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腐倡廉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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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社會剩余產品的出現，誘發了人類的私欲，出現了私有制，產生了社會階級分化。“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1］。在階級社會中，私有制激發了統治階級對利益的渴望，驅使他們千方百計地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公權力的異化必然損害人民的利益。“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腐敗是伴隨著私有制而產生的，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社會里，腐敗是不可避免的。在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尚未從國家形態中分離出來，缺乏獨立性，處于被動地依附于國家權力的狀態。社會沒有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來防止國家及其公職人員對權力的濫用以及以權謀私的行為。在資本主義時代，市民社會雖然從國家體系中獨立出來，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生產資料私有，極少數剝削者剝削和壓迫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社會制度。“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1］。資本主義國家處于強勢地位，掌握著社會的公共權力和強制性的物質力量。人民雖然獲得了公民權利，卻沒有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力，代表著極少數剝削階級利益的國家和擁有管理社會的公職人員很容易運用自己對社會公共權力和強制性的物質力量的控制來取得對社會的支配權，以謀求自己所處階層和階級的最大利益。人民民主權利的存在只不過是這種行為合法化的幌子，剝削制度的國家政權成為腐敗的溫床。腐敗從經濟上講是私有制的出現，從政治上講可以歸結為剝削社會的存在和國家的產生，有鑒于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革命是無法根治自身的腐敗，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消滅私有制，“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1］，建立起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制度，才能最終消滅腐敗。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并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質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1］。只有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收回人民的公共權力，對社會經濟制度予以根本性改造，實行公有制，腐敗才會根除。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人類社會腐敗的根源，揭示出人類社會消滅腐敗的終極方向。

無產階級要改造傳統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政權應當建設成為廉政政府

根據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規律的考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代表的是少數剝削階級的特殊利益，公共權力產生異化，進而造成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的對立。資產階級掌握的“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1］。在這種情況下，防止權力腐敗要求無產階級“奪取政府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權利”。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無產階級要改造傳統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使得原先由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回歸人民，消除權力異化的制度根源，進而實現國家的消亡，才能消滅階級剝削、階級差別以及階級本身，最終實現共產主義。19世紀70年代，法國巴黎工人舉行了震驚世界的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資產階級舊政權的基礎上，對巴黎公社投入了極大地革命熱情。在總結巴黎公社革命的經驗時，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之后，應該“建立一個不但取代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政權豢養了大量的軍隊、警察和官吏，制造大批的國家寄生蟲和巨額的國債，“表面上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最丑惡的東西，正是這個社會一切腐敗事物的溫床”。這種狀況加重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負擔，加深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的政權，是帝國制度的直接對立物，“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公社在鏟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支舊政府手中的物質力量以后，便急切地著手摧毀作為壓迫工具的精神力量，……這樣，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偏見和政府權力的桎梏”。在巴黎公社中，凌駕于人民和社會之上的政權消失了，取得代之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權。原先被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攫取的人民擁有政治權力則重新回歸于人民，同時還掌握了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前擁有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人民擁有隨時罷免公職人員的權利則形成對國家公職人員的有效監督和制約，鏟除了腐敗滋生的土壤，有效抑制腐敗的產生。據此，馬克思得出的結論是“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終于發展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而工人階級的政府之所以是真正的廉價政府，在于其打碎了復雜的軍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機構等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把所有的軍事、行政、政治的職務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一方面取締國家寄生蟲的非生產性活動和胡作非為，從根源上杜絕把巨量國民產品浪費于供養國家這個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員執行實際的行政管理職務，不論是地方的還是全國的，只領取工人的工資。由此可見，公社一開始就厲行節約，既進行整治變革，又實行經濟改革”。列寧也睿智地觀察到，巴黎公社政府官吏“變成不僅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一經人民要求即可撤換的官吏，處于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們從占有能領取資產階級高薪的‘肥缺’的特權階層，變為特殊‘兵種’的工人，其報酬不超過熟練工人的一般工資。……巴黎公社這一特殊的國家類型的實質就在于此，而且僅僅在于此”［2］。因此，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要以廉價政府為目標。“公職人員都由人民選舉產生;所有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數選民的決定隨時撤換;國家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絕對禁止公職人員除薪金外兼有其他收入”［2］。列寧在高度肯定巴黎公社實現廉價政府目標的同時，進一步將建設廉價政府作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路徑。列寧認為“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并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建設不能僅靠少數人或者一個黨派就能獨力實施的，要靠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的勞動者來合力實現。而無產階級政權的建設必須符合農民的利益訴求，才能夠獲得農民的支持。“在任何一個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占大多數)，大多數農民是受政府壓迫而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有一個‘廉價’政府的。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3］。

