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臺灣與臺灣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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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中，陳映真用第三世界的視角，以細膩的文學形式剖析跨國公司內部的壓迫機制和人們的羞恥、絕望與反抗，以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批判精神描述了在跨國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臺灣和臺灣人的生存狀況。

關鍵詞:

跨國公司;第三世界;臺灣

“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是陳映真中期的代表作品，包括1978年發(fā)表的中短篇小說《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1980年發(fā)表的中長篇小說《云》，以及1982年發(fā)表的中長篇小說《萬商帝君》。①從陳映真的創(chuàng)作歷程來看，1975年出獄之后到1978年發(fā)表《賀大哥》這3年時間，有一個寫作停歇期，陳映真大概是在認知和思考經過7年時間(1968年入獄)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的臺灣與外面的世界，譬如陳映真所關注的大陸以及越戰(zhàn)的結束。在進入到“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創(chuàng)作之前，《賀大哥》延續(xù)了在1967年《六月里的玫瑰花》對越戰(zhàn)的思考，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在這個小說的開頭，出現了在他小說中從未描述過的事物，他帶點陌生的眼光，仔細地描述著———臺北國際機場，以及在機場門口出現的一群日本游客，這些新鮮事物表征著內部戒嚴的臺灣在經濟騰飛的同時，面臨著日益加深的國際化，一方面是卷入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市場的秩序，另一方面是臺灣的內部也出現了各種新的變動。在“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中，陳映真開始處理臺灣當下經驗，對20世紀80年代前后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新一輪資本主義擴張進行細致的分析和批判。但是這種批判不僅是在政治經濟學層面，閱讀這幾篇小說，在作為分析對象的跨國公司內部，美國主管的殖民立場、經理層的資本化人格、工人的階級覺悟以及“臺灣人”的分離主義，都不天然來源于政治經濟學的預設和化約，盡管政治經濟學作為了最重要的論述基礎。以跨國公司為表征的新殖民主義不僅將臺灣的經濟政治納入到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而且計劃、改造和管理著臺灣社會的文化乃至于臺灣人的人格。陳映真著力于書寫跨國公司這一社會組織內部的精神構造，用細膩豐潤的文學敘述來處理人們的情感、經驗和心靈，事實上是以人道主義的方式展開與跨國資本主義對“人”的爭奪。本文正是從這個角度對“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進行研究，處理跨國公司在與第三世界(臺灣)特殊的歷史精神狀況結合的背景之下，跨國公司內部人們的感覺和經驗所形成的精神構造，以及在這個構造中顯現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臺灣與臺灣人的生存狀況。

一、跨國公司的第三世界(臺灣)在地經驗

正如陳映真自己所言，“華盛頓大樓”作為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大主題，關注的是“跨國企業(yè)中的中國人的生活和心靈的扭曲”，［1］這里并不僅僅是針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普遍性的批判話語。“中國人”的第三世界(臺灣)的在地性背后，跨國公司的情感結構也形成于具體的歷史和現實情境之中。同時陳映真的第三世界感覺也在描述跨國公司的過程中由文本的細節(jié)透露出來，例如在經理林榮平的辦公室里有一只“菲律賓黑木雕刻”(《夜行貨車》)，在臺灣莫飛穆國際公司的會議室里也有一只“菲律賓黑木雕刻”(《萬商帝君》)，而在美國主管艾森斯坦的辦公室則有一只“菲律賓鳥木做成的煙灰碟”(《云》)，這些跨國公司內部空間中出現的小道具提示了第三世界亞洲的在場。所以，我們或許無法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來簡單概括跨國公司復雜的在地經驗，也無法用“異化”這類批判概念來簡單處理跨國公司內部人們的真實生存狀況和生命感覺。跨國公司在臺灣的成立與臺灣被殖民的歷史以及兩岸分斷的歷史是無法切分的，同時跨國公司承擔的功能，也不僅是在這一區(qū)域內掃除資本擴張的障礙，而且還延續(xù)了“反共親美”的政治結構。［2］

