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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僅涉及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但隨著全球文化交流的迅猛發展,國家和民族間文化對話和交往的領域不斷擴大,程度不斷加深,“現實地存在著國家間的文化力量博弈,文化大國或強國在國際文化博弈中可能表現為文化擴張或文化滲透,而文化弱國則可能面臨這種擴張和滲透的威脅。”[1]外部世界對中國文化的感知與認識,對中國文化的精髓與價值的理解與認同,都會影響到中國文化形象的樹立和文化感召力與吸引力的建構。這種文化形象與文化感召力,構成了一個中國的對外文化實力。國家的對外文化實力是綜合國力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實力的構筑與增強起到了支撐作用。因此,捍衛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就是構建國家文化安全堡壘,促進國家文化走出去,在外部建立文化安全先鋒。這一思想,已經得到我國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明確提出要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這標志著我國將通過建設文化強國、樹立國家文化形象、擴展國家文化感召力來增強國家綜合文化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內容和目標。
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對外傳播。中國典籍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不僅是中國文化的結晶,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譯為外語的中國典籍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條了解中國的渠道,在許多場合甚至是吸引國外人士認識中國、關注中國的重要激發者。中國典籍的對外傳播,首要步驟就是典籍的外譯。較好地傳遞中國典籍中文化信息的譯本,可以宣揚本國的優秀思想文化,拉近中華文化與其他國家文化之間的距離,增進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為中國開展經濟等交流開辟良好的國際環境。而未能正確、清楚地傳遞文化信息的譯本,則會造成中國文化被曲解和解構,中國國家形象和對外吸引力會消損。因此,中國典籍的外譯是增強國家綜合實力、樹立中國形象的重要工作,是在建構國家文化安全體系中必須考慮的方面。然而,以往的中國典籍翻譯研究理念禁錮于文化翻譯理論框架下,局限于語言領域的“信、雅、達”之追求,卻忽略了中國文化典籍外譯中捍衛國家文化安全的考量,其后果是中國典籍在走出去的路上步履蹣跚,其蘊含的國家文化安全作用不僅未能完全發揮出來,有時可能還存在消損或解構中國文化的危害。以下則以楊憲益夫婦的譯本ADreamofRedMansions(以下稱楊譯)和大衛•霍克斯(DavidHawkes)和其女婿閔福德(JohnMinford)翻譯的譯本TheStoryoftheStone(以下稱霍譯)中宗教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為例,分析文化典籍英譯失誤對國家文化顛覆和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危害,剖析其原因,從而提出國家文化安全視野下中國典籍翻譯中需注意的方面。
一、《紅樓夢》二譯本宗教負載詞翻譯的對比剖析
《紅樓夢》是中國文化集大成者,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書中蘊含的宗教意味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文化典籍英譯中,如果不注重其中中國宗教文化的再現,就有可能造成原文文化意蘊和宗教內涵的消解。以下舉例說明。原文中的“戒齋”一詞,是典型的佛教用語。“戒齋”是佛教徒修行的方法,在戒齋時,佛教徒不吃飯。民間百姓信奉佛教,在重大典禮時或想要為自己所犯之錯表示懺悔時,會采取戒齋的方式。這是深受佛教文化影響的一種行為。楊譯為“observ-ingafast”,將佛教文化的習俗準確表達出來。而霍譯“inretreat”,其意義為“靜處一段時間來宗教沉思”。無論是戒齋“禁食”的行為本義和戒齋者的心理本義都未能傳達出來,導致中國宗教文化的消解。此種翻譯方式使《紅樓夢》淪落為一般市井中的通俗小說,其內在蘊含的豐富宗教意蘊和鮮明中國個性蕩然無存。其后果是,“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他們所了解的中國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共振的。”
翻譯者有時可能為了譯入語民眾的理解,為了迎合讀者的語言能力而簡單粗暴地改變中國典籍中宗教詞條的文化要素,以目的語宗教術語替換,還可能造成對原文的曲解。在中文原文中“五臺山”是具有強烈宗教意味的詞。其從字面意思看是指中國佛教圣地五臺山,實則意味“墓地、神圣之地”的含義;而“上五臺山”則意為“到達墓地、死后成佛”。鳳姐用這個短語來隱喻賈母死后成佛,來奉迎賈母追求死后超脫、成仙成佛心態。楊譯文以音譯“五臺山”,并以注釋的方式將“五臺山”所蘊含的“神圣、空靈”的神圣空間的意味表達出來,傳達出詞匯內涵的宗教意蘊,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和宗教特色。霍譯文將五臺山翻譯為“gotoheaven”,將佛教影響下中國民眾不自覺的以成仙成佛作為人生歸宿的佛教宗教心理轉化成基督教影響下西方民眾的死后升入天堂的基督教宗教心理,徹底改變了原文所蘊含的中國文化意味。“世人都道神仙好”,是《紅樓夢》中《好了歌》的第一句,并反復出現。“神仙”是中國道教的概念,受道教文化影響的中國民族,也將“神仙”所代表的那種超脫凡塵、無牽無掛的狀態作為自己的生命追求。楊譯“神仙”譯為“immortals”,將其所代表的那種超脫、不朽、永生的內涵表達出來。