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要求實行廉潔政治，無產階級政權要防止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

無產階級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決定了無產階級的本性是大公無私的。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本質上是為人民謀求利益的的，同時以消滅私有制及其伴生物———包括腐敗在內的各種社會不公為自己的政黨目標。在馬克思恩格斯眼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本質是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屬性內在地決定了政權屬性，要求實行廉潔政治。1871年，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時候指出，“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機關予以鏟除，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和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當局那里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承擔責任的勤務員。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于任何一個為自己企業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雇主一樣”。在此，馬克思明確地對無產階級政權予以定位，一個是“社會的承擔責任的勤務員”，一個是“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政權應當是負責的社會勤務員，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應當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無產階級政黨和政權的本質工作。馬克思恩格斯科學地預見到，無產階級政權在發展過程中，如果未能采取有效的廉政措施對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則會發生異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恩格斯認為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中社會公仆仍有變為社會主人的可能，指出“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國家廢物全部拋掉”。無產階級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防止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馬克思恩格斯盛贊巴黎公社所采取的防范措施。“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曾經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基礎上，馬克思全面闡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要采取各種措施防止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思想，并從制度保障方面進行設計。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從普選制度、罷免制度和監督制度三個方面入手。第一，人民群眾通過行使普選權把自己信任的人選進國家機關，是保障人民參與國家管理的根本性措施。而“普選權在此以前一直被濫用，或者被當做議會批準神圣國家政權的工具，或者被當做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一次，來選舉議會制下的階級統治的工具;而現在，普選權已被應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選舉它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職人員”。無產階級政權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和等級授職制，是保證國家公職人員作為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的首要條件。第二，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強調人民群眾擁有對不稱職的國家公職人員隨時撤換的罷免權。人民群眾通過行使罷免權，及時糾正不可避免地出現公職人員用人不當的個例和執掌公權力時濫用職權乃至貪污腐化的現象，避免對國家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損失，及時設置止損點。罷免制度是無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安全閥。第三，馬克思恩格斯將人民監督視為無產階級政權防止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有效途徑。無產階級民主政治要求實行政務公開，從而使得國家機關的一切事務都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要讓所有人都來行使監督的職能，使所有人都變成“官僚”并最終消滅官僚。列寧充分肯定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公仆”思想的意義，要求公職人員消除升官發財的思想，采取動員上前線，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等措施，明確黨員的社會公仆角色，堅決“清洗黨內那些只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愿肩負為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重擔的人”。列寧在領導蘇維埃政權的建設時提出了無產階級政權在繼承資本主義進步的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同時要以人民監督來制約權力，進而防止資本主義腐朽模式的復辟。他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指出，“現在有一種使蘇維埃成員變為‘議會議員’或變為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趨勢。必須吸引全體蘇維埃成員實際參加管理來防止這種趨勢”。列寧認為必須發揮人民參與政權的監督和管理，充分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通過強化人民監督權，有效地防止權力異化，使得社會公仆蛻變為官僚。

無產階級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貪污腐化，同官僚主義作堅決的斗爭，清除黨和國家機關中的腐敗現象

