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宗教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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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蘭教在泉州的傳播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直接結果

很顯然，一個條件良好城市的存在，是容納四方商旅和實現文化傳播的重要前提。于是，有大批的阿拉伯人隨著海商進入泉州，并把他們的宗教文化也全面地傳播到了這個充滿生機的海港城市。其次，泉州的海外貿易越來越發達。其表現主要有六:一是統治者重視海外貿易。如五代時泉州地方統治者王延彬被稱為“招寶侍郎”，成為令泉州海上貿易獲益不淺的福星。宋代有蔡襄、真德秀等地方官，均十分重視海外商貿，特別是真德秀，他深知:“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真德秀《祈風文》［2］)宋末元初，統治泉州的蒲壽庚更是以從事海外貿易起家，對泉州港的繁榮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二是在宋元祐二年(1087)，經過多方人士的努力，市舶司在泉州得以成功設置。市舶司是一個管理海港經濟兼有政治功能的政府機構，它的設置極大地推動了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是泉州海外貿易發達的重要標志。三是在宋元時期，泉州的造船業和航海業均十分發達，以泉州海船為代表的福建尖底海舶通往海外各地。據考證，當時泉州主要有3條外航線，包括東北線、東南線和西南線，均十分暢通和繁忙。四是由于海外貿易的需要，宋代泉州應制開展了著名的祈風活動，并勒石以記之，成為宋元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繁榮的又一重要證據。五是進出口商品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和貿易之頻繁，均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瓷器和絲綢，成為泉州海外貿易物品的精品。六是外商來泉州非常多，他們在泉州有長住、有短住，以常住人口居多，以至于有許多人在泉州世代繁衍，成為地道的泉州人。例如，當時外商聚集的泉州東南隅就成了“蕃人巷”，而其中是以阿拉伯人為絕大多數?？傊?，宋元時期，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達、海外貿易的繁盛，為外來宗教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尤其是大批的阿拉伯人在泉州落戶，使伊斯蘭教能夠在泉州得到廣泛的傳播并成為泉州最大的外來宗教。再次，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泉州形成了無限包容多元文化的局面。俗話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宋元時期，多元文化(包括伊斯蘭教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在泉州生根開花，無疑是泉州“有容”的結果?？梢韵胂螅敃r的泉州如果一味地排斥外來文化，則泉州不僅無法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同時也難以形成經濟繁榮的局面。泉州的“容納”有這幾方面:一是自然形勢的容納，包括山的容納、海的容納。二是統治政策的容納。從五代到宋元時期，泉州的地方統治者在容納四海客商的同時，也容納了多元文化，包括市舶司和“來遠驛”的設置，蕃舶入港時舉行“閱貨宴”并“設蕃致語”，讓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形成了十分寬松的政策環境。三是社會的容納。包括“蕃漢雜居”，外國人與漢人通婚，不同習俗與信仰的普遍存在，呈現出泉州社會誠信待人和寬松容納的社會環境?？傊?，容納的環境使泉州迎來了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局面。伊斯蘭教文化在泉州容納的環境中傳播，其實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容納品質的直接體現?；谝陨弦蛩?，伊斯蘭教于宋元兩朝在泉州的傳播達到高潮，這主要以清凈寺和靈山圣墓的存在為標志。清凈寺是泉州現存僅有和全國最古老的伊斯蘭教寺。根據寺內阿拉伯文碑記載，它創建于回歷400年，即公元1009年。清凈寺作為眾多阿拉伯人宗教信仰的殿堂在泉州創立，顯然又是由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而使他們有了純粹屬于自己的穩定的心靈寄托和信仰活動的地方。其歷史意義是使眾多阿拉伯人形成了經濟利益與文化傳播的良性互動，并更為有效地促進了伊斯蘭教在泉州的傳播與發展。與此同時，作為阿拉伯人心靈里另一個更為久遠的圣地———靈山圣墓，雖已在荒野中沉寂了幾百年，但在元代卻因元統治者實行民族區別對待的政策，開始也得到高度重視。因為，在元代，阿拉伯人被提高到僅次于蒙古人的地位，稱“回回人”;加上“海上絲綢之路”所打開的商貿局面至元代達到頂峰，阿拉伯人在泉州居住活動的人數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述的那樣，“因回回人在元政府和地方中的特殊地位，特別是外人聚居眾多的泉州，伊斯蘭的勢力發展很快，元至正十年(1350)吳鑒的泉州《重修清凈寺碑記》說:‘今泉造禮拜寺僧為六七。’泉州的伊斯蘭教公會，為擴大伊斯蘭教的影響，于元至治三年(1323)修葺了東門外靈山的三賢四賢墓，這就是現存泉州靈山圣墓只有元碑以后遺跡的原因?！保?］其中所謂吳鑒的碑記，是對靈山圣墓有記載可見的最早的修復活動。這一修復，說明了靈山圣墓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宗教地位已被確認，它極大地促進了伊斯蘭教在泉州的傳播與發展?？傊了固m教在泉州的傳播及其標志性的歷史遺跡，均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達有最直接的關系。

