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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大項目,截至2008年底,我國已在78個國家開辦了249所孔子學院和56所孔子課堂。①泰國孔子學院的發展是近年來孔子學院項目的一大亮點,目前我國在泰國已開辦了12所孔子學院和11所孔子課堂。o泰國長期以來限制華文教育,出于國家文化和語言保護的需求,泰國政府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對全國的華校開展了嚴厲的管制。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中泰往來的頻繁,到1992年,泰國內閣會議正式通過教育部呈請放寬華文教育政策的提案。o近年來,泰國政府更是高度重視華文教育,出臺了《促進漢語教學,增強國家競爭力的戰略規劃》2006~2010年(五年規劃)的國策方針,泰國公主詩琳通以親身參與支持漢語教學,引起了泰國全國學習漢語的熱潮。
一、調查設計
本文借鑒漢科特•漢默里(HectorHammer-Iy)④和斯特恩(H.H.Stern)o對“文化”概念的分類,同時結合課題研究目標,將“文化”分解為物質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層面。其中物質文化包括中國概況、物質遺產、物質非遺產;行為文化包括日常行為習慣、傳統民俗;精神文化既包括文學藝術,也包括孝、儉、禮、勤、恭、慎、謙等價值觀。本文圍繞以下四個研究問題展開:(1)泰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目的是什么?(2)泰國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總體立場如何,漢語學習是否有利于形成對中國的友好態度?(3)泰國學生如何接收不同層面的中國文化?(4)泰國學生通過什么渠道和模式接觸中國文化?針對這四個研究問題,課題設計了以下變量:傳播者變量,包括以孔子學院學院為主的組織、大眾媒體和個人;傳播內容變量。包括中國價值觀、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民俗等內容;受傳者變量,主要是人口學統計指標。包括:國籍、年齡、性別、學歷、職業、收入等;傳播渠道變量,主要有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渠道,既包括言語傳播,也包括以禮品等物質實現的傳播,具體包括老師、同學、同事、親友、旅游、合作交流、廣播、電視、報紙、網絡、電影、音樂、各類活動、禮品等;傳播影響力變量,包括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問卷采用泰語調查。在正式調查前,課題組將此問卷在不同國家做了多次預測試,最終修改后,采用SPSS折半信度檢驗法測試問卷中的李克特量表,量表信度系數Cronbacha值為0.802,達到了統計上信度非常好的標準。
二、調查簡介
目前泰國共有13所孔子學院,課題組從北部、中部、南部、東北部地區共選取5所孔子學院,以呈現泰國孔子學院文化傳播的現狀。課題組在泰國實地調查,從2009年7月至8月,共獲得有效問卷224份。北部的清邁大學孔子學院45份、中部的岱密中學孔子課堂47份、南部的宋卡王子大學孔子學院44份、宋卡王子大學普吉孔子學院48份、東北部的瑪哈沙拉坎大學孔子學院40份。清邁大學孔子學院位于泰國北部清邁市,清邁大學是泰國最有名的大學之一,該校孔子學院的中方合作院校是云南師范大學,2005年7月20日授牌。岱密中學孔子課堂位于曼谷邀哇臘唐人街,岱密中學以中文教學為學校的招牌,學生70%為華裔子女,是泰國教育部認可的“泰國中小學漢語教育中心~,中方合作院校天津實驗中學,于2006年3月10日合作成立。宋卡王子大學孔子學院位于泰國南部宋卡府合艾市,宋卡王子大學是全泰國第一所在本科階段開辦漢語專業的高校,中方合作院校是廣西師范大學,于2006年12月掛牌。o宋卡王子大學普吉分校孔子學院位于泰國旅游勝地普吉島。中方合作院校是上海大學,2006年12月24日掛牌。o瑪哈沙拉坎大學孔子學院位于泰國東北部的瑪哈沙拉坎市。該校的漢語教學和科研力量在泰國東北部的高校中位居前列,是泰國開設漢語本科專業較早的學校,中方合作院校是廣西民族大學,于2006年12月掛牌。④針對研究問題,在具體的樣本結構上,本文采用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漢語等級、家庭月總收入、宗教信仰、父母是否華人等人口學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經過EpiData輸入軟件對數據進行雙錄入,并導入SPSS統計軟件分析后,樣本結構的主要數據如下:性別:男性38.3%,女性61.7%。漢語學習者中女性多于男性的現象不僅在泰國存在,課題組對其他國家的調查也發現了這個結果。年齡:18歲以下32.1%,19—25歲56.7%,26—35歲1.4%,36—50歲4.2%,51歲以上5.6%,被調查者中最大年齡為93歲,最小為12歲,年齡均值為22.33歲。在年齡分布上,表現出“兩頭大中間小”的格局。