛由于身體原因，在山西五臺縣耿鎮河北村軍區衛生部調養。6月，由白求恩率領的醫療隊從延安到達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五臺縣金剛庫。由此，沙飛與白求恩認識并開始交往，沙飛為白求恩同志拍攝了關于生活和工作的系列作品，如《白求恩在山西五臺松巖口模范病室動手術》《白求恩與自衛隊隊員》《白求恩在享受日光浴》等。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縣黃石口村去世。白求恩去世后，沙飛拍攝了《白求恩遺容》《安葬白求恩》等系列作品。這組作品在藝術處理思路上，與魯迅先生的主題組照相近。1942年7月7日，沙飛精心編輯了一組“紀念國際反法西斯偉大戰士諾爾曼•白求恩博士”的專題攝影作品刊發在《晉察冀畫報》創刊號上，它們是《白求恩大夫在前線施手術》《為傷員輸血救濟》《白求恩在工作之余給農村小女孩遞櫻桃》《白求恩博士遺像》等［4］（P90－91），表達出中國軍民對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的緬懷之情和他對戰地友人的深切懷念，謳歌了白求恩博士無私的奉獻精神、極端熱誠的工作態度和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1940年9月14日的《抗敵報》上刊發了一篇介紹解救和送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全過程的文章，并配發了沙飛的攝影照片《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文章中錄入了聶榮臻將軍致日軍的信：我八路軍本國際主義之精神，至仁至義，有始有終，必當為中華民族之生存與人類之永久和平而奮斗到底，必當與野蠻橫暴之日閥血戰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覺醒，與中國士兵人民齊心合力，共謀解放，則日本幸甚，中國亦幸甚。《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1940年8月）是沙飛所拍攝的“將軍與幼兒”組照之一，刊發于《晉察冀畫報》創刊號的系列組圖還有《聶氏愛之，給予哺食》《委托村民送回敵方》等［4］（P63），這些作品敘述了“百團大戰”期間，聶榮臻照顧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姐妹的情景及委托當地老百姓封奇書把日本小女孩送到日軍駐地，也成為抗戰時期人文主義精神的歷史見證，體現出聶榮臻元帥寬容大度、博大胸懷的高尚品質，同時也體現出現實主義攝影樸素的人文情懷和平凡意義上的史學價值，具有樸素美和批判性特征。

四、結束語

聶榮臻在《晉察冀畫報》的創刊號題詞中寫道：“五年的抗戰，晉察冀的人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小小的畫刊里。”威廉教授說：“《晉察冀畫報》就是要向世界昭示八路軍在邊區所做的工作———這也是我積極支持的，我認為與邊區部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畫報內容是公正的，甚至是低調的。”［4］（卷首語）《晉察冀畫報》真實地記錄下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歷史，表現出特定歷史語境中對于社會現實和人民生存狀況的關注，也體現出人文主義的關懷和對民族解放事業的真實記錄。《晉察冀畫報》不僅真實地反映了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歲月里發生在太行山紅色抗日根據地的光輝事跡，而且對喚醒民眾團結抗日、增強民眾爭取抗戰斗爭勝利的信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沙飛被稱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的先驅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攝影史上劃時代的人物”［5］，他的抗戰紀實性攝影作品傾注著關于時代的人文關懷，其現實主義創作思路的紀實性、批判性和樸素美的定位，使得抗戰攝影作品呈現出獨特的審美氣質，其時代印跡和人文紀實性也成為紅色影像最為突出的特征，詮釋出特定歷史時期“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存在狀態，體現出攝影家沙飛至真的藝術追求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參考文獻：

［1］中國攝影家協會．穿越歷史的回聲：中國戰地攝影師（1937－1949）［M］．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4．

［2］．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石志民．晉察冀畫報（第1－13期）［M］．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5．

［5］沙飛攝影：最真實的抗戰［EB／OL］．

作者：封振國 劉國勝 單位：河北科技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