二、印度教在泉州傳播的歷史命運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相始終

印度教淵源久遠，其前身是產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吠陀教。至公元1000多年，吠陀教衍化為婆羅門教;后再歷1000多年，婆羅門教逐漸衰落和分化，至公元7世紀，婆羅門教經過改革而形成新的宗教，即印度教。宋元時期，泉州海港發達，印度商人與泉州貿易頻繁，其中有不少印度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參與經商和傳教活動，“印度教也于本時期隨著泉州與印度經貿的發展而傳入”。這就是說，印度教傳入泉州，在時間上與伊斯蘭教的傳入相差無幾。但從總體情況看，至少從規模上看，印度人在泉州的活動程度遠不如阿拉伯人。在泉州，今仍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后裔，但印度人的后裔則很少。所以，在泉州傳播的印度教，在影響結果上也就不如伊斯蘭教。不過，印度人及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動，也有突出的幾個方面值得注意，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印度教在泉州傳播的歷史命運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相始終。其一，從五代至宋元時期，因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有許多印度佛教徒來泉州傳播佛教，他們在泉州傳播佛教的業績雖不太顯著，但于北宋雍熙年間(984—987)建于泉州城南的佛寺寶林院則在當時有較大的影響。印度佛教雖與印度教不同，但兩個宗教活動同為印度人所為，兩個宗教相互間的聯系與影響較為緊密。無論如何，印度佛教在泉州的傳播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一同潮起潮落，例如寶林院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最后不知所終。其二，元初有印度人挹伯魯馬爾在泉州任“港主”，并獲元朝廷的御賜執照，此事非同小可。首先，這說明當時印度人在泉州活動的勢力不小，這對于他們在泉州傳播宗教文化是相當有利的。其次，這說明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十分發達，在泉州港不僅有大批的阿拉伯人，還有許多的印度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在泉州的印度人雖比阿拉伯人少，但同樣有機會當上“港主”。再次，這說明印度教的傳入是“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產物。因為，作為印度商人代表的挹伯魯馬爾在泉州建有一座印度教神廟，這是有記載可見的一個印度商人在泉州傳播印度教的直接例證。其三，印度教的早期傳入在泉州留有一個十分突出的標志物，即今泉州臨漳門外的“大獨石柱”，俗稱“石祖”或“石筍”，是印度教中最大的教派濕婆教派的“林加”神像。該神祇緣于崇拜男性生殖器“林加”，具有毀滅和再生的能力。這一“大獨石柱”，雖說比產生于12世紀后的濕婆教林加派要早，但該教的原教《吠陀經》所崇拜的神像濕婆就是生殖器，故泉州“石筍”從其本源觀念來講，就是印度教的作品，作為崇拜物它可算是濕婆教林加派的直接始祖。此物說明:早在“海上絲綢之路”開通之前，印度教的理念就已滲入泉州;印度人對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貢獻不小，參與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過程。其四，元初泉州建有一座富麗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極盛的標志，也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鼎盛的產物。但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該寺也很快在元末的戰火中被毀。它原址在泉州南門校場附近，即今泉州汽車總站，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該寺的主要價值，并不在于反映印度教在泉州傳播的業績，而在于反映泉州的外來宗教特別是印度教的命運同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相始終。印度教在泉州的歷史命運，成了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文明歷程的縮影。蕃佛寺無疑是印度教在泉州的代表，但由于它過早地失落，以致印度教在泉州無法根植，甚至被人所遺忘。這是印度教在泉州乃至在中國的不幸命運。然與此不同，泉州的“大獨石柱”卻沒有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而消亡，它在泉州較之印度教本身要顯得更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很能與泉州人的社會環境、習俗與心理相吻合，被泉州人普遍接受?？傊?，印度教在泉州存在及消亡的歷史命運，包括其宗教信仰地位的確立和宗教文化傳播的規模，均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密切相關。

