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下漢譯佛典四言文體的形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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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文佛典中大量運用的四字格形式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語言現象。本文嘗試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初步探究佛典中四言文體的形成原因。

[關鍵詞]

漢譯佛典；四字格；認知語言學

在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語言往往是最直接的施加影響者，也是最深刻的被影響者。佛教的傳入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久、范圍最廣、影響最深的一場文化交流活動。佛教作為一種不同質素的語言和文化系統，在近兩千年的歷史中，經歷了試探、依附、沖突、改變、適應、融合種種階段，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和領域。自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安世高譯出《明度五十校計經》始，直至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佛經譯場停頓，其間八百八十六年是佛典的翻譯時代。這一場近千年的文化交流活動給后世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漢文佛教文獻。佛教文獻是一種既有別于書面語，又不同于口語的特殊文體，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四字格的大量運用。朱慶之先生在博士論文《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匯研究》中指出，漢文佛典“刻意講求節律。通常是四字為一頓，組成一個大節拍，其間或與邏輯停頓不一致；每個大節拍又以二字為一個小節”。俞理明先生（1993）認為，漢靈帝時支曜翻譯的《成具光明定意經》最早開始大量使用四言文體，經文中四言句與雜言句交替使用；而在東漢康孟詳譯經中，通篇以四字句為主。根據顏洽茂先生的研究，六朝譯經中四字句是最常見的句式。隋唐以后，經文中已經很少出現四字格之外的文體了。漢語是一種人文性極強的語言，四字格這種獨特的語言構成格式，負載了許多語言層面以上的文化信息和內涵，本文試圖從認知語言學的視角，探討梵漢對譯中出現的大量四字格詞語和四言文體形成的內在動因。

一、四字格符合語言的精確性和經濟性原則，有利于佛教教義的傳播

從佛經翻譯的根本目的出發，漢譯佛經必須同時滿足精確性和經濟性兩點要求。由于佛經是以傳達宗教教義為宗旨，字面上的謬誤和偏差很有可能導致意義上的分歧和謬誤。對于《圣經》流傳的不同版本的信奉導致了眾多教派數百年的分歧和斗爭，可見以宗教原典不可動搖的權威性、豐富的內涵性和可解讀性，“一字之差”產生的蝴蝶效應是不可估量的?！盾髯?#8226;正名篇》有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狈鸾洕h譯的過程伴隨著漢語從單音化發展到雙音化的過程，這一方面是大量口語進入書面語導致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是詞語為了適應表達信息量增加的需要。為了使詞義更加精確、明白，漢語選擇了詞的自身內部自我注釋的方法，排除了雙音詞或單音詞的多義性。漢語詞匯雙音節化是產生四字格結構必不可少的內部條件。在此之前，漢語基本上是通過雙聲疊韻的語音手段產生新詞，但是語音構詞的手段局限性比較大，而由雙音化引起的漢語構詞手段的增加為四字格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由于雙音化大大增強了漢語詞匯表意的精確性和豐富的內涵型，在佛經翻譯的過程中被大量采用。