《上班族的一日》中國民黨軍方背景的榮將軍和《云》中20世紀30年代買辦背景的宋老板，都在跨國公司內部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是這兩個人身后的歷史脈絡貫穿了新舊殖民兩個時代，他們和殖民者的關系是長期而又復雜的，他們和美國老板的合作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是美國老板的人同時又是美國老板依靠的對象。在榮將軍和宋老板的合作之下，純粹外資的美國公司得以在前面冠以“臺灣”兩字，變成“中美合作資本”，在政治保守的戒嚴體制下游刃有余地統(tǒng)合臺灣的市場和資源。尤其是《云》中的宋老板，陳映真給予了比較多的刻畫。在30年代的中國大陸，宋資助了來上海冒險的美國青年派內特，及至經歷了大陸的政治變局，派內特又庇護了宋。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成功拓展了亞洲地區(qū)業(yè)務的派內特成為麥迪遜公司高層，最后來到臺灣找到了宋，以合作投資的名義，設立了麥迪遜在臺灣的分公司。作為美國老板合作者的宋，權位介于年輕的美國總經理和中國經理之間，他的辦公室是講究的中式裝潢，他并不像普通的中國經理一樣對美國上司既信服又崇拜，當因為工會的事件與美國上司及中國經理起沖突的時候，他又依靠和拉出“國家”的法律和秩序。他將國民黨的統(tǒng)治權威帶入到表面上是完全由美國人把持的空間之內，這樣的典型人物，正是跨國公司和臺灣的歷史與現實狀況結合的特殊產物。在《云》和《萬商帝君》中陳映真花了較大的篇幅，從美國經理們的言論和著述中讓跨國公司所宣揚的意識形態(tài)完整地顯現出來。《云》中的艾森斯坦的“跨國性的自由論”為跨國公司建立起一套合法化的論述，同時也為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清除了文化上的障礙，而這一種新型的意識形態(tài)又和所謂的“美國理想”結合在一起。這樣一種論述引起了中國經理張維杰的尊敬和忠誠，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當艾森斯坦表露出內在于這套敘述中的東方主義思想時，引起了張維杰“不知在什么地方讓人羞辱了一下”的感覺，如果說新殖民者試圖建立起一個跨國公司為表征的資本全球化的情感結構，那么這個結構事實上并不是那么穩(wěn)定堅固的。陳映真在再現新殖民者的意識形態(tài)的同時，也不時地通過文學細節(jié)的描寫來提示這個意識形態(tài)的欺罔和危機。這一點在下文論及經理層的精神結構時，將做比較詳細的分析。通過《萬商帝君》中對“國際性”的“行銷管理會議”的整體掃描，表征了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國際資本試圖按照資本的邏輯來整體改造世界，使世界成為一個“沒有文化、民族、政治、信仰、傳統(tǒng)的差別性”的純粹的市場，而人類則計劃被改造為以“管理者”和“消費者”區(qū)分的兩種類型人。

