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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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者多將亞當•斯密的理論體系作為經濟自由主義的濫觴，而在斯密之前的法國重農學派的理論則往往被忽視。實際上，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深受重農學派的影響，他本人也承認“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重農）學說最接近真理。”“重農學派”（LaPhysiocratie）一詞的本義是“自然秩序”，由表示“自然”和“統治”的兩個希臘詞匯組成。斯密在《國富論》中將它稱之為與重商主義相對的重農學派，因此得名。現代學者經常提及的經濟政策上的“自由放任”一詞正是由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最早提出。重農學派強調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發展農業，并在此基礎上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盡管有學者認為“重農”一詞使這一理論深深打上了重建傳統農業社會的烙印，但結合其產生、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該理論絕非是向傳統社會的回歸，而是直指當時法國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具有鮮明的現實關切和影響。

一、早期重農主義先驅對重商主義的批判

整個歐洲社會的財富觀念在近代早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中世紀，教會反對教徒過分追求經濟利益，認為個人財富的增長與信仰的增進正好成反比，過分看重財富意味著對上帝的褻瀆，經商被視為低人一等。直到17世紀仍有不少法國人認為“：如果世界上存在蔑視的話，那就是對商人的蔑視。”然而，宗教改革后，新教思想逐漸與資本主義精神合流，積累財富成為獲取上帝恩寵和增加上帝榮耀的重要手段。不僅私人工商活動得到提倡，隨著歐洲各民族國家的興起，工商貿易也獲得各國政府的重視，被視為國家積累財富和增強實力的重要手段，重商主義一時成為歐洲各國的經濟指導思想。在這種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影響下，各國憑借關稅壁壘努力擴大出口，限制進口，以保證國內積累更多的貨幣。法國重商主義最典型地體現在路易十四時期擔任財政總監的科爾伯的經濟思想及其政策實踐中。由此，科爾伯主義（Colbertism）成為法國重商主義的代名詞。科爾伯主義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認為貨幣是財富的象征，儲存貨幣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國家貧富的標準。正如科爾伯所說“：只有黃金和白銀才能給國家帶來富足和各種必需物，哪個國家的國民開辦的工業吸引的黃金和白銀的數量越多，這個國家就越富有。“”只有當一個國家擁有大量的金錢時，才會比其他多家更加偉大和強盛。”其二，這一理論在實踐上進一步表現為國家努力開發本國資源的同時，大力鼓勵貿易出口，極力限制國外商品進口，以保證貨幣更多地流入國內而不流出。其三，這是一種靜態地看待經濟發展的觀點，它假設整個歐洲的貨幣總量是不變的，各國的人口數量和工業水平也是固定的。科爾伯說“：荷蘭人憑著向我們出口消費品，在國王的臣民身上發了財。我們越是能夠減少他們的收益，就越是能夠增加國王的現金收益，使國家更強盛，更偉大，更富足。”這種認為各國財富此消彼長的靜態觀點必然會導向一種保守的旨在保護本國商業和貿易的政策。而自新航路開辟以來，在“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的推動下，各國經貿往來日益頻繁，統一的世界市場已初步形成。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重商主義只能作為促進資本原始積累的一種權宜之計，倘長期執行反而會抑制本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它所衍生的諸種弊端在法國這樣一個封閉、腐朽和專制的國家很早便暴露無遺，并招致多方批評。

