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修辭和藝術語言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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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發表的研究論文幾乎都與深層修辭研究有關。這些后，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每年的《中國語言學年鑒》幾乎都收錄了我有關論文的觀點摘要或索引，大部分論文被列為語言文化學的重要參考資料。陳廣德、孫汝建在《深層修辭理論研究》一文中指出:“深層修辭理論是駱小所先生多年對修辭學探索的結晶……駱小所先生的論著不拘泥于傳統語言學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對深層修辭理論的研究尤為學術界所重視，……它為修辭學的研究拓展了思維空間。……這一理論的提出對修辭學的研究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指導語言實踐的意義。”［2］張壽康先生在《開拓創新探索求實—推薦〈修辭探究〉》一文中指出:“駱小所同志的《修辭探究》是一本很有新意，具有科學性和較高理論價值的修辭學專著。……它以漢語實際為依據，在中國修辭學史上第一次提出表層修辭(辭面同辭里完全一致)和深層修辭(辭面同辭里不一致)的理論，認為深層修辭的表層只是語言現象，深層才是實質，并進行了科學的論證。這一理論的提出，在修辭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它為進一步繁榮漢語修辭學奠定了新的理論基礎。”

我認為，即便是已定式化的理論也需要我們不斷地對它進行體檢，開出新的藥方，才能使它賦予新的活力和生命。作為語言學來講，需要我們不斷徹底地自我解放。因此這就需要語言研究者靜下心來，凝鑄理論的新高點，使之不斷步入恢弘而有致的理論視野，這是一種對學術追求的情態，它自然有著深邃的內蘊和崇高的精神境地。有深層修辭理論的鋪墊，我從20世紀80年代步入到藝術語言學的新領域。我認為，人的語言可分為符合語法的普通語言，即科學語言和超越語法的藝術語言兩種。換言之，普通語言，即科學語言遵循語法之法，語法即是語言組合搭配的定法，沒有定法不行，否則就表達不清，語言邏輯混亂，就會出現語法病句。

但是如果語言的定法定死，那就變成了死法，使語言呆板毫無生氣可言。而藝術語言正是超越語法的語言，它用語言的活法，創造了人類具有生態性的自然語言。藝術語言的活法不拘泥于法，往往用法而又超越語法之法，它有法而又無定法，它超越了語言的常法，從而中得“心源”，即師心法，且外師造化，即師自然。人心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人心的理性和情感組成了心理活動的靈動性。可以說，理性之心的表達往往用常法，即語法的定法，情感之心的表達往往用活法，從而創造了人的語言生態，使有限的語言表達認識上升為反映客體的審美活動。藝術語言是審美的，它是發話主體審美集中化和物質形態化的表現形式，是發話主體通過與現實的審美關系，全面反映內心情感世界的特殊的言語形式，它在表現內容上，具有容納的廣闊性和再現現實的巨大潛力，以至能把生活的各個領域及人物的內心世界形象地表現出來。例如“把善種在人們心中”、“冬天把一切都凍住了，把愛情也凍住了”等，這種藝術語言超越了語法的定法，而使用了創造語言的活法，它具有容納的廣闊性和再現現實的巨大潛力，把發話主體內心世界形象的表現出來。所以，藝術語言與科學語言不同，它是發話主體情感形象化的符號形式，藝術語言的形象往往是化情感為具象，有的是化抽象為具象，體現了發話主體的自我。發話主體的自我，也是對象化的自我。它打破常式句法結構與突出形象的情感，它表現了發話主體豐富多樣的感受，給受話人無窮的回味，在回味中得到審美。藝術語言往往破常法，而用活法，使發話主體主觀的心象和客觀的物象得以融會具現，給受話主體以形象的關照，從而引起受話主體種種聯想、想象和思考。藝術語言的活法是對語法定法的超越，所以，人們才能創造出各種“師心”的美的藝術語言。藝術語言表層的變異，即對語法的偏離和超越，體現了發話主體的自然性，反映了發話主體形式能力的構成。發話主體形式能力的構成，包括了形式感和形式欲兩方面，形式感是發話主體創造言語形式的自然性，它是變異的。形式欲的作用并不滿足于復現某種言語的語法規范形式，而是通過活法的運用，產生一種新穎的言語形式，即變異形式。這種變異的藝術語言形式就是發話主體心理精神形式的反映，即情感化的形式反映。所以，藝術語言本身是一種情感化的符號。這種符號既是形式，又是表現情感的內容。它不僅僅是內覺層次上的心靈構造，更是發話主體心靈對符號的創造。它表現的是發話主體的心靈，即活的心靈對藝術語言言語的變異形式的創造，這種藝術語言的活法運用，則是發話主體心靈化的體現。藝術語言的活法，來自心之活，心之活產生法之活。所以藝術語言往往以發話主體的心象，來表達所要表達的內容。心象表現往往是擬態表現。藝術語言的擬態表現，往往表現在對反映客體的虛擬性上。它對客體現實形態的虛擬化和重建，不具有對客體本身的直接性。