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黨性是大公無私，要求實行廉潔政治，無產階級政權應當是廉價政府。這是就本質而言的，但并不否認無產階級政黨本身不會出現腐敗現象。由于新政權在經濟、政治、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還帶有脫胎于舊社會的印記，不斷面臨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和物質拉攏，無產階級政黨和國家內部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后期，資產階級“正在利用繁榮或半繁榮，來收買無產階級”［4］，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遭受腐敗侵蝕，無產階級隊伍中出現了被資產階級收買的腐化墮落分子———工人貴族，他們靠出賣工人利益和黨的原則來謀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實際好處。恩格斯痛斥這些人是“狡猾的生意人”，如果不同這種謀取私利的惡劣行為進行堅決地斗爭，就會葬送黨的事業，主張要把腐敗分子堅決清除出黨，他認為倘若“一個政黨寧愿容忍任何一個蠢貨在黨內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開拒絕承認他，這樣的黨是沒有前途的”，一個健康的黨必須要清除這些蠢貨。十月革命后，列寧把貪污受賄作為共產黨的大敵提了出來，認為擺在共產黨員“面前的三大敵人就是:(一)共產黨員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貪污受賄”。在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面臨帝國主義進攻威脅的時候，為了新經濟政策能夠順利實行，列寧領導開展了反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斗爭，因為“只要有貪污受賄這種現象，只要有貪污受賄的可能，就談不上政治。在這種情況下甚至連搞政治的門徑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就無法搞政治，因為一切措施都會落空，不會產生任何結果”［2］。為此列寧要求各級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組織投身到反對貪污受賄的斗爭中去，對貪污受賄嚴懲不怠。列寧在1918年5月給庫爾斯基的便條中強調，必須盡快制定一項有關懲治賄賂行為的法案。對那些玩忽職守、貪贓受賄、侵犯公民權利的國家公職人員，除了給予必要的組織和行政處分外，還必須處以一定的刑罰乃至槍斃。根據列寧的建議，中央通過了《對懲治貪污的法令草案的修改》、《關于肅清賄賂行為》等一系列反腐敗的法律，為清除腐敗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列寧抨擊更多的是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維埃政權內的官僚主義，幾乎將官僚主義作為腐敗的同義語。十月革命徹底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官僚機器，蘇維埃政權展現出勃勃的生機，甚少沾染官僚主義習氣，使得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地尊重和發揮。但此后不久，列寧就警覺地發現官僚主義禍害開始逐漸顯露。一方面，新生的國家機關“僅僅在表面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另一方面，“直到現在，我們還很少考慮和關心我們國家機關的質量”。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逐步推行，諸種官僚主義習氣在各級蘇維埃機關中開始泛濫起來，并逐漸滲透至黨的機關。列寧尖銳地指出“官僚這個專干行政事務并在人民面前處于特權地位的特殊階層的機關來說……與俄國的落后性及其專制制度相適應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無權，特權官僚完全不受監督”［1］。官僚主義嚴重妨礙以至壓抑廣大人民群眾投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積極性，腐蝕黨的肌體，危害黨的執政地位，輕則使黨和國家喪失威信，重則亡黨亡國。“我們所有經濟機構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列寧對官僚主義的根源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在微觀層面，個人對利益的過度追求是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在中觀層面，社會主義初期政治體制的不完善是官僚主義產生的重要原因;在宏觀層面，社會主義初期社會文化的落后是滋生官僚主義的土壤。上述三者中列寧更為關注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列寧認為要積極運用法律武器同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做斗爭，因為社會主義法制能夠提供這種斗爭的條件。“蘇維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為它使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作斗爭。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里，都沒有給工人和農民提供這種可能”［3］。通過“讓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對官僚主義、拖拉作風和經濟工作上的指揮失當進行司法追究”的司法途徑，不僅能夠懲罰官僚主義作風，如此這般方能更能“提高人們過問這種目前很難對付的壞事的責任心，可以引起工農群眾對這一重大問題的主義，可以達到取得更大經濟成就的實際目的”。列寧還多次強調要吸引廣大群眾參加蘇維埃工作以根除官僚主義，“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徹底掃除了資產階級政權中無數阻礙勞動者參加管理的法律，為勞動者參加管理工作創造了條件。但由于現階段勞動者的文化水平比較低，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但直接管理是努力的方向。同時，文化落后會妨礙黨員和群眾利用法律同腐敗現象進行斗爭。布爾什維克黨也提出了“工人應當學習管理國家”的口號，并以此激發工農干部學習管理的熱情。因為只有通過長期的教育和學習，提高廣大人民的文化水平，“用比以前大得多規模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組織起來，同時真正實行吸收工人參加管理的種種辦法”，才能把蘇維埃機關中的守舊官僚清除出去。列寧還提出了以監督制約權力是反對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手段。列寧認為權力監督的主體是人民群眾、國家機關、政黨和群眾組織。其中，人民群眾是權力監督的核心力量。