雖然與英國一樣，法國的重商主義也是力圖通過國家政策來推動工商業的發展，但二者在成效上大相徑庭。法國的重商政策為浮華的貴族階層帶來了便利，促進了奢侈品的大量生產，滿足了皇室王公的揮霍需求，卻極大地限制了普通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導致私人資本的匱乏。該政策不是擴大了法國的商品市場，而是使國內市場更加狹小。英國的工商業在17、18世紀已經非常發達，法國卻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75%以上。重商主義者對農業的發展漠不關心，在他們看來，與農業相比，工業和手工業不受季節和其他各種變化因素的影響，更容易獲得穩定的收益。科爾伯的重商主義在促進法國工商業發展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其對農業這一最大產業的忽視而最終得不償失。由于嚴格限制農產品的進出口，導致國內農產品價格忽高忽低，農民長期遭受價格動蕩帶來的痛苦，農業發展缺乏動力，這也從根本上限制了工商業的發展。同時，專制政府任意制定條例和賦稅也引起民眾不滿，法國各地都在反對過于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例如，南特市議員卡佐•阿萊宣稱“：科爾伯企圖使法國可以不求任何人，但卻要強迫外國人都有求于他。現在，應該拋棄他的這一準則了，他的說法超越自然，有悖天意。”早在路易十四時期，重農學派的先驅人物布阿吉爾貝爾便對重商主義進行了全面批判。首先，他批判了重商主義者所認為貨幣即財富的觀點，指出財富應包括人們全部的享受，不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滿足人們身體官能快樂的一切物品。任何物品尚不能被消費，只能是一堆廢物。只有大量的消費才能促進收入的增加，抑制消費就是抑制收入的增加。對于這一論斷，亞當•斯密認為“無論從哪一點說，都是公正而毫無偏見的”。將國民財富界定為可消費的貨物而非不可消費的貨幣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也肯定了與貨物生產、流通和消費等相關聯的商貿活動的社會價值所在，對政府通過支持工商業發展的相關政策法規有重要影響。其次，他認為法國的重商政策并未促進商業的發展，某些政策反而限制了商貿活動，主張實行貿易自由，互通有無，實現自然的平衡。認為如果讓外國人完全自由地向法國出口小麥，就會克服法國國內糧食價格居高不下的現狀，達到平抑物價的功效；財富要與國家各行各業的生產聯系在一起，不同部門間應自由地進行貿易，各取所需。他在《法國詳情》中寫道“：這不僅發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而且在地方與地方之間，王國與王國之間；否則一方毀于某種消費品的過剩或匱乏，而另一方卻由于完全相反的情況而陷于同樣的災難之中。”

作為農業大國，法國嚴格限制農場品進出口的政策導致了地主與農民普遍的貧窮，結果是資本和消費不足，實業難以擴展，就業機會亦無從增加。再者，在布阿吉爾貝爾看來，法國的重商主義政策無法像英國那樣從海外貿易中獲益，只得依靠向國內臣民征收沉重賦稅來維系舊制度的運轉，而沉重的賦稅限制了貿易自由，阻礙了經濟發展。一方面，當時法國的稅賦太重。政府在征收“達依稅”（按人口和行業征收，貴族與僧侶無需繳納）時任意制定稅則，使納稅者苦不堪言。富人可將應納的達依稅轉嫁給窮人，導致富人愈富，窮人愈窮，甚至傾家蕩產。而富者為逃避征稅也不敢輕易露富，“人們唯恐有露富之嫌或略顯舒適之態，因為任何不懂偽裝成處境凄慘的人都會被課以更多賦稅。”再比如，酒稅的征收使得葡萄酒的價格是批發價格的近20倍，葡萄酒因價高難以銷售進而影響到葡萄種植業，土地一片荒蕪。如此，窮人破產，富人隱財，納稅人數日益減少，國家收入也會相應減少。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此種政策無異于涸澤而漁，焚林而獵。另一方面，法國的稅賦非常繁雜。像巴黎幣、貢銀、短途過路費、過橋稅、儲備金等大稅、小稅、新稅無處不在，且稅率變化不定。法國國內管卡林立，僅一個海港就有26道海關，一條商船必須報關26次，納26次稅方能進港卸貨。布阿吉爾貝爾批評賦稅體制嚴重阻礙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導致國民普遍貧窮，社會消費嚴重不足，整個國家經濟缺乏活力。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正值法國經濟嚴重衰退時期，布阿吉爾貝爾在擔任法官時對農村經濟有過切實了解，深知法國經濟的病癥所在。他對重商主義的批判皆從法國的經濟現實問題出發，認為法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其經濟轉機也必然取決于農業，農業的發展自然會帶動其他產業的繁榮。重商政策不僅未能促進商業發展，反而通過落后的封建稅收體制加強了國家對經濟領域的干預，違反了自然法的經濟準則，扼殺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活力。他是法國經濟自由主義的先行者，為后來重農學派的系統闡發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重農學派鼎盛時期的經濟自由主義

