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語言進化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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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文單位：西南大學教育學部重慶北碚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后，海克爾率先就想到用生物進化的模式來研究語言的發展。斯萊歇爾對達爾文理論的了解一開始也是通過他耶魯大學同事海克爾的介紹。斯萊歇爾對植物學一直有濃厚的興趣，特別是達爾文學說產生以后，更促使他十分認真地把語言與植物、動物相比。他說:“語言是天然的有機體，它們是不受人們意志決定而形成，并按照一定規律成長、發展而又衰老和死亡的。”
他認為語言學家是自然主義者，他與語言的關系如同植物學家與植物的關系一樣，語言學的方法也與其他自然科學方法息息相關。斯萊歇爾認為自然研究者所說的屬，語言學家稱之為語系，或叫語族;若干親緣關系較密切的屬，語言學家也稱一個語族或語系的親屬語言。生物學上一個屬的若干種，在我們語言學上稱為一個語系的語言;一種語言的方言或土語，便是一個種的若干亞種;而更小的方言土語則相當于變體或變異。最后是個體，對應于個人言語方式。不用說，即使同屬一個種的個體也不會絕對相同，語言的情況也是這樣，哪怕是說同一種語言的人們，他們的言語方式或多或少也都帶有個人色彩。
弗洛伊德(SigmundFreud)是大家都熟悉的心理分析的開山始祖。但是他在1890年時曾寫了一本書(AuffassungZurAphasie)專研究失語癥(Apha-sia)的問題。他從失語癥的病人里面看到許多的語意系統的崩解(SemanticBreakdown);然后將這個語意的轉換擴大到整個文化的層次，變成文化意像(CulturalImage)的轉換，加上他自己對潛意識的分析，最后才發展成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理論。從這個視角去看，弗洛伊德雖不是以專業的生物語言學家出現，但他非常關心這個跨生物學和語言學界的問題。因此，本文作了一個大膽的判斷，如果佛洛依德早期沒有做語言學的研究，他心理分析的理論就出不來;或者說，成就也許就不會那么大。同時，弗洛伊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為生物語言學的發展奠定了病理學意義上的實踐基礎。除此之外，羅曼•雅克布森(RomanJakobson)在1941年用德文寫了一本書(Kindersprache，Aphasie，undPhonologischeUniversal)探討兒童語言、語言歷史演變、語言病理方面問題。洛倫茲(Lorenz)認為每個物種都具有遺傳性能力以學習特定事物。此外，他也發展并啟發關于遺傳學、生理學、演化和與物種行為適應生存價值有關的個體行為發生學等概念。他的許多方法和概念己經被廣泛地應用在人類的生物語言研究上。列尼伯格(Len-neberg)對于凡是涉及心智與頭腦研究的科學領域皆感興趣，在哈佛醫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期間，專門研究神經學與兒童發展失調。他的《語言的生物學基礎》(TheBiologicalFoundationsofLanguage)是語言的神經心理學到目前為止最為經典的作品，于1967年出版。列尼伯格的作品以從神經心理學的數據中探求解釋與理論基礎的魄力著稱，尤其是他最為人所知的一個論點:語言乃是物種特有的認知傾向之表現。此論點必然是個經由間接證據所得來的假設。人類神經心理學研究神經受損的人，因為不論以任何角度洞察，這個研究也許能提供一個正常運作的較高皮層過程。就如同列尼伯格經常說，如此的綜合歸納是可能的，因為病理學從未增加頭腦功能的復雜性。列尼伯格的《語言的生物基礎》認為大腦是語言的生理基礎，大腦中有專門區域負責語言功能，較早論及了生物語言學的研究。
生物語言學的誕生
“生物語言學”這一術語的誕生可以追溯到1959年克拉仁斯(Clarence)和穆世肯(Muyskens)合作的《生物語言學手冊》(HandbookofBiolinguis-tics)。本書第一次把語言學與生物學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界定為“生物語言學”。1974年，在馬西莫•皮亞蒂尼•帕爾瑪里尼(MassimoPiattelli－Palmari-ni)召集下，巴黎羅約蒙研究所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共同主辦的由語言學家、生物學家、神經科學家等一批關注語言學和生物學的共同話題的專家、學者參加的生物語言學國際學術會議再次提出“生物語言學”這個術語。此次學術會議指出，生物語言學是語言學和生物學的交叉學科。