但是吊詭的是，跨國公司的去政治宣言不是安放在一個透明的場域，它的第三世界(臺灣)的在地性暴露在它背后極端政治化的功能。《夜行貨車》中的美國主管嘲笑中國人把美國當做天堂，同時又說“我們外國公司就是不會讓臺灣從地圖上抹除”。在《萬商帝君》的最后，中美建交的消息傳來，“強行合并”的恐懼在跨國公司內部彌散著，這種恐懼和跨國公司內部深藏的“反共親美”的歷史結構是一致的。而這時主管們強調跨國公司受美國政府的保護，宣稱在發(fā)展出無國家、無民族的“國際忠誠”的同時，要以對原來的“民族國家的忠誠”作為補充。這個欺罔的核心是，民族國家只能有一個，就是美國。而對于臺灣面對大陸的焦慮，跨國公司也提供了一套論述，“用我們多國籍企業(yè)高度的行銷技巧，多樣、迷人的商品”來承擔“”的任務。所以，跨國公司不僅是一種資本擴張形式，而且是一種既適應又在改變特定區(qū)域的政治狀況。同時在跨國公司內部也蘊藏著一個不斷問題化的省籍結構，這與臺灣戰(zhàn)后的歷史纏繞在一起，國民黨在臺灣的黨國體制在“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形成一個類似于階級劃分的結構。在國家權力覆蓋的體制內部，對“本省人”造成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排斥性，使得“本省人”幾乎很難進入到社會的上層。而跨國公司的出現，不僅為“本省人”提供了一條“向上走”的成功之路，而且成為“本省人”與“外省人”可以公平競爭的一個空間。因為工作上的成績，《上班族的一日》里的本省人黃靜雄，得到“你的風度、才干都不像是本省人”的贊譽。在《萬商帝君》的本省人劉福金看來，“臺灣的外貿企業(yè)，是‘臺灣人’和‘中國人’可以最公平地在才能與機會上一較短長的地方”。同樣，在本省人林德旺看來，跨國公司是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地方。這些不能不說是本省人對臺灣社會不平等的省籍狀況的一個判斷。在跨國公司這個空間內，他們對自己是本省人的身份建立起了某種主體自覺，最極端的表現是劉福金身上的分離主義思想。當他在一次行銷理念較量中落敗于經理———外省人陳家齊時，他感慨說“他們中國人，真厲害”。

二、Manager(經理)及其他:跨國公司內部的精神構造

經理階層是陳映真在“華盛頓大樓”系列主要描寫的對象，以經理們?yōu)楹诵倪B帶起美國上司、中國老板、女秘書、中下層職員以及工人們之間深刻的內在聯(lián)系，這并不只是因為不同小說中的經理秘書們會走進同一部電梯，②因為他們的身份也在“華盛頓大樓”文本內部不斷穿梭和轉化，例如林榮平(《夜行貨車》)可能是“成功”了的林德旺(《萬商帝君》)，黃靜雄(《上班族的一日》)升上經理后也可能是另一個林榮平，詹奕宏(《夜行貨車》)到了黨外運動時期很可能和劉福金(《萬商帝君》)一樣支持分離主義，而朱麗娟(《云》)則可能是離開跨國公司之后的劉小玲(《夜行貨車》)。當把這些人物匯總在一起的時候，便形成了一個總體性的精神構造，陳映真使用了4個小說的容量來使這種精神構造具象化，并在批判性思考的同時又注入了深切的同情。《夜行貨車》中林榮平和《云》中的張維杰作為跨國公司中的中堅經理層，受到美國上司的喜愛(但并非是尊敬)，他們開公司配發(fā)的福特“跑天下”，在文件上簽署縮寫的英文名，并且分享從底層臺灣農村一步步進入到社會上層的經驗。盡管如此，他們在跨國公司內部并不是貢獻忠誠、得到利益這樣一個簡單的異化邏輯。在面對充滿著優(yōu)越感和東方主義思想的美國上司，他們不斷產生羞恥和痛苦的感覺。當上司摩根索輕薄地說“交際費在中國是一筆合理的開支”時，林榮平分明感到什么地方受到了傷害，而當他得知自己的秘書(也是情人)劉小玲受到摩根索侵犯，卻必須要在摩根索面前裝作一無所知時，“他開始感到羞恥”。陳映真用非常精彩的描寫刻畫了林榮平自我壓抑的情感:“他的怒氣，于是竟不顧著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脅的雄性的自尊心，徑自迅速地柔軟下來，仿佛流在沙漠上的水流，無可奈何地、無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這才是真正地使他對自己感到因羞恥而來的憤懣。”林榮平羞恥于自己無力向美國上司抗爭，因為他無法不顧及他在公司的地位，他是一個成功了的失敗者，他的憂郁使人同情。我們發(fā)現陳映真是用“羞恥”這個關鍵詞，來切入經理們的情感結構的，張維杰在和上司艾森斯坦的交往中也同樣屢屢感覺到羞恥，最后當他信任的艾森斯坦背叛了他及工會時，他留下寫著“verysick(惡心至極)”的簡短辭職信，離開了跨國公司。