重農學派的輝煌時期是18世紀50～70年代，核心代表人物魁奈、米拉波、杜邦和杜爾閣等皆活躍于這一時期。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魁奈和杜爾閣，前者系統提出了重農理論，后者則將理論推向了改革實踐。雖然重農學派成員之間的觀點不盡相同，但他們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吁求卻異口同聲，不謀而合。從其理論基礎來看，重農學派以“自然秩序”為最高信條。他們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與自然界的物質運動一樣，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社會秩序應該以自然法則為依據，方能達到一種和諧的理想狀態，即“如果不干預自然，它就會導致平衡，導致事物的自然狀態和最使人愉快的狀態。”這種自然秩序觀源自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古羅馬的法哲學思想，直接受啟于法國的啟蒙理性思想。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關于平等、自由、社會契約、人民主權的相關理論對重農學派有重要影響。在重農學者看來，個人利益與自由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礎之上，“只有在自然秩序中，亦即在這種理想狀態下，和諧的個人主義才會達到其充分的發展狀態。”重農學派同意啟蒙思想家的天賦人權思想，但強調不能停留在理論的推理和空洞的論述層面。每個人的自然權利，即享有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與整個社會對自然法則的遵守密切相關。由于社會分工的存在，個人可根據自己的工作情況與他人互通有無，相互補足。也就是“，個人可根據社會分工所發生的利益，在社會中全面地享受自己的自然權利。”重農學派將理性視為認識自然的基本途徑。魁奈認為：“在至高的自然法則中，包含著經濟秩序的根本法則。”人只有通過理性方能獲得必要的知識，方能認識自然秩序，以此作為行動的指南，財富的創造和積累才成為可能，經濟事物也才能井然有序。重農學派并非僅限于抽象的理論思辨，他們還在現實中積極宣揚自然法和推動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法國專制的舊制度統治下，政府對經濟鉗制過多，沉重的賦稅限制了經濟活力，不利于形成一種“適合于人的最有利的秩序”，即社會的“自然秩序”。

魁奈在《經濟表》總則中呼吁“：讓商業保持完全的自由吧，因為對國家和政府最可靠的、最實際的、最有利的國內外貿易調節者乃是充分的自由競爭。”他與法國皇太子（Dauphin）的一段對話則更具代表性。太子問魁奈“：如果你是國王，你會怎么做？”他答道“：什么也不做。”太子接著問“：那么誰來管理呢？”魁奈回答：“自然法。”勒•特龍曾在向法國政府提議時宣稱：“自由貿易是符合自然法的，符合與正義要求的，而符合于自然法的每一種東西都會得到它自己的報酬的。”杜邦在《新科學的起源》中也寫道“：賦稅的數目絕不能由某個人來任意估定，而應由自然法來決定。”作為重農學派的核心人物，魁奈在55歲時被任命為法王路易十五的寵姬蓬巴杜夫人的侍醫，由于經常參加宮廷和貴族的聚會使他結識了很多思想家，如狄德羅、達爾貝爾、埃爾維修、孔蒂亞克、米拉波、杜邦、杜爾閣等，這使他的經濟自由思想在上層社會中有著廣泛的影響。魁奈在反對重商主義的基礎上系統提出了他的重農理論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者僅僅把財富局限于貨幣的狹隘觀點，認為財富不僅表現為能滿足需求的商品，而且與商品在不同國家的價格水平相關聯。他指出：“一個國家的貧窮，并不像人們通常說的是由于它的貨幣少，而是由于它的商品財富不足，或者是由于在這個國家內商品的價格過低。”他還進一步強調，土地而非商業才是財富的最終源泉。在《經濟表》中，他將社會劃分為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階級。生產階級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農場主；土地所有者階級主要是土地貴族；不生產階級是指工商業者。他考察了財富（資本）在三個階級之間的動態流動過程，認為財富的價值最終來自土地，征稅也應該主要來自土地所有者階層，而非其他階層。他還提出“純產品”這一概念，相當于扣除了耕作成本和耕作者自己的工資后剩下的那部分產品，這在本質上可視為地租（剩余價值或利潤的一種形式），它是各部門支付工資的最終來源。他認為對整個生產階層征收沉重的賦稅導致生產成本和農業投資的嚴重不足。對普通農民征收過重的稅費會使其陷入極端的貧困，無力進行消費，而“臣民進行的消費正是收入的來源……人民的收入和支出為君主帶來財富”。這種鼓勵對農業進行投資和積極促進消費的理論從根本上否定了當時法國落后的財政政策尤其是稅收政策，這也表明重農主義者—反重商主義者對國外市場的倚重轉而關注國內市場。魁奈還觀察到，英國實行貿易自由不僅抑制了國內物價大漲大落的現象而且克服了國內糧食短缺的困難，所以，他認為同樣的政策在法國會起到同樣的效果。實現貿易自由必須廢除妨害國內商業及對外貿易的措施，在《人口論》中他寫道“：決不能用限制或壓制對外貿易的辦法來促進航運事業；相反，只有在促進貿易，使貿易得到充分自由的情況下，航運事業才會擴大；得到發展的航運事業反過來也會使貿易擴大，使國家的收入增多。”總之，在鼎盛時期，以魁奈為代表的重農學者提出了系統的重農理論，通過對社會財富（資本）流通原理的闡述論證了經濟自由的必要性。馬克思對魁奈的理論給予高度評價：“這個嘗試是在十八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經濟學幼年時期做出的，這是一個極有天才的思想，毫無疑問是政治經濟學至今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三、重農學派的改革實踐