藝術語言所擬之態往往是多樣的，它隨著發話主體感情的變化而變化，發話主體往往可以通過藝術運用將內心情狀以及無意識中的種種能意會而不能言傳的東西通過“態”顯現出來，達之于人，感染于眾，變得可觀照、可領悟。所以，藝術語言所擬的呈現于外的各種態，實質上是發話主體的情態、意態、神態、心態等的物化形式，它是非實證的，是現實生活中不存在之態，如“綠色的夢”、“金色的希望”等。所以，我們認為，藝術語言不是認識的，而是審美的，這是藝術語言和普通語言的又一不同區別，說得準確點，是本質區別。我們也可以說，科學語言是認識的，藝術語言是感知的。科學語言是發話主體認識世界的言語形式，而藝術語言是發話主體感知世界的言語形式。發話主體感知世界與認識世界不同:認識世界所依據的是事物的本質，它的對象往往只能是處在固定關系的聯系中的客體;在感知世界中，事物的關系和聯想即是流動的、變化的。從藝術語言的表述來看，它反映的雖然不完全是客體，但它是客體信息對發話主體情感的激活。它有的指稱不同，但語義相同，有的無指稱，但卻有內容。正是這樣，藝術語言更能增強人們對客體的感知度，淡化了對描寫客體的抽象度。所以，我認為，藝術語言與科學語言表達形式不同:藝術語言創造意象來直接表現情感。從藝術語言產生的心理基礎來看，心象呈現為意象，意象本質上就是情感的形式，可以說，藝術語言是發話主體情感的豐富化，它的意象來自發話主體的心象，藝術語言的運思過程就是心靈的創造。它是人的自然性的反映形式，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物態化，是審美情感的真實性。藝術語言的表現，是發話主體人格境界的體現，是發話主體真摯的、天性自然的、無拘無束的創造。

藝術語言與日常的普通語言相比，藝術語言更體現了人們創造語言時的自然性，給人以感人心靈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來自發話主體的自我表現。藝術語言所謂的自我表現，其實是一種普遍的情感表現。在我國古代道家看來，主宰內在情感的規律與主宰大自然的道是一樣的，它是一種自然化的道。20世紀70年代，我在大學曾執教過哲學和文化概論。對藝術語言的研究，是我用哲學的原理對語言學反思的結果。我把人的語言分為科學語言和藝術語言兩種，目的是從不同的角度對不同性質的語言進行科學的概括和歸納，使人們對自己的語言有個完整的認識和把握，從而跳出傳統語言觀的狹窄天地。回顧中外語言學家的理論，他們的理論的精和典，無一不是理論的高度概括和高度綜合。他們的理論，既有嚴謹性，同時又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思考的空間，正因為如此，他們的理論才流芳千古。語言觀是世界觀的組成部分，藝術語言的建立，其本身就是語言觀的完善，否則，我們就要步入形而上學的泥淖之中。長期以來，就我國語言研究來看，1898年《馬氏文通》出版以來，語言學家們往往只注意和重視普通語言的研究，他們的理論，可以說，對普通語言的研究達到了精密化和理論化的程度，建立了普通語言學的理論大廈。普通語言學理論的廣泛深刻，凝聚著代代語言學家的睿智和辛勞，他們的理論像朝霞，在語言學界永遠放射著光芒。他們的理論成為我們語言學界的寶貴財富。但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語言學理論由于限于對普通語言學的研究，而忽略了以語言為本位的研究，形成了對藝術語言研究的缺位，而不能科學地對人的自然語言進行整體研究。藝術語言研究隨著20世紀80年代改革大潮的掀起而啟航。藝術語言開辟了語言研究的新領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來自學科的交叉研究。學科的彼此交叉滲透，既孕育了精彩紛呈的原創性成果，又發現了一些走出學科的門檻，培養出一些混血的學科和混血的理論，藝術語言學的研究就是這樣。