作為《萬商帝君》主線之一的經理劉福金和陳家齊的派系斗爭，則從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對主體的召喚來處理經理階層的精神結構。陳家齊是國民黨部隊一位將軍的兒子，受著舊式的傳統(tǒng)教育，對國家民族有著天然的忠誠。小說一開始寫他無法理解或者有點厭惡劉福金對自己臺灣人身份的強調，也是他最早留意到劉福金的這一“危險思想”，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太擔憂劉福金的言論，“這兒畢竟是臺灣啊”，這里是他對臺灣黨國體制權威的信心，同時也能看出他的“臺灣”和劉福金的“臺灣”的差異。在小說最后，在國際會議上密集的文化清洗，以及臺灣政治突變的刺激之后(中美建交)(有意思的是，美國在臺灣的使館改成了“公司”)，陳家齊感慨如果是幾天前“中國一定強”還會讓他流淚，但在說出“盲目的民族主義”時，他的國家民族認同已經煙消云散了。而熱衷于黨外運動、主張某種臺灣自決的劉福金對臺灣的認同，首先是某種鄉(xiāng)土性的抽象(這種抽象性使他落敗于視為“異在”的陳家齊在企劃策略上對臺灣的分析)，其次是這種對臺灣的“感情”是隨時可以以商業(yè)目的而進行交換和出賣的(這一點受到了陳家齊的嘲諷)，再次這種臺灣認同又是依附性的，在強調與“中國”分離的同時又渴望得到美國的保護和“疼愛”。這也是為什么這種認同在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tài)面前如此不堪一擊的原因。在兩人的斗爭場域中，他們同時遭遇了跨國公司的“世界管理者”的夢想，這種夢想要消滅所有這種差異(民族、宗教、文化、傳統(tǒng)等等)，掃清資本全球化的障礙，成立一個國際性的生產和消費的市場體系(同時是等級森嚴的市場體系，如小說中寫到把過時的產品送往第三世界，而新開發(fā)的產品則送到發(fā)達國家)，這種文化政治教化最終使兩個人得到和解。在完成新帝國主義賦予的資本化人格之后，扁平的同質化的兩個人終于得到了和解，一起奔向欺罔的幻象之中。但是我們可以預想一下，在20年后臺灣藍綠對決的氣氛中，這兩個經理是否會點燃跨國公司內部的族群斗爭呢?《夜行貨車》中的詹奕宏、《上班族的一日》中的黃靜雄、《萬商帝君》中的林德旺，作為跨國公司的中下層職員，他們或有望成為經理，或瘋狂地做著Manager夢，他們的痛苦和壓抑以及受迫害的感覺更甚于經理層。另一個有必要注意的群體是，華盛頓大樓里的女秘書們，她們作為男上司的欲望對象，如《萬商帝君》中的lolita和《云》中的yapp。詹奕宏在某種意義上是林榮平的一個精神補償，他奮起反抗了美國上司施加的“羞恥”，贏得尊嚴和愛情的同時從跨國公司出走返回鄉(xiāng)土。

《上班族的一日》中的黃靜雄是整個華盛頓大樓系列中塑造的一個最為“普通”的主人公，“普通”的意思是假設抽掉黃靜雄身上的臺灣本省人背景，他大概可以被放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匆忙的上班族人群之中。盡管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但是通過陳映真出色的塑造，仍然豐滿生動，令人唏噓。每天往經理位置上忙碌奔跑的黃靜雄，即使在憤而辭職之后，也會不自覺地走到華盛頓大樓對面吃午飯，無法像剛剛工作時一樣擠公交汽車，無法閱讀年輕時喜愛的左翼外國電影理論。陳映真用一個非常精彩的句子來寫黃靜雄憤而辭職的第二天接到上司電話的心情，“一絲被安慰的卑屈的喜悅，不顧著他的矜持，卑屈地在他的心中漫了開來”。兩個“卑屈”，一個定語一個狀語，一個靜態(tài)一個動態(tài)，寫盡一個上班族患得患失的糾結心理。而《萬商帝君》中的林德旺可能是整個華盛頓大樓系列中塑造得最成功和最豐富的人物，他對于跨國公司這座圣殿的朝拜、對于個人“成功”的渴望、對于鄉(xiāng)土的厭離，以及他和姐姐之間令人心酸的故事，都展示了一個來自臺灣社會底層的渴望奮斗的個人是怎樣被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tài)組織起來最后又迎來了精神的崩潰。小說中敘述了他童年創(chuàng)傷的經驗以及精神病史，那種無力、羞恥和絕望的病原體，在跨國公司內部重新生成。小說中有一段令人震撼的描寫，人吃人的幻覺令人聯(lián)想到魯迅小說中的“狂人”(《狂人日記》)，同樣是在精神走向極端之后，洞悉了人與人之間互相欺詐的真相，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林德旺和“狂人”之間的歷史脈絡。某種意義上來說，Manager和帝君的構造是同一的，都是某種迷信和欺罔的產物，在沒有能夠成為夢想的Manager之后，林德旺扮演了帝君的角色，通過精神崩潰補償了欲望和缺失。