重農學派的成員中不乏一些政治精英，在政府決策和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魁奈的忠實信徒，以杜爾閣為代表的重農主義政治家在任職內積極革除弊政，實施了一系列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首先，加強對行會的控制，并逐漸廢除這種陳腐的經濟組織。行會制度違背了商業自由原則，行會和行會管事會的特權遭到越來越多的抨擊。伏爾泰在1776年寫道：“所有行會和行會管事會，都是為了從窮人身上榨取錢財，為了使包稅人變富和為了毀滅國家而發明的。”1735~1760年間，商業局駁回了234份關于要求成立行會的報告。商業局局長在1754年寫道“：國王陛下為了便于對所有商人和手工業團體進行全面管理，親自擬定不再承認行會章程的詔書。”杜爾閣上臺后則徹底廢除了行會制度。1776年2月5日他頒布法令，以自然法則為名取締了所有行會，保證了法國人的經商自由。他說：“任何人，甚至包括還不曾取得法國國籍的外國人，不論其身份與地位如何，都可以在王國全境，尤其是在自由的巴黎市，自由地從事一項或幾項他們所愿意從事的各種生意，從事各種藝術和手工職業……”這部法令的頒布意味著任何人只要將其姓氏、住址和職業報告給警察總監便可以順利開業了。這項改革雖然因杜爾閣去職而被暫時擱置，但法國大革命中繼續得以確認。1791年3月通過的法案第一款便是：“取消一切職業特權……任何公民，一經領取執照，付清營業稅，即可自由地從事他所喜歡的任何一種職業或行業。”大革命之后的法國，廢除行業限制、鼓勵經商自由更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

其次，隨著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頒布，法國大工業和商業貿易也逐漸擺脫了各種束縛和限制。大工業進入自由競爭時期的重要標志是自1759年開始政府準許生產印花布和價格便宜的棉布。而在此之前，棉布的生產一直被認為對絲綢和毛紡工場有害而遭到禁止。1779年法國財政總監內克詔書，為不符合規定的紡織品創立“特惠商標”。他說：“我們決定對自由生產的紡織品免去一切檢查手續，借以鼓勵天才和創新精神。但是，我們僅要求這些紡織品的商標必須區別于按照規定標準生產的紡織品，以保證公眾的信任不受欺弄。”這一商標制度，既讓企業之間開放競爭，又保證了產品質量。在商貿自由方面，在重農學說的影響下，1763年政府頒布法令準許在王國內自由販運谷物；翌年，又準許谷物出口。有人指出，這項法令出臺本身說明了政府與舊制度決裂的決心，開始相信市場的調節和人們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杜爾閣上臺后，進一步建立了糧食、肉類和罌粟油的自由流通制度，后來又取消了糧食管理機構。1786年9月英法兩國簽訂了《通商條約》，減輕了彼此的海關關稅。條約簽訂后，法國對英國的農產品敞開了大門，兩國的貿易額大幅增長。英國經濟學家阿瑟•楊在1788年說：“近幾年里，海上貿易在法國比在英國發展更快；這種貿易近20年增長了一倍。”