本文提及的“生物語言學”概念就是源起于這次學術會議。與此同時，詹金斯(Jenkins)也在積極籌辦Biolinguisitics學術期刊。1980年，哈佛大學AllanMaxam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資助成立了“生物語言學”研究小組，他們的研究涉及了理論語言學、分子生物學、語言學習障礙研究、動物交際的神經學研究、神經語言學、失語癥、計算機語言學、嬰兒的前語言知覺研究、語言的起源和進化等諸多領域，“生物語言學”發展為名副其實的跨學科的研究領域。語言進化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EvolutionofLanguage，EVOLANG)從1996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由語言學、生物學、考古學、基因學、計算機語言學以及人類學研究人員參加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它從人類語言進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出發，以探究人類語言起源及其如何進化而來為宗旨。
除此之外，2004年至2011年期間，國際語言學界先后召開過7次專門的生物語言學國際研討會，其中包括2004年在巴塞羅那大學召開的ConferenciaInauguralDelGrupDeBiolinguiistica(GB)，2007年分別在多明哥召開的以BiolinguisticsInvestigations為主題和在威尼斯召開的以Biolin-guistics:languageevolutionandVariation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2008年分別在亞利桑那大學召開的In-ternationalNetworkinBiolinguistics，FirstMeeting和在約克大學召開的Biolinguistics:Acquisition，Lan-guage，Evolution主題研討會，2010年在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召開的TheLanguageDesign研討會以及2011年在格羅寧根大學召開的Graduatework-shopofbiolinguistics研討會。這些國際研討會的召開為世界生物語言學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合作交流的機會。另外，2007年，詹金斯的愿望在博伊珂等人的努力下，終于成為了現實———國際語言學期刊Biolinguistics(《生物語言學》)的問世，為生物語言學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學術交流的平臺，進一步推動了生物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初期，生物語言學還遠未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之時，喬姆斯基就提出了生物語言學研究的5個核心問題:①Whatconstitutesknowl-edgeoflanguage?(什么組成了語言知識?)②Howistheknowledgeacquired?(語言知識是如何習得的?)③Howistheknowledgeputtouse?(這一知識是如何被使用的?)④Whataretherelevantbrainmecha-nisms?(相關的人腦機制是什么?)⑤Howdoesthisknowledgeevolve(inthespecies)?(語言知識在種系中是如何進化的?)生物語言學的基礎也是喬姆斯基提出的五個問題，其中前3個問題都已在喬姆斯基的著作TheLogicalStrictureofLinguisticTheory(1975)有說明，而第4、5個問題則可從Lenneberg的著作(BiologicalFoundationsofLanguage)中一窺究竟。在該書中，列尼伯格預見了許多在當代受關注的話題，例如:語言習得的基因學、語言異常的基因學、聾童語言、關鍵期、狼童、家族血統、失語癥、雙胞胎研究、語言和語言演化，等等。由此可見，當語言學無法解釋語言機能(Languagefaculty)時，則是轉向生物學來尋求解答的時候了。在生物語言學看來，語言機能被看作“語言器官”(languageorgan)，正如科學家把人的視覺系統、循環系統、免疫系統看作身體器官一樣。
著名神經外科醫生彭菲爾德(Penfield)早期就從語言學習機制視角提出:“對于語言學習而言，9歲之后，人的大腦就變得越來越僵硬”;“10歲以后開始學習語言，很難有好結果，因為不符合生理規律。”盡管所有的人都感性地意識到過了青春期以后再想學好一門語言就很困難了。列尼伯格基于彭菲爾德的研究提出了“語言習得關鍵期”。喬姆斯基在著作中闡釋了語言知識的組成、人腦語言器官的進化和語言習得及使用問題，為生物語言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喬姆斯基生物語言學視角下的語言觀認為，語言機制就像身體其他器官一樣，由遺傳所決定，可以在適宜的環境中生長、發育和成熟。語言機制之于語言環境，如同植物之于土壤、空氣和水分一樣，沒有適宜的環境，植物固然不能存活，但決定植物本質屬性的卻是植物遺傳所決定的那部分生物特性，而不是土壤、空氣或者水分。喬姆斯基假設語言機能的特性和生物系統一樣，并首次提出決定個體語言生長、影響內在性語言獲得的3個因素:后天滋養某種語言的外部語料(externaldata)、天賦的決定語言的內控基因(genet-icendowment)和非專司語言機制的原則(principlesnotspecifictothelanguagefaculty)。20世紀70年代，生成語言學認為人類語言具有生物學屬性，這一科學信念為許多遺傳學家和模塊生物學家所贊同和接受。近年來，喬姆斯基明確指出，人們終究會發現語言能力的基因變異基礎;一旦科學家發現這些變異，我們就能尋找另外的全新的方法來研究語言能力的內在屬性。因此，人的大腦/心智(brain/mind)就成為了生物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生物語言學主張自然主義，把語言看成一種自然現象，生物語言學的目標在于尋求解答人類語言知識的本質、來源和使用問題。