而霍譯為“salvation”,就完全曲解了原文本意。“salvation”是基督教的概念,來源于“原罪說”,即人生而有罪,因此要不斷地贖罪,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從而進入基督教的理想世界。這種譯法,不僅未能表達原文中所表達的追求超脫永生的含義,消解了原文的道教文化內涵,反而將“有罪”、“贖罪”、“拯救”的概念誤入進來,原文的中國宗教個性被消解、顛覆和解構。西方讀者在閱讀時不僅無法感受到這部文化經典的精妙之處,無法認識和領會中國的宗教思想、文化意蘊、歷史生活,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甚至會誤以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僅僅是西方人的翻版,中國的文化僅僅可視為西方文化的翻版,中國文化也不過如此。如此一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根本無法為世界所知,中國文化的感召力根本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國家文化的傳播力、感召力根本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方面會遭到覆滅。
霍譯本《紅樓夢》,雖然能夠使《紅樓夢》的故事情節在一段時期內獲得譯本讀者的接收,但其以外語文化顛覆了中國文化,異化了這本具有高度歷史價值與文學價值的文化典籍,并無法釋放中國文化的感召力與吸引力。可以認為,“目前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中華文化自身的豐富內涵和深厚底蘊仍相去甚遠”。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典籍翻譯中,部分譯本未能全面準確地傳遞中國豐厚的文化意蘊,未能在文化典籍翻譯中考慮到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影響力與感召力,未能通過譯入語的語言符號將中華文化全面詮釋與表達。
二、中國典籍外譯的文化安全重責擔當
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典籍外譯,是擴大中國文化影響力、構筑國家文化安全體系的重要手段。為此,必須注重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翻譯主體要樹立強烈的文化安全使命感。中國典籍翻譯實踐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是翻譯者,典籍只有通過翻譯者才能被傳達出去。而翻譯者對待典籍翻譯的態度和認識,決定了翻譯過程中對中國文化相關內容的處理選擇。以《紅樓夢》二譯本為例,楊譯本注重中國文化的清晰展示,采取了注釋等方式將宗教詞條的本真意義進行傳達;而霍譯本則較為隨意地刪減宗教詞條原有的內涵,要么以基督教術語取代反映中國佛教、道教的術語,在此過程中,《紅樓夢》本身蘊含的中國文化信息遭到刪減或曲解。究其原因,就在于兩位譯者不同的翻譯使命。楊氏夫婦翻譯《紅樓夢》的目的是通過傳達原著的文化價值和藝術風采來弘揚中國文化,提升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系統中的形象,其本質就是將《紅樓夢》外譯作為國家對外宣傳的窗口。正如楊憲益所說:“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文字翻譯成另一種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習俗、思想內涵”。[4]而霍譯本主要目的不在于向西方世界精細地傳播中國文化,而在于向普通英美讀者介紹這部中國著作,讓普通讀者了解原著的大體意義。因此,霍氏常常為了適應普通讀者對中國文化不了解的狀況,采取英美讀者可理解的語言進行翻譯,對文化負載詞的宗教內涵的處理常常是改寫、替換或刪減。由此可見,譯者是否具有強烈的文化意識和國家文化安全使命,是影響翻譯過程中對典籍中文化信息處理方式選擇的關鍵因素。為了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中國典籍的翻譯者一定要樹立強烈的國家安全意識,真正擔負起國家文化安全使命。只有真正將典籍翻譯與國家文化安全聯系起來,才可能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真正落實對中國文化的精準把握和恰當翻譯,捍衛國家文化安全才有可能。
其次,語言的表現形式,既要關注順應譯入語讀者的理解方式,也要注重靈活采取注釋、音譯等策略,傳達中國文化信息。“要保持文化的長久影響力,表達與表現方式卻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對文化形式背后承載的觀念、思想、精神的宣傳,“更需要采取隱形的、滲透性的傳播方式讓更多的接受者潛移默化地了解、接受以至于認同”,從而讓“更多的人喜愛中華民族文化,擴大中華民族文化影響力,確立中華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的應有地位”。中國典籍外譯,在正文部分,要在不損害原著意義的情況下,盡量采用譯入語的語言習慣來表達原著內容,以譯入語的表達方式來傳遞原文的思想與情感。當涉及一些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文化性的表達時,則應采取注釋、附錄、插圖等多種方式,以簡明扼要的方式補注原著文化意義。正如楊憲益在翻譯《紅樓夢》中的“五臺山”時,在正文句中,以音譯方式翻譯詞條;而文化含義的傳遞,則以注釋的方式補充。這樣,讀者在閱讀時,并不會因正文有冗余過多的文化信息而中斷連續的閱讀,也可通過再次閱讀附錄注釋等補充信息,深入了解著作表達的文化內涵。以《紅樓夢》為代表中國典籍是中國文化集大成者,濃縮了中國文化的精華。翻譯者一定要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構建國家文化安全體系為己任,在翻譯過程中在關注譯入語表達的地道性和順暢性的同時,更要重視中國文化信息的傳遞。
作者:白曉云 李云濤 單位:綿陽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