自由貿易政策的成效由此可見一斑。此外，政府對農業更加重視，對農民的管制和束縛越來越少。許多政府官員積極促進農業發展，例如，分發種子給農民，修筑道路，方便農產品的運輸；開展農業調查，舉辦種種宣傳活動；改良農耕方法和農產品，促進谷物增產，等等。18世紀法國自耕農的數量逐漸增多，農奴越來越少。到1774年法國擁有農奴身份的只有6%；大多數農民擁有了人身自由，他們可以按意愿自由遷移和選擇工作，必要的時侯可以抵押、出售或遺贈他們的土地，原來限制性的法律都被廢除了，領主對他們的管轄亦不復存在。托克維爾認為，18世紀的法國農民已經不再受那些封建惡霸的欺凌，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大大減少，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并且擁有部分土地。隨著各種人身限制的消除，較之于之前，法國底層農民的悲慘處境有了較大改善。這一點從上層社會的口吻中或可探知梗概。哲學家博多在寫給內克的信中說“：如果他們（貧民）愿意并且懂得怎樣成為地主和耕田者，有誰會阻止他們呢？如果他們沒有運氣，沒有本事積累財富，能責怪法律么？能責怪政府么？能責怪地主或耕田者么？”孔多塞也寫道“：窮人們，要是你們肚子餓了，那就為富人干活兒去吧，他會讓你們分享其財富的。”但是，當時法國大量小農的存在嚴重阻礙了法國農業的發展，使其長期處于停滯落后的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農業資本主義才真正有了實質性發展。總體來說，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實行促進了舊制度后期法國經濟的繁榮，政府職能也發生了很大改變，政府從無處不在的行政管制中逐漸退出，市場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些進步都是前所未有的。當然，有些政策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英法貿易的放開并未使法國經濟獲益太多，英國依憑自己發達的工業優勢，使本國的產品充斥法國市場，這對落后的法國工業來說無疑是沉重打擊。不過，從長遠來看，商貿自由乃是大勢所趨。

四、結語

在學理層面，法國重農學派的理論頗具開創性，對亞當•斯密、馬克思等人學說體系的有著重要影響，應引起學界的關注與深入研究。馬克思曾給予這樣的高度評價：“重農學派的重大功績在于，他們在資產階級視野以內對資本進行了分析。正是這個功績，使他們成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重農學派還具有顯明的現實關懷，他們的理論與觀點皆針對當時法國經濟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比如地域關卡對貿易流通的限制、高額稅收導致農業資本的匱乏、普遍貧困產生的消費不足等。可以說，這些“瓶頸問題”是法國政府遲早要面對和解決的經濟癥結。在重農學派的影響下，一系列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得以實施，部分問題得以緩解。亞當•斯密也認為“，就因為他們這種說法，法國農業一向所受的各種壓迫，就有好幾種得到了解脫。”結合當時的具體歷史語境來看，重農學派的學說及其改革嘗試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挽救舊制度所作出的一種努力，即在傳統的政治框架內，力求通過經濟上的改良來擺脫“舊制度”所遭遇的種種危機。他們促使法國的舊制度發生了積極的轉向，這在路易十六時期表現尤為明顯。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那時候比現在享有的自由更多。”這樣，革命的爆發似乎成為一個悖論：一個正在變好的政府因何迎來最終被顛覆的命運？根據托克維爾的觀點，大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法國人民的處境越來越壞，而是因為一方面舊制度賦予了太多的自由，燃起了人們發財的欲望和要求更多自由的激情；另一方面，“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個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從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變革來看亦印證了這一點。雖然改革在一定時期內卓有成效，但政府在政策上多有反復和變動，導致其在爭取自救的同時卻也為自己掘好了墳墓。可見，在社會轉型期的重大經濟變革過程中，政策的穩定性、持續性不容忽視。

作者：許志強 馬春霞 單位：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揚州育才實驗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