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科研機構協同創新機制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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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作為歐洲最具代表性的中央集權制國家，自二戰中后期開始著力加強國家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主導作用，先后面向基礎交叉科學和重大應用產業設立了若干國際一流的大型公立科研機構，科研機構內設有若干與美國國家實驗室名稱相近的國家研究所，如國家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nuclearandparticlephysics，IN2P3）等，但這些國家研究所的組織模式和運行管理模式與美國國家實驗室不同，主要通過法國公立科研機構的協同創新機制在更大范圍實現國家實驗室的功能和目標。本文結合法國協同創新體系的特點和優勢，分析法國對國家實驗室體系建設的思考和做法，以期對我國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法國公立科研機構協同創新機制的特點

作為17世紀啟蒙運動最早的發源地之一，法國在思想上的率先解放和進步迅速推動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各方面繁榮發展，支撐法國在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逐步確立全球領先地位并一度成為世界重要的科學中心。之后，得益于拿破侖和戴高樂在工程師精英制教育制度和科學國家主義方面的歷史貢獻，法國不但在絕大多數基礎科學領域保持一定優勢，如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獲獎專家人數位列全球前列，而且在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生物醫藥、高速鐵路、軍工制造等重大高科技產業的全球影響力和市場份額也同樣保持世界強國的地位。法國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主要是依靠戴高樂時期建立的獨立自主的科技創新體系，以及服務于“舉國體制”的協同創新機制。這種體系和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濃重的科技國家主義色彩。法國在歷史上一直是歐洲大陸最具中央集權制傳統的國家，每次國力處于巔峰均是在中央集權制最鼎盛的背景下實現的，因此法國科技創新體系特別是二戰后由戴高樂建立的現代科技創新體系具有政府主導、中央垂直管理的特點，與我國科技創新體系非常相似。法國通過在若干戰略科技領域設立公立科研機構，構建和完善國家科技計劃、評估、咨詢和成果轉化體系，建立各創新主體協同創新的有效機制，有效保障了國家在科技創新方面的戰略需求，為支撐法國在科技與高新技術產業實現“輝煌三十年”（20世紀60—80年代），捍衛法國在全球經濟、軍事和科技創新上的大國地位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二是大型公立科研機構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占據絕對核心主導地位。與美國以高校為側重的科技創新體系不同，法國是以大型公立科研機構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1939年即成立了歐洲最大的公立科研機構——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大力夯實和強化基礎研究。在二戰結束不到10年的時間內，聚焦核能、航空航天、信息技術、農業、能源等領域，成立了法國原子能與可替代能源委員會（CEA）、國家空間研究中心（CNES）、國家通信研究中心（CNET）、國家農業科學院（INRAE）、石油研究院（IFP）等一系列公立科研機構，建立了以自由探索為導向的“科學與技術類”和以應用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為導向的“工貿類”二元公立科研機構體系。不但數量和規模較其他歐美國家占優，而且總體實力位居全球前列，在2016年底美國湯姆森路透集團“全球十大最具創新力公立科研機構”排行中，法國原子能與可替代能源委員會（CEA）、國家科研中心（CNRS）、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同時入選，法國成為入選榜單數量最多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國的公立科研機構可被看作是按照領域布局的“廣義國家實驗室”。三是法制化保障的跨機構和跨學科創新生態。為高效利用科研人才，促進機構協同創新，法國政府在1982年和1985年先后頒布實施《科研與技術發展導向與規劃法》和《科學研究與技術振興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賦予科研人員享受國家公職人員的社會地位與福利待遇，實現不同公立科研機構、高校之間科研人員“同工同酬”，科研人員可以根據研究興趣和科研任務所需在不同機構之間自由流動，而不再受制于不同機構在個人工資、獎金、津貼等待遇方面的差異。此外，2013年，法國政府出臺《高等教育與研究指導法案》，進一步深度促進高等教育與科研的融合，公立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可以與高校的教職人員聯合組建混合研究單元（UMR）。據統計，目前90%的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的研究單元是與其他機構合作設立的混合研究單元，85%的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研究單元與大學醫學院、醫院以及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法國巴斯德研究院等共同資助和管理。這類混合研究單元的物理工作場所可自由設在公立科研機構或合作高校的園區內，進一步促進了“廣義國家實驗室”之間的深度融合和協作，成為法國公立科研機構強化統籌動員能力的一大特色。四是政府主導的官產學研國家協同創新聯盟。由政府依托公立科研機構、在國家層面牽頭組建若干領域的創新聯盟或虛擬主題研究所，是法國近年來強化公立科研機構“廣義國家實驗室”地位的創新舉措。該舉措旨在加強公立科研機構在重大戰略科技領域全創新鏈的主導能力，推動和促進不同創新主體之間開展更深度的交流與合作。目前，由法國國家科研署（ANR）牽頭，已在全國范圍內按照領域組建了生命科學與健康研究聯盟、國家能源研究協調聯盟、數字科技研發聯盟、環境研發聯盟和人文科學聯盟五大聯盟。各聯盟成員單位包括主管部委、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等相關機構，通過理事會的方式共同凝練未來發展方向，努力實現“同頻共振”。此外，為確保聯盟建設取得務實成效，每個聯盟內部還按照學科設立不同的虛擬主題研究所，促進不同機構的研究團隊開展橫向交流和合作。盡管這些虛擬研究所并無經費支持，但利用其官方搭建的全國性合作網絡將國家研究需求下沉到研究團隊。

