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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十年的世事變遷,新自由主義無論在思想理論還是社會實踐方面,已經全過程地演化,其矛盾和惡果已在世人面前充分地展現,不僅中國共產黨人,如今相當多的西方學者、社會人士也紛紛“揭竿而起”。今天,我們的改革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口,有必要把新自由主義的來龍去脈、背景、性質、特征、惡果、一定的歷史作用和它對我們的影響做一番梳理。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并成為西方大國國策的歷史背景
新自由主義最初是作為一種學術思潮、一種經濟學派、一種理論模型而出現的。后來,經過美國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欣賞和接受,逐漸轉化為經濟政策和方針。最后它的性質再次發生變化,成為針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政治工具。首先,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其直接原因是契合西方內部的需要。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誕生于二戰之前,但在當時并沒有受到重視,之所以它在沉寂了近半個世紀后,受到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青睞,主要是二戰后推行了二、三十年的凱恩斯主義,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已是矛盾重重,主要表現是:1.經濟滯脹,西方經濟整體陷入困境,尤其在石油能源危機后更是如此2.財政赤字累累一方面刺激經濟需求導致各國財政開支巨大,赤字不斷上升;另一方面,為了對抗當年社會主義國家生老病死有保障的政策競爭需要,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福利主義,前吃后空,造成國家債務累累。3.國有化的弊端顯現二戰以后,整個世界向左轉,許多國家號稱實行“社會主義”政策。經過二、三十年的時間,西方的勞動生產率逐漸下降,人們的勞動熱情逐步低落。其次,從西方外部情況來看,新自由主義的迅速傳播和擴張,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思想僵化、體制機制弊端日漸暴露,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了解了以上背景,我們就知道,作為二十世紀后期的兩位資本主義“中興”的代表人物——里根、撒切爾夫人,接過新自由主義學說、思潮,并將之轉化為國家方針、政策。對內來說,是克服凱恩斯主義弊端的工具;對外來說,先是所謂幫助拉美國家轉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辦法,后來主要是打壓社會主義國家,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工具、武器。
二、新自由主義的特
征新自由主義,尤其是演化為西方大國的方針政策后,其特征歸納起來,有以下三點:1.私有化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即使私有制有缺陷,也比公有制好,要長期、持久地堅持私有制。并竭力攻擊公有制、國有制,反對國有企業。在新自由主義者的心中,市場經濟始終與私有制捆綁在一起,這是他們的邏輯起點,是他們認為的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因此,根據這一邏輯,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天然地結合在一起的,凡是要搞市場經濟的,必定走徹底私有化的道路;同時,對凡是堅持公有制、國有制的國家,必定攻擊之、打壓之、丑化之,為他們描繪出悲慘的“下場”。2.極端的自由化市場、徹底的自由市場經濟鼓吹徹底私有化的另一面,就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更全力反對政府調控。新自由主義者不僅反對凱恩斯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政府干預,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計劃調節、計劃經濟設想,認為計劃經濟與公有制一樣,都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工具。因此,一些極端分子對中國的巨大成就一是不承認,二是反復預測必將“大崩潰”。3.迷信市場經濟必然能自動平衡經濟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按照他們的學說、觀點施政,就可以避免危機的發生,不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特別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初期,其一時的施政效果確實遠勝于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是由于戰后二十多年來的西方各國國有化、計劃調節,工黨、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政策漸漸失靈;二是二次大戰對財富破壞巨大,當時正處于一個“貧富兩極分化的真空”;三是新自由主義抬頭的時間尚短,其惡果尚未充分暴露。因此,新自由主義者妄言:再也不會出現二次大戰前、尤其是一次大戰前財富分化的情況。不僅西方的許多學者,甚至當年國內有許多學者也十分相信他們的預言和結論,迷信所謂的“機會均等”可以解決資本主義誕生以來的重大社會問題、社會矛盾。
三、新自由主義成為“國策”,進而形成“世策”——“華盛頓共識”