科學語言與藝術語言從形式來看，似乎二者是平行的，但實際它們融匯交織在一起，它們交相輝映，表達了人們對人和事物的抽象的和形象的表達。就科學和藝術來看，科學為藝術帶來新的靈感，而藝術也啟發著科學思維。從行為表現來看，科學為藝術帶來新的靈感，而藝術也啟發著科學思維。從行為表現來看，藝術語言是發話主體情感化的符號行為，這種符號行為又體現了發話主體情感化的心理行為，它的運思過程又是一種審美能力。藝術語言的這些行為是以科學為基礎而激發出的靈動的結果，這種靈動性就是一種藝術行為的反映。藝術語言的行為性，體現了藝術語言創造的“活法”性。藝術語言的“活法”與整個藝術語言行為相統一，只有適應發話主體創造藝術語言時的心理，特定的語境以及審美要求，藝術語言的“活法”運用才能靈動地表達發話主體所要表現的內容，使理寓于情之中。這說明，藝術語言從來不放棄理，不離開理，它本身就是情與理的高度統一，它以超越尋常的言語形式作為情感的傳遞載體，從而表達和描述了發話主體的審美行為，從審美行為中傳遞了理性行為，即理性信息。從這方面來看，科學語言是表理的，藝術語言是表情的，兩者交融，表達了人的主體性。所以，科學語言和藝術語言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它們共同組成人的自然語言的整體。我們認為，只重視科學語言的研究是不對的，但只重視藝術語言研究也是不對的。深層修辭和藝術語言學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著名修辭學家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宗廷虎先生和蘇義生博士在《評駱小所接受〈藝術語言:普通語言的超越〉》一文中指出:“駱小所先生最早提出‘表層修辭’和‘深層修辭’理論，以‘深層修辭’為理論基點而開創藝術語言學，多維度、多平面、多層次和多角度追溯藝術語言學的精義要旨。他20余年致力于藝術語言學研究領域，自覺運用辯證的思維和方法論，從自然語言的角度提出了‘語言雙翼’論(即藝術語言和科學語言)的獨到論斷。此一新論，無不得益于辯證理論滋養。如果說陳望道是國內最早引入辯證法研究修辭和語言學的學界巨臂，那么，駱小所教授則是在這一思想的引領下的探索者和深化者。”

“駱小所教授是藝術語言學的創立者，也是該學科辛勤的探索者，其成果也最為突出。”［4］和紅軍先生于《修辭學:在探索中發展———駱小所先生修辭學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駱小所先生創立了藝術語言學，為語言與藝術的接緣研究開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駱小所先生藝術語言學的創立，得益于他早年建構的深層修辭理論，……藝術語言學實質上是深層修辭理論的升華。”［5］著名語言學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導戴慶廈先生和北師大楊麗姣博士在《藝術語言學理論體系的深化與完善———評駱小所新著〈藝術語言再探索〉》一文中指出:“駱小所先生繼承了傳統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方法，系統地討論了藝術語言的言語特色及發生變異的各種結構方式，同時也突破了傳統語言研究，建立了藝術語言學，……填補了藝術語言研究的空白。”［6］華中師范大學龐蔚群教授在《藝術語言研究的深入與開拓———讀〈藝術語言學〉有感》一文中指出:“《藝術語言學》，是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語言學專著，它建立了一門新的語言學分支學科……在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樹立了一座豐碑，……《藝術語言學》的研究不僅對修辭學理論和語法學理論的研究有突破，而且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研究，也具有深刻的啟示。”［7］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修辭學家吳禮權在《藝術語言的創造與語言發展變化的活力———評〈藝術語言:普通語言的超越〉》一文中指出:“早在20年前，駱小所教授就出版了《藝術語言學》一書，……不僅填補了漢語藝術語言研究方面諸多空白，而且在事實上加深了我們對語言發展規律的認識。”［8］我有關藝術語言學的研究已被專文載入鄭子瑜、宗廷虎主編的《中國修辭學通史》，對它的介紹被專節寫入著名語言學家邢福義和著名修辭史專家宗廷虎主編、200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修辭學》一書。藝術語言研究有幸載入通史，這是我最初不可能想到的。

作者：駱小所 單位：云南外事外語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