權力監督的客體是公權力所有者，重點是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為了搞好權力監督工作，列寧對權力監督的途徑進行了探討。列寧建議在黨內建立行使職權的、具有高度權威的黨的監察委員會進行黨內監督;在政府機構中設立工農檢查院搞好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并嚴格執法以搞好法律監督;吸收工農群眾參加監督工作以搞好人民監督，同時還要求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眾團體對各級黨員干部進行監督。此外列寧還強調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把輿論監督作為消除腐敗現象，保障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無產階級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黨內非無產階級成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無產階級政黨在資產階級包圍中建黨，生于斯，長于斯，資產階級必然拼命地以自己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影響共產黨。隨著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發展和黨的隊伍的壯大，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成分所帶來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無時不刻地影響著共產黨。誠如恩格斯所言，“我們一直在黨內同小資產階級的市儈庸俗習氣作最無情的斗爭”［4］，黨內要開展思想斗爭以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1878年10月，俾斯麥政府通過了“鎮壓社會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宣布社會主義工人黨為非法組織。面對普魯士政府的強行壓制，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出現了以莫斯特、哈賽爾曼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和以“蘇黎世三人團”為主要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兩種錯誤傾向。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蘇黎世三人團”的極端右傾機會主義理論進行了堅決地批判和深刻地揭露，痛斥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想把黨變成資產階級的工具，并建議把他們開除出黨，以保持黨的純潔。同時，馬克思恩格斯表示黨并不反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入黨，但是“如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在此，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黨內非無產階級成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思想。列寧在領導無產階級的執政實踐中意識到，要保持和鞏固蘇維埃政權，首先要把布爾什維克黨建設好，其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最為必要。他認為冒險家和其他危害分子為了自身的利益乘機混進執政黨里來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大可不必懼怕。因為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沒有這種現象。關鍵在于“以健康的強有力的先進階級作為依靠的執政黨，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隊伍”。列寧向全黨提出了要善于純潔黨的隊伍的任務，并積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列寧要求執政黨堅持發展黨員的標準，嚴格入黨條件。早在十月革命勝利時，他就向全黨呼吁“應當努力把黨員的稱號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對于那些徒有其名的黨員，即使白給也不要。執政黨的力量和作用不是取決于黨員的數量，而是取決于黨員的質量。黨所需要的是那些經過嚴峻考驗，真心贊成共產主義，忠于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根據列寧的提議，俄共開始了改善黨員社會成分和進行重新登記的工作，延長新黨員的預備期。其次，列寧將開除黨籍作為純潔和鍛煉先鋒隊的手段。通過對全體黨員進行重新登記和的形式，將那些“欺騙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誠分子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雖然‘改頭換面’但內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維克從黨內清除出去”，以保持黨的先鋒隊性質。再次，列寧強調要重視與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斗爭，“共產黨和領導文化教育工作的蘇維埃機關以及工會中的全體共產黨員，都應當更加重視同工會中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思潮和傾向進行思想斗爭，尤其是在新經濟政策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加強資本主義的時候”［1］。他深刻地指出了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經濟根源和思想根源。“我們現在要堅決反對的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影響，就表現在對饑荒和失業現象同組織和紀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著國民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聯系這一點認識不足，就表現在還牢固地保持著這樣一種小私有者的觀點:只要我能夠多撈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1］。面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復辟，列寧認為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提高黨員的政治思想水平。為此，俄共專門制定了黨員思想教育的提綱，并把對黨員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作為黨的代表大會的主要議程并形成相應決議，利用各種手段、途徑和載體對黨員進行教育和改造，從而提高了黨員的共產主義覺悟，增強了為人民服務的意識。