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初見成效(去凱恩斯主義政策),加上上世紀80年代蘇東經濟全面陷入困境、政治動蕩,西方世界認為新自由主義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已經成熟,于是開始著手把它提高到普世價值的高度。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召開了討論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究會。因為許多國際經濟機構的總部設在華盛頓,美國財政部也在華盛頓,會議又在華盛頓召開,故后人就稱之為“華盛頓共識”。當時,蘇東國家江河日下,20世紀80到90年代西方迎來了科技大發展,從電子革命到微電子革命,并進一步爆發信息革命,誕生了信息產業,美國的政界和智庫們欲乘勢將新自由主義由“國策”轉化為世界性戰略、政策、工具。其要害和目的,一是利用西方的經濟、科技的強勢地位,用經濟貿易自由化,沖擊和擠垮社會主義轉型國家和拉美國家,使其成為西方的經濟附庸。二是要將新自由主義特征的東西、特殊的東西、對一國一地一時有用的東西轉化為普遍適用的方針政策、普遍真理,乃至于普世價值。我們并不是說這十條都是錯的,不能借鑒的。如第一條,“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就可以用,但我們要洞察這個共識的本質:美國人是叫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美國財政不行了,就開動印刷機,大印美元,發到全世界去。他們繼續過著超過世人的生活,用著最昂貴的武器、裝備,到處耀武揚威。他們愿意壓縮赤字嗎?他們愿意加強財政紀律嗎?美國軍方有4萬億美元的爛賬、糊涂賬,能審計公示嗎?這就是美國的價值觀。我們千萬不要光看他們口頭上是怎么說的,關鍵要看他們實際上是怎么做的。
四、新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的影響
無巧不成書,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同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般地“巧遇”了,必然發生聯系和互動,剪不斷理還亂,由此帶來了三個情況:
1.西方政界和智庫對我們作出了誤判西方主流的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觀以及他們的經濟思想決定了他們的不變觀點——凡是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必定推動和實施私企、私有化;而凡是搞私有化的,必定走美國民主政治道路,必定建立美國式的政治制度。看到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搞商品經濟,搞市場,搞改革,搞開放,搞引進資本、技術、管理,搞特區……;特別是小平同志關于改革的一系列論述,關于計劃與市場的論述,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西方政界、智庫被“迷惑”了,他們從鄧小平同志的“三上三下”來判斷,他是“走資派”,中國必將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因此,直到1989年“六四”風波前,西方與我們渡過了近10年的“蜜月期”,這寶貴的10年,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利用資本主義、利用資本、利用先進技術、管理的大好機會,我們借此獲得了改革開放的良好開局。
2.給一部分中國學者、學生,包括一部分領導干部帶來消極影響由于社會主義是新生事物,實踐時間有限,又在落后國家先行,各種社會條件(生產力、科技、資金、資本、文化、教育)嚴重不足;加上帝國主義的封鎖、擠壓,國際環境比較險惡;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式的理解和實踐,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又逐步暴露出體制、機制上的弊端。當年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對改革的看法很不一致,以至錯失良機。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社會被“左”的思想所籠罩,被“階級斗爭為綱”所束縛,不敢講弊端,不敢講問題。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乘虛而入,對計劃經濟體制、公有制存在的弊端和問題加以攻擊和揭示,以及對“”中產生的種種罪行歪曲為社會主義本身的問題。改革開放后,新自由主義思想、觀點、書籍傳入中國,正中那些飽受痛苦的人們的下懷,成為他們的“鴉片”;一大批學者奉為圭臬,一下子“思想解放了”,新自由主義思潮席卷學界。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國策實施后,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生產效率大為提高,科技迅猛發展,經濟繁榮,民眾生活水平高,在強烈的對比之下,當時不少年輕人甚至喊出了“不要社會主義天堂,寧要資本主義地獄”的口號,不少年輕人爭先恐后地離開中國,想要闖進“資本主義地獄”去。一批學者甘居新自由主義學派在中國的代言人,馬克思主義被丟到了一邊。由于原來的體制、機制方面的弊端,加之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式地理解和實踐,挫傷了一部分民眾對社會主義、對公有制的信心,再加上我們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時間太短,其成果和優越性尚未全面體現,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惡果也未充分暴露,所以一時很難說服信奉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學者,甚至一些領導干部也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思潮。有一段時間,我們有的干部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是黨的方針政策,內心接受的卻是新自由主義思想,一部分進而墮落為犯罪分子,為今后生活創造“條件”,也為私有化準備“第一桶金”。