從內在主義的角度來看，語言研究是生物學的一部分。因此，語言可以在“生理”和“心理”兩個水平上進行研究，這兩種研究是互為支撐和引導的。喬姆斯基曾經借用科學史上物理學和化學的統一來說明大腦科學研究和語言學研究的統一。［12］詹金斯把硬科學的觀點和語言學中的觀點進行平行比較，證明硬科學中的研究方法也適用于生物語言學的研究，從而最終把自然科學和心智科學的研究統一起來。平克(Pinker)在其《語言本能》中以其深厚的生物學功底和通俗易懂的語言巧妙地論證了語言生物機制問題，指出人類語言習得能力有使用源自嬰兒喋喋不休地表達自身思想的本能傾向。
平克從基因進化的觀點來看語言的關鍵期，他把學習語言的機制想成一個預算很拮據的劇團，所有的道具、布景、戲服要不斷地回收，大腦消耗我們身體1/5的氧，絕大部分的卡路里在語言學習完成后，這個機制就被回收，改作他用。既然語言學習是本能，他就和生物界其他的機制一樣，我們學第二語言的口音是我們嬰兒期語言能力卓越的代價。
進入21世紀后，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和動物行為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語言生物機制的研究也邁進語言進化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studiesonEVOLANG)和結構基因組學的時代。萊(Lai)的研究證實了FOXP2基因的突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正常腦回路中言語和語言能力的發展，因此，FOXP2被命名為語言基因。FOXP2的發現震撼了整個語言學界，以無可爭議的科學事實證明人類的語言能力與復雜的基因組直接相關，且為語言找出了基因變異基礎。
此后，隨著語言進化比較研究法的創立，生物學家、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廣泛考查人類與其他動物在狹義語言能力(FLN)和廣義語言能力(FLB)上的異同。神經解剖學家通過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對鳴禽腦圖像神經掃描的研究則為結構基因組學與語言進化比較研究法的結合開拓了廣闊前景;繼FOXP2后，語言基因組其他成員如FOXP1和FOXP4也先后被科學家證實。
語言生物機制的研究為語言進化研究提供了生理學意義的理論支撐，并進一步驗證了進化理論在語言學領域的普遍適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生物語言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方向。
生物語言學的發展
生物語言學的新近發展旨在對語言的遞歸性進行闡述與驗證。就語言遞歸性而言，喬姆斯基曾多次指出了遞歸機制、遞歸時態系統、遞歸方面、遞歸過程，大致上是把遞歸性當成轉換生成語法的一種語法屬性。他指出，如果一種語法沒有遞歸機制(猶如封閉的環形圈)……它就會復雜得難以想象，如果語言沒有遞歸機制，人類如何能產出無限多的句子呢?這里，喬姆斯基把生成無限多的句子的能力、語法的簡單性與遞歸機制聯系了起來，這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因此，喬氏所謂的生成語法必須是一個能反復生成無限數量的結構的規則系統。喬姆斯基也曾指出:“從這個方面看，一套語法映射了能夠產生并理解無限多的新句子的說話人的行為;而且有了一種語言的知識就暗含了必有這樣的能力。”
“語言遞歸性”抓住了所有語言具有的創造性的這一特性:語言可以通過有限的語法和詞匯表達無限多的思想以及在無限多的變換情景中做出適當的反應的手段。應該說，語言的生成性和創造性已經表明了語言遞歸性的基本性質。令人困惑的是，喬姆斯基并沒有點明語言的生成性和遞歸機制之間是否具有直接聯系。喬姆斯基在這幾處所闡述的思想是人為什么能夠用有限的手段說出無限多的句子原因就在于語言具有某種遞歸性機制。
2002年，豪斯(Hausser)、菲奇(Fitch)和喬姆斯基在《科學》(Science)上合作發表的一篇語言進化論的最新研究成果“語言機能:是什么，誰擁有，是如何進化的?”(Thefacultyoflanguage:whatisit，whohasit，Howitevolve?)在語言學、生物學、哲學等領域再次一石激起千層浪。根據SSCI2011年10月相關統計，該文已被768篇論文引證，其中Webofscience數據庫收錄的論文引用752篇次，BIOSISCi-tationIndex引用266篇次，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收錄的論文引用3篇次。豪斯等人把語言機能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廣義的語言機能主要是指內在性的運算系統、感覺運動和概念意向系統。廣義的語言機能還包括天賦遺傳的語言獲得能力。狹義的語言機能指的是內在性的運算系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狹義句法。狹義語言功能是生成語言的內在表現形式，主要是通過語義系統和音系系統，將這些表現形式映射到感覺運動和概念意向的界面。狹義語言機能的核心特征就是語言遞歸性，它提取有限的成分集合，運算生成無限離散性的表達式的序列。離散無限性作為語言的核心特征，指的是意義單位按不同的方式進行組合，從而生成意義不同的、更大的語言結構，這些組合是沒有窮盡的。