無產階級執政黨要保持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

聯系人民群眾并善于發動人民群眾是布爾什維克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列寧強調“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氣勃勃的人民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并保持政權”。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由在野黨變成執政黨，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列寧在總結布爾什維克黨成功的經驗時指出俄國工人政黨的議會代表最突出的地方是聯系工人群眾，在工人群眾中通過忘我的工作，完成秘密宣傳員和組織者平凡的、不顯眼的、艱苦的、默默無聞的、特別危險的職責。在執政條件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密切聯系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并取得他們的支持，否則就無法發揮執政黨的領導作用;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也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力量。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之所以獲得群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除了靠自身對革命的忠誠以及堅韌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以外，也要靠它善于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聯系、接近并在某種程度上打成一片，還要靠人民群眾的切身經驗來檢驗黨的戰略和策略。可見共產黨如果不能密切聯系群眾，贏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就會產生生存危機，遑論發揮領導作用。如同列寧所言，“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經常同群眾保持真正的聯系的黨，善于領導這些群眾的黨”［5］。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就在于能夠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是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根本標志。而人民群眾的支持正是無產階級執政黨的力量源泉。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帝國主義向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動了瘋狂的進攻。面對群眾積極支援戰爭和參與經濟建設的高度熱情，列寧感嘆“勞動群眾擁護我們。我們的力量就在這里。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不可戰勝的根源就在這里”［2］。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鞏固與發展同樣也是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支持。列寧在革命接近勝利的時候就預料到革命的勝利和黨的威信的提高會使黨的負責工作人員產生驕傲自滿情緒，提醒全黨要防止這種情緒的蔓延，要求全體黨員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力戒驕傲自大，否則會使黨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列寧告誡無產階級執政黨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不能因勝利而驕傲。拋開人民群眾光靠共產黨員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是幼稚的想法。“對于一個人數不多的共產黨來說，對于一個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一個大國在暫時沒有得到較先進國家的直接援助的情況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共產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就是先鋒隊往前跑得太遠，沒有‘保持排面整齊’，沒有同全體勞動大軍即同大多數工農群眾保持牢固的聯系”［5］。脫離群眾就會使共產黨違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法繼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終將會喪失民心而導致執政權旁落。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而應當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保持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

列寧堅決批判和反對任何形式的黨內特權，始終認為每一個黨員都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在執政不久列寧就宣布不給執政黨以任何特權，認為讓黨員享有優先權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禍害，無論現在和將來都要同特權現象進行斗爭，教育共產黨員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制定黨的方針政策時要充分結合群眾的個人利益，不能濫用職權乃至以權謀私。列寧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嚴格遵守法律。1918年的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列寧的倡議下通過了《關于確切遵守法律》的專門決議，明文規定所有蘇維埃政權機關和一切公職人員都要嚴格遵守共和國的法律。列寧還高度評價巴黎公社廉價政府實行的普選制和工資制，提出要明確蘇維埃政權各級干部的待遇，批評那些擅自提議增加待遇的人，要求任何人不得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使國家機關的職務真正變成無利可圖的但是光榮的位置。列寧不僅嚴格要求黨員領導干部要廉潔奉公、艱苦奮斗，而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無論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始終過著與勞動人民一樣的艱苦樸素的日子。言而總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腐廉政思想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反腐廉政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腐廉政建設指明了方向，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需要我們不斷地學習和研究。（本文作者：黃圣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