三、一個縮影:臺灣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華盛頓大樓不是空中樓閣，跨國公司雄厚的資產是以第三世界制造工廠中的工人階級的血汗為基礎堆積起來的。《云》是以發(fā)生在臺灣的真實事件的采訪筆記整理成小說的，對被壓殺的工會運動的敘述，也是陳映真對當代臺灣工人階級歷史命運的關注和思考。《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萬商帝君》中的跨國企業(yè)總公司都在美國，《云》中的麥迪遜公司也不例外，剛剛調到臺北的經理張維杰由衷地對麥迪遜公司以及使麥迪遜公司成為可能的美國，產生“深切的敬畏和崇拜”。美國正是以這種無孔不入的方式進入到臺灣的主體性構造之中。麥迪遜臺灣公司的總經理艾森斯坦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管理者，同時也是一個努力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新殖民主義者，他著書立論為跨國公司的擴張建立合法性，同時試圖切斷和舊殖民主義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以一種他稱之為更人性化的、更尊重員工權利的管理模式，來建立起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和自覺，并最終提高企業(yè)的利益。他的這套動人的理論征服了張維杰，張維杰作為艾森斯坦的人發(fā)動了中壢工廠的工會運動，在這場注定要失敗的運動中，陳映真重點在寫工人們的疑惑、覺醒、斗爭，豐潤生動地描寫了臺灣工人階級在面對歷史的切割和新舊壓迫勢力、壓迫形式時沉重的歷史命運。《云》里面的女工們并不先驗地攜帶著階級的“烙印”，即使是寫到工人們的階級意識覺醒的時候，也是在他們自身的“情感結構”中有脈絡可尋。所以，陳映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展開，是有人道主義基礎的，他細致地描寫了女工們的情感和生活經驗，與她們身上的階級特征一顯一隱地縫合在一起，從而達到了真正的現實主義深度。在《云》中扮演組織工會的核心力量的是有著豐富運動經驗也歷經磨難的女工何春燕，我們在何春燕與女工之間相互扶持的情感連帶中，可以看到同情和團結的工人階級傳統(tǒng)自發(fā)地產生于跨國公司的制造工廠中。但是，我們也會發(fā)現工人們的斗爭缺乏政治經驗和政治指導，在起初對公司高層授意組織工會表示不信任之后，經驗豐富的何大姐也對接下來的形勢深感迷惑。小說中有一段何大姐帶著幾個組織工會的骨干成員去尋訪更有經驗的老工人林欽的描寫，盡管對“美國仔”天然不信任，林也對“公司支持工會”這個從未有過的問題產生了困惑，但是他最終指出公司對舊工會的曖昧態(tài)度說明了一切。而他們討論的最后辦法是，去找公司高層的人張維杰，把希望寄托在高層的堅定支持上。這些敘事都直接指向了內在于臺灣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構造和“分斷體制”，左翼在20世紀50年代被全盤清洗，工人階級長期失去了革命思想資源和革命指導。年輕女工小云是陳映真重點刻畫的人物，借助于小云的日記，一顆美好的心靈展示在小說中。

