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法治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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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農戰，輕工商

作為戰國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為了實現秦國的富國強兵，大刀闊斧地推行變法，采取了與儒、墨、道、農等學派全然不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治國方略。商鞅變法最為核心的措施是施行農戰政策。商鞅認為，農業是財富生產的源泉，發展農業可以增強秦國的經濟勢力，農業人口又可為征戰提供兵源；戰爭則可以兼并他國，擴大封建國家的疆土。農業和戰爭是最重要的國家大事，能否使廣大人民重視農戰也就成了商鞅變法能否成功的關鍵。商鞅把農業視為“本業”，而把商業和手工業稱為“末業”。“圣人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為此，商鞅“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困末作而利本事”。為了保證封建國家的財源和兵源，商鞅規定凡是努力經營農業生產，多繳納租稅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凡是棄農經商或怠惰以致貧窮而交不起租稅的農民，沒收為官府的奴婢。商鞅還采取加重關市的商品稅，不許商人販賣糧食，商人的奴仆必須服徭役等措施，迫使商人棄商歸農。同時，商鞅還認為，國君要想控制天下戰勝敵國，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首先必須制服自己境內的平民。所以他說：“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

“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商鞅理所當然要把人民嚴格納入其強權政治、政策法律的指引和控制之中，使之完全圍繞國家政治目的服務。商鞅變法時期秦國民眾的生存生活狀況不僅受到上述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而且當時的政治、法律與制度環境，對消費的影響也很大，因此，當時的秦國所謂“民以殷盛”也不過是相對而言。韓非繼承李悝、商鞅重農抑商思想，力主耕戰政策，強調“富國以農”。“富國”是韓非的治國目的，而發展農業又是他富國的根本途徑。韓非對于非農活動深惡痛絕，他指出，如果無需有耕種的勞苦就可以獲得富足的實惠，無需冒打仗的危險便可以得到尊貴的官爵，那么人們誰不樂意這樣干呢？結果就出現了一百個人從事于智力活動，卻只有一個人致力于耕戰事業的狀況。從事于智力活動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壞；致力于耕戰事業的人少了，國家就會變得貧弱。這就是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因此，韓非把學者（指戰國末期的儒家）、言談者（指縱橫家）、帶劍者（指游俠）、患御者（指依附貴族私門的人）和商工之民并稱為“五蠹”，認為這五種人無益于耕戰，就像蛀蟲那樣有害于社會，會造成國破朝滅，必須堅決去除。在“五蠹”中，韓非對商工之民尤為痛恨，指責他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他們投機取巧非法獲利，搜括到的財富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幾倍，獲得的尊貴地位也遠遠超過從事耕戰的人。韓非希望明君治理國家的政策，要使工商業者和游手好閑的人盡量減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從事農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業的人多。韓非強調“富國以農”，力主耕戰，固然有其積極意義；但他把工商業視為與農業對立甚至水火不容，這就走到了極端。商業是交換流通的重要部門，抑制商業的發展，勢必造成整個國家的社會生產中交換環節的萎縮，“富國”將大打折扣，人民的消費也會受到很大影響。民乃國之根本，孔子曾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話精辟地揭示了民富與國富的辯證關系，民富才能國強，藏富于民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執政理念的偏離導致了秦國短暫強大之后的迅速滅亡。

二、抑消費，強法制

商鞅根據其重視農戰、弱民強國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廢好惡、去享樂的主張。在他看來，“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為了防止人們出現淫亂之心，更好地維護統治階級的長久統治，不僅要控制百姓的物質生活，更要進行精神管控，遏制百姓的喜怒哀樂。商鞅為了推行其重農抑商的政策，不惜以強權法令以控制社會經濟、控制消費方式，他所采用的辦法很多，其中一項就是對酒肉等“奢侈”消費品實行重稅，使之十倍于成本，目的消減商賈之人，避免百姓大臣過度沉湎于吃喝玩樂。按他的說法就是：“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則農不慢；大臣不荒飽，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商鞅為引導一種農業消費方式，反對人們消費酒肉，即對酒肉采用高價政策，以高價限制消費。但是，酒肉高價必然增加商人的利潤，所以商鞅在提高酒肉價格的同時，大大加重對酒肉的征稅。在這個問題上，商鞅對價格刺激生產、影響消費的作用已經有明確的認識，并充分運用了經濟力量來實現政治目的。商鞅還指出，音樂、歌舞、裝飾品及其它生活上的縱欲，不僅會造成物質上的浪費，更重要的是還會導致人們的精力分散，不安心農戰，使人們的智巧得以發展，甚至還會激發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聲服無通于百縣”，這樣百姓就會“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在《商君書•說民》中，商鞅毫不掩飾地說：“禮樂，淫佚之徵也”，將禮制、音樂視作縱欲放蕩的誘因，因此，他禁止各縣聲色娛樂，以一民意。

韓非對人性認識的出發點是“自為心”，他認為求利是人的本性，且一般人的欲望總是無止境的，難以滿足。韓非特別告誡人們，過度的消費欲望會導致奢侈和怠惰，甚至會使人驕橫放縱，最終陷入貧困。“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平日勤苦勞動，能忍受饑寒，這樣的人家即使遭受戰爭的災難饑餓的禍患，也能吃飽穿暖；平日安逸享樂，豐衣美食，遇到天災荒年，就得賣妻賣子。“夫富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侈泰則家貧……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韓非反對個人物質欲望的過分自由發展，主張經過自我調整，使自己的物質需求自止于足；而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主張君主可“操名利之柄”，利用人趨利避害的本性，使用“刑”、“德”兩手，驅使人民進行耕戰。韓非認為，僅靠“禮”是不足以規范、制約人的物質欲望的，所以他提出了“法”，“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韓非秉承了其師的“性惡”論，認為有鑒于人性之惡，必須以法治之，以“嚴刑”、“重罰”的“法治”來對治儒家的“德治”、“仁政”。法家強調以法立國，在經濟領域也善用法治手段進行干預，甚至開創了運用征稅等方式影響消費的先河，然而，嚴刑峻法的主要目的不過是與民爭利，實現強權和擴張，短期內雖然幫助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卻終究難以擺脫其歷史局限性。兩千多年來，對法家的“法制”思想，對法家以強權法令以控制社會經濟、抑制民眾消費的行為主張，特別是對于商鞅及其變法的評價，一直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司馬遷把商鞅視為天性殘忍少恩的人，認為商鞅最終在秦國落得個謀反的惡名是有緣故的，他指出“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蘇軾也認為商鞅變法是不顧人言，一意孤行，因召怨天下而滅亡，他在給宋神宗的上書中說：“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滅亡。”司馬遷和蘇軾對商鞅的評價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觀念，歷史上幾乎沒有其它學派學者像法家這樣，強調國家應該以嚴刑峻法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事實上，商鞅的悲劇在于他過度強調以農戰富國、強國而不恤民情，忽視民生，悖于常理，以至“國強民弱”，民怨沸騰；而法家學派對人求利本性的客觀認識，倡導以嚴格法律制度對經濟活動進行監管的思想，仍值得借鑒。

作者：劉芳單位：云南財經大學財政與經濟學院