3.經過反復較量和演化,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逐漸演變為有意識地打擊、消滅社會主義、共產黨的工具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理論而興,然而在當時的國際格局的影響下,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較量中,逐漸演變為有意識地打擊、消滅社會主義、共產黨的工具。歸納起來有5條:“三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二反對”:反對公有制、國有制;反對計劃調節、國家調控。“兩個永恒”:私有制是永恒的;市場經濟是永恒的。“兩個迷信”:迷信自由市場經濟是均衡經濟;迷信私有化、市場化可以解決重大社會矛盾,只要“機會均等”。美式政治制度、價值觀是民主的模式。三權分立,兩院制,多黨制是唯一的選擇。
五、幾十年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惡果
上世紀70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兩代人的時間,因推行新自由主義而滋生的惡果已經充分顯露。我著重從其在經濟、社會中造成的惡果加以揭示:
1.貧富兩極分化在全球范圍內,1%的全球富豪掌握的財富與剩下的99%的人口所掌握的財富一樣多。62個最富的人的財產可抵36億人之和。而那些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德,貧富差距也正日益擴大。
2.危機不斷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是二戰后最大的一次危機,其損失堪比1929年大危機。除了2008年外,大家記憶猶新的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俄國金融危機,拉美金融危機等等。新自由主義者所謂的避免大危機,只是一種天真的幻想。
3.人群分化,社群分裂“馬太效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顯現,即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如英國有1/5的人口處于貧困線下,每天為了支付賬單,養家糊口而掙扎著,西方國家中的中產階級在縮水,發展中國家中的中產階層日益焦慮。
4.債務累累,財政危機,社會危機在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不可能實現獨霸天下,西方社會的政策,是由各種政治力量和民眾力量的較量決定的。因此,福利主義在西方(尤其是歐洲)長期存在。幾十年下來,債務累加(無論是國債還是私人債務),財政負擔不堪重荷。另外,與人民相關的基礎設施已破舊不堪。二戰后,西方在五、六十年代迎來一波大規模基礎建設,相隔了四五十年,早已破舊不堪。而富人并不因為有巨量的財富而去做善事,這兩者并存,相互疊加,人民能不怨恨嗎?再者,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福利主義、工資收入剛性、福利剛性、裁員或者崗位流動困難、生產效率下滑、員工心態變壞、勞動熱情低落均在西方或隱或現。
六、新自由主義一定的歷史作用
對于新自由主義幕后推手險惡的政治目的,我們要堅決反對、批判、揭露,但新自由主義本身并不是一無是處的,應該一分為二。歸納起來,新自由主義有三個作用:
1.促進效率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這同樣適用于我們今天。二戰后短短幾十年內所積累的財富,相當于資本主義誕生后兩、三個世紀的財富總和,這是不爭的事實。
2.推動世界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雖然我們反對新自由主義者口中的那種市場化,但新自由主義畢竟對于轉型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區別:一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可以與公有制相結合;二是,我們有兩只手——無形和有形之手,國家可以干預調控,當然前提是要正確地調控;三是,市場經濟原則適用于經濟領域,不能一切市場化,公共領域如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公共衛生等等絕不可市場化,殘疾人、無勞動能力的貧困人群還是要提供公共保障、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這也是解決貧富懸殊的辦法之一。公權力絕對不能市場化;四是,市場經濟是一個歷史階段,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但它不是永恒的、永生的、絲毫不變的。
3.推動了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我們對“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主要是從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角度去認識這個問題,是從落后國家轉為社會主義,要過生產力這個關的角度去考慮。我們利用我們的比較優勢(資源、勞動力、地理地域等等),以及我們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思想優勢壯大我們的經濟實力,發展生產力,促進、擴大、豐富分工,加強國內外的合作、協作,發展科技,推動科技創新,求得雙贏、多贏和共贏。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推進社會主義,促進社會主義走向新的高潮,一句話,就是利用、運用資本主義一切有益于社會主義的東西,為我服務。因此,我們是支持、參與、推動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在可能的范圍內,在可能條件下,減少其負面影響,
七、結論
本來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學派,新自由主義無可厚非,但一旦它被納入某種政治目的和陰謀中,性質就變了。對新自由主義中有害于社會主義中國,有害于中國的發展,有害于中華民族復興的,我們應該堅決反對、批判,消除它的惡劣影響。同時,我們也要堅持一分為二的方法,辯證地、歷史地分析新自由主義的方方面面,對有益的、可用的,予以肯定,并予以運用;對西方政界、智庫中,堅持其險惡政治目的必須揭露、反對,并竭盡全力地予以化解。
作者:周鶴齡 單位:上海黨建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