經濟性原則是語言的一個重要特征。語言的經濟性原則最早由法國語言學家Martinet提出，指的是：在表意明晰的前提下，為了提高語言的交際效率，盡可能采用經濟簡潔的語言符號形式。（徐下考等，2008）語言使用中的經濟性原則是所有語言使用的本質需求。這種需求在佛經原典被譯為漢語時顯得尤為重要和突出。佛典被翻譯成漢語的最終作用是宣揚教義、教化民眾，使佛教在中國得以傳播和流傳。在知識分子集中在社會上層、普通大眾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前提下，佛經文體必須便于誦讀和記憶，才能廣泛流傳。從心理學和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四字格是一種非常符合人腦認知記憶的語言結構。心理學家研究發現，人腦處理或記憶信息是以組塊為單位的。組塊可大可小，都是作為一個單位被處理和記憶的。人腦的記憶的第二層次即短時忘記，其信息處理區的容量一般為5個組塊，超過5個，會給信息處理帶來困難①。“四字格”結構正好適應人腦認知心理上的特點。因為句子太長會超出人們的記憶，太短則無法準確完整地表達出應有的含義。“對于固定語來說，四字格的長度很適中，既不至于形成長串的音節而使人發音不暢便，同時又是可表示豐滿、復雜的意思和明晰的結構關系?！保▌⑹逍?，1990）這一現象在與漢語同屬漢藏語系、并且同樣深受佛教及其語言影響的藏語中可以得到印證。“藏語的四字格音節整齊、語調鏗鏘、組織嚴密、結構對稱、表意巧妙、形象生動、言簡意賅、感染力強、能產性大”，“在早期作品中這種四字格出現得較少，但在十三、十四世紀以后的文學作品中，特別是在卷帙浩繁的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中就用得多了”②。我們知道，十一世紀前后，佛教在西藏地區復興，藏族僧侶開始搜集、整理、編纂之前，《格薩爾王傳》都是以游吟歌手口口相傳、世代傳唱的方式流傳的。除此之外，吳海勇在《漢譯佛經四字文體成因芻議》③一文中考查得出結論，佛經四字文體形成的關鍵是受佛經原典首盧偈的影響。文中認為，出于忠實原典的原則，譯經者極有可能用對等的漢字字數翻譯梵文音節數，因此是梵文原典中四音節一頓的行文特征促使了漢譯佛經中大量四字文體的形成。書寫梵本佛典的語言是多音節文字，但是為了便于記憶、唱誦仍采用四音節一頓的停頓形式，那么作為單音節文字的漢字就更容易做到這一點。藏語和梵語中的這種現象，也證明了四字格符合語言經濟性原則和認知結構的特點。在這一目的促使下，這種經濟性原則在漢譯佛經中對于句法規則的制約力極強，甚至使一般的句法規則都為之讓步。因此，在佛典漢譯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既非散文，又非韻文，或者說散韻結合的新文體，朱慶之先生稱其為“混合漢語”。顏洽茂先生（1997）認為，漢譯佛典采用四字格這種整齊劃一的文體，固然促成了誦讀的便利，增強了宣傳的效果，但同時也帶來了迥異于世俗文獻的語言面貌。具體包括：其一，語詞的割裂與省縮；其二，語詞的增擴與添加；其三，外語詞的大量引進與初步整飭。④

二、中華民族以偶為美、追求韻律和對稱的審美取向造成了佛典漢譯中語言選擇的偏好

心理學中的格式塔心理學明確地指出了對于對稱事物的認知的傾向性和能動性。格式塔心理學研究人的模式識別，提出了幾條模式識別的格式塔原則，其中有一條叫作對稱性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模式識別中有個明顯的傾向———對稱的模式是個“好”模式，這種傾向可以影響人對模式的識別。⑤漢語是一種音樂性強的語言，要求音節平穩、節奏和諧、結構對稱是漢語的詩性內核。四字格的語音，是漢語固定語最常見的語音形式，甚至可以說是固定語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語音形式。呂叔湘先生說“：四音好像一直都是漢語使用者非常愛好的語音段落，最早的詩集《詩經》里詩以四音為主，啟蒙課本《千字文》、《百家姓》、《李氏蒙求》、《龍文鞭影》等等都是四音。亭臺樓閣常有四個字橫額，流傳最廣的成語也是四言為多。”在漢語中，三音節的結構是不穩定的結構，而四音節從形式上看是對稱的，這種對稱意味著平衡。所謂“偶語易安，奇字難適”，正是因為四字格給人以整齊、勻稱和穩定的感覺。呂叔湘先生指出，“四音節好像一直都是漢語使用者非常愛好的語音段落形式，2+2的四音節是現代漢語里的一種重要的節奏傾向”。從歷時方面看，早在周代就形成的四言詩歌在文學領域占據統治地位長達一千余年，對于四言文體的偏好已經滲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從共時方面看，從東漢至魏晉，既是佛經翻譯逐步走向繁榮的時期，也是中國文人在文學創作中對于“駢四儷六”的形式美的追求達到巔峰的時期。而且，佛教存在著追求對稱和諧之美的哲學。對于對稱的認知心理基礎，以及對漢語、漢文化及佛教文化系統本身的認知，使佛經的譯者在語言選擇過程中表現出語言選擇的偏好。