針對這篇文章，平克和杰肯多夫(Jackendoff)多次撰文予以爭辯，相繼在《認知》(Cognition)上“語言機能:有何獨特性?”(Thelanguagefaculty:what’sspeciala-boutit?)和“語言機能的性質及其對語言進化的含意”(TheNatureoftheLanguageFacultyanditsImpli-cationsforEvolutionofLanguage)對喬姆斯基等人提出的唯遞歸性假設(therecursion－onlyhypothesis)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喬姆斯基等人也據理力爭，同樣在《認知》上發表“語言機能的進化:澄清與含意”(Theevolutionofthelanguagefaculty:clarificationsandimplications)對他們的觀點進行澄清與說明。
21世紀之初，喬姆斯基等人的高端對決再次把生物語言學的話鋒推向了語言遞歸性。近年來，生物語言學視角下的語言遞歸性研究涉及3個方面的研究:實驗心理學對語言遞歸性存在的驗證、語言遞歸性在語言學理論中的權位以及語言遞歸性在人腦神經區域的定位等問題。
生物語言學的發展前景
生物語言學今后的研究必將繼續朝著3個面向發展———物種語言演化(PhylogeneticLanguageEvo-lution)、個體語言發展(OntogeneticLanguageDevel-opment)以及語言認知演化(EvolutionofLanguageCognition)。
物種語言演化將把人類語言與動物交流方式進行類比研究以證實語言是人類特有的溝通方式。許多動物雖然能夠傳達訊息給同類，但是大多數的科學家并不認為這些溝通系統的多樣性與復雜程度，足以被稱作是一種語言。發展心理學家曾經試圖教導黑猩猩說話，但是卻發現它們能夠習得的詞匯與說話的能力只和學齡的人類小孩相當。研究認為在發音器官上，黑猩猩有位置過高的喉頭和舌頭，阻礙了它們發復雜元音(比如a，e，u)的可能性。在大腦結構上，一般推論黑猩猩只有人類1/3大的腦容量以及較小額葉的體積，這間接影響其在語言表達上的復雜性。神經科學界很早就發現，位于人類左腦前額葉的布羅卡區(Brocasarea)和顳葉后方的維尼克區(Wernickesarea)與語言的處理有密切關系。許多臨床研究也指出，語言理解與表達的能力不只是這兩個腦區的各自運作，聯結這一前一后的語言處理區域被稱做弓狀束(arcuatefasciculus)。
該區域的神經元纖維一旦受損，會產生講話雜亂無章且無法復誦別人言語的“傳導性失語癥”(Con-ductionAphasia)現象。因此，觀察大腦語言處理區以及弓狀束在不同靈長類之間的結構差異，有助于了解人類語言為何發展、如何發展及其演化結果等問題。生物語言學將利用擴散張量的神經纖維造影技術(DTI)研究人類與其他靈長類在連結大腦語言處理區域的弓狀束結構，以提供人類語言演化生物基礎的相關證據。個體語言發展過程當中，除了兒童語言習得(ChildLanguageAcquisition)以外，我們也可以進行語言處理(LanguageProcessing)相關問題的研究。
就是說個體發育、發展到成熟時，他如何處理訊息的問題;甚至一直到他老了以后，功能已漸漸萎縮時，他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以前因為喬姆斯基的關系，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把重點放在語言習得，但GeorgeMiller則不同，當其他心理學家都在做轉換生成語法(transformationalgrammar)心理真實性與否(psychologicalreal或unreal)的研究時，他在做心理記憶詞匯(MentalLexicon)的問題研究。
除此之外，生物語言學還將關注這些方面:語言發展、進化能如此迅速而順利地進行的生理基礎是什么，兒童語言習得受哪些生理因素所制約，兒童語言發展的過程和一般模式是什么，等等。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基礎即動物個體的歷史與種系的歷史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說，包括人在內的動物胚胎發育史，重演了整個動物系統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由此推知:兒童語言學習進化發展史也就是人類語言進化發展的歷史。前蘇聯學者斯捷潘洛夫也曾指出:“言語產生、學習、進化的過程，從總體上說，重復著兒童語言發展(個體發生的過程，而這后者從總體上說又重復著語言的歷史發展過程(系統發生))。”
生物語言學家今后的另一項任務就是如何找到個體語言發展與物種語言演化的契合點，從而更好地理解和推進兒童的語言習得及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