這是一個善良、靦腆的小女孩，喜歡讀書和寫作，關心身邊的人，即使是大家討厭的自私的“魷魚”(一個女工的綽號)，小云也不好意思開口讓她還錢，怕傷了感情。在日記中，小云經常剖析和反省自己小小的虛榮心和不夠堅強。而在組織工會運動的過程中，她的階級意識也在一點一滴地成長起來。但是這種所謂階級意識的成長是和她美好的心靈和充滿愛的情感具有高度連續(xù)性的，這種階級意識首先不如說是對自己身邊遭遇不幸和壓迫的工友們的同情和愛。比起有著強烈政治自覺的對權利的追求和對不公正政治地位的反抗，小云的斗爭意識來源于對為了工友們的利益勇敢站出來的何大姐們的佩服和認同，來源于堅信人應該互相友好、誠實地生活的情感動力。而從自私的女工“魷魚”的經歷也能看出工人之間的情感連帶有可能轉化為共命運的政治抗爭，或者說成為政治抗爭內在的堅實基礎。遭到男人欺騙、拋棄而選擇自殺的“魷魚”，被小云和工友們及時搶救，大家不僅細心地照顧她，而且?guī)退Ｊ孛孛堋１还び褌兊膼酆屯榛饬死淠摹棒滛~”在最后的投票日為了工友們激烈地抗爭，她悲憤地撕開自己的衣服，用女性的身體來阻止男性“工仔蟲”的破壞，這段描寫令人既辛酸又感動。小說最后投票日這一節(jié)寫得非常精彩，或隱或顯的敘事線索在此交匯，以宋老板為代表的反動勢力終于把早期資本主義時期資本家慣用的伎倆抖露出來，由此可以看到勞資對立并沒有隨著資本主義自身的調整而變得溫文爾雅起來。在最激烈的時刻，張維杰還在等待艾森斯坦的權威出現，天真地期待由此保全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而工人們已經在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工人們的團結，把抵抗動員起來，雖然結局還是失敗，但是他們的內心抵抗和階級意識終于被調動起來，他們最終明白爭取自身的權利只能依靠他們自身。小文最后站上票柜的呼吁，她自身在斗爭中的成長，在實踐中觸及了工會運動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自身的團結，獲得最大多數的普通工人的支持，而不是企盼最上面的權威，才可能贏得勝利。艾森斯坦的“企業(yè)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權上的考慮”，也最終表明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本質并沒有絲毫的改變，不管它用多么動人的言辭來粉飾自己。而孤立的、被切斷歷史延續(xù)的臺灣工人階級，在斗爭中得到教育、獲得經驗，在不斷的失敗中成長起來。在小說的整個敘述中，我們也分明感受到陳映真將自己的精神也融入在臺灣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中。

“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的創(chuàng)作是陳映真用文學的方式來關注和思考圍繞跨國公司的臺灣和臺灣人的生存狀況，臺灣社會不僅內在于第三世界，而且與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整體處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壓迫性結構之中。同一時期，陳映真發(fā)表了不少文章直接批判美國在臺灣的新殖民統(tǒng)治以及身體力行地與臺灣分離主義做斗爭。③不同的寫作形式背后又源于同一種現實關懷，這正是陳映真作為思想者存在的獨特價值。正如薛毅所說，“時至今日，恐怕還會有不少作家覺得陳映真先生的思想是落伍而陳舊的。但是，時代的變化不斷產生新的問題，在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會發(fā)現，很多年以前陳映真先生已經開始認真嚴肅地分析和應對這些問題。”［3］這些寫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說，以細膩的文學形式對全球化處境中的臺灣社會進行情感剖析，特別是這種文學的形式將獨特的體驗和深度的思考結合在一起，這些剖析也讓在經歷了90年代全球現代化進程的中國大陸讀者發(fā)出共鳴和唏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映真小說的價值還在于為兩岸思考彼此的共同命運提供了情感的資源。

作者：陳泉 單位：嘉興學院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