25歲以下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51歲以上的人群,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員占一定比例.而26—50歲的漢語學習者比較少,這也是目前世界各地孔子學院面臨的共同問題,即如何吸引社會中堅人群進入孔子學院學習漢語。學歷:初中及以下6.9%,高中30.0%,大學58.5%,大學本科以上4.6%。職業:學生87.8%,商人0.9%,專業技術人員(包括教師、律師、醫生等)1.8%,公務員5.9%,管理人員1.4%,工人0.9%,自由職業者o.9%,家庭主婦/退休人員o.5%。與年齡結構相似,在職業分布上仍是以學生為主,如何吸引社會精英人士學習漢語,恐怕不能僅僅通過現有的教學模式,而要將漢語教學送人企業、政府機構和相關組織,提供與他們的工作相適應的漢語授課模式。漢語等級:初級43.4%,中級50.7%,高級5.9%。家庭月總收入:10000泰銖以下25.8%,10001—20000泰銖27.6%,20001—30000泰銖12.O%,30001—50000泰銖21.2%,50001泰銖以上13.4%。宗教信仰:無神論o.5%,基督教2.7%,伊斯蘭教4.5%,佛教91.4%,天主教O.5%,東正教o.5%。這種以佛教為主的宗教信仰結構與泰國作為佛教國家的現狀相符。父母是否華人:都是12.1%,爸爸是、媽媽不是13.5%,媽媽是、爸爸不是9.O%,都不是65.5%。泰國華人占有一定的比例,第二代、第三代華裔已成為泰國孔子學院學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數據分析與結論
首先。泰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目的以實用和理性為導向為了解泰國學生學習漢語的全貌,課題組將調查對象覆蓋到泰國的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學習類型、不同職業和不同漢語等級。這些學生擁有不同的背景,但在“學習漢語的最主要目的”和“學習漢語的最初想法來自哪里”兩個問題上都體現出了實用、理性的導向。在學習目的上,圖1顯示,“找工作或目前工作需要”位列第一,所占比例高于l/3,其次是“增長知識”,兩項選擇之和超過了60%。這與課題組在其他國家的調查數據具有一定的差異。課題組在對美國、日本、黎巴嫩的調查后發現,三國漢語學習者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出于興趣”或為“了解中國文化”、“去中國旅游”而學習漢語,尤其在日本和美國,“出于興趣”都是位列第一。引起這種差異的原因一方面與泰國和中國地理位置、文化相近有關,泰國學生中一部分人已經來過中國,對中國儒家文化也較為熟悉,更主要的是隨著泰國與中國經貿往來的加強,以及隨著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吸引力的增強。泰國漢語學習者中很大一部分人希望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理性的需求超過了完全出于興趣或以旅游為導向的漢語學習動機,這一點與美國、日本的學生形成了較大的差異。為進一步了解他們學習漢語的動機來源,問卷從自身、人際渠道、組織渠道、大眾渠道等方面測量他們受到的影響。表1表明,“自己想學”的被選頻率高達66.5%,其次是“老師、同學、家人、朋友推薦”以及“學校要求”,而大眾媒體對泰國人學習漢語的促動作用非常小。這一結果表明,泰國學生抱著明確的目標學習漢語,其學習的源動力主要來自自己。這種以自我為起點,以實用為導向的學習動機非常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漢語教學效果。我們在對泰國和其他國家的調查比較后發現.泰國學生除。了課堂使用漢語之外,還會在社會交往中使用漢語.其中“經常使用”的選擇率為31.3%,也就是說有1/3的人將漢語作為常用語,更有14.7%的人“每天使用”。這中間當然不乏華裔家庭成員,但也有一部分非華裔家庭的漢語學習者在工作中,會刻意與其他學習者一起使用漢語。而我們對美國、日本、黎巴嫩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52.7%的人“偶爾使用”漢語,課堂之外“從來不用”的比例高達34.4%。課堂之外很少使用漢語的情況容易造成學習者對漢語的興趣難以持久,而泰國學生在課堂之外較高的漢語使用頻率則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效果,鞏同學習者對漢語的持久興趣。
其次。泰國學生對中國文化總體立場趨于正面.這種立場的形成與職業因素相關。與其他人口學背景無相關性在測量泰國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立場之前,問卷在前半部分設計了他們對中國人的認知。圖2顯示,在問卷的備選項中,成龍是調查對象認知度最高的人物,接下來是、秦始皇、孔子、姚明等。這說明,公眾人物、體育明星正在和孔子以及政治偉人一起成為泰國學生中知曉度最高的中國人。表2顯示,泰國人眼里的中國人性格特征排名居前三位的是勤勞、節儉和忍耐,這與我們在其他國家的調查基本一致。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人眼里,中國人克勤克儉的性格特征相當突出。在“你喜歡中國嗎”一項中,如圖3所示,大部分學生都選擇了“喜歡”或“很喜歡”中國,兩者之和將近九成。同時,我們將“很喜歡”賦值為1,“喜歡”為2,“不喜歡”為3,“很不喜歡”為4,“說不清”為5,統計所得如表3,均值為1.92,離散度為O.983,均值接近2的數據也表明大部分調查對象傾向于選擇“喜歡”中國。為探究哪些因素可能引起泰國漢語學習者對中國的態度變化,我們將人口學變量與此題進行相關統計,如表4所示,在性別、年齡、學歷、漢語等級、職業、父母是否華人等變量中,只有職業一項在p<0.05的顯著性水平上與“你喜歡中國嗎”相關。其它因素都未與其形成相關。在職業因素的影響中.我們通過頻數和交叉分析發現,雖然總體上泰國人都喜歡中國,但仍存在著喜歡程度的差異,學生中選擇“很喜歡”的比例較高。而專業技術人員、公務員等職業的漢語學習者則傾向于選擇“喜歡”,而在“不喜歡”和“很不喜歡”項中所有職業的選擇率都接近為0。而我們在對日本和黎巴嫩的調查后發現,宗教因素與日本、黎巴嫩學生對中國的態度具有相關性,泰國之所以不存在這種相關性。這與泰國以單一佛教為主的人口結構有關。其他人口學變量也如課題組在其他國家的調查結果一樣。不與對中國的態度形成相關。
第三.泰國學生區別接收中國文化的不同層面。不同層面文化的影響力存在顯著差異問卷從三個層面區分中國文化.設置了兩道大題測量其影響力。有關物質文化與行為文化,問題將茶葉、中國菜、長城、兵馬俑歸為物質文化,將太極拳、中醫、中國功夫、包餃子、舞龍舞獅、中國書法歸為行為文化,每種文化形式都設置問題“知道嗎”、“喜歡嗎”,將回答“知道”、“喜歡”賦值為1,將回答“不知道”、“不喜歡”賦值為2,然后按照物質文化類和行為文化類進行變量合并,統計出均值,如表5所示,合并后的物質文化知曉均值為1.16。行為文化知曉均值為1.39,物質文化的喜歡均值為1.35,行為文化的喜歡均值為1.52。其中,物質文化不管是在“知道”還是在“喜歡”項中其均值都低于行為文化,表明泰國學生對物質文化的認知和態度上都要好于行為文化,而行為文化的影響力則顯得較弱。數據同時顯示,行為文化不管是在“知道”還是在“喜歡”項中,其離散度也都高于物質文化,說明泰國學生在行為文化上的態度分歧較大。我們還將每一種文化樣式的“知道”和“喜愛”度進行了分列,結果顯示,中國菜、茶葉排名居前,而中醫、中國詩詞的知曉度和喜愛度則排名靠后。有關精神文化,問卷設計了李克特五級量表,通過8個選項測量泰國學生對孝、儉、禮、勤、恭、慎、謙等價值觀以及“面子文化”的認識。將“非常同意”賦值為5,“比較同意”賦值為4,“說不清”賦值為3,“不太同意”賦值為2,“非常不同意”賦值為1。統計結果如表6所示,“孝順父母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的均值最高,且離散度最低,表明“孝”在泰國文化中是被高度認同的,這與課題組在美國、日本、黎巴嫩的調查結果有很大差異,其次是“對別人要以禮相待”、“辛勤的勞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遇到別人的夸獎要表現得謙虛”、“過日子能省則省”,而居最后兩位的是“工作中要服從上級,尊敬前輩”、。孩子成功就是給父母掙面子”,這兩項關于“服從”和“面子”的內容認同率較低。總體上說,在儒家文化價值觀選項中.泰國學生表現出了高度的認同性。這種高認同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泰國也處于儒家文化圈層之內,泰國人的行為處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
第四。泰國學生接觸中國文化的渠道和模式以課堂教學為主。漢語課的重要性超過大眾媒體課題在美國的調查顯示,雖然調查對象是孔子學院學生,但大眾媒體對于美國學生來說,已經超過漢語課成為了解中國文化的最主要渠道。來自泰國的數據與此存在顯著差異,在“你了解中國的渠道是什么”一題中(見圖4),“上漢語課”的選擇頻數為185次,其次是“大眾媒體”為134次,由于泰國與中國距離較近,“到中國親身經歷”也成為泰國學生了解中國的重要渠道。為深入了解泰國學生對漢語課的興趣,問卷從漢語教師、教學方式兩方面設計了問題。在“喜歡什么樣的漢語教師”一題中(見表7),“熱情開朗”的教師最受泰國學生喜愛,排名甚至高于“語言水平高”,僅隨其后的是“會和我交朋友”,這與課題組在其他國家的調查結果一致。雖然泰國學生不像西方國家學生那樣完全憑著興趣,而是出于實用和理性需求學習漢語,但他們對教師的要求卻表現出了一致,熱情開朗的教師由于具有人格魅力而受全球學生的喜愛。在“課堂教學老師用什么語言好”一題中(見表8),“我的母語和漢語”、“英語和漢語”的雙語教學最易被學生接受。在“最喜歡的教學方式”中(見表9)。“對話、辯論”、“老師講課”的被選擇率最高,這兩種教學主要都以語言練習為主,符合泰國學生以實用為導向的學習動機。對于“了解中國的渠道”排名第二的大眾媒體,問卷也將其進行了細分。如圖5所示,在大眾媒體中,中文電影、歌曲、書籍排名前三位,而雜志、報紙的使用率最低。泰國學生對大眾媒體的重視雖然與西方國家仍有差距,但大眾文化正在成為影響他們了解中國的重要渠道。而如何將大眾媒體與漢語課結合,在課堂內外共同促進泰國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則是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戰略中需要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