三、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環境產物

摩尼教在泉州的傳播，其歷史命運也基本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盛衰過程相始終。但從傳播的路線看，它卻是自北而南，從內地陸路傳入泉州，而不是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海上交通傳入泉州。由此是否可以認為泉州的摩尼教與“海上絲綢之路”無關呢?答案是否的，因為泉州的摩尼教雖非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直接產物，卻也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環境產物。也就是說，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和興盛，推動了泉州形成了大容納的社會歷史環境，使包括摩尼教在內的各宗教文化都能在泉州容納的環境中自由自在地發展。而摩尼教又非一般性的宗教，該教崇尚“光明”，有明確的政治意圖，斗爭性明顯，故長期以來累遭封殺，但在宋元時期由于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發達，摩尼教在泉州活動的空間也相應要大得多，比起全國其他地區的摩尼教所遭到的打壓也要小得多。到了明代，泉州的“海上絲綢之路”雖已走向式微，但泉州容納的氣度并沒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因此在這個時候，當全國其他地區的摩尼教已全部被肅清的時候，泉州的摩尼教卻尚存一脈，留下了一個舉世無雙的“草庵”。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意外收獲，無疑應主要歸功于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所形成的容納大環境，及其所具有的社會包容品質的慣性影響力。與摩尼教的歷史命運有所不同，基督教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它在泉州傳播的歷史過程是極其復雜的。這里我們且不說它自明代以后在泉州傳播中所出現的是非功過，但就宋元時期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則應有一定的認識?；浇虃魅肴?，大約在宋代，但當時所謂的基督教實則是基督教中的一支異端派別，承襲唐代稱“景教”。在元代，景教受蒙古勢力支持，稱“也里可溫”，在中國很流行。當時的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正處于鼎盛期，各種宗教文化大行其道，也里可溫教也不例外，它在泉州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機會。據出土文物發現，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用幾種文字，包括漢文、八思巴文、回鶻文及敘利亞語和突厥語等，這不僅反映了當時泉州宗教文化大融合的盛景，而且也反映了當時泉州基督教傳播的文化影響力，同時更反映了元代泉州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給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帶來了很大的歷史機遇。但由于當時的基督教在泉州的影響力并不大，在傳播的過程中又深受佛教的影響，以致基督教的所謂“上帝”也要用“佛”來稱呼，主教也要用“僧”來稱呼。不過這也無所謂，因為在泉州“海上絲綢之路”這樣一個大容納的環境里，宗教之間互相包容和共存，以致混用稱謂，又有什么值得去計較呢?正如吳幼雄先生對泉州的基督教做出考證認為:“他們遺留下來的宗教石刻，再現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臘、波斯、猶太、印度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國的景教受佛教的影響至深;它從另一個側面再次印證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貿易港，而且是一個文化的焦點。”元代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泉州早期的基督教(景教或也里可溫教)亦趨于衰落，明清以后泉州雖又有新的基督教在傳播，但這與之前的景教已無多大關系。因此可認為，早期傳播于泉州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環境產物。

四、結束語

泉州的歷史并非十分古老，它主要崛起于我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泉州經濟與文化的崛起是我國封建社會拓展海洋文明的必然結果。而宋元時期，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達，則使泉州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鼎盛期。這不僅體現于由“海上絲綢之路”所帶來的經濟實力為泉州社會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而且還體現于由“海上絲綢之路”所形成的大開放格局為泉州社會創造了大容納的社會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泉州社會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外來文化特別是外來的宗教文化，在泉州廣泛傳播，促進了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泉州進一步成為具有廣泛文化內涵的國際大港。從這以后，外來宗教文化在泉州的傳播雖然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式微而暫告結束，但多元的宗教精神及信仰的某些形式依然長期影響著泉州社會，其所蘊涵的許多文化價值成為泉州人乃至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

作者：陳水德單位：黎明職業大學公共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