三、四字格具有極強的模因性和造詞能力，在佛典漢譯的工作中能發揮極強的能產作用

模因論（Memetics）是近年來引入國內的解釋文化進化、語言發展的新理論，它是基于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發展而來的。該理論最核心的術語是模因（meme）。該術語最早出現于英國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出版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1976）中，其含義是指“在諸多的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等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的那個東西”。也就是說，模因可以成為生物基因之外的又一復制因子，是一種“文化傳播單位”。它像基因那樣得到繼承，像病毒那樣傳播，可以更好地解釋文化進化現象，為人類進一步解釋文化進化規律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語言在社會交際中也是不斷地被使用者進行模仿、復制和傳播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模因。事實上，語言作為一種模因，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與歷代語言使用者的不斷模仿、復制與傳播是分不開的。根據語用功能，模因分為強勢模因與弱勢模因。強勢模因指那些生命力強、被廣泛復制并在一定時期內得以持續傳播的模因。強勢模因在物種文化進化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其復制力、傳播性強。而那些隨著時間與環境的發展變化，不再活躍、逐漸為人淡忘、遺忘乃至消失的模因被稱為弱勢模因。四字格和四言文體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強勢模因的語言表達形式。這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構詞方式上的強勢模因。受語言的經濟性原則制約，詞匯是不可能無限增加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可能為每種新事物造出一個對應的新詞。佛典在被翻譯成漢語的過程中，引入了許多中華文明的文化系統中從未有過的全新概念，大大豐富和發展了漢語構詞法。而古漢語中四字格的構詞方式除了常見的構詞法，最多的就是概括寓言、故事和節縮、擴展古書詞句⑥。這兩種構詞方式都適應了佛典漢譯的需要。孫艷在《佛經翻譯與漢語四字格的發展》一文中總結了佛教成語的三種主要類型：凝練故事、概括教義和運用比喻。在朱瑞文編寫的佛教成語中收錄的478個成語中，四字格成語有412個⑦，可見四字格構詞方式在佛典漢譯這一方面的能產力之強。在大量引入外來概念的翻譯工作中，能產力更強的構詞方式就會被更加普遍使用。由于佛教文獻的口語化和通俗化特性，使這一部分詞語具有更廣泛的傳播力和生命力。第二是文體上的強勢模因。大乘佛教的經典常常以“evamayārutam”開篇，意為“我曾經這樣聽說”。eva意為“如此、這樣”；mayā意為“我”，是全句的主語；rutam意為“聽到”，是句中的謂語。在西晉以前，這句梵語經文幾乎都被譯為“聞如是”，只有個別西晉譯經用了“如是我聞”。在東晉齊梁間的漢譯佛經中，有的被譯為“聞如是”，也有譯為“我聞如是”或“如是我聞”的。隋唐以后，“如是我聞”已經固定成為佛經的開頭，后常接“一時佛在某處”。佛經原典的文體、敘述方式、描法大部分是類似的，對應的，經過翻譯的漢文佛典也極有可能以某一種文體為典范，而產生大量模仿和復制的模因。四字格既能適應人類的認知系統，又能滿足佛經傳播的需要和受眾的審美情趣，被廣泛使用。

【注釋】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卷《普通心理學》單行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第l版.②胡書津.藏語并列四字格結構初探[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4）.③《青海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④顏洽茂.佛經語言闡釋[M].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⑤于廣元.對偶的認知解釋[J].揚州大學學報，2004（9）.⑥李索.古漢語“四字格”與語音修辭[J].邏輯與語言學習，1994（3）.⑦孫艷.佛經翻譯與漢語四字格的發展[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5（1）.

【參考文獻】

[1]顏洽茂.佛經語言闡釋[M].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2]吳海勇.漢譯佛經四字文體成因芻議[J].青海社會科學，1999（4）.[3]王繼紅.玄奘譯經四言文體的構成方法———以《阿毗達摩俱舍論》梵漢對勘為例[J].中國文化研究，2006（2）.[4]李少虹.現代漢語并列四字格及其習得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09.[5]許杰然.漢譯佛典對漢語詞匯影響初探[J].甘肅高師學報.2012（3）.

作者：馬云鷺 單位：浙江大學 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