二、啟示與思考

國家實驗室是二戰期間萌芽的一種新型科研組織模式，是美國聯邦政府在特定時期，圍繞物理、生物、能源等領域設立的創新主體，該模式在美國成功實施“曼哈頓工程”并率先研發出原子彈而備受各國關注，開辟了公立科研機構與大學、企業或非營利機構合作的新模式，現已成為象征美國科技實力的“名片”。受本國政治制度和傳統觀念的影響，法國并未采用類似美國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和運行模式，在科技創新體量和投入方面也并不占優，但憑借其以公立科研機構為核心的國家協同創新體系以及在基礎研究領域的長期積累，法國在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生物醫藥、能源等戰略性高科技領域的創新實力與美國保持在同一水平，且保持了自身特色。這對我國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具有啟發意義。一是，國家實驗室體系是實施高效科技創新的一種模式，須結合本國國情和科技發展階段“量體裁衣”。法國與美國政治制度不同且國家體量相差較大，因此法國利用中央集權制的制度特色，為公立科研機構統籌協調全國創新資源、牽頭組織聯合攻關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并在不同領域按照“廣義國家實驗室”的概念構建全國性的協同合作網絡。相比之下，美國國土面積是法國的近20倍，有50個州，每個州都具有一定的司法和行政獨立性，造成聯邦政府在國家層面的布局和決策必須建立在平衡聯邦和州政府各自關切和利益的基礎上方可實施，跨州資源調配存在制度性壁壘，聯邦公立科研機構充分統籌國家資源，因此由聯邦政府投資、依托國家實驗室所在地的大學、企業或非營利機構運營的建設和運行模式符合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特點。二是，機構間協作藩籬和人才流動壁壘是國家創新體系面對的傳統挑戰，協同創新機制的制度性建設至關重要。從全球科技創新發展趨勢看，科技創新的概念和范疇不斷拓展，包括國家實驗室在內的公立創新主體，其功能和定位從最初單純開展科研攻關，正向成果轉化、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等下游延伸，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之間的合作正日趨深入和頻繁，不同創新主體之間傳統體制性和機制性問題很難通過另起爐灶的策略解決，必須利用法律和合同等手段建立和健全協同創新機制。法國和美國在法律保障、政策支持以及激勵機制上的成功實踐值得參考和借鑒。三是，公立科研機構依然是國家實驗室建設不可替代的戰略支撐力量。無論是美國聯邦政府出資建設的國家實驗室，還是法國公立科研機構內設的國家研究所，其本質都是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對大體量科學設施平臺、人才、經費等資源的組織協調主體，公立科研機構成立的背景和定位決定了它與大學從事教育和創造知識、企業創造產業價值的定位均不相同，在肩負“國家事”和“國家責”方面具有更強的遺傳基因和使命感。因此，在國家實驗室建設中應充分利用公立科研機構在國家創新體系的牽頭作用，發揮和提升其在新創新格局下的戰斗力。

三、相關建議

中國和法國在政治制度、科研體系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大型公立科研機構在整個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是國家科技競爭力的核心力量。法國公立科研機構的協同創新機制對我國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提供了歷史性借鑒，相關建議如下：一是充分結合我國國情和科技創新體系發展階段特點，在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的前提下做好國家實驗室的統籌布局和頂層設計和規劃，聚焦解決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存在的歷史性問題。二是針對我國科技創新體系機構間協作和跨學科交叉瓶頸問題，應加快努力做到設施平臺“物盡其用”、科研人員“各盡其才”，提升“創新濃度”。三是發揮好公立科研機構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廣義國家實驗室”的作用。鼓勵有條件的公立科研機構可以作為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中試行科研人員同行和跨部門設立混合研究單元的試驗田，探索建立跨學科、跨機構的協同創新模式，構建協同創新生態，使國家實驗室體系更加貫通高效。

